国际翻译大师谈翻译学的何去何从

 
引言
跨学科虽为译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但毋庸置疑，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游移及融合贯通，也使译学研究的学科界限产生了问题。翻译早已不是简单意义的从一个语言到另一个语言的转换，所以单纯的本体研究显然不够。传统的等值和忠实观，其机械僵化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与日益发展的翻译学格格不入，却又纠缠不清，给翻译学带来了认知层面上的困惑和混乱。总体上，现代翻译学缺乏贯通性，学科快速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稀释了翻译学的专业特性。但原则性地规定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又势必具有排他性。如果明确区分什么是翻译的本体问题，什么仅是翻译的相关问题，又可能僵化我们的研究思路。毫无疑问，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为翻译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无疑有助于推进理论创新，但也需要我们仔细分析跨学科及学科交叉的性质、模式、特征，以求做到合理有效的借鉴、整合及利用，从而有力地促进翻译学的健康发展。此外，对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大量难题，我们应该寻求理论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做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探索。
一
翻译学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从其他学科借用了不少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曾几何时，Nida 的翻译理论大行其道，给翻译学科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变化。他的翻译理论昭示了试图就如何进行翻译研究达成共识已难以实现，同时也冲破了传统思维的禁锢。在以语言学为研究途径的Catford，Nida，Newmark 和 Willis 之后，Bassnett，Levefere，Hermans，Even-Zohar，Toury 等人所代表的各种学派轮番登场，多元系统理论、操纵学派、规范原则，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理论等也一
度适时地影响甚至主导翻译研究。另外，性别视角拓展了有关方法论问题的位置（positions）范围，并在当下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里重构译者的主体性。但如此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闹，有时不免让人有蜻蜓点水般的肤浅感觉。相关的理论光怪陆离、异彩纷呈，又常常相互对立，面对翻译的纷坛之象，何去何从亦难选择。
尽管如此，翻译学在艰难的跋涉中，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不断的自我否定，跨学科杂合组合构成了翻译学的特质，这又决定了其游走于主观改写行为与客观能指实践之间，皆因不同的文化语境和翻译实践突显的翻译问题有所不同。翻译学研究的重点涉及跨文化和跨学科语境下认知、构建、冲突与改造的过程，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意义、阐释、意指和表现。随着文化社会态度、话语空间以及各种权力形式介入到翻译研究─旨在应对翻译实践的复杂化，翻
译的学科身份必然趋于跨学科性质。关于如何看待译学研究的“越界”行为，始终存有争议。究竟什么是研究范围或研究对象？谁来规定？如何规定？译学界要达成一个 Holmes 在 70 年代初“翻译的名与实”一文里所提出的、带有一体化的共识目标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然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呈赫然大势，并有助于克服僵化的研究思路和打破狭隘的学科限制。但值得警示的是，借助外部成果不是为了省力而简单机械地套用，而是要借此克服单一化的视野和方法论的欠缺，摈弃传统的翻译观所代表的某些僵化思维模式。广义上的翻译无处不在，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曾深刻地影响过并将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翻译在跨文化交际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专门研究翻译的学科─翻译学─的发展，显出令人触目的滞后，其历史也相应地较为短暂。加之，学科的定位的不甚明确，身份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课题。长期以来，有关翻译学边缘化的哀叹与惊呼不绝于耳，学科版图失守，不少翻译学者为此痛心疾首。
但是，令人不免称奇的是，其边缘化十分特殊：由于边缘化的概念是在边缘罅隙间重新确立的，故引起了学界的连连关注。边缘化的自我授权特性得以重新发掘。如今的翻译学与开放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实践息息相关。日渐突出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坚硬界围，是翻译学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加以分析和审视。鉴于文化翻译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内容，文化的深远含义对于翻译活动举足轻重。文化改写的动机未必是真实性的生产，改写要么是出于必要，要么是与目的性有关，或二者兼而有之。结果自然是，翻译出现的或抑或扬，一切与文化、政治、社会价值观不无关系。在 预 测 未 来 几 十 年 翻 译 的 研 究 领 域 时，Tymoczko 写道：“翻译的首要研究领域便是尝试笼统地下一个翻译的定义”(2005: 1082)。 她的言外之意是要找一个说明构成翻译的宽泛定义。这话金译通自由翻译威客网
多少带点讽刺意味，正如 Tymoczko 所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翻译学者们一直在为此不懈地努力，而定义翻译活动的问题显然没有解决。”尽管如此，照 Tymoczko 看来，这样的尝试绝不是“微不足道”(ibid:1083)。问题在于，长期以来裹足不前的僵滞局面让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很没面子，同时也让人迷惑不解。半个世纪的时间都不足以把定义弄妥，竟可能还得花几十年功夫 (ibid)。说到底，Tymoczko 也认为应有个终极的关于翻译的共识性定义。其实，也许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其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值得商榷。而且在根本意义上，翻译的不可定义性与翻译的不可译性，互为表里、互为因果。许多声称不可译的东西已被译了出来，而这译出来的东西是翻译吗？如果不是，是什么？不可译的译本？一定条件下，不可译性是可以向可译性转化的，反之亦然。可译与不可译的互转以及之间不断游离，对定义的内涵和方式提出了挑战，而定义的多义性势必造成游移不定。但如果定义因此显得过于含糊宽泛，其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凡此种种，似乎使翻译研究处于瓶颈状态，而且也附带说明，翻译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离成熟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作为一门学科，它毕竟不能永远新兴下去。翻译学是到了穷途末路？还是将经历一次华丽转身？现实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问题的复杂性并不至于此。翻译学的脆弱性还进一步体现在不同文化对翻译有不同的定义方式，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和套用 (adaptation)。此外，有关定义的问题，如Andrew Chesterman 与 Rosemary Arrojo 所指出的，是基于理论的：“对于任何事物的定义都离不开理论，于是在我们开始仔细研究翻译定义之前，也就没有对‘翻译’完全客观的定义，可以让我们轻易接受，因为绝不可能有包罗一切的有关翻译的任何定义”(2000: 152) 。这番带后现代色彩的论述表明：翻译没理由受一个僵化定义所局限，因为翻译本质所反映的可相互替代的弹性在不同语言文化里是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进一步而言，学者的个体差异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和定义翻译。如 Chesterman 和 Arrojo 所说：“不同的学者抱有不同的研究目的，于是容易产生不同的定义”(ibid)。另外，翻译定义欠缺准确从五花八门对翻译的比喻中，亦可管窥一斑。大家不厌其烦地说翻译像这个或那个，但较少说翻译究竟是什么。然而，问题的要害在于，对于翻译的思考缺乏连贯性，亦显得有些幼稚。有关翻译的定义众多，但竟无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定义，乃至究竟什么是翻译都成了不解之谜。Hebenstreit 指出：“大量的定义，尤其是相互对立，常被视为那些尚未发展成熟学科的典型症状”（2007: 197）。如此煽动性的言语具有警示意义，让我们意识到潜在的问题和麻烦，最终可能影响到翻译学科的身份问题。譬如说，“文化转向”引发了翻译的文化维度的有益探讨，然而身份问题又被难以界定的文化概念所困扰。Kaisa Koskinen 如此发问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实际依据才能证明某一文化的存在？”（2004:143）一方面，“文化转向”将翻译学从早前的形式主义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有人把“淡化了的翻译概念以及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归咎于文化（Boyden, 2008:151）。的确，放任文化调节与社会改革的疏离或脱节未必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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