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作的唠叨
平时还真难看到讨论写作方法的帖子，既然现在看到了一篇，我这个很久没作过声的话痨也忍不住啦！
我没事也喜欢写点小说，但是没受过训练就难免走弯路。过段时间回头看之前写的东西，总觉得非常不对劲。没事我就老琢磨这事，有段时间夜里都睡不好，人笨没办法。
然后我就停了一段时间啥也不写，专门读，以前读过的和没读过的都抓来就读，直到现在。终于稍微琢磨出来一点门道。
我发现那些写的好的小说通常与读者没有什么距离感，读起来都很平和，就跟平时说话一样。翻译过来的小说这种感觉不太明显，我想也许是因为在翻译中走了味。因为小说的前身是故事，小说的主要内容依然是故事。只不过前者偏重说事后者偏重说人。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
好小说的文笔并不见得如何出色，但是其中自有一种作家的风范在，一种举重若轻的写作态度。其实就是平平静静跟人讲故事聊天的那种状态。小说写作风格的差异或许正是作者本人之间的差异，大概跟性格有关，作者就喜欢这么说话。
我想这正是平庸小说所缺少的那种气质，它们的作者在写字的时候，战战兢兢，字斟句酌。我就不相信他们平时说话也这么说。这些作者唯恐自己的小说不够深刻，费尽心思想要写出优美的句子，想要套进某种高深的哲学思想，想要告诉读者自己的人生感言，想要一语道破世界的真相。
他们又是学哲学又是学心理又是学这样那样的学问，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用进自己的小说里面。
但是好小说并不是真正的需要这些东西。我就不知道塞万提斯学过些什么，托尔斯泰学过些什么，卡夫卡学过些什么，曹雪芹学过些什么。但他们写的小说比认认真真钻研过这些学问的大部分小说家都要好。毕竟读者读小说不是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来的。
好的作者几乎不作评判者，因为评判就是偏见。说到偏见，自然想到简·奥斯汀，我好像没怎么看见她在小说里直接评论某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总是借小说中别的人物之口说出来，譬如写XX说OO是个吝啬/善良/讨人厌/聪明的人。或者直接就是“人们/有人说OO是个……”。在读者看来这也许无关紧要，但是这是作者的写作意识的一种明显体现。因为真实世界中，每个人都很难一语道尽。她写的《傲慢与偏见》中如果自己对小说中的人物有偏见的话，那这小说也就写不好了。作家也没必要把他对人的看法写出来，只需展现这个人的行为，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好了。我觉得通常我所感受到的所谓文学性的东西，有时候就在这些细节里慢慢体现出来。
这个世界或者说生活本身就足够深奥，深奥得没人能彻底看破，只要小说里能够部分再现这些就足够人思考的了，哪怕一小部分。我觉得福楼拜、简·奥斯汀和托尔斯泰就是朝着这方向写的，而且他们都挺成功。哦，还有曹雪芹。他们都没写多深奥的东西，但是他们再现的生活都足够让人思考。
曹雪芹那句话我反复琢磨，真是非常有见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他就没把文章的词句段落怎么写什么的放在重点里。
误读是很能让人兜圈子的一件事情，非常坑爹。每本经典都被人们给解读了N遍，在各个时代的说法都有变化。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作者自己写的解读都是为了误导人们，好叫别人莫窥视到他写作的路径，从而超越他。
我就来说说卡夫卡好了，他几乎已经被奉若神明了。我一开始读卡夫卡的时候也跟拜神似的，这个意义那个意义的解读，越读越玄乎。直到去年我才意识到，他真正值得称颂的或许并不是那些。思想这种东西，《盗梦空间》里的描述挺好，具有高度感染性，扎根脑中就会自己生长，你或许不知道自己脑中的想法从何而来，甚至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这也让我想起原来看到过刘心武那个“江湖夜雨十年灯”的笑话。所以小说中的思想啦意义啦之类的东西，未必就是作者故意赋予的。
我认为卡夫卡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大刀阔斧地使用古典手法写荒诞的事情，逻辑都已经阻止不了他了。我在读《变形记》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他从第一句开始就定了这个调子。仿佛一个人一脸严肃，语调跟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样庄重地跟我说了这么个冷笑话般的故事，几乎要诱骗我信以为真。在他之前，作家们都老老实实地用古典的手法写古典，用荒诞的手法写荒诞，仿佛不这么写就是坏了规矩。晴天一声霹雳响，地上出来个卡夫卡，他横空出世，把这两种写法和对象做了个嫁接。然后全世界的作家们如梦初醒，就跟思想解放一样。从此后就有了现代文学。
我感觉小说这东西一直以来都有两大困境，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卡夫卡一下子画出了一条无比宽阔的路，他曾经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他真正牛逼之处。
但是也别信我的，我这也是一种误读。我是个不负责任的话痨，我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丢人的是我自己写的现在还是一团糟，我只能尽量努力以后写东西就用说话的语气。
我没事也喜欢写点小说，但是没受过训练就难免走弯路。过段时间回头看之前写的东西，总觉得非常不对劲。没事我就老琢磨这事，有段时间夜里都睡不好，人笨没办法。
然后我就停了一段时间啥也不写，专门读，以前读过的和没读过的都抓来就读，直到现在。终于稍微琢磨出来一点门道。
我发现那些写的好的小说通常与读者没有什么距离感，读起来都很平和，就跟平时说话一样。翻译过来的小说这种感觉不太明显，我想也许是因为在翻译中走了味。因为小说的前身是故事，小说的主要内容依然是故事。只不过前者偏重说事后者偏重说人。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
好小说的文笔并不见得如何出色，但是其中自有一种作家的风范在，一种举重若轻的写作态度。其实就是平平静静跟人讲故事聊天的那种状态。小说写作风格的差异或许正是作者本人之间的差异，大概跟性格有关，作者就喜欢这么说话。
我想这正是平庸小说所缺少的那种气质，它们的作者在写字的时候，战战兢兢，字斟句酌。我就不相信他们平时说话也这么说。这些作者唯恐自己的小说不够深刻，费尽心思想要写出优美的句子，想要套进某种高深的哲学思想，想要告诉读者自己的人生感言，想要一语道破世界的真相。
他们又是学哲学又是学心理又是学这样那样的学问，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用进自己的小说里面。
但是好小说并不是真正的需要这些东西。我就不知道塞万提斯学过些什么，托尔斯泰学过些什么，卡夫卡学过些什么，曹雪芹学过些什么。但他们写的小说比认认真真钻研过这些学问的大部分小说家都要好。毕竟读者读小说不是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来的。
好的作者几乎不作评判者，因为评判就是偏见。说到偏见，自然想到简·奥斯汀，我好像没怎么看见她在小说里直接评论某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总是借小说中别的人物之口说出来，譬如写XX说OO是个吝啬/善良/讨人厌/聪明的人。或者直接就是“人们/有人说OO是个……”。在读者看来这也许无关紧要，但是这是作者的写作意识的一种明显体现。因为真实世界中，每个人都很难一语道尽。她写的《傲慢与偏见》中如果自己对小说中的人物有偏见的话，那这小说也就写不好了。作家也没必要把他对人的看法写出来，只需展现这个人的行为，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好了。我觉得通常我所感受到的所谓文学性的东西，有时候就在这些细节里慢慢体现出来。
这个世界或者说生活本身就足够深奥，深奥得没人能彻底看破，只要小说里能够部分再现这些就足够人思考的了，哪怕一小部分。我觉得福楼拜、简·奥斯汀和托尔斯泰就是朝着这方向写的，而且他们都挺成功。哦，还有曹雪芹。他们都没写多深奥的东西，但是他们再现的生活都足够让人思考。
曹雪芹那句话我反复琢磨，真是非常有见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他就没把文章的词句段落怎么写什么的放在重点里。
误读是很能让人兜圈子的一件事情，非常坑爹。每本经典都被人们给解读了N遍，在各个时代的说法都有变化。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作者自己写的解读都是为了误导人们，好叫别人莫窥视到他写作的路径，从而超越他。
我就来说说卡夫卡好了，他几乎已经被奉若神明了。我一开始读卡夫卡的时候也跟拜神似的，这个意义那个意义的解读，越读越玄乎。直到去年我才意识到，他真正值得称颂的或许并不是那些。思想这种东西，《盗梦空间》里的描述挺好，具有高度感染性，扎根脑中就会自己生长，你或许不知道自己脑中的想法从何而来，甚至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这也让我想起原来看到过刘心武那个“江湖夜雨十年灯”的笑话。所以小说中的思想啦意义啦之类的东西，未必就是作者故意赋予的。
我认为卡夫卡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大刀阔斧地使用古典手法写荒诞的事情，逻辑都已经阻止不了他了。我在读《变形记》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他从第一句开始就定了这个调子。仿佛一个人一脸严肃，语调跟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样庄重地跟我说了这么个冷笑话般的故事，几乎要诱骗我信以为真。在他之前，作家们都老老实实地用古典的手法写古典，用荒诞的手法写荒诞，仿佛不这么写就是坏了规矩。晴天一声霹雳响，地上出来个卡夫卡，他横空出世，把这两种写法和对象做了个嫁接。然后全世界的作家们如梦初醒，就跟思想解放一样。从此后就有了现代文学。
我感觉小说这东西一直以来都有两大困境，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卡夫卡一下子画出了一条无比宽阔的路，他曾经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他真正牛逼之处。
但是也别信我的，我这也是一种误读。我是个不负责任的话痨，我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丢人的是我自己写的现在还是一团糟，我只能尽量努力以后写东西就用说话的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