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究竟是谁写的？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著《静静的顿河》，是陈忠实说的那种作家死后可以拿来垫头装棺的砖头书。个人认为，它是苏联文学中仅有的两部堪称不朽史诗的作品，另一部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两位作者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倒不稀奇，稀奇的是，在那大夜弥天的黑暗世界中，这两部书尤其是第一本怎么可能问世。《日瓦戈医生》好歹还是斯大林去世后写出来的，当时苏联已有相当程度的 “解冻”，而且那书是偷运出国，在境外出版的。帕斯捷尔纳克闻知获得诺奖的消息后，先是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感谢，后又迫于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拒绝领奖。可见极权制度对艺术的摧残力之强大。
然而这不是说，大独裁者就不会例外地给个别人以特殊恩宠。帕斯捷尔纳克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据他妻子回忆，斯大林有次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看法。几天后，帕斯捷尔纳克收到了斯大林寄来的诗。他一眼就看出那是斯大林本人的作品。当斯大林来电话征询意见时，老帕竟然直言不讳地告诉老斯，那诗写得不好，他的朋友最好去干更合适的事。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其实斯大林还是有点诗才的，起码比伟大领袖毛主席强。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披露，1895-1896年间，由当时的格鲁吉亚“诗王”查夫查瓦则亲王任主编的格鲁吉亚报纸曾刊载过神学院学生斯大林的七首诗。那些诗既能蒙“诗王”看中，当然有相当水平。然而老斯后来写的诗在帕斯捷尔纳克那儿却没能过关。我看要么是革命和杀人把斯大林的诗才弄没了，要么是帕斯捷尔纳克是压倒了“诗王”的“诗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看看伟大领袖早期与后期的诗作便能明白这一点。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更糟糕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不识抬举，他曾拒绝在赞成处决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艾德曼的公开信上签字，而且还营救过写“反诗” 的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1933年，老曼写了一首《我们生活着，却飘忽无国》：
“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内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而在某处还用尽半低的声音，
那里让我们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如同油腻的肉蛆，
他的话，恰似秤砣一样正确无疑，
他蟑螂般的大眼珠 含着笑
他的长筒靴总是光芒闪耀。
他的身边围着一群细脖的首领，
他把这些半人半妖的仆人们玩弄。
有的吹口哨，有的学猫叫，有的在哭泣，
只有他一人拍拍打打 指天画地。
如同钉马掌，他发出一道道命令——
有的钉屁股，有的钉额头、有的钉眉毛、有的钉眼睛。
至于他的死刑令——更让人愉快
还显出奥塞梯人宽广的胸怀。”
这是何等入木三分的讽刺！次年，老曼被秘密警察逮捕，罪名是“鼓动反苏罪”。老帕闻讯后立即向布哈林求情。当斯大林来电话询问他老曼“是不是真正的大师” 时，他告诉斯大林，他认为老曼是“很重要的诗人”。老曼这才暂时保住了性命，只被判刑三年（最后还是在劳改营中神秘死亡了）。
据说斯大林曾向格伯乌就是否逮捕帕斯捷尔纳克一事打过招呼：“不要动这个住在天上的人！”类似地，据说他也曾保护过肖洛霍夫，使后者免遭格伯乌的暗杀。如所周知，肖洛霍夫一直是斯大林的宠儿。而他之所以能引动斯大林的注意，当然只可能是他的成名作《静静的顿河》打动了老斯。
这就是耐人寻味之处，究竟是什么打动了老斯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显然不会是那部小说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只可能是它显示出来的作者的非凡才气。
如果有人在文革中阅读到那部巨著，一定会感到非常吃惊：那要在国内，肯定要被定为特大级毒草。主人公格利高里.麦列霍夫乃是个翻来覆去的“魏延式人物”：应征入伍参加一次世界大战，回乡后又加入红军与白军作战。负伤回家后，当地哥萨克因无法忍受布尔什维克横征暴敛揭竿而起，格利高里又成了叛军军官，最后高升至师长。白军最后被红军击败，格利高里先后失去了妻子和情人，最后丧魂失魄地回到家乡，与儿子米沙特卡团聚，而他其他的直系亲属都已经死去。他是否会遭到苏维埃政权的无情惩罚，便随着小说在此中断而成了个永久的悬念。
那部巨著展现出来的内战中红白军双方的野蛮与残酷令我目瞪口呆。尤其是其中有个契卡头子（抱歉，想不起名字来了），因为每天要大量枪毙无辜的哥萨克农民，几乎精神失常，甚至害上了阳痿，完全失去了人生兴趣。我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的朱赫来也有过类似遭遇。然而肖洛霍夫描写的布尔什维克与白军的疯狂与残忍更加具体，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内战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
正因为此，该书在出版后遭到了批判。然而斯大林却把作者保了下来，并授予该书以斯大林文学奖金。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根本就无可解释。唯一说得过去的还是，斯大林本人具有相当的文学鉴赏力，为作者的非凡才气打动，起了难得的爱才之心，正如他始终没有动帕斯捷尔纳克、爱森斯坦和肖斯塔科维奇一般。比起后几位来，他对肖洛霍夫的青睐似乎更破格，因为小说不比诗歌和音乐，更容易被抓辫子，何况《静静的顿河》描写的还是顿河哥萨克反苏维埃暴动那种敏感题材。这种白乌鸦能逃过文化专制的毒手，甚至还能获得斯大林奖金，当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
然而正因为该书流露出来的作者的非凡才气，谁是该书真正的作者，从一开头便是个疑问。肖洛霍夫于1905年5月24日生于顿河流域一个平民家庭，只上过四年学，13岁时便因内战辍学。此后他在地方苏维埃当个小职员，还参加武装征粮队，经常下乡抢劫农民的粮食，多次与反抗的农民作战。战后他加入了文学青年小组。1926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两年后便推出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一举轰动文坛。
《顿河故事》我也看过，有如说是小说，莫如说是速写或素描（sketches），跟《静静的顿河》的大手笔根本就没法比。此后他为了配合农业集体化，又写出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是从那书上才第一次知道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胜利冲昏头脑》的一事。据肖洛霍夫在书中说，哥萨克们不堪强迫集体化的暴政，准备再度起来暴动，全靠那文章的发表才改了主意，决定拥护明君斯大林。我看那书时不过是个高中生，但也觉得这戏剧性的转折实在太离奇了些。文革中重读，觉得那书完全是拙劣的政治宣传品，与《静静的顿河》那种气魄宏大、相当真实的史诗完全是两回事。
正因为肖洛霍夫在此前和此后推出来作品都与《静静的顿河》不是一个档次的，他本人又没受过什么教育，因此该书第一部出版后，谣言便开始流传，说那书并不是肖洛霍夫写的，而是他剽窃的。就连叛逃到美国去的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也曾说，肖洛霍夫是从一个死去的白军军官那儿窃取了手稿，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书。
1968年，列定格勒一位女士给《新世界》杂志编辑委员会写信，说她哥在内战中是个白军军官，曾把自己的战斗经历写成故事。20年代初，她哥被当局逮捕。在狱中他怕死后自己的心血会遗失，便把藏稿之处告诉了同牢房的难友——一位神父。而肖洛霍夫恰是审问这位神父的人。她从她哥临刑前留下的一封信中得知此事，未能找到她哥的译稿，但找到了最初的草稿，发现那草稿除了人名和对话稍有不同外，基本上与《静静的顿河》相同。据她说，那草稿和她哥为此作的许多备注，她都保存下来了。她因为自己年事已高，决定在死前为她哥办这件事，请求《新世界》的编辑对此事进行调查，以查明谁是真正的作者。
收到信后，《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多夫斯基立即回信，建议她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此事，将小说的草稿和自己的声称提交给列宁格勒地方检查院。此后不久，特瓦多夫斯基到列宁格勒去见到了这位女士，但她说自己已不能再自由谈论此事。此后特瓦多夫斯基听朋友们说，肖洛霍夫亲自去了列宁格勒的地方检查院。此事便这样无疾而终了。
最起劲的还是索尔仁尼琴。因为肖洛霍夫是力主批判他的积极分子，索尔仁尼琴怀恨在心，不仅鼓动某位女学者在西方出书，根据传言“考证”出小说作者是白军军官克留科夫，而且还在他本人的回忆录里声称，肖洛霍夫不但剽窃了《静静的顿河》，就连《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他岳父格罗莫斯拉夫斯基写的，云云。
最可疑的还是肖洛霍夫本人的态度。如上所述，小说第一部一出版，流言便已开始了。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说，连斯大林都听到了这些谣言，龙颜大怒，威胁要逮捕法办造谣者，然而肖洛霍夫本人却奇怪地保持超然的态度，并不出来捍卫他的名声。于是尽管斯大林作了毫不含糊的威胁，谣言仍然在暗地里流传。因为肖洛霍夫本人态度颇为暧昧，此案便愈发成了个难解的谜。
1984年，挪威学者Geir Kjetsaa等人写了本专著，通过统计分析证明肖洛霍夫确有可能是该书的作者。1987年，几千页该书的草稿和备注被发现，其中含有从该书中删除的章节，经鉴定文件是真实的。1999年，俄国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找到了该书的原稿，真伪鉴定证明，肖洛霍夫确实是该书的作者，手稿中有605页是肖洛霍夫的手迹，285页则是他妻子和姐妹抄写的，用于写作的纸张是20年代生产的，至此，肖洛霍夫的“剽窃罪”终于被洗清。
值得注意的是，肖洛霍夫始终没有出来证明他的清白，这是为什么？直到苏联解体后，拉津斯基去刨前苏联档案，才发现了谜底。拉津斯基在他写的《斯大林传》中出示了格伯乌 1927年6月6日处决某位叶尔马科夫的命令，他还在叶尔马科夫的档案中找到了肖洛霍夫写给叶尔马科夫的信：“亲爱的叶尔马科夫同志，我需要从您那儿得到有关1919年期间的更多的信息。我希望您不会拒绝惠赐我这些信息……我计划在今年五六月间来看您……。您的，肖洛霍夫。”
据拉津斯基的调查，叶尔马科夫就是格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原型，其经历与后者一致。叶尔马科夫于1913年应征入伍，参加了一次世界大战，连续四次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被提升为少尉。在内战中最初加入红军，此后再哥萨克暴动中的表现跟格利高里?麦列霍夫一模一样。
因为叶尔马科夫被作为“人民的敌人”处决了，肖洛霍夫无法告诉公众他作品的主人公的原型是谁。要证明他是该书的作者，这本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他若这么做，那书便成了 “为人民的敌人树碑立传”。叶尔马科夫直到1989年才获平反，而肖洛霍夫在1984年逝世。因此，终其一生，老肖都不敢说出该书主人公的模特儿是谁，把这秘密带进了坟墓。
真相大白后，其他的疑点也就不再是问题了：没受过良好教育并不影响文学天才的发挥，巴尔扎克与高尔基都是先例；在《静静的顿河》之前推出的《顿河故事》相当于搜集素材的试笔，而此后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之所以失败，乃是“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的“遵命文学”的必然结果；虽然《静静的顿河》的写作花了14年时间，四部书分别于1928、1929、1933、1940年出版，哥萨克暴动和格利高里当上白军军官是后两部的事。但肖洛霍夫既然得到斯大林的青睐，就很有可能询问过斯大林能否写这类敏感题材，而斯大林可能为他开了绿灯，这才使得他的才能不受约束地发挥出来。其实他在《静静的顿河》中显示出来的描写战争灾难的功力，在他后来写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又得到充足的发挥，论其凝冻与流露出来的人道情怀尤有过之。在我看来，只要有过《一个人的遭遇》，肖洛霍夫的文学才能就再也无可怀疑了。
补充资料：
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都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两位作家所处的年代基本重合，政治观念却迥异，两人之间因为后者质疑前者的作品《静静的顿河》为其抄袭他人作品而导致两位文学巨匠之间产生不小的隔阂。
公平地说，索尔仁尼琴对肖洛霍夫的质疑绝对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凡是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部19岁开始写作的作家就能完成的作品，除了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理解，最让人生疑的就是19岁的肖洛霍夫能细腻地剖析格里高利和娜塔莎以及阿珂希尼亚之间的爱情，这对于年轻的肖洛霍夫来说确实是太困难了，难以让人信服。或许只能用肖洛霍夫书中的依据俄罗斯言语来解释：“天才和傻子都不需要人种，自己会从地里长出来”。
后期，很多人用各种方法去研究这部作品是否是肖洛霍夫所做，包括用计算机分析常用词汇等方式，都无法给出信服的结论，伴随着俄罗斯这场纠结了几十年的俄罗斯文坛悬案，质疑者和被质疑者一方都无法说服对方。90年代末普京政府斥资百万美金购买到《静静的顿河》的手稿，这个争论终于告一段落。
无论是质疑者还是被质疑者，窃以为两者的人品都不应因此而被诟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迄今也无法相信19岁的肖洛霍夫能写出这部作品，我可以相信19岁的爱因斯坦可以写出《相对论》却无法相信19岁的肖洛霍夫可以写出《静静的顿河》。按照一般的文学创作规律，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一般都会在30岁之后，也就是对社会和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这是一般常识。
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两者被看做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两者之间的文坛纷争自然带上了政治色彩，在俄罗斯民族和解的今天，最终的结局似乎很完美。
对两位作家的作品就艺术成就来看，肖洛霍夫明显要凭借《静静的顿河》显得技高一筹，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力则更加深刻。看过前者的作品才知道什么是史诗般的巨作，一部文学作品为一个传奇般的消失的民族唱响一首挽歌，蓬头垢面的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一小撮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这种光辉使痛恨其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受到震撼，能在30年代的前苏联出版这样一部作品无疑也是一个奇迹，是文学艺术的奇迹，当然也说明斯大林同志还是懂艺术的。设想一下，如果这样一部作品被封杀，那么俄罗斯的历史上必然缺少了一株奇葩，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所以韩寒的《要自由》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方舟子质疑韩寒自然是无法与索尔仁尼琴质疑肖洛霍夫相提并论，韩寒的作品除了几篇博文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对于是否剽窃也不怎么关心，我比较关心的是无论是韩寒的《独唱团》还是《合唱团》，只要不成为《绝唱团》都可以接受，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平台，这应该是共识，至于民主和革命者不是我们当下考虑的问题，这应该是领袖们考虑的问题。
当然了，中国的自由派“公知”们倒是确实应该修理一下自己的羽毛，假使总是被污秽所玷污，实在是无法飞得高远。在这个“最好和最坏”的年代里，能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们必然是很少的，但却未必珍贵。
然而这不是说，大独裁者就不会例外地给个别人以特殊恩宠。帕斯捷尔纳克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据他妻子回忆，斯大林有次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看法。几天后，帕斯捷尔纳克收到了斯大林寄来的诗。他一眼就看出那是斯大林本人的作品。当斯大林来电话征询意见时，老帕竟然直言不讳地告诉老斯，那诗写得不好，他的朋友最好去干更合适的事。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其实斯大林还是有点诗才的，起码比伟大领袖毛主席强。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披露，1895-1896年间，由当时的格鲁吉亚“诗王”查夫查瓦则亲王任主编的格鲁吉亚报纸曾刊载过神学院学生斯大林的七首诗。那些诗既能蒙“诗王”看中，当然有相当水平。然而老斯后来写的诗在帕斯捷尔纳克那儿却没能过关。我看要么是革命和杀人把斯大林的诗才弄没了，要么是帕斯捷尔纳克是压倒了“诗王”的“诗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看看伟大领袖早期与后期的诗作便能明白这一点。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更糟糕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不识抬举，他曾拒绝在赞成处决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艾德曼的公开信上签字，而且还营救过写“反诗” 的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1933年，老曼写了一首《我们生活着，却飘忽无国》：
“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内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而在某处还用尽半低的声音，
那里让我们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如同油腻的肉蛆，
他的话，恰似秤砣一样正确无疑，
他蟑螂般的大眼珠 含着笑
他的长筒靴总是光芒闪耀。
他的身边围着一群细脖的首领，
他把这些半人半妖的仆人们玩弄。
有的吹口哨，有的学猫叫，有的在哭泣，
只有他一人拍拍打打 指天画地。
如同钉马掌，他发出一道道命令——
有的钉屁股，有的钉额头、有的钉眉毛、有的钉眼睛。
至于他的死刑令——更让人愉快
还显出奥塞梯人宽广的胸怀。”
这是何等入木三分的讽刺！次年，老曼被秘密警察逮捕，罪名是“鼓动反苏罪”。老帕闻讯后立即向布哈林求情。当斯大林来电话询问他老曼“是不是真正的大师” 时，他告诉斯大林，他认为老曼是“很重要的诗人”。老曼这才暂时保住了性命，只被判刑三年（最后还是在劳改营中神秘死亡了）。
据说斯大林曾向格伯乌就是否逮捕帕斯捷尔纳克一事打过招呼：“不要动这个住在天上的人！”类似地，据说他也曾保护过肖洛霍夫，使后者免遭格伯乌的暗杀。如所周知，肖洛霍夫一直是斯大林的宠儿。而他之所以能引动斯大林的注意，当然只可能是他的成名作《静静的顿河》打动了老斯。
这就是耐人寻味之处，究竟是什么打动了老斯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显然不会是那部小说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只可能是它显示出来的作者的非凡才气。
如果有人在文革中阅读到那部巨著，一定会感到非常吃惊：那要在国内，肯定要被定为特大级毒草。主人公格利高里.麦列霍夫乃是个翻来覆去的“魏延式人物”：应征入伍参加一次世界大战，回乡后又加入红军与白军作战。负伤回家后，当地哥萨克因无法忍受布尔什维克横征暴敛揭竿而起，格利高里又成了叛军军官，最后高升至师长。白军最后被红军击败，格利高里先后失去了妻子和情人，最后丧魂失魄地回到家乡，与儿子米沙特卡团聚，而他其他的直系亲属都已经死去。他是否会遭到苏维埃政权的无情惩罚，便随着小说在此中断而成了个永久的悬念。
那部巨著展现出来的内战中红白军双方的野蛮与残酷令我目瞪口呆。尤其是其中有个契卡头子（抱歉，想不起名字来了），因为每天要大量枪毙无辜的哥萨克农民，几乎精神失常，甚至害上了阳痿，完全失去了人生兴趣。我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的朱赫来也有过类似遭遇。然而肖洛霍夫描写的布尔什维克与白军的疯狂与残忍更加具体，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内战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
正因为此，该书在出版后遭到了批判。然而斯大林却把作者保了下来，并授予该书以斯大林文学奖金。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根本就无可解释。唯一说得过去的还是，斯大林本人具有相当的文学鉴赏力，为作者的非凡才气打动，起了难得的爱才之心，正如他始终没有动帕斯捷尔纳克、爱森斯坦和肖斯塔科维奇一般。比起后几位来，他对肖洛霍夫的青睐似乎更破格，因为小说不比诗歌和音乐，更容易被抓辫子，何况《静静的顿河》描写的还是顿河哥萨克反苏维埃暴动那种敏感题材。这种白乌鸦能逃过文化专制的毒手，甚至还能获得斯大林奖金，当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迹。
然而正因为该书流露出来的作者的非凡才气，谁是该书真正的作者，从一开头便是个疑问。肖洛霍夫于1905年5月24日生于顿河流域一个平民家庭，只上过四年学，13岁时便因内战辍学。此后他在地方苏维埃当个小职员，还参加武装征粮队，经常下乡抢劫农民的粮食，多次与反抗的农民作战。战后他加入了文学青年小组。1926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两年后便推出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一举轰动文坛。
《顿河故事》我也看过，有如说是小说，莫如说是速写或素描（sketches），跟《静静的顿河》的大手笔根本就没法比。此后他为了配合农业集体化，又写出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是从那书上才第一次知道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胜利冲昏头脑》的一事。据肖洛霍夫在书中说，哥萨克们不堪强迫集体化的暴政，准备再度起来暴动，全靠那文章的发表才改了主意，决定拥护明君斯大林。我看那书时不过是个高中生，但也觉得这戏剧性的转折实在太离奇了些。文革中重读，觉得那书完全是拙劣的政治宣传品，与《静静的顿河》那种气魄宏大、相当真实的史诗完全是两回事。
正因为肖洛霍夫在此前和此后推出来作品都与《静静的顿河》不是一个档次的，他本人又没受过什么教育，因此该书第一部出版后，谣言便开始流传，说那书并不是肖洛霍夫写的，而是他剽窃的。就连叛逃到美国去的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也曾说，肖洛霍夫是从一个死去的白军军官那儿窃取了手稿，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书。
1968年，列定格勒一位女士给《新世界》杂志编辑委员会写信，说她哥在内战中是个白军军官，曾把自己的战斗经历写成故事。20年代初，她哥被当局逮捕。在狱中他怕死后自己的心血会遗失，便把藏稿之处告诉了同牢房的难友——一位神父。而肖洛霍夫恰是审问这位神父的人。她从她哥临刑前留下的一封信中得知此事，未能找到她哥的译稿，但找到了最初的草稿，发现那草稿除了人名和对话稍有不同外，基本上与《静静的顿河》相同。据她说，那草稿和她哥为此作的许多备注，她都保存下来了。她因为自己年事已高，决定在死前为她哥办这件事，请求《新世界》的编辑对此事进行调查，以查明谁是真正的作者。
收到信后，《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多夫斯基立即回信，建议她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此事，将小说的草稿和自己的声称提交给列宁格勒地方检查院。此后不久，特瓦多夫斯基到列宁格勒去见到了这位女士，但她说自己已不能再自由谈论此事。此后特瓦多夫斯基听朋友们说，肖洛霍夫亲自去了列宁格勒的地方检查院。此事便这样无疾而终了。
最起劲的还是索尔仁尼琴。因为肖洛霍夫是力主批判他的积极分子，索尔仁尼琴怀恨在心，不仅鼓动某位女学者在西方出书，根据传言“考证”出小说作者是白军军官克留科夫，而且还在他本人的回忆录里声称，肖洛霍夫不但剽窃了《静静的顿河》，就连《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他岳父格罗莫斯拉夫斯基写的，云云。
最可疑的还是肖洛霍夫本人的态度。如上所述，小说第一部一出版，流言便已开始了。据俄国学者拉津斯基说，连斯大林都听到了这些谣言，龙颜大怒，威胁要逮捕法办造谣者，然而肖洛霍夫本人却奇怪地保持超然的态度，并不出来捍卫他的名声。于是尽管斯大林作了毫不含糊的威胁，谣言仍然在暗地里流传。因为肖洛霍夫本人态度颇为暧昧，此案便愈发成了个难解的谜。
1984年，挪威学者Geir Kjetsaa等人写了本专著，通过统计分析证明肖洛霍夫确有可能是该书的作者。1987年，几千页该书的草稿和备注被发现，其中含有从该书中删除的章节，经鉴定文件是真实的。1999年，俄国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找到了该书的原稿，真伪鉴定证明，肖洛霍夫确实是该书的作者，手稿中有605页是肖洛霍夫的手迹，285页则是他妻子和姐妹抄写的，用于写作的纸张是20年代生产的，至此，肖洛霍夫的“剽窃罪”终于被洗清。
值得注意的是，肖洛霍夫始终没有出来证明他的清白，这是为什么？直到苏联解体后，拉津斯基去刨前苏联档案，才发现了谜底。拉津斯基在他写的《斯大林传》中出示了格伯乌 1927年6月6日处决某位叶尔马科夫的命令，他还在叶尔马科夫的档案中找到了肖洛霍夫写给叶尔马科夫的信：“亲爱的叶尔马科夫同志，我需要从您那儿得到有关1919年期间的更多的信息。我希望您不会拒绝惠赐我这些信息……我计划在今年五六月间来看您……。您的，肖洛霍夫。”
据拉津斯基的调查，叶尔马科夫就是格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原型，其经历与后者一致。叶尔马科夫于1913年应征入伍，参加了一次世界大战，连续四次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被提升为少尉。在内战中最初加入红军，此后再哥萨克暴动中的表现跟格利高里?麦列霍夫一模一样。
因为叶尔马科夫被作为“人民的敌人”处决了，肖洛霍夫无法告诉公众他作品的主人公的原型是谁。要证明他是该书的作者，这本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他若这么做，那书便成了 “为人民的敌人树碑立传”。叶尔马科夫直到1989年才获平反，而肖洛霍夫在1984年逝世。因此，终其一生，老肖都不敢说出该书主人公的模特儿是谁，把这秘密带进了坟墓。
真相大白后，其他的疑点也就不再是问题了：没受过良好教育并不影响文学天才的发挥，巴尔扎克与高尔基都是先例；在《静静的顿河》之前推出的《顿河故事》相当于搜集素材的试笔，而此后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之所以失败，乃是“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的“遵命文学”的必然结果；虽然《静静的顿河》的写作花了14年时间，四部书分别于1928、1929、1933、1940年出版，哥萨克暴动和格利高里当上白军军官是后两部的事。但肖洛霍夫既然得到斯大林的青睐，就很有可能询问过斯大林能否写这类敏感题材，而斯大林可能为他开了绿灯，这才使得他的才能不受约束地发挥出来。其实他在《静静的顿河》中显示出来的描写战争灾难的功力，在他后来写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又得到充足的发挥，论其凝冻与流露出来的人道情怀尤有过之。在我看来，只要有过《一个人的遭遇》，肖洛霍夫的文学才能就再也无可怀疑了。
补充资料：
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都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两位作家所处的年代基本重合，政治观念却迥异，两人之间因为后者质疑前者的作品《静静的顿河》为其抄袭他人作品而导致两位文学巨匠之间产生不小的隔阂。
公平地说，索尔仁尼琴对肖洛霍夫的质疑绝对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凡是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部19岁开始写作的作家就能完成的作品，除了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理解，最让人生疑的就是19岁的肖洛霍夫能细腻地剖析格里高利和娜塔莎以及阿珂希尼亚之间的爱情，这对于年轻的肖洛霍夫来说确实是太困难了，难以让人信服。或许只能用肖洛霍夫书中的依据俄罗斯言语来解释：“天才和傻子都不需要人种，自己会从地里长出来”。
后期，很多人用各种方法去研究这部作品是否是肖洛霍夫所做，包括用计算机分析常用词汇等方式，都无法给出信服的结论，伴随着俄罗斯这场纠结了几十年的俄罗斯文坛悬案，质疑者和被质疑者一方都无法说服对方。90年代末普京政府斥资百万美金购买到《静静的顿河》的手稿，这个争论终于告一段落。
无论是质疑者还是被质疑者，窃以为两者的人品都不应因此而被诟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迄今也无法相信19岁的肖洛霍夫能写出这部作品，我可以相信19岁的爱因斯坦可以写出《相对论》却无法相信19岁的肖洛霍夫可以写出《静静的顿河》。按照一般的文学创作规律，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作家一般都会在30岁之后，也就是对社会和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后，这是一般常识。
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两者被看做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两者之间的文坛纷争自然带上了政治色彩，在俄罗斯民族和解的今天，最终的结局似乎很完美。
对两位作家的作品就艺术成就来看，肖洛霍夫明显要凭借《静静的顿河》显得技高一筹，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力则更加深刻。看过前者的作品才知道什么是史诗般的巨作，一部文学作品为一个传奇般的消失的民族唱响一首挽歌，蓬头垢面的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一小撮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这种光辉使痛恨其的统治者也不得不受到震撼，能在30年代的前苏联出版这样一部作品无疑也是一个奇迹，是文学艺术的奇迹，当然也说明斯大林同志还是懂艺术的。设想一下，如果这样一部作品被封杀，那么俄罗斯的历史上必然缺少了一株奇葩，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所以韩寒的《要自由》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方舟子质疑韩寒自然是无法与索尔仁尼琴质疑肖洛霍夫相提并论，韩寒的作品除了几篇博文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对于是否剽窃也不怎么关心，我比较关心的是无论是韩寒的《独唱团》还是《合唱团》，只要不成为《绝唱团》都可以接受，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平台，这应该是共识，至于民主和革命者不是我们当下考虑的问题，这应该是领袖们考虑的问题。
当然了，中国的自由派“公知”们倒是确实应该修理一下自己的羽毛，假使总是被污秽所玷污，实在是无法飞得高远。在这个“最好和最坏”的年代里，能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们必然是很少的，但却未必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