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刀前暴躁的眼睛

    来源： 晶报 作者： 殷志江
   “‘……小河、池塘、水井都弄脏了，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干净的水喝。他们吃的米饭都发红了，因为都是用带血的水煮的。有个日本伙夫给了我们几碗米饭，我吃完以后，好几个钟头满嘴都是血腥味儿……’一边听本顺讲，我一边把他说的都记了下来。”
在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中，南京大屠杀被以一种异常克制、平静的声调叙述出来，如同是法庭书记员对幸存者的一场听写记录。小说中，75年前南京这座城市遭遇和经历的所有的恶，都以一个当时南京市民的眼睛、耳朵来目睹和倾听。这个人物，便是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南京大屠杀时期南京妇女儿童收容所负责人明妮·魏特琳（Minnie Vantrin）的中国助理安玲。正因为身处其中，哈金的这部小说避免了通常南京大屠杀主题小说和电影中对于那场灾难的局外人态度，这种局外态度往往使得作者或导演做出异常荒唐而轻佻的判断和表态，例如陆川在电影《南京！南京！》中所表现的。
对南京大屠杀的这种所谓人性化处理，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主题在中国文学和电影中被触及时的一大倾向。那些作者和电影导演齐声高唱着一曲杀人者的眼泪之歌，似乎是杀人者而不是被杀者蒙受了冤屈，需要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但事实上，我们任何人都无权表示宽恕，只有受害者才有权宽恕他受到的伤害。
因此，哈金这部小说，不单是一部结实、沉稳的小说，而且是一块结实、沉稳的基石。它矗立在这里，划定了南京大屠杀这一主题文艺叙事的基本伦理底线，这就是这场灾难当时目击者、幸存者的双眼所见和双耳所闻。正如哈金在书后的作者手记中宣告的，“其中的信息、事实和史实细节源于诸种史料”，然后他列出了近二十种参考文献，其中包括《明妮·魏特琳日记》，《美国使团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目击记录》等。
在这样现场目击者的位置上，哈金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与政治历史课本、与通常的文艺想象所不同的、充满不可理解的混乱、不可理解的恶的荒诞现实。在这个超出意识形态宣传、或悲情或人性升华文艺想象的现实中，被屠杀者的人性才真实地呈现出来。我们会发现，受害者并非是如同植物或羔羊一样被简单屠杀，也并非都是凄厉、无奈的哭诉，被屠杀者也有面对屠刀而保存了尊严的。
“年轻的（日本）士兵朝张先生刺了过去，他的棉大衣很厚，刺刀没能刺穿……接着，让我们震惊的是，张先生自己解开扣子，把大衣丢到地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薄的上衣，他就这样面对刺刀，稀疏的胡须上挂着鼻涕。那中尉再一次冲着年轻士兵高喊一身，那士兵猛地朝张先生冲去，伴随着一声狂叫，他一刀将张先生刺穿。张先生的双腿一软，可他的眼睛人仍然死盯着杀人的凶手。他倒了下去，倒在自己的血泊里……我认识这个瘦小的图书馆员，听说他脾气暴躁。”
这是我所读到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人最有尊严的一段描写。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或许只有路翎在《财主的儿女们》中关于中国首都沦陷军民逃难时，主人公蒋纯祖企图冲入一片火光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场景。
至此，我们抵达并遭遇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便是如何面对死亡？事实上，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一道截然的分界线，在它的一侧是舍弃肉体的勇气、保全灵魂的尊严，在它的另一侧则是沉入肉体的孱弱和精神的死亡。因此，当丘吉尔在演讲中说，那些拿起枪，排成队列向敌人走去的，绝不单单是一具具简单的血肉之躯，而是一个个充满勇气的灵魂时，他说对了。如何正视死亡，并将死亡纳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决定了一个人能否真正像人一样站立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期的恶与暴力。
一个恐惧死亡的人，他在活着的时候就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而是强权和他人的奴仆。因为一旦恐惧死亡，必然会将自己的肉身当做自己生命的全部，每一次有损于身体安逸的挑战和恐吓都将让其轻易臣服。他不单将屈服于暴力，而且将屈服任何强于他的权力。而正是在这个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等同于自己身体的动物般心理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中枢所在。所谓的延年益寿，所谓的传承香火，都围绕着这根肉体孱弱的绳索。
因此，需要感谢哈金，在一个总体性被动、屈辱的受害者形象中侦测和呈现出了另一种有力的现实，在那个现实的场景中，有充满勇气和善良的拯救者，有充满勇气和尊严的受害者，他临死都睁着双眼，暴躁地鄙视着号称军人的凶手——他们居然拿用于战场上战斗的枪来屠杀城市街道中手无寸铁的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