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关于《中国门》的报道

                
                
ps：稿件错误不少，感觉不够认真啊
王杨：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断裂
    “教育”只是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 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中国门》的表面主题，其隐藏的话题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大年三十，西安漫城白雪。王杨并没有回家过年，为了拍摄纪录片《纺织城》，他索性就在跟拍对象张爷爷家吃了一顿饺子。
　　建立于1953年的纺织工业城即将被拆迁，导演王杨的远方亲戚杨先生是位历史学者，在整理纺织城相关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家庭的秘密。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引起了王杨的极大兴趣。
　　在此之前，有过三部纪录片长片拍摄经历的王杨对空间，而不是个人更感兴趣。“年轻人刚开始拍片时总会追求新鲜的概念、不一样的视角。”王杨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但现在，这个年轻的导演正在学习如何做减法，试图通过聚焦个人来提取这个时代的张力。
　　《中国门》正是王杨糅杂自己内心情感的一次尝试。这部刚刚入围克罗地亚ZagrebDox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延续了王杨一贯的结构主义风格，通过对会宁、北京、上海一组组人物群像的展示，记录了年轻人改变自我命运的艰难。表面说的是教育，更深层的，则切中了人们对公平的向往。
　　解开中国底层景象的“中国门”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门”这个字进行了现实意义的多重阐释，比如将影片以“门为闯”、“门为斗”进行结构，它是否是你自我境遇的某种投射？
　　王杨：之前我也拍过毕业生题材的纪录片。我对这群人很熟悉。自己当然也是从这样的教育体制里走出的一员。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见证到这个过程的艰辛，也遭遇到一些不公平，因而一直都埋下了一些疑问。
　　日报：能否解释一下你所隐喻的“中国门”？
　　王扬：《中国门》表面说的是教育，其实它更像一把钥匙，由它打开教育这扇门背后的种种景象。来自底层、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又怎么通过奋斗去跨过人生的每一道门，包括高考。
　　从贫困县会宁到上海再到北京，走了一圈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当下社会的某种断裂。社会、人才流动的有效机制似乎是缺失的。虽然有高考，包括其他考试制度，但人们改变命运的努力在大环境下有些无力感。
　　日报：对于高考、教育制度的讨论很多，如何突破呢？
　　王杨：对于纪录片，题材当然很重要。我拍这个题材是个巧合，我恰好听到这些状况，也能够拍到他们。其次，我触碰这个话题，关心的不是教育如何改革，也不是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纠结于“怎么办”不应当是纪录片导演的责任。我只是提出问题，将那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如实反映。因为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状态才最让我感兴趣。
　　日报：我认为，《中国门》不仅仅是在浅表地述说教育制度，背后更多地凸显出一种城乡、地域包括阶层差异的现状？
　　王杨：这就是我创作的目的之一。
　　日报：你曾说，你试图通过《中国门》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那是什么？希望探讨的又是什么？
　　王杨：公平和个人意义的极大缺失，一直纠缠着中国历史。《中国门》里，教育只是映衬，其背后隐藏的是：连每个人做梦的权利都有巨大的鸿沟。
　　片中人物将超越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你是怎么说服校方以及学生家长许可拍摄，毕竟周围有一台摄像机有可能会令学生分心？
　　王杨：首先我们和当地教育局沟通，征得他们同意后，校方也表示支持。的确在拍之前，没有想过打扰学生这件事。不过，当你看到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努力后，反而不敢多去采访一分钟，觉得那是非常大的罪过。
　　学生吃饭、学习在一起，有的人一天吃一个馍馍，打开水都得小跑。所以，我们调整了拍摄方式，并没有采取跟拍式的记录形式，非得把他的家庭弄得很清楚，也不可能长期地盯拍。等他们必须回乡拿生活用品时，我们才一起去，尽量避免提前安排而影响他们。那时，他们的状态更适合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在会宁的拍摄也是为什么我要把《中国门》板块化操作的重要原因，在会宁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上海、北京的背景延伸而展开。
　　日报：你的拍摄对象中，有贫困县的高三学生，有唐家岭的北漂毕业生，有家道中落的音乐学院学子，你是怎么选择这些拍摄对象的？
　　王杨：在北京的贫困待业大学生是会宁学子生活轨迹的延续。我们是自己跑到唐家岭等“蚁族”聚集地去找人的。发现了一些人，他们不适合，但他们认识的人可能恰好合适。拍摄纪录片有时候有一些运气的东西在里面。
　　在上海，我选择了一家早教机构的人物作为拍摄对象。你可以看到，小孩在4岁前就已捆绑在教育链条里了。报名早教机构的家庭大多是城市中产，他们和遥远的会宁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搁在这里就是一个疑问。而拍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则是一种“超越”，我们展示了她一路走来的心理状态。家境普通的她也学习音乐，对教育的付出，对现状的失落和常人一样。在这里，她不代表简单意义上的“穷富对抗”，超越了道德判断本身。
　　日报：《中国门》人物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十分特别，却符合你关于“门”的剪辑框架。我可否将其理解为一种“主题先行”式的命题作文？如果是，你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客观性呢？
　　王杨：我承认，是有一些主题先行的因素。一开始，片子的定位就是关于教育，聚焦会宁的高三学子。但会宁的拍摄启发了我跟着学生的预设足迹，去到上海、北京，展开另一段的记录。
　　“教育”只是一个通道，重要的是如何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的某种感受。沿着这个思路，主题先行就不是铁板一块。它提供了一个路标，我们在过程中又重新发现。我的视角代替了会宁孩子去看未来和未来的命运。为什么会延伸到北京、上海，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想法，我想跨越地域去看一看，不同的人面对共同命运的状态。
　　而客观性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心的真实，反映了你和拍摄对象间的关系。《中国门》采取了一种更观察式的方式，将所有的信息搅拌并产生结果，可以暂称之为心理主义的真实。
　　日报：作为一名学法律出身的人，是否更容易倾向于在纪录片中承担道德使命感？
　　王杨：纪录片这个本体，决定了道德性是它的某种魂魄。纪录片需要社会反响，激荡讨论，形成实际推动力。纪录片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