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世界里的眼镜蛇
我总是被电视里身着军装、面部刚硬、充满正义感的男人所迷住。戴笠不是其中之一，可我却在第一眼时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
我所听到的戴笠，被人们钉上了负面的木条，上面还挂了块牌子，黑色墨水有点模糊但仍可辨认，“特务头子”。凤凰网里给戴笠这个名字贴上了很多标签：国民党、军统、间谍、反共、抗日、蒋介石……如果福尔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去写令人惊奇入迷的戴笠的故事。
戴笠在情报界可以说是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一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报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
戴笠像是天生的特务，对于他无所不及的特务网，不少中外记者都十分着迷。抗日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甚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都有戴笠的特务。
即便他在抗日战争中做了贡献，他毕竟是“蒋介石的佩剑”。作为戴笠，靠蒋发家，报蒋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否认。蒋介石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反共；蒋介石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去看望，以示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介石的谦卑、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也许这种软弱只是在面对蒋介石时，无人能敌的杀人头子岂是虚名？1933年6月18日，一辆小轿车刚刚驶入上海法租界的亚尔被培路经陕西南路，突然从旁跳出四名大汉，持枪急射，汽车司机中弹后夺门而逃，车中乘客却送院不治气绝身亡，此人就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的挚友杨杏佛。执行这项刺杀行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秘密组织蓝衣社，而负责人正是戴笠。同年11月他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中国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策划过长达十年的白色恐怖，参与策划李公朴、闻一多等人的暗杀方案。
他杀了很多人，但他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事实上戴笠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有计划地保持距离。他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在他人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如何“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戴笠被认为是最神秘的人物。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
时代所生活下的人，总是根据时代的风向来判断自己的命运。而戴笠则是命运海洋里的非凡舵手，他在惊涛骇浪的世界里平行着自己的步伐，使自己立于不倒。这是一条具有杰出判断与魅力的眼镜蛇。
他的头脑周密细致，能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三十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产生距离感。也许只有秘密世界的特殊性才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魏斐德评价戴笠时说：“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没有人知道这以后戴笠生活在哪个世界。有人说是蒋介石所为，有人说是被马汉三杀害，还有人说他跟本就没有死。同一时间，不同的流言四起，传播在这个内战前夕的世界里。关于戴笠的死亡，就像他本身一样，神秘无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这是与武则天的无字碑有着相同性质的挽联。人们在津津论道武则天时好歹有提到她的“是”，可在谈及戴笠时，眼里流露的憎恶太明显。我不是一个“反政府”，也不想给戴笠定一个模板，仅能做的只有哀叹，哀叹他活在一个与国民党挂钩的秘密世界里。倘若他当初是为共产党做事，现在会不会受万民崇拜？历史没有假设，他已在历史里安眠，我又何必去计较这么多。
我所听到的戴笠，被人们钉上了负面的木条，上面还挂了块牌子，黑色墨水有点模糊但仍可辨认，“特务头子”。凤凰网里给戴笠这个名字贴上了很多标签：国民党、军统、间谍、反共、抗日、蒋介石……如果福尔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去写令人惊奇入迷的戴笠的故事。
戴笠在情报界可以说是少有的天才，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一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报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
戴笠像是天生的特务，对于他无所不及的特务网，不少中外记者都十分着迷。抗日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甚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都有戴笠的特务。
即便他在抗日战争中做了贡献，他毕竟是“蒋介石的佩剑”。作为戴笠，靠蒋发家，报蒋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否认。蒋介石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反共；蒋介石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去看望，以示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介石的谦卑、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也许这种软弱只是在面对蒋介石时，无人能敌的杀人头子岂是虚名？1933年6月18日，一辆小轿车刚刚驶入上海法租界的亚尔被培路经陕西南路，突然从旁跳出四名大汉，持枪急射，汽车司机中弹后夺门而逃，车中乘客却送院不治气绝身亡，此人就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的挚友杨杏佛。执行这项刺杀行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秘密组织蓝衣社，而负责人正是戴笠。同年11月他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中国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策划过长达十年的白色恐怖，参与策划李公朴、闻一多等人的暗杀方案。
他杀了很多人，但他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事实上戴笠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有计划地保持距离。他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在他人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如何“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戴笠被认为是最神秘的人物。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
时代所生活下的人，总是根据时代的风向来判断自己的命运。而戴笠则是命运海洋里的非凡舵手，他在惊涛骇浪的世界里平行着自己的步伐，使自己立于不倒。这是一条具有杰出判断与魅力的眼镜蛇。
他的头脑周密细致，能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三十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产生距离感。也许只有秘密世界的特殊性才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魏斐德评价戴笠时说：“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没有人知道这以后戴笠生活在哪个世界。有人说是蒋介石所为，有人说是被马汉三杀害，还有人说他跟本就没有死。同一时间，不同的流言四起，传播在这个内战前夕的世界里。关于戴笠的死亡，就像他本身一样，神秘无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这是与武则天的无字碑有着相同性质的挽联。人们在津津论道武则天时好歹有提到她的“是”，可在谈及戴笠时，眼里流露的憎恶太明显。我不是一个“反政府”，也不想给戴笠定一个模板，仅能做的只有哀叹，哀叹他活在一个与国民党挂钩的秘密世界里。倘若他当初是为共产党做事，现在会不会受万民崇拜？历史没有假设，他已在历史里安眠，我又何必去计较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