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美妃：悠长假期
这个曾是日本童星的女演员现在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与害怕在日本陷入刻板的未来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写铃木美妃可能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年多的日本女演员在新浪开了微博，从2010年2月1日开始，她发了几千条内容，有将近两万多个粉丝—其中就有我的同事和朋友。
这些微博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在中国拍戏、找房子、跟朋友出去玩、自己做饭、看超女、逛超市、谈论音乐和看过的电影电视剧等等。看铃木写的微博比看记者写她要有意思多了：她的微博签名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的诗；她在里面使用“哎哟喂”、“得嘞”这种北京人特有的口头禅；喝酒的时候说“走一个”；形容自己是“吃撑了的吃货”⋯⋯
我的一个追看她微博的朋友评价说，“这姑娘整个就是一北京妞儿啊”。
铃木说，她到中国来看的第一批小说是王朔写的，那时候她完全看不明白老北京的这些俗语，但又觉得很好玩，于是就买了本《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对着使劲练—难怪了。
她的粉丝不叫她铃木，很北京地称呼她做“木姐”。木姐的微博里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内容是她每天事无巨细地写自己怎么做饭，京味十足，透着一股率真活泼的家常劲儿，让人没有距离感，上传的饭菜照片也挺诱人。
开微博第一天，铃木就汇报说：“今天做了泰国咖喱。”之后只要在家，她隔三差五就会做各式面条、炒家常菜、包饺子—总之是每做一道菜必上传照片或发表“吃撑了”、“味道很正，我很得意”、“吃饱了很幸福”的感言。
这姑娘在北京待久了，口味似乎完全中国化了，经常在家炒麻婆豆腐。有一次她包出一大锅胡萝卜蘑菇馅和茴香豆腐馅蒸饺，煞有介事地说：“素饺子不适合煮”—从2010年起，铃木成了素食者，理由是年纪大了，吃肉的欲望自然就降低了。8月份的时候她学着做凉面，很得意地传授秘诀说这是贵州朋友教的方法，要“先煮后蒸”。我同事看着微博上的那一大笸箩面直纳闷说：“她自己吃得完吗？”后来她解释说，那是在朋友家聚会的时候做的8人份，“我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我还得减肥呢”。
她的微博还直播了一次北京暴雨惊魂夜。5月份的时候，铃木住的公寓租约到期，发动朋友帮她找间平房。她的好朋友小松帮她在老城区找着了一间“房租2000元以内，带卫生间带厨房，安全而且比较独立的小平房”。
7月26日，铃木在晚上11点45分时发微博说“屋外大雨，屋里小雨”。
她后来跟我说：“我整晚都在担心，心想这屋顶不会塌了吧。”结果，12点半的时候，不停漏雨的屋顶还真的“哗啦”一声塌下来一角，幸亏是砸在放洗衣机的那个角落。她顺手发了张照片放上微博，这条消息引来一片留言，大伙儿纷纷说“保重啊”、“我来帮你修屋顶”、“干脆来我家住算了”或者是“原来演员也这么苦啊”。
还有人说：“你让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观了。”
她豪气地回答说：“我没事，放心吧，当长了次经验。”
“这就是我喜欢中国的缘故。”铃木说。她最早接触中国人是在25岁前，那时候她在日本当演员。铃木出身单亲家庭，妈妈曾是舞台剧演员，退出这一行后在东京开酒吧，常有相熟的中国留学生去那里喝酒。她工余会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在那里认识的几个中国朋友一直让她感到十分亲切。
“日本人的亲切是种很矜持的有礼貌，骨子里跟人有距离感，”她说，“但中国人如果接纳了你，就会真的把你当成家人”。
这个印象在后面的5年里一直没有改变过。2006年，铃木中断自己在日本的演艺生涯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那时她26岁，和中戏06级表演系本科班一起上课（她的同学里现在比较出名的是在《新还珠格格》里演五阿哥的张航睿）。“同学都比我小很多，但都很照顾我。”铃木那时候只上了半年多的中文补习班，说话还不大利落，出去办事吃饭，同学都抢着帮她说。她说：“我总觉得他们拿我当妹妹看。”她当时在北兵马司胡同的房东大妈把自己出嫁了的女儿住的屋子（也是平房）租给她住，每天早上还会按时叫她起床上课。
“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友好。”铃木说，这种善意让她感到舒服，“北京人尤其这样”。
她的微博粉丝确实也都挺护着她的，大多数留言都很亲切。有粉丝还挺为她的事业担心：“木姐，你怎么每天都在家做饭，你是不是没工作啊？”
宅在北京
铃木身材纤细，动作灵活，把棕色瀑布样的长发随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朋友送的深蓝色手工苗绣外套，每天骑着自己的永久自行车到处转悠，皮肤已经被夏天的阳光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她去买东西的时候，卖水果的阿姨问她，你不是汉族吧？她问对方你怎么知道？阿姨说看你的皮肤颜色，还有听你的口音就知道肯定是少数民族。她哈哈直乐，“反正她说的也算是对的⋯⋯”
我见到铃木的时候，正赶上她把“宅女”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她接的一个电视剧在6月杀青，原本北京旅游局有一个对日本播出的体验北京的节目，每年会找她在6月到9月担任出镜主持人，介绍一些关于北京人文历史方面的内容。但今年正好赶上日本地震，这档节目没有录。她没有再接活儿，准备欢乐地过其“悠长假期”。
在北京时，铃木天天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候在朋友家的聚会里和几个人一起鼓捣出够七八个人吃的菜式来。她长时间散步，去看朋友的演出，“认真地发会儿呆”，或者在家上网。铃木顺便接了点翻译工作—一些剧组里用日本演员，需要她把他们看的剧本翻译成日文。她翻译累了偶尔会在微博上发发牢骚：“我想跟编剧大师们说一件事，你们写抗日剧本，我看的都很精彩，不过明明给日本兵起了名，可描述他的时候都用‘突然鬼子拿起枪来⋯⋯鬼子说⋯⋯突然鬼子看她’干脆别起名，直接叫鬼子甲或鬼子乙更省事儿嘛。”
她的状态看起来十分悠闲，但也确实挺让旁观者疑惑。且不说演艺圈竞争有多激烈，现今社会里，不管你想在哪个领域出人头地都必须先“劳其筋骨”。她那位正在媒体上大放异彩的老乡加藤嘉一在北大念书时的时间表是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上完一天的课后在晚上7点坚持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此人凭借这种近乎严酷的自律和努力获得了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谈判者、中国通等等。他每日找人谈事、查阅新闻、处理邮件，除了给媒体供中文稿还要写博客，平均一天只睡几个小时。
但铃木却说：“夏天不工作多好啊。”尤其2011年夏天雨水多，不热，住在胡同里挺舒服—年初的日本地震后，她想住得离地面近点，于是就租了间平房。来北京5年多，兜兜转转换了七八个地方住，她还是最喜欢老北京住胡同的感觉，“这样更接地气”。
我开始以为铃木是属于想领略中国文化或北京风情的那种外国人，所以问她的问题有点像问小资或者旅游者。比如，你觉得北京最好吃的餐馆在哪儿啊？她回答说：“我很少出去吃饭，通常都在家里自己做。”
我不甘心，继续问：“北京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儿？”她说：“其实奥运会后北京修得有点过了，把老房子拆了盖成仿古的，这样不好。”然后她问我，“胡同里平房的房顶你爬上去过没有？”我摇头。她说如果爬到房顶上去看看，就会发现一片片的屋脊此起彼伏还是挺好看的，这是她觉得“北京最好看的地方”。不过她自己家的屋顶刚塌过一次，爬上去不方便。
到最后，我终于有点弄明白了，她确实是打算在北京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一直在这里这么生活下去，”她颔首，“不回日本了”。“这么生活下去”的意思是说，当她不在外地拍戏回到在北京的家里时，每月的花费基本不超过500元（这还是包括了房租在内），自己做饭洗衣服、喝很多茶、坚持素食、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很少逛商场买衣服。“但我喜欢逛超市，”她说，“每次都能逛上两三个小时”。铃木的朋友圈子不大，跟演艺圈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实际上，这个圈子里知道她的人不多，她也承认：“我基本上是和他们分开的，是刻意的。我介入不进去，也没必要进去。”她的固定好友圈里，最常见的是艺术家、音乐人和自己开小店DIY的手工艺人—她戴的耳环就是朋友做的，而且这些人都是中国人。
“我要想认识日本人，我干吗不在日本待着啊。”我问她怎么规划自己在中国的演艺生涯，有经纪人吗？
她回答说，没有啊，我自己接活儿。
大多数找到铃木的剧组，都是请她演一类角色—日本人。“我特明白这事，中国演艺圈有多少演员，怎么会挑我来演中国人。”她能遇到的角色大多和抗日或者伪满国历史有关（她在中国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由于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里挑选自己觉得有趣的角色，所以她在中国有一半时间要做出镜主持人，也会给中国电视剧里演日本人的中国演员配配音。
铃木在中国接拍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在中戏念到第二年时偶然找上门来的《中国面之旅》，为日本观众介绍中国的面条。“从陕西到新疆，我吃了好多好多种面条，”她说。在那次旅行里，她不但喜欢上了中国的面条，还爱上了西安，这个古老的城市还保有唐朝的余韵，和日本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渊源。
铃木来中国后演出的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基本都是误打误撞碰上的。一个是《蜗居》里的正雄妈，那个角色设定本来比她的年龄大很多，但是导演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快开机时不得已找她来救场。演完《蜗居》之后，铃木上街买菜，会有路人抓住她问，你是不是演过电视剧里的日本人啊？
另外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是《神探狄仁杰4》里的遣唐使有则理惠，她之前为导演钱雁秋的另外一部抗日背景的电视剧配过音，算是老熟人。2009年钱雁秋找她拍这部古装戏时，铃木挺兴奋—她的合作者大多是中国顶尖的话剧演员，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梁冠华老师（她叫他“胖哥”）和吕中老师，这让同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的她很享受这次拍摄。
《神探狄仁杰4》播出后，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店员热心地问她：“您是有则将军吧？您需要停车票吗？”有则将军想了想回答：“我⋯⋯骑马来的。”
“你不想让自己更成功点吗？”我问。
“在工作上我更相信随缘，”她说：“反正有事打电话就能找到我。”
但要命的是，她在百度百科的介绍词条里写着“铃木美妃⋯⋯习癖：不接电话，熬夜”、“做事都凭直觉”⋯⋯我约她做采访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不到人，最后靠发短信才联络上。她平时上午和晚上会把手机调成静音，而且像所有的宅人一样，没接到的陌生电话她很少打回去，理由是“要真想找我，总是能找到的”。
这哪有一点像积极推销自己的样子啊？这样能出名吗？我简直有点开始替她着急了。
“我这样挺好啊，”她安慰我说，“我要是真过成了你说的那样，我不就等于又回到日本了吗？”
谁更像日本人
对她的这种放松状态觉得疑惑的人大概不止我一个。比如，第二次和我一起去为她拍照的摄影师也挺纳闷。
铃木有礼貌但很坚决地拒绝在她住的院子里拍照：一个原因是那是大杂院，她怕干扰街坊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住的院子四周景观很有特色，明眼人一看照片可能会猜出她住在哪儿—看得出来，她在相当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铃木后来借了好朋友山人乐队的乐手符特（朋友们都叫他小不点儿）的家来拍照—这是从大杂院中隔出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小院。符特和家人已经在这里住了3年，他在天井里铺了木地板，还种了爬山虎、茉莉、薄荷和辣椒。院子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大大的木几案，上面放着喝茶的用具和他在旅行中捡来的各色好看的石头。院子里的各种用具都很普通，但灶台和房间里一尘不染，透着股家常过日子的舒适劲儿。摄影师想拍铃木在厨房做饭，她几分钟就切出了一堆细细的胡萝卜丝—“留着晚上做饭用”。我后来意识到，这就是她跟朋友一起做8人份贵州凉面的地方。这个院子里的其他街坊也都认识她，她见人一口一个“阿姨”、“叔叔”。
符特跟我说：“她嘴甜，人缘好。”
摄影师拍完她后也问：“你就这么喜欢这种生活吗？”我理解他的意思，铃木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实在太普通了。她自己也说，房子车子这些东西，跟她从来都无缘—这种态度和北京多数雄心勃勃想买房买车的年轻人相比显得过于无欲无求，都有点不真实了，尤其她还是个演员。这种疑惑其实很普遍，比如，她租到这个月租1200元的小平房时，粉丝里就有人很纳闷地问：“你要是在日本发展条件不会这样差吧！这是为啥呀！”
铃木小时候是熠熠发光的明星，她5岁就开始演舞台剧—舞台剧一直被认为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形式。日本的电影电视演员成名后无不以参演舞台剧为荣，认为这才是对自己演技的最终肯定。而铃木11岁就在东京的帝国剧院演出音乐剧《OLIVER!雾都孤儿》—帝国剧院是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之一。她11岁之后成了一系列百老汇音乐剧的女主角，比如《孤女安妮》、《草原小屋》等等。14岁时，她在话剧《奇迹的人》里扮演聋哑的女一号海伦·凯勒，舞台表现力可见一斑。
在她的作品年表里，15岁到18岁前后是空白。铃木说那时她特别想上学。“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上学，我就很委屈，”她说：“我从小忙着演戏，没有完整的念书时间，我想过普通人的学校生活。”于是，整个高中时期，她推掉所有片约，认真念书准备考大学。
铃木的性格在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初露端倪，她的经纪公司和妈妈都不理解她的选择，但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他们觉得我就该是个演员”，但铃木显然更想弄明白的是“自己是谁”，“除了表演以外还能做什么”。苦读三年后，她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的文学院。她在大学念了一年以后选择重回舞台—一方面，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她真心喜欢演戏。新的经纪公司把她很普通的名字“铃木奈央”换成了“铃木美妃”。就这样，在20岁前后，她以成年人的身份进入了演艺圈。
在日本，舞台剧演员的境遇其实和中国一样，很受尊重，但因为比较小众，挣钱不多。为此，经纪公司帮她接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来演，期间她还因为电影《WildFlowers》得到过电影新人奖。
但这样按部就班地接戏演戏，到了2005年，铃木感到精神危机在逐渐迫近。
她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好像能一眼看穿自己未来10年、15年后的生活，“和现在一样，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任何变化”。铃木最宝贵和赖以生存的东西也受到了威胁—这种情绪甚至导致她对表演也逐渐丧失了兴趣，而这恰恰是她最不想看到的。这个低谷期的出现有部分原因是日本演艺圈内竞争极其激烈，超负荷工作后她还要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几乎没有私人时间。另外，铃木少年时代的成绩太耀眼，导致经纪人和家人对她的期望建筑在一个过高的起点上，这也对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她无法回应这些期待，觉得活得太累了，而且“这不是我，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段时间里，能理解她而且陪她聊天的人，恰好是之前认识的中国朋友，“我一直很好奇，他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最终，2005年底，她决定选择来中国作为逃离日常生活的出口。
她到中国不久就得到了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的机会，于是向经纪公司告长假。公司和家人都很奇怪，要进修也该去美国镀金学英语啊，跑到中国上学干吗？“但经纪公司的人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所以就说没办法啊，你去吧，”铃木说，“不过他们只给了我一年时间。”
中央戏剧学院头一年的学习生涯给她日后的中国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她每天早上跟同学一起去跑步，而且花大量时间进行最基础的发声和形体训练，“我中文就是这么慢慢过关的”。当时，铃木算是班上舞台剧表演经验最丰富的学生，但“中文台词的念法和日本不同。语言不同，呼吸方法和形体动作也就不一样。一切都要慢慢重新学过。”
和所有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铃木喜欢北京的胡同，所以在中戏附近租了间平房住。但2006年的冬天让她见识了平房生活的残酷一面。“厕所在外面，屋子里冷得要死，我把棉衣什么的都穿上，还戴上帽子。”很奇怪，铃木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在意外在环境，也许一方面当时她不知道自己这种不事生产的生活要过多久，想尽量省钱；另外一方面，她也有点刻意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吃多少苦。
到了2007年，日本电视台找到铃木拍《中国面之旅》，这是她在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工作。“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的工作就没有断过。”铃木说。有了工作，她在中国待下去的可能性忽然就增大了。2007年年底，她跟经纪公司提出解约，“之前他们还存着希望等我回去，我很不好意思地跟他们说放我一马吧。”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了解她的性格，只有苦笑，双方友好分手。
从此，铃木成了地地道道的“北漂”。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屋子的主人，山人乐队的符特，悠闲自在地拿出吉他，靠在墙边断断续续地即兴弹奏。符特今年28岁，在我这个外行人的耳朵里，他这些优美的吉他即兴听起来活像中国的古琴曲。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哥哥小松目前在练习古琴—这是中国古代最优美也是最难掌握的乐器之一，演奏者需要修炼平和的心性。
符特是贵州兴义人，来北京已经快10年了。他的哥哥是摇滚乐手，妹妹是舞蹈老师，这一家人都很有艺术天赋。
“你觉得她（铃木）的选择很难理解吗？”他问我：“其实很简单，多数人都在做明星梦，可她小时候已经是大明星了，她不需要这个。”
“她现在只是想做回自己而已。”
在这些很亲近的朋友眼里，铃木纯良、有幽默感、会照顾人而且做饭很好吃。符特说，她其实比现在的大多数姑娘都更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传统女孩”的样子，而且她完全不装模作样。铃木自己也说：“我连3天都装不了。”她发微博说的都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少评价别人，也甚少涉及中日关系这类时政话题。看得出，她一直都很谨慎，“我非常害怕自己说的事情不真实”。但即便如此，当中国发生动车事故时，微博上热传一张“日本女主播播报中国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偷笑”的图，她还是忍不住出来澄清事实，指出女主播是在播报菅直人发言时发笑，但是被PS成了动车事故，这张照片其实是合成照—这条微薄引发了一些议论，她后来把它删除了。
“其实我是个演员。”她引用周星驰《喜剧之王》里的台词半开玩笑地说—她希望别人能这样简单地看待她。我向她指出，她待在中国，演舞台剧和获得好角色的机会反而少了。“是啊，”她承认，“但在这里我有自己的时间，没人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只要能一直演戏就好了”。
“要留下总要付出代价，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啊。”
难道这种生活不会让你感到焦虑吗？我问。焦虑谁都有，她回答。在日本，人们休假超过一周就会坐立不安，似乎一旦放松就会被主流社会抛弃。与在日本时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变化而焦虑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显得像“小菜一碟”。
“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年纪大了，前途会怎样，”铃木说，“但那些不是我现在焦虑就能解决的。”焦虑一阵子后，“自己做碗面吃”，也就不焦虑了。
这种状态使得她，一个日本姑娘和来自贵州的符特之间的共同语言显得比我和后者更多。和铃木一样，符特在10年前选择离开家乡实现音乐理想。2001年，他来北京和哥哥一起住在树村—这个被叫做京城摇滚村的小村庄当时正面临拆迁，他赶上了中国地下摇滚最美好时代的尾巴。
这个布依族男孩屋内陈设极为简单，但一尘不染，其中最显眼的东西是十几种民族乐器，我勉强能辨认出其中有弦子和琵琶。他带着它们和山人乐队一起在全国巡演，还去了欧洲的音乐节。
他和铃木都曾怀有同样的恐惧。“假如不离开家，我的生活也是可以预期的，”符特对我说，“山里人的生活就是早早结婚生子，毫无悬念。”
“我身边有很多人几十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全世界到处走，”符特说：“我们是在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和她（铃木）会是朋友。”
最终，铃木真的让我爬上了房顶，去看看她眼里“北京最好看的地方”。我战战兢兢地顺着一个不太结实的木质梯子爬到屋脊上。这是一个最为接近我们童年记忆中阳光明媚的北京的下午，因为刚刚下过雨，空气里已经渗入一丝秋天的气息，古老的灰色平房屋脊在我的眼前像波浪一样起伏，鸽哨声响彻蓝天。这个城市的某些部分在铃木和她的朋友们眼里始终是具有包容性和魔力的。一个粉丝在铃木的微博上留言说：“对于爱怀旧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房子最惬意的就是在夏天穿个趿拉板坐门口吃碗炸酱面⋯⋯或者傍晚时分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消失在青瓦房顶的另一边。”
“秋天要来了，”铃木在院子里伸了个懒腰，不无惋惜地说：“假期要结束喽。”9月底，她要在手头刚拿到的四个剧本里选两个开始工作。尽管多数剧本的内容仍旧跟抗日、伪满国历史有关，但这次有一个剧本找她演日本籍的国际刑警，在这部戏里，她可以穿现代装，也许还可以开开枪—这总算是有了点进步。
“你问我，在中国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里我的规划，我真回答不出来，”她说：“感觉完全是一片空白，很干净，什么都可能发生。”
她喜欢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
“我不行，”我回答：“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我陷入焦虑。”我甚至很难想象自己超过一个月不工作。
“哎呀，”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比我更像日本人了。”
文/汪若菡
写铃木美妃可能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年多的日本女演员在新浪开了微博，从2010年2月1日开始，她发了几千条内容，有将近两万多个粉丝—其中就有我的同事和朋友。
这些微博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她的日常生活—在中国拍戏、找房子、跟朋友出去玩、自己做饭、看超女、逛超市、谈论音乐和看过的电影电视剧等等。看铃木写的微博比看记者写她要有意思多了：她的微博签名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王维的诗；她在里面使用“哎哟喂”、“得嘞”这种北京人特有的口头禅；喝酒的时候说“走一个”；形容自己是“吃撑了的吃货”⋯⋯
我的一个追看她微博的朋友评价说，“这姑娘整个就是一北京妞儿啊”。
铃木说，她到中国来看的第一批小说是王朔写的，那时候她完全看不明白老北京的这些俗语，但又觉得很好玩，于是就买了本《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对着使劲练—难怪了。
她的粉丝不叫她铃木，很北京地称呼她做“木姐”。木姐的微博里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内容是她每天事无巨细地写自己怎么做饭，京味十足，透着一股率真活泼的家常劲儿，让人没有距离感，上传的饭菜照片也挺诱人。
开微博第一天，铃木就汇报说：“今天做了泰国咖喱。”之后只要在家，她隔三差五就会做各式面条、炒家常菜、包饺子—总之是每做一道菜必上传照片或发表“吃撑了”、“味道很正，我很得意”、“吃饱了很幸福”的感言。
这姑娘在北京待久了，口味似乎完全中国化了，经常在家炒麻婆豆腐。有一次她包出一大锅胡萝卜蘑菇馅和茴香豆腐馅蒸饺，煞有介事地说：“素饺子不适合煮”—从2010年起，铃木成了素食者，理由是年纪大了，吃肉的欲望自然就降低了。8月份的时候她学着做凉面，很得意地传授秘诀说这是贵州朋友教的方法，要“先煮后蒸”。我同事看着微博上的那一大笸箩面直纳闷说：“她自己吃得完吗？”后来她解释说，那是在朋友家聚会的时候做的8人份，“我一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我还得减肥呢”。
她的微博还直播了一次北京暴雨惊魂夜。5月份的时候，铃木住的公寓租约到期，发动朋友帮她找间平房。她的好朋友小松帮她在老城区找着了一间“房租2000元以内，带卫生间带厨房，安全而且比较独立的小平房”。
7月26日，铃木在晚上11点45分时发微博说“屋外大雨，屋里小雨”。
她后来跟我说：“我整晚都在担心，心想这屋顶不会塌了吧。”结果，12点半的时候，不停漏雨的屋顶还真的“哗啦”一声塌下来一角，幸亏是砸在放洗衣机的那个角落。她顺手发了张照片放上微博，这条消息引来一片留言，大伙儿纷纷说“保重啊”、“我来帮你修屋顶”、“干脆来我家住算了”或者是“原来演员也这么苦啊”。
还有人说：“你让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观了。”
她豪气地回答说：“我没事，放心吧，当长了次经验。”
“这就是我喜欢中国的缘故。”铃木说。她最早接触中国人是在25岁前，那时候她在日本当演员。铃木出身单亲家庭，妈妈曾是舞台剧演员，退出这一行后在东京开酒吧，常有相熟的中国留学生去那里喝酒。她工余会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在那里认识的几个中国朋友一直让她感到十分亲切。
“日本人的亲切是种很矜持的有礼貌，骨子里跟人有距离感，”她说，“但中国人如果接纳了你，就会真的把你当成家人”。
这个印象在后面的5年里一直没有改变过。2006年，铃木中断自己在日本的演艺生涯来中央戏剧学院进修。那时她26岁，和中戏06级表演系本科班一起上课（她的同学里现在比较出名的是在《新还珠格格》里演五阿哥的张航睿）。“同学都比我小很多，但都很照顾我。”铃木那时候只上了半年多的中文补习班，说话还不大利落，出去办事吃饭，同学都抢着帮她说。她说：“我总觉得他们拿我当妹妹看。”她当时在北兵马司胡同的房东大妈把自己出嫁了的女儿住的屋子（也是平房）租给她住，每天早上还会按时叫她起床上课。
“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友好。”铃木说，这种善意让她感到舒服，“北京人尤其这样”。
她的微博粉丝确实也都挺护着她的，大多数留言都很亲切。有粉丝还挺为她的事业担心：“木姐，你怎么每天都在家做饭，你是不是没工作啊？”
宅在北京
铃木身材纤细，动作灵活，把棕色瀑布样的长发随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朋友送的深蓝色手工苗绣外套，每天骑着自己的永久自行车到处转悠，皮肤已经被夏天的阳光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她去买东西的时候，卖水果的阿姨问她，你不是汉族吧？她问对方你怎么知道？阿姨说看你的皮肤颜色，还有听你的口音就知道肯定是少数民族。她哈哈直乐，“反正她说的也算是对的⋯⋯”
我见到铃木的时候，正赶上她把“宅女”本色发挥到淋漓尽致。她接的一个电视剧在6月杀青，原本北京旅游局有一个对日本播出的体验北京的节目，每年会找她在6月到9月担任出镜主持人，介绍一些关于北京人文历史方面的内容。但今年正好赶上日本地震，这档节目没有录。她没有再接活儿，准备欢乐地过其“悠长假期”。
在北京时，铃木天天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候在朋友家的聚会里和几个人一起鼓捣出够七八个人吃的菜式来。她长时间散步，去看朋友的演出，“认真地发会儿呆”，或者在家上网。铃木顺便接了点翻译工作—一些剧组里用日本演员，需要她把他们看的剧本翻译成日文。她翻译累了偶尔会在微博上发发牢骚：“我想跟编剧大师们说一件事，你们写抗日剧本，我看的都很精彩，不过明明给日本兵起了名，可描述他的时候都用‘突然鬼子拿起枪来⋯⋯鬼子说⋯⋯突然鬼子看她’干脆别起名，直接叫鬼子甲或鬼子乙更省事儿嘛。”
她的状态看起来十分悠闲，但也确实挺让旁观者疑惑。且不说演艺圈竞争有多激烈，现今社会里，不管你想在哪个领域出人头地都必须先“劳其筋骨”。她那位正在媒体上大放异彩的老乡加藤嘉一在北大念书时的时间表是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上完一天的课后在晚上7点坚持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此人凭借这种近乎严酷的自律和努力获得了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谈判者、中国通等等。他每日找人谈事、查阅新闻、处理邮件，除了给媒体供中文稿还要写博客，平均一天只睡几个小时。
但铃木却说：“夏天不工作多好啊。”尤其2011年夏天雨水多，不热，住在胡同里挺舒服—年初的日本地震后，她想住得离地面近点，于是就租了间平房。来北京5年多，兜兜转转换了七八个地方住，她还是最喜欢老北京住胡同的感觉，“这样更接地气”。
我开始以为铃木是属于想领略中国文化或北京风情的那种外国人，所以问她的问题有点像问小资或者旅游者。比如，你觉得北京最好吃的餐馆在哪儿啊？她回答说：“我很少出去吃饭，通常都在家里自己做。”
我不甘心，继续问：“北京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儿？”她说：“其实奥运会后北京修得有点过了，把老房子拆了盖成仿古的，这样不好。”然后她问我，“胡同里平房的房顶你爬上去过没有？”我摇头。她说如果爬到房顶上去看看，就会发现一片片的屋脊此起彼伏还是挺好看的，这是她觉得“北京最好看的地方”。不过她自己家的屋顶刚塌过一次，爬上去不方便。
到最后，我终于有点弄明白了，她确实是打算在北京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一直在这里这么生活下去，”她颔首，“不回日本了”。“这么生活下去”的意思是说，当她不在外地拍戏回到在北京的家里时，每月的花费基本不超过500元（这还是包括了房租在内），自己做饭洗衣服、喝很多茶、坚持素食、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很少逛商场买衣服。“但我喜欢逛超市，”她说，“每次都能逛上两三个小时”。铃木的朋友圈子不大，跟演艺圈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实际上，这个圈子里知道她的人不多，她也承认：“我基本上是和他们分开的，是刻意的。我介入不进去，也没必要进去。”她的固定好友圈里，最常见的是艺术家、音乐人和自己开小店DIY的手工艺人—她戴的耳环就是朋友做的，而且这些人都是中国人。
“我要想认识日本人，我干吗不在日本待着啊。”我问她怎么规划自己在中国的演艺生涯，有经纪人吗？
她回答说，没有啊，我自己接活儿。
大多数找到铃木的剧组，都是请她演一类角色—日本人。“我特明白这事，中国演艺圈有多少演员，怎么会挑我来演中国人。”她能遇到的角色大多和抗日或者伪满国历史有关（她在中国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由于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里挑选自己觉得有趣的角色，所以她在中国有一半时间要做出镜主持人，也会给中国电视剧里演日本人的中国演员配配音。
铃木在中国接拍的第一个电视节目是在中戏念到第二年时偶然找上门来的《中国面之旅》，为日本观众介绍中国的面条。“从陕西到新疆，我吃了好多好多种面条，”她说。在那次旅行里，她不但喜欢上了中国的面条，还爱上了西安，这个古老的城市还保有唐朝的余韵，和日本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渊源。
铃木来中国后演出的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基本都是误打误撞碰上的。一个是《蜗居》里的正雄妈，那个角色设定本来比她的年龄大很多，但是导演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快开机时不得已找她来救场。演完《蜗居》之后，铃木上街买菜，会有路人抓住她问，你是不是演过电视剧里的日本人啊？
另外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是《神探狄仁杰4》里的遣唐使有则理惠，她之前为导演钱雁秋的另外一部抗日背景的电视剧配过音，算是老熟人。2009年钱雁秋找她拍这部古装戏时，铃木挺兴奋—她的合作者大多是中国顶尖的话剧演员，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梁冠华老师（她叫他“胖哥”）和吕中老师，这让同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的她很享受这次拍摄。
《神探狄仁杰4》播出后，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店员热心地问她：“您是有则将军吧？您需要停车票吗？”有则将军想了想回答：“我⋯⋯骑马来的。”
“你不想让自己更成功点吗？”我问。
“在工作上我更相信随缘，”她说：“反正有事打电话就能找到我。”
但要命的是，她在百度百科的介绍词条里写着“铃木美妃⋯⋯习癖：不接电话，熬夜”、“做事都凭直觉”⋯⋯我约她做采访也是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不到人，最后靠发短信才联络上。她平时上午和晚上会把手机调成静音，而且像所有的宅人一样，没接到的陌生电话她很少打回去，理由是“要真想找我，总是能找到的”。
这哪有一点像积极推销自己的样子啊？这样能出名吗？我简直有点开始替她着急了。
“我这样挺好啊，”她安慰我说，“我要是真过成了你说的那样，我不就等于又回到日本了吗？”
谁更像日本人
对她的这种放松状态觉得疑惑的人大概不止我一个。比如，第二次和我一起去为她拍照的摄影师也挺纳闷。
铃木有礼貌但很坚决地拒绝在她住的院子里拍照：一个原因是那是大杂院，她怕干扰街坊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住的院子四周景观很有特色，明眼人一看照片可能会猜出她住在哪儿—看得出来，她在相当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铃木后来借了好朋友山人乐队的乐手符特（朋友们都叫他小不点儿）的家来拍照—这是从大杂院中隔出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小院。符特和家人已经在这里住了3年，他在天井里铺了木地板，还种了爬山虎、茉莉、薄荷和辣椒。院子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张大大的木几案，上面放着喝茶的用具和他在旅行中捡来的各色好看的石头。院子里的各种用具都很普通，但灶台和房间里一尘不染，透着股家常过日子的舒适劲儿。摄影师想拍铃木在厨房做饭，她几分钟就切出了一堆细细的胡萝卜丝—“留着晚上做饭用”。我后来意识到，这就是她跟朋友一起做8人份贵州凉面的地方。这个院子里的其他街坊也都认识她，她见人一口一个“阿姨”、“叔叔”。
符特跟我说：“她嘴甜，人缘好。”
摄影师拍完她后也问：“你就这么喜欢这种生活吗？”我理解他的意思，铃木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实在太普通了。她自己也说，房子车子这些东西，跟她从来都无缘—这种态度和北京多数雄心勃勃想买房买车的年轻人相比显得过于无欲无求，都有点不真实了，尤其她还是个演员。这种疑惑其实很普遍，比如，她租到这个月租1200元的小平房时，粉丝里就有人很纳闷地问：“你要是在日本发展条件不会这样差吧！这是为啥呀！”
铃木小时候是熠熠发光的明星，她5岁就开始演舞台剧—舞台剧一直被认为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形式。日本的电影电视演员成名后无不以参演舞台剧为荣，认为这才是对自己演技的最终肯定。而铃木11岁就在东京的帝国剧院演出音乐剧《OLIVER!雾都孤儿》—帝国剧院是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之一。她11岁之后成了一系列百老汇音乐剧的女主角，比如《孤女安妮》、《草原小屋》等等。14岁时，她在话剧《奇迹的人》里扮演聋哑的女一号海伦·凯勒，舞台表现力可见一斑。
在她的作品年表里，15岁到18岁前后是空白。铃木说那时她特别想上学。“有时候看到别的孩子上学，我就很委屈，”她说：“我从小忙着演戏，没有完整的念书时间，我想过普通人的学校生活。”于是，整个高中时期，她推掉所有片约，认真念书准备考大学。
铃木的性格在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初露端倪，她的经纪公司和妈妈都不理解她的选择，但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他们觉得我就该是个演员”，但铃木显然更想弄明白的是“自己是谁”，“除了表演以外还能做什么”。苦读三年后，她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的文学院。她在大学念了一年以后选择重回舞台—一方面，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她真心喜欢演戏。新的经纪公司把她很普通的名字“铃木奈央”换成了“铃木美妃”。就这样，在20岁前后，她以成年人的身份进入了演艺圈。
在日本，舞台剧演员的境遇其实和中国一样，很受尊重，但因为比较小众，挣钱不多。为此，经纪公司帮她接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来演，期间她还因为电影《WildFlowers》得到过电影新人奖。
但这样按部就班地接戏演戏，到了2005年，铃木感到精神危机在逐渐迫近。
她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好像能一眼看穿自己未来10年、15年后的生活，“和现在一样，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任何变化”。铃木最宝贵和赖以生存的东西也受到了威胁—这种情绪甚至导致她对表演也逐渐丧失了兴趣，而这恰恰是她最不想看到的。这个低谷期的出现有部分原因是日本演艺圈内竞争极其激烈，超负荷工作后她还要去妈妈的酒吧帮忙，几乎没有私人时间。另外，铃木少年时代的成绩太耀眼，导致经纪人和家人对她的期望建筑在一个过高的起点上，这也对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她无法回应这些期待，觉得活得太累了，而且“这不是我，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段时间里，能理解她而且陪她聊天的人，恰好是之前认识的中国朋友，“我一直很好奇，他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最终，2005年底，她决定选择来中国作为逃离日常生活的出口。
她到中国不久就得到了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的机会，于是向经纪公司告长假。公司和家人都很奇怪，要进修也该去美国镀金学英语啊，跑到中国上学干吗？“但经纪公司的人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所以就说没办法啊，你去吧，”铃木说，“不过他们只给了我一年时间。”
中央戏剧学院头一年的学习生涯给她日后的中国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她每天早上跟同学一起去跑步，而且花大量时间进行最基础的发声和形体训练，“我中文就是这么慢慢过关的”。当时，铃木算是班上舞台剧表演经验最丰富的学生，但“中文台词的念法和日本不同。语言不同，呼吸方法和形体动作也就不一样。一切都要慢慢重新学过。”
和所有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铃木喜欢北京的胡同，所以在中戏附近租了间平房住。但2006年的冬天让她见识了平房生活的残酷一面。“厕所在外面，屋子里冷得要死，我把棉衣什么的都穿上，还戴上帽子。”很奇怪，铃木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在意外在环境，也许一方面当时她不知道自己这种不事生产的生活要过多久，想尽量省钱；另外一方面，她也有点刻意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吃多少苦。
到了2007年，日本电视台找到铃木拍《中国面之旅》，这是她在中国得到的第一个工作。“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的工作就没有断过。”铃木说。有了工作，她在中国待下去的可能性忽然就增大了。2007年年底，她跟经纪公司提出解约，“之前他们还存着希望等我回去，我很不好意思地跟他们说放我一马吧。”经纪公司的负责人了解她的性格，只有苦笑，双方友好分手。
从此，铃木成了地地道道的“北漂”。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屋子的主人，山人乐队的符特，悠闲自在地拿出吉他，靠在墙边断断续续地即兴弹奏。符特今年28岁，在我这个外行人的耳朵里，他这些优美的吉他即兴听起来活像中国的古琴曲。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哥哥小松目前在练习古琴—这是中国古代最优美也是最难掌握的乐器之一，演奏者需要修炼平和的心性。
符特是贵州兴义人，来北京已经快10年了。他的哥哥是摇滚乐手，妹妹是舞蹈老师，这一家人都很有艺术天赋。
“你觉得她（铃木）的选择很难理解吗？”他问我：“其实很简单，多数人都在做明星梦，可她小时候已经是大明星了，她不需要这个。”
“她现在只是想做回自己而已。”
在这些很亲近的朋友眼里，铃木纯良、有幽默感、会照顾人而且做饭很好吃。符特说，她其实比现在的大多数姑娘都更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传统女孩”的样子，而且她完全不装模作样。铃木自己也说：“我连3天都装不了。”她发微博说的都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很少评价别人，也甚少涉及中日关系这类时政话题。看得出，她一直都很谨慎，“我非常害怕自己说的事情不真实”。但即便如此，当中国发生动车事故时，微博上热传一张“日本女主播播报中国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偷笑”的图，她还是忍不住出来澄清事实，指出女主播是在播报菅直人发言时发笑，但是被PS成了动车事故，这张照片其实是合成照—这条微薄引发了一些议论，她后来把它删除了。
“其实我是个演员。”她引用周星驰《喜剧之王》里的台词半开玩笑地说—她希望别人能这样简单地看待她。我向她指出，她待在中国，演舞台剧和获得好角色的机会反而少了。“是啊，”她承认，“但在这里我有自己的时间，没人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只要能一直演戏就好了”。
“要留下总要付出代价，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啊。”
难道这种生活不会让你感到焦虑吗？我问。焦虑谁都有，她回答。在日本，人们休假超过一周就会坐立不安，似乎一旦放松就会被主流社会抛弃。与在日本时为自己的生活没有变化而焦虑相比，在北京因为生活琐事而产生的焦虑对她来说显得像“小菜一碟”。
“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年纪大了，前途会怎样，”铃木说，“但那些不是我现在焦虑就能解决的。”焦虑一阵子后，“自己做碗面吃”，也就不焦虑了。
这种状态使得她，一个日本姑娘和来自贵州的符特之间的共同语言显得比我和后者更多。和铃木一样，符特在10年前选择离开家乡实现音乐理想。2001年，他来北京和哥哥一起住在树村—这个被叫做京城摇滚村的小村庄当时正面临拆迁，他赶上了中国地下摇滚最美好时代的尾巴。
这个布依族男孩屋内陈设极为简单，但一尘不染，其中最显眼的东西是十几种民族乐器，我勉强能辨认出其中有弦子和琵琶。他带着它们和山人乐队一起在全国巡演，还去了欧洲的音乐节。
他和铃木都曾怀有同样的恐惧。“假如不离开家，我的生活也是可以预期的，”符特对我说，“山里人的生活就是早早结婚生子，毫无悬念。”
“我身边有很多人几十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全世界到处走，”符特说：“我们是在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和她（铃木）会是朋友。”
最终，铃木真的让我爬上了房顶，去看看她眼里“北京最好看的地方”。我战战兢兢地顺着一个不太结实的木质梯子爬到屋脊上。这是一个最为接近我们童年记忆中阳光明媚的北京的下午，因为刚刚下过雨，空气里已经渗入一丝秋天的气息，古老的灰色平房屋脊在我的眼前像波浪一样起伏，鸽哨声响彻蓝天。这个城市的某些部分在铃木和她的朋友们眼里始终是具有包容性和魔力的。一个粉丝在铃木的微博上留言说：“对于爱怀旧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房子最惬意的就是在夏天穿个趿拉板坐门口吃碗炸酱面⋯⋯或者傍晚时分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消失在青瓦房顶的另一边。”
“秋天要来了，”铃木在院子里伸了个懒腰，不无惋惜地说：“假期要结束喽。”9月底，她要在手头刚拿到的四个剧本里选两个开始工作。尽管多数剧本的内容仍旧跟抗日、伪满国历史有关，但这次有一个剧本找她演日本籍的国际刑警，在这部戏里，她可以穿现代装，也许还可以开开枪—这总算是有了点进步。
“你问我，在中国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里我的规划，我真回答不出来，”她说：“感觉完全是一片空白，很干净，什么都可能发生。”
她喜欢这种空白和不确定性。
“我不行，”我回答：“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我陷入焦虑。”我甚至很难想象自己超过一个月不工作。
“哎呀，”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现在比我更像日本人了。”
文/汪若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