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璞玉放明》 熊启武
璞 玉 放 明 —— 记恩师
你不承认我是你的授业弟子，我却一口咬定你就是我的恩师。 —— 题 记
熊 启 武
48年前在一次全省画展上，有一幅色粉笔画，题曰：《西路少女》。画面的左边有一个无框的窗洞。窗洞外天空湛蓝，土地褐黄，荷锄的农夫正从那里走过。右边是一道破烂的柴扉。柴扉后面的阴暗处藏着一个半裸的姑娘，用一片如网的旧布羞涩地遮掩着酮体。
作者：麦放明。
那时，我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做着画家梦。我不知道作者是何许人，也分不清画的优劣。展厅里有上百件作品，我唯独在这幅宽不过尺许的小画前驻足最久，看得最认真，全是因为它与众不同：既非西洋名画中美若天仙的贵妇，也不是深闺绣阁里的仕女。它让我想起高原西部的穷苦边民。一家人共用一条裤子的故事曾经催我泪下。
后来在图书馆的藏画室里，我又看见两幅油画。一幅是一位留法画家的《牧羊女》。另一幅叫《二•四轰炸》，作者，又是麦放明。《牧羊女》让我想起法国写实主义画家米勒，以为那不过是一件临摹的习作。《二•四轰炸》却为我证实了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一桩日本强盗在我们这座小城犯下的罪行。断垣残壁，火光冲天，一片废墟。我极力想象十多年前的那场悲剧，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老师在课堂上说的家国仇民族恨。
画展结束不久我在报上读到一篇评论。评论点名批判了一些展品，《西路少女》也在其中。我读不懂评论中的深奥理论，但也不相信它是一件坏作品。正相反，从此以后“麦放明”在我心中化作了一尊偶像：身形伟岸，目光凝重，披着齐肩长发，留着连鬓大胡子，他定是一位超凡脱俗而又悲天悯人的艺术家。
约末（莫）是第二年春季的一天清晨，我看见校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卡车。有一群同学和路人围成一道半圆正在观看什么。出于好奇我也挤了进去。原来是一位黑衣黑裤的中年妇女正对着即将启动的卡车在画速写。一只脱了漆皮的木炭笔随着她的手指转动，刹那间眼前的景色便跃然纸上。车身车轮、篷布篷架、蓬架上挂着的旅行包似乎在摇摆，下面的人正挤着往车上爬……一件件栩栩如生。我看得入了迷，恨不得记下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根线条。她阖上画夹，转脸对我一笑，接着也上了车。我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卡车消失在晨雾中。
回到教室里，一位同学很神秘地告诉我：“那就是麦放明，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他们今天出发去参加土改。”我不信，和他争论了很久。怎么会呢？分明是画家怎么教音乐？我心中的偶像怎么会是一位教音乐的女老师？
两年后，她真地成了我的音乐老师。我多么希望听她谈画，可她讲的偏偏都是豆芽瓣、鼻腔共鸣和在那一个小节该换气。这使我感到莫名的失望甚至丧气。她的教学方法和她的画一样与众不同。我喜欢她别具一格的画，却对她别具一格的音乐课十分恐惧。
我们的音乐课都是在兼作食堂的礼堂里上。台上放着一台黑得发亮的立式钢琴。她就静静地坐在琴凳上。还是黑衣黑裤，仿佛是钢琴的一部分。我想，那就是一幅画，多么美！
她操着一口很标准的国语，嗓音很美，像话剧里的台词，但她很少长篇大论地讲乐理。她常常是自弹自唱地用“洋嗓”（即美声）示范一段之后，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到台上去表演。有时由她规定一支歌，有时由我们自选。不管是指定还是自选，都由她在琴上起音定调。你唱完了，她再评讲。这种教学方法既新奇、刺激又令人胆战心惊。我最怕在人前现丑。
我不喜欢音乐，更缺乏表演的才华，所以每一节音乐课都是一场大难。别人如何闯过一道道关卡的，我已无暇顾及，我自己则是在全身心的颤抖中“演出”的。
我的节目恐怕是古今中外最丢人的演出了。老师第一次为我定调，我唱不上去，第二次第三次直到第五次，无论她怎样降，我还是嫌高，唱不出。我已急得满身汗湿，心想，糟了，准是不及格，只等着老师叫一声“下去！”不料等来的是另一句话：“别急，我不起音了，你随便唱”。语气和蔼而亲切，像母亲说的话。我以决一死战的决心放开嗓门吼了一段“我们是民主青年”，拔腿就往台下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才跑到琴边就被老师拦住，她用铅笔指着记分册上我的名字后面早已写好的字母B对我说：“好好练，你会唱得很好”。这句话如大赦令。
我不知道“B”表示什么，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谁料到，这个小小的字母竟然有一种神奇的效力。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我再也不怕唱，更不恨音乐了。它告诉我音乐是可亲近的，因为老师说我会唱得很好。
20几年以后我问麦老师两个问题：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为什么不教美术要教音乐？那个B究竟是什么意思？
“当时的美术教席已经被本地教师占满，一个外来人为了养家糊口，只得改行。不过音乐美术原本就是一家，也不觉得委屈”，她说。“B到底表示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说，你是一块学男低音的料吧。‘B’也可能就是bass的缩写。管它呢，既然你已经治好了音乐恐惧症，这就够了”。说得也是。
尽管终于没有园了画家梦，更没有“练”成歌唱家，那个不起眼的字母却如影随行般伴我从少年直唱到中年。“可怕的”音乐竟也成了我除绘画之外的第二个良友。在风雨如磐的人生旅途上给了我难以估量的慰藉。这难道不是一种师承吗？
只可惜在那场丢人而又难忘的“演出”之后，音乐课和美术课都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既敬又畏的老师。不久，我梦中的画家也叫美术学院来招生的先生毫不留情地枪毙了：我的0•02的视力没能蒙混过关。梦醒时分我收到了一份通知书，说是按我的自愿，我被外语系录取了。我虽愚顽却也知道，为了吃饭，这正是唯一现实的选择。从此便按别人为我立下的“自愿”背起行囊踏上了异乡漂泊之路，足足过了20个酷暑严冬才契妇将雏回归故里。
人世间似乎真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缘”在冥冥中支配着芸芸众生的聚与散。不然，何以会在阔别20几年之后与老师邂逅相逢？
据说，如果在焦渴的土地上发现一片绿叶，你就能闻到春天的气息。1975年1月那个飞舞这冻雨的午后，在一间冷若冰窟的排练厅里听几个年青人的手风琴独奏，我们仿佛看到了那片绿叶。曲目中少不了“样板”和“革命”，但我们似乎都从无词的旋律中感受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一位名叫曲折的老师把他的学生一个个叫到台前去演奏，然后再逐一评讲。多么相似啊，我好像又回到了20年前的那场“独唱音乐会”。
幕间休息的时候，我看见过道前端的小凳上坐着一位皓首白发的老人。理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老师，眼睛说，她不是。我想，她也有和我相似的疑惑。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早已从老人的记忆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当她倾听讲述20年前的一桩桩趣事时，犹如看外星人描绘月球奇观。直到我一口气“背“出她早年的那两件作品，她才露出笑容，承认了我这个老学生。或许，只有在那些熟悉的构图、色调和笔触中才能找到跨越代沟的小桥？
我和妻子到她那间兼作作坊的阴暗小屋去造访时，老人正在将一只黑色的破袜子改成一只“乌鸦”。她告诉我们她的工作就是为京剧班的娃娃们制作小道具。“好多年来都这样，习惯了”，她说着淡淡一笑。
一个画家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习惯”于让她心中的形象与色彩通通化作一只乌鸦，一件道具，这是历史老人对文化的褒奖还是嘲弄？我们的心在流泪。
但是老师不流泪，淡淡一笑便抹去了半生的屈辱与悲怆。就连被造反派拉去假枪毙一类不堪回首的往事，她也是用老祖母将狼外婆的语调讲出来的，毫无沮丧的情绪。讲完了以后就和我们一起唱歌。唱新曲也唱老掉牙的歌，唱到跑调处，三个白发人竟笑得前仰后合，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那时她还戴着“帽”。
时间的浊浪可以扭曲人生的旅程，改变人的容颜。但是无论哪浊浪多么汹涌也冲不垮灵魂的防线。她的防线特别坚固，因为没有名利，也没有物欲。那是用艺术的爱心与良知筑成的。她在这道防线里笑看愚昧对智慧的凌辱，丑恶对美的亵渎。犹如看一件拙劣的作品。但是，即使对这些“作品”的作者她也并无仇恨，只说“他们太可怜”。
在创作最旺盛的年华她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她遗憾但不沮丧，因为知道这并非个人的悲剧而是她们那一代人难以违拗的命运。最令她困惑的是信仰。
青年时代她曾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笃信上帝的仁爱能拯救世人于苦难。然而战火遮盖了上帝头上的圣光。日寇的肆虐，由北向南又由南向西的漫长的苦难之旅让她亲眼看到神的软弱与无能。后来她恰好定居在这片“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高原上，边民的穷困令她感同身受。上帝何以遗忘了这里的子民？她问自己，再后来，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了，她和善良的同胞一样盼来了一片曙光。
她不是一个为迎合而随意改变信念的人，但是崭新的生活让她乐于改变自己。她不是靠理念认识世界的哲人，但她凭艺术家的感觉来接受新的观念。她以同样虔诚的心态接受身心的改造，在否定—肯定，肯定—否定的痛苦思索中，她渐渐放弃了对神的幻想，开始用“唯物”的尺子重新量度现实的世界。
假如这把尺子确实是真理的标志，按理说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个时侯，在我们这个国度，谁来用这把尺子比这把尺子是否准确更重要。如果你是“敌人”，你便失去了使用的权力。或者说，你如果不识时务，贸然用这把尺子来度量制造人的身材而有损于他的威严，那么你也就站到了“敌人”那一边。真理是一把有弹性的软尺子。
这一点，是她始料不及的，也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她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偷斧子的窃贼被定了罪，无论他怎么用嘴替自己辩解，心里都会承认自己是贼，他的辩解无非说偷得有理。如果好心的邻人被诬为贼，并且因为主人的权势而不容分辩，那就是人类良知的悲剧了：朋友的误解甚于仇恨。
她和她的许多同代人都成了被诬的“邻居”。这世上，还有真理吗？真理还可信吗？
当她从炼狱中精疲力竭地走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老了。她是不幸的，因为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走了出来，看到了耀眼的夕阳余晖。更令她自慰的是，她守住了人的尊严。艺术家的眼睛里，人还是那么善良，人间还是那么美好。
1976年那个令全球悲痛的1月，老人含泪写下悼念周恩来的古诗。一个个工整的柳体楷（隶？篆？）书寄托着对伟大人格的崇敬和哀悼。那时节，别说一个还戴着“帽子”的老人，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群众”这样表露自己感情也会招来灭顶之灾。但是，艺术家的良心又一次战胜了胆怯。天下哪有这样以命助我的“敌人”？“我”该为自己的无情而悔恨！
春天虽然步履蹒跚，毕竟还是来到了。她头上那顶多余的“帽子”也让风吹掉了。她又拿起了久违的画笔。她的第一幅作品画的就是这位令她钦慕的伟人周恩来。她把他的英姿描绘在浩淼无垠的大海上。
她出生在南海之滨，对海有着女儿对母亲的眷恋。、但是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大海了，海的容貌只在遥远的记忆中。当她用锌白和着普蓝在调色板上看到蔚蓝的时候，她想到的已不仅仅是水，而是这种颜色里蕴含的宽厚、博大和纯洁。她要在海上竖起一座人格的丰碑。
在世人都把当教师视为末路的年月，她又兴高采烈地走上了讲台。她怀念这个近在咫尺却又不可企及的圣地。如今她终于回来了。无论教什么都行，只要是撒播美。她讲色彩，讲“关系”，将每一幅画都少不了的“空气”，每一“讲”都如数家珍。积累太多了，储存太久了，她恨不得一下子全都交给下一代。只有在创作和教学的时候她才找到生活的乐趣。只要有这种乐趣她就满足了。除此之外，她别无所求。
她的学生不限于课堂，凡是向她求教的，无不得到她的教诲。讲音乐讲美术讲文学讲为人为学的道理，她以朋友的亲切当你的老师，她以老师的诚挚做你朋友。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你不会在她身上发现冥顽固执的习性。已经是一个功底坚实的画家了，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她的作品评头品足，而她毫无芥蒂。
她永远是一个胸无城府的孩子，始终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世界。
有一年冬天，她大病初愈，住在小儿子家里。我们去探望她的那一天，天空飞着雪花，北风刀似的割着脸。我们还耽心她怎么度过那样寒冷的冬季。她却独自藏在一间无人居住的空屋里作画。画的是长着翅膀的小天使正飞舞在鲜花丛中。画很小，她说是想寄出去卖钱的贺年片。我们大惑不解：老人是怎么了？她一生从来不曾为“卖钱”而作过画，就是在最困窘的时候她也不曾用自己的作品去换取报酬呀。她看出我们的惊讶，解释道：“我忘不了那双眼睛”。
原来，几天前她在病床上读报是看到一则“希望工程”的广告，广告用的是一个山区女孩的特写巨照。她从孩子的大眼睛里看到了贫穷的无奈，求知的渴望，对生活的希冀。她的心震动了，再也躺不下了。她知道，孩子最需要的是钱，但她也没有。她平生第一次抱怨自己的贫穷，竟然不能为那些失学的孩子尽一份微薄的心意！只要一闭上眼睛她就看见那张聪颖、稚气、无助的小脸。不久，她又发现了另一则广告，说境外某公司有奖征集贺年片设计方案。于是，她推开病魔，找出早已结成硬块的颜料和两支秃笔，一个人悄悄躲进了那间冰冷的空屋。对着窗外的雪花，她为那双眼睛描绘百花盛开的春天。
假如那双“忘不了”的眼睛能看见千里之外的老奶奶，她会怎么想？
半个世纪以前，《西路少女》让我们目睹了贫困对美的压抑，我们思索着如何将那片“如网的旧布”换成新衣。半个世纪以后，老人又看到了“那双眼睛”，但是她不再画了，只将她的期望寄托给长翅膀的天使，还有天使羽翼下的鲜花。她的期望能实现吗？
我的确并非她的授业弟子，因为我借以谋生的不是音乐和美术。我和我的老伴，我们的儿子，还有我们不谙世事的小孙子都一口咬定：她，就是我们的恩师。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授业之师赐我以求生之道，那是恩。传道者教以洁净灵魂之途，难道那不是恩，不是师？
她说：“我们是忘年之交”，这话很贴切。老师和我们分属年龄差距很大的两代人，但我们终于找到了跨越代沟的小桥。那就是对美的追慕。或者说，我们都同属一个追慕美的家族。
1998.8.15于贵阳
你不承认我是你的授业弟子，我却一口咬定你就是我的恩师。 —— 题 记
熊 启 武
48年前在一次全省画展上，有一幅色粉笔画，题曰：《西路少女》。画面的左边有一个无框的窗洞。窗洞外天空湛蓝，土地褐黄，荷锄的农夫正从那里走过。右边是一道破烂的柴扉。柴扉后面的阴暗处藏着一个半裸的姑娘，用一片如网的旧布羞涩地遮掩着酮体。
作者：麦放明。
那时，我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做着画家梦。我不知道作者是何许人，也分不清画的优劣。展厅里有上百件作品，我唯独在这幅宽不过尺许的小画前驻足最久，看得最认真，全是因为它与众不同：既非西洋名画中美若天仙的贵妇，也不是深闺绣阁里的仕女。它让我想起高原西部的穷苦边民。一家人共用一条裤子的故事曾经催我泪下。
后来在图书馆的藏画室里，我又看见两幅油画。一幅是一位留法画家的《牧羊女》。另一幅叫《二•四轰炸》，作者，又是麦放明。《牧羊女》让我想起法国写实主义画家米勒，以为那不过是一件临摹的习作。《二•四轰炸》却为我证实了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一桩日本强盗在我们这座小城犯下的罪行。断垣残壁，火光冲天，一片废墟。我极力想象十多年前的那场悲剧，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老师在课堂上说的家国仇民族恨。
画展结束不久我在报上读到一篇评论。评论点名批判了一些展品，《西路少女》也在其中。我读不懂评论中的深奥理论，但也不相信它是一件坏作品。正相反，从此以后“麦放明”在我心中化作了一尊偶像：身形伟岸，目光凝重，披着齐肩长发，留着连鬓大胡子，他定是一位超凡脱俗而又悲天悯人的艺术家。
约末（莫）是第二年春季的一天清晨，我看见校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卡车。有一群同学和路人围成一道半圆正在观看什么。出于好奇我也挤了进去。原来是一位黑衣黑裤的中年妇女正对着即将启动的卡车在画速写。一只脱了漆皮的木炭笔随着她的手指转动，刹那间眼前的景色便跃然纸上。车身车轮、篷布篷架、蓬架上挂着的旅行包似乎在摇摆，下面的人正挤着往车上爬……一件件栩栩如生。我看得入了迷，恨不得记下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根线条。她阖上画夹，转脸对我一笑，接着也上了车。我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卡车消失在晨雾中。
回到教室里，一位同学很神秘地告诉我：“那就是麦放明，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他们今天出发去参加土改。”我不信，和他争论了很久。怎么会呢？分明是画家怎么教音乐？我心中的偶像怎么会是一位教音乐的女老师？
两年后，她真地成了我的音乐老师。我多么希望听她谈画，可她讲的偏偏都是豆芽瓣、鼻腔共鸣和在那一个小节该换气。这使我感到莫名的失望甚至丧气。她的教学方法和她的画一样与众不同。我喜欢她别具一格的画，却对她别具一格的音乐课十分恐惧。
我们的音乐课都是在兼作食堂的礼堂里上。台上放着一台黑得发亮的立式钢琴。她就静静地坐在琴凳上。还是黑衣黑裤，仿佛是钢琴的一部分。我想，那就是一幅画，多么美！
她操着一口很标准的国语，嗓音很美，像话剧里的台词，但她很少长篇大论地讲乐理。她常常是自弹自唱地用“洋嗓”（即美声）示范一段之后，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到台上去表演。有时由她规定一支歌，有时由我们自选。不管是指定还是自选，都由她在琴上起音定调。你唱完了，她再评讲。这种教学方法既新奇、刺激又令人胆战心惊。我最怕在人前现丑。
我不喜欢音乐，更缺乏表演的才华，所以每一节音乐课都是一场大难。别人如何闯过一道道关卡的，我已无暇顾及，我自己则是在全身心的颤抖中“演出”的。
我的节目恐怕是古今中外最丢人的演出了。老师第一次为我定调，我唱不上去，第二次第三次直到第五次，无论她怎样降，我还是嫌高，唱不出。我已急得满身汗湿，心想，糟了，准是不及格，只等着老师叫一声“下去！”不料等来的是另一句话：“别急，我不起音了，你随便唱”。语气和蔼而亲切，像母亲说的话。我以决一死战的决心放开嗓门吼了一段“我们是民主青年”，拔腿就往台下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才跑到琴边就被老师拦住，她用铅笔指着记分册上我的名字后面早已写好的字母B对我说：“好好练，你会唱得很好”。这句话如大赦令。
我不知道“B”表示什么，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谁料到，这个小小的字母竟然有一种神奇的效力。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我再也不怕唱，更不恨音乐了。它告诉我音乐是可亲近的，因为老师说我会唱得很好。
20几年以后我问麦老师两个问题：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为什么不教美术要教音乐？那个B究竟是什么意思？
“当时的美术教席已经被本地教师占满，一个外来人为了养家糊口，只得改行。不过音乐美术原本就是一家，也不觉得委屈”，她说。“B到底表示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说，你是一块学男低音的料吧。‘B’也可能就是bass的缩写。管它呢，既然你已经治好了音乐恐惧症，这就够了”。说得也是。
尽管终于没有园了画家梦，更没有“练”成歌唱家，那个不起眼的字母却如影随行般伴我从少年直唱到中年。“可怕的”音乐竟也成了我除绘画之外的第二个良友。在风雨如磐的人生旅途上给了我难以估量的慰藉。这难道不是一种师承吗？
只可惜在那场丢人而又难忘的“演出”之后，音乐课和美术课都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既敬又畏的老师。不久，我梦中的画家也叫美术学院来招生的先生毫不留情地枪毙了：我的0•02的视力没能蒙混过关。梦醒时分我收到了一份通知书，说是按我的自愿，我被外语系录取了。我虽愚顽却也知道，为了吃饭，这正是唯一现实的选择。从此便按别人为我立下的“自愿”背起行囊踏上了异乡漂泊之路，足足过了20个酷暑严冬才契妇将雏回归故里。
人世间似乎真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缘”在冥冥中支配着芸芸众生的聚与散。不然，何以会在阔别20几年之后与老师邂逅相逢？
据说，如果在焦渴的土地上发现一片绿叶，你就能闻到春天的气息。1975年1月那个飞舞这冻雨的午后，在一间冷若冰窟的排练厅里听几个年青人的手风琴独奏，我们仿佛看到了那片绿叶。曲目中少不了“样板”和“革命”，但我们似乎都从无词的旋律中感受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一位名叫曲折的老师把他的学生一个个叫到台前去演奏，然后再逐一评讲。多么相似啊，我好像又回到了20年前的那场“独唱音乐会”。
幕间休息的时候，我看见过道前端的小凳上坐着一位皓首白发的老人。理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老师，眼睛说，她不是。我想，她也有和我相似的疑惑。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早已从老人的记忆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当她倾听讲述20年前的一桩桩趣事时，犹如看外星人描绘月球奇观。直到我一口气“背“出她早年的那两件作品，她才露出笑容，承认了我这个老学生。或许，只有在那些熟悉的构图、色调和笔触中才能找到跨越代沟的小桥？
我和妻子到她那间兼作作坊的阴暗小屋去造访时，老人正在将一只黑色的破袜子改成一只“乌鸦”。她告诉我们她的工作就是为京剧班的娃娃们制作小道具。“好多年来都这样，习惯了”，她说着淡淡一笑。
一个画家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习惯”于让她心中的形象与色彩通通化作一只乌鸦，一件道具，这是历史老人对文化的褒奖还是嘲弄？我们的心在流泪。
但是老师不流泪，淡淡一笑便抹去了半生的屈辱与悲怆。就连被造反派拉去假枪毙一类不堪回首的往事，她也是用老祖母将狼外婆的语调讲出来的，毫无沮丧的情绪。讲完了以后就和我们一起唱歌。唱新曲也唱老掉牙的歌，唱到跑调处，三个白发人竟笑得前仰后合，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那时她还戴着“帽”。
时间的浊浪可以扭曲人生的旅程，改变人的容颜。但是无论哪浊浪多么汹涌也冲不垮灵魂的防线。她的防线特别坚固，因为没有名利，也没有物欲。那是用艺术的爱心与良知筑成的。她在这道防线里笑看愚昧对智慧的凌辱，丑恶对美的亵渎。犹如看一件拙劣的作品。但是，即使对这些“作品”的作者她也并无仇恨，只说“他们太可怜”。
在创作最旺盛的年华她失去了创作的自由，她遗憾但不沮丧，因为知道这并非个人的悲剧而是她们那一代人难以违拗的命运。最令她困惑的是信仰。
青年时代她曾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笃信上帝的仁爱能拯救世人于苦难。然而战火遮盖了上帝头上的圣光。日寇的肆虐，由北向南又由南向西的漫长的苦难之旅让她亲眼看到神的软弱与无能。后来她恰好定居在这片“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高原上，边民的穷困令她感同身受。上帝何以遗忘了这里的子民？她问自己，再后来，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了，她和善良的同胞一样盼来了一片曙光。
她不是一个为迎合而随意改变信念的人，但是崭新的生活让她乐于改变自己。她不是靠理念认识世界的哲人，但她凭艺术家的感觉来接受新的观念。她以同样虔诚的心态接受身心的改造，在否定—肯定，肯定—否定的痛苦思索中，她渐渐放弃了对神的幻想，开始用“唯物”的尺子重新量度现实的世界。
假如这把尺子确实是真理的标志，按理说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个时侯，在我们这个国度，谁来用这把尺子比这把尺子是否准确更重要。如果你是“敌人”，你便失去了使用的权力。或者说，你如果不识时务，贸然用这把尺子来度量制造人的身材而有损于他的威严，那么你也就站到了“敌人”那一边。真理是一把有弹性的软尺子。
这一点，是她始料不及的，也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她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偷斧子的窃贼被定了罪，无论他怎么用嘴替自己辩解，心里都会承认自己是贼，他的辩解无非说偷得有理。如果好心的邻人被诬为贼，并且因为主人的权势而不容分辩，那就是人类良知的悲剧了：朋友的误解甚于仇恨。
她和她的许多同代人都成了被诬的“邻居”。这世上，还有真理吗？真理还可信吗？
当她从炼狱中精疲力竭地走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老了。她是不幸的，因为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走了出来，看到了耀眼的夕阳余晖。更令她自慰的是，她守住了人的尊严。艺术家的眼睛里，人还是那么善良，人间还是那么美好。
1976年那个令全球悲痛的1月，老人含泪写下悼念周恩来的古诗。一个个工整的柳体楷（隶？篆？）书寄托着对伟大人格的崇敬和哀悼。那时节，别说一个还戴着“帽子”的老人，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群众”这样表露自己感情也会招来灭顶之灾。但是，艺术家的良心又一次战胜了胆怯。天下哪有这样以命助我的“敌人”？“我”该为自己的无情而悔恨！
春天虽然步履蹒跚，毕竟还是来到了。她头上那顶多余的“帽子”也让风吹掉了。她又拿起了久违的画笔。她的第一幅作品画的就是这位令她钦慕的伟人周恩来。她把他的英姿描绘在浩淼无垠的大海上。
她出生在南海之滨，对海有着女儿对母亲的眷恋。、但是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大海了，海的容貌只在遥远的记忆中。当她用锌白和着普蓝在调色板上看到蔚蓝的时候，她想到的已不仅仅是水，而是这种颜色里蕴含的宽厚、博大和纯洁。她要在海上竖起一座人格的丰碑。
在世人都把当教师视为末路的年月，她又兴高采烈地走上了讲台。她怀念这个近在咫尺却又不可企及的圣地。如今她终于回来了。无论教什么都行，只要是撒播美。她讲色彩，讲“关系”，将每一幅画都少不了的“空气”，每一“讲”都如数家珍。积累太多了，储存太久了，她恨不得一下子全都交给下一代。只有在创作和教学的时候她才找到生活的乐趣。只要有这种乐趣她就满足了。除此之外，她别无所求。
她的学生不限于课堂，凡是向她求教的，无不得到她的教诲。讲音乐讲美术讲文学讲为人为学的道理，她以朋友的亲切当你的老师，她以老师的诚挚做你朋友。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你不会在她身上发现冥顽固执的习性。已经是一个功底坚实的画家了，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她的作品评头品足，而她毫无芥蒂。
她永远是一个胸无城府的孩子，始终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世界。
有一年冬天，她大病初愈，住在小儿子家里。我们去探望她的那一天，天空飞着雪花，北风刀似的割着脸。我们还耽心她怎么度过那样寒冷的冬季。她却独自藏在一间无人居住的空屋里作画。画的是长着翅膀的小天使正飞舞在鲜花丛中。画很小，她说是想寄出去卖钱的贺年片。我们大惑不解：老人是怎么了？她一生从来不曾为“卖钱”而作过画，就是在最困窘的时候她也不曾用自己的作品去换取报酬呀。她看出我们的惊讶，解释道：“我忘不了那双眼睛”。
原来，几天前她在病床上读报是看到一则“希望工程”的广告，广告用的是一个山区女孩的特写巨照。她从孩子的大眼睛里看到了贫穷的无奈，求知的渴望，对生活的希冀。她的心震动了，再也躺不下了。她知道，孩子最需要的是钱，但她也没有。她平生第一次抱怨自己的贫穷，竟然不能为那些失学的孩子尽一份微薄的心意！只要一闭上眼睛她就看见那张聪颖、稚气、无助的小脸。不久，她又发现了另一则广告，说境外某公司有奖征集贺年片设计方案。于是，她推开病魔，找出早已结成硬块的颜料和两支秃笔，一个人悄悄躲进了那间冰冷的空屋。对着窗外的雪花，她为那双眼睛描绘百花盛开的春天。
假如那双“忘不了”的眼睛能看见千里之外的老奶奶，她会怎么想？
半个世纪以前，《西路少女》让我们目睹了贫困对美的压抑，我们思索着如何将那片“如网的旧布”换成新衣。半个世纪以后，老人又看到了“那双眼睛”，但是她不再画了，只将她的期望寄托给长翅膀的天使，还有天使羽翼下的鲜花。她的期望能实现吗？
我的确并非她的授业弟子，因为我借以谋生的不是音乐和美术。我和我的老伴，我们的儿子，还有我们不谙世事的小孙子都一口咬定：她，就是我们的恩师。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授业之师赐我以求生之道，那是恩。传道者教以洁净灵魂之途，难道那不是恩，不是师？
她说：“我们是忘年之交”，这话很贴切。老师和我们分属年龄差距很大的两代人，但我们终于找到了跨越代沟的小桥。那就是对美的追慕。或者说，我们都同属一个追慕美的家族。
1998.8.15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