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审判》波兰文版跋
卡夫卡《审判》波兰文版跋
文/布鲁诺舒尔茨 译/奇平
在卡夫卡的一生中，只有若干短篇小说问世。他的独异性，赋予自身艺术行为至高无上的宗教价值，不许他就地止步，或令他放弃，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似有神助的幸运的创造力的产物。那时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朋友们能读懂他，瞧，一个超凡脱俗的作家已经诞生，他直抵终极目标，试图回答有关存在的最深刻的问题。他将自己的写作设置在一种未完成状态下，一条趋向发现终极真理的途径，一片开掘生活真义的通道。他命运的悲剧意味在于，当他以千钧一发的紧迫感往信仰的灯塔攀爬时，最后却失败了，尽管作了所有尝试，依然将他带回黑暗。这便解释了这个英年早逝的男人，为何要在遗嘱中宣告销毁他所有的作品。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遗嘱的委托执行人，决定违背他的临终遗愿，出版幸存下来的那部分文学遗产，这几卷集子，奠定了卡夫卡在一个时代中典型的精神位置。
这一套低沉而尖锐的作品集，皆始于开端，来自最初的那个瞬间，一种似有神助的叙述和从一个最深刻的宗教式体验世界中来的证词。卡夫卡的目光，不断被一个非现实世界的那些富有宗教意味的事物吸引，带着永不餍足的好奇心试图搞懂那套机制，那个体系，那些埋藏在现实背后的神秘秩序；它越过了以人类之力与神抗衡的边界。他是一个神旨的称颂者和狂热崇拜者，但事实上更像一个异端称颂者。即使是一个最刁钻不屑的讽刺作家，都无法用这种非道德的荒谬感去还原那个荒诞变形的世界。因为神旨的高原，在卡夫卡看来，非人性的否定之力无法呈现。这一秩序遥不可及，它那么恢弘，超越了人类的所有范畴，因此人类对这片高原的勘探，用以反抗那些最高权力机构的方式，变成了一种不附和，抗议和基础批判的力量。倘若不辩，不解，不高声质问，人类存在又该如何应对那些强权的侵蚀？
在第一次庭审期间，当《审判》的男主人公遭遇来自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时，便展开了这种高声质问。他对此进行了猛烈地回击和谴责，显现出了一定成效。于是乎他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被检举的角色变成了该事件的申诉人。法庭上出现了明显的骚乱，其踌躇和无助，表明了在那片高原和人类范畴之间根本不可互通，这让男主人公重拾了信心和热情。当人类仅凭这丁点力量来回击入侵，和它们正面交锋，这是多么蒙昧啊——在高度精神化的领域内，古老的优越感不是主导，而是神怒的副产品。约瑟夫.K的优越感不断凌驾于法庭之上；它那些所谓的花招和阴谋诡计令他厌恶和不屑。他从人存在的正当性，文明和工作的角度来反驳它们。可笑愚昧至极！因为所有的优越感和正当性，都无法保护他不受冷漠的审判过程——那个扩展至他生活中并仿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进程——的侵扰。当约瑟夫.K感到审判的控制圈正在越来越紧地包围他时，他设想即便如此，仍有可能绕过它，生活在它的外围。他欺骗自己有能力在和法庭的关系上取得某种进展，比如说通过女人，在卡夫卡看来，她们是连接人类和神关系的纽带，或者通过某个画家和乞丐，据说他们和法庭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联系。卡夫卡以这种方式，不屈不挠地谴责和化解着在上升到神旨问题时人类行为的困惑与无助。
约瑟夫.K的错误在于他对人类理性的坚持，而不是完全放弃。他固执己见，日复一日地搜寻着没完没了的申诉状，以此来提供他那些天衣无缝的无罪证据。可所有这些尝试和“申诉”都掉进了一个神秘莫测的真空；它们只是环绕旋转，并没有抵达最高权力机构。一个人和那个变形世界的相遇终究是场永恒的误会，一次彼此的误解，一次面对黑暗的冲击。
最后第二章，是开启整篇小说的一把钥匙，呈现出事件的另一面，在监狱神甫的寓言故事中：并不是法律追捕到了那名罪犯；而是该名男子从他自己的生活内部找到了“通往法律的入口”。而法律似乎躲着他，纹丝不动地藏匿在它那无可利用和不可侵犯的特性背后，与此同时，通过那些暗中亵渎神圣的行为，法律也受到了该名男子的冒犯。那名看守法律的门卫（被神甫用寓言故事里头的一个妙语指代），一直处在诡辩的边缘，看上去虚伪而又造作——个体对法律的信仰有可能会使其遭受最痛苦严峻的折磨，但这种信仰却能激发出最为可贵的坚持。
在这篇小说中，卡夫卡似乎只是从理论上显现了法律对个人生活的侵蚀。他并没有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在个体命运的现实基础上展开。我们搞不懂约瑟夫.K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也没发现在一种怎样的法律条款下，他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满足。卡夫卡只不过提供了人类生活的一层氛围，这层氛围在人类之外——关于终极真理的氛围。这篇小说中天才的方面在于，卡夫卡已经在寻找这些问题——人类语言中变幻莫测而又难以言传的特质，一种与此相关的物质性，他用以构建和诠释那个审判体系的代入性物质，并追溯到了这些物质的细微末节处。
卡夫卡试图诉诸的这些直觉和顿悟，并非他的专利；它们是所有时代和人类共有的神秘性遗产，它们通常以一种非正式的主观语言来表达，或者是在某个神秘团体和学派内流传的具有共性的语言。在这点上，第一次，凭借诗的魅力，某个平行的现实被创造，那些问题通过某个诗人的身体被显现——无实质性内容的，但又不可否认——即使连一个外行都会感受到一阵战栗，一丝自远方高原吹来的微风，于是他们便体验到某种与他们的内在经验共鸣的诗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夫卡的方法——平行世界，代入性的双重现实——完全没有先例。他用以攫取他所创造的那个现实的双重本质的荒诞写实手法，值得细细研究。卡夫卡以一种极端的尖锐看到了现实的真实外壳；他知道，一旦内省，就可以了解它的姿态，了解事件和境况的整个外观，以及它们的羁绊和缠绕；然而对他来说，这也只不过是一层没有根部的松散的表皮，他将之撕裂，就像撕碎一张脆弱的薄膜，接着将它们撒向他的超验世界，移植到他自己的现实中去。他看待现实的态度是讽刺挖苦的，不怀好意的，并且恶狠狠的——就像一个舞台魔术师对待他的那些道具一样。他只是假装严肃认真，强迫自己对那种现实一丝不苟，其实是为了彻底否定它。
卡夫卡的作品不是寓言的翻版，演讲稿，或者教条的评注；它们是一种固有的诗性存在，包围、环绕在四面八方，取决于自身，且只从自身给出解释。除了那些神秘的暗示和宗教式体验外，他的作品还呈现出一片诗性的氛围——一个不那么确定的谜团，绝不会被外界的误读所损耗。
马克斯.布罗德在1920年收到了作家的这篇小说手稿，它并没有写完。布罗德删掉了这篇小说中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本应出现在最后一章的前面）——奉行卡夫卡的一种立场，审判在观念意义上不会结束——而且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对于探讨该事件的本质已无任何必要。
文/布鲁诺舒尔茨 译/奇平
在卡夫卡的一生中，只有若干短篇小说问世。他的独异性，赋予自身艺术行为至高无上的宗教价值，不许他就地止步，或令他放弃，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似有神助的幸运的创造力的产物。那时候，只有一个小圈子里的朋友们能读懂他，瞧，一个超凡脱俗的作家已经诞生，他直抵终极目标，试图回答有关存在的最深刻的问题。他将自己的写作设置在一种未完成状态下，一条趋向发现终极真理的途径，一片开掘生活真义的通道。他命运的悲剧意味在于，当他以千钧一发的紧迫感往信仰的灯塔攀爬时，最后却失败了，尽管作了所有尝试，依然将他带回黑暗。这便解释了这个英年早逝的男人，为何要在遗嘱中宣告销毁他所有的作品。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遗嘱的委托执行人，决定违背他的临终遗愿，出版幸存下来的那部分文学遗产，这几卷集子，奠定了卡夫卡在一个时代中典型的精神位置。
这一套低沉而尖锐的作品集，皆始于开端，来自最初的那个瞬间，一种似有神助的叙述和从一个最深刻的宗教式体验世界中来的证词。卡夫卡的目光，不断被一个非现实世界的那些富有宗教意味的事物吸引，带着永不餍足的好奇心试图搞懂那套机制，那个体系，那些埋藏在现实背后的神秘秩序；它越过了以人类之力与神抗衡的边界。他是一个神旨的称颂者和狂热崇拜者，但事实上更像一个异端称颂者。即使是一个最刁钻不屑的讽刺作家，都无法用这种非道德的荒谬感去还原那个荒诞变形的世界。因为神旨的高原，在卡夫卡看来，非人性的否定之力无法呈现。这一秩序遥不可及，它那么恢弘，超越了人类的所有范畴，因此人类对这片高原的勘探，用以反抗那些最高权力机构的方式，变成了一种不附和，抗议和基础批判的力量。倘若不辩，不解，不高声质问，人类存在又该如何应对那些强权的侵蚀？
在第一次庭审期间，当《审判》的男主人公遭遇来自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时，便展开了这种高声质问。他对此进行了猛烈地回击和谴责，显现出了一定成效。于是乎他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被检举的角色变成了该事件的申诉人。法庭上出现了明显的骚乱，其踌躇和无助，表明了在那片高原和人类范畴之间根本不可互通，这让男主人公重拾了信心和热情。当人类仅凭这丁点力量来回击入侵，和它们正面交锋，这是多么蒙昧啊——在高度精神化的领域内，古老的优越感不是主导，而是神怒的副产品。约瑟夫.K的优越感不断凌驾于法庭之上；它那些所谓的花招和阴谋诡计令他厌恶和不屑。他从人存在的正当性，文明和工作的角度来反驳它们。可笑愚昧至极！因为所有的优越感和正当性，都无法保护他不受冷漠的审判过程——那个扩展至他生活中并仿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进程——的侵扰。当约瑟夫.K感到审判的控制圈正在越来越紧地包围他时，他设想即便如此，仍有可能绕过它，生活在它的外围。他欺骗自己有能力在和法庭的关系上取得某种进展，比如说通过女人，在卡夫卡看来，她们是连接人类和神关系的纽带，或者通过某个画家和乞丐，据说他们和法庭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联系。卡夫卡以这种方式，不屈不挠地谴责和化解着在上升到神旨问题时人类行为的困惑与无助。
约瑟夫.K的错误在于他对人类理性的坚持，而不是完全放弃。他固执己见，日复一日地搜寻着没完没了的申诉状，以此来提供他那些天衣无缝的无罪证据。可所有这些尝试和“申诉”都掉进了一个神秘莫测的真空；它们只是环绕旋转，并没有抵达最高权力机构。一个人和那个变形世界的相遇终究是场永恒的误会，一次彼此的误解，一次面对黑暗的冲击。
最后第二章，是开启整篇小说的一把钥匙，呈现出事件的另一面，在监狱神甫的寓言故事中：并不是法律追捕到了那名罪犯；而是该名男子从他自己的生活内部找到了“通往法律的入口”。而法律似乎躲着他，纹丝不动地藏匿在它那无可利用和不可侵犯的特性背后，与此同时，通过那些暗中亵渎神圣的行为，法律也受到了该名男子的冒犯。那名看守法律的门卫（被神甫用寓言故事里头的一个妙语指代），一直处在诡辩的边缘，看上去虚伪而又造作——个体对法律的信仰有可能会使其遭受最痛苦严峻的折磨，但这种信仰却能激发出最为可贵的坚持。
在这篇小说中，卡夫卡似乎只是从理论上显现了法律对个人生活的侵蚀。他并没有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在个体命运的现实基础上展开。我们搞不懂约瑟夫.K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也没发现在一种怎样的法律条款下，他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满足。卡夫卡只不过提供了人类生活的一层氛围，这层氛围在人类之外——关于终极真理的氛围。这篇小说中天才的方面在于，卡夫卡已经在寻找这些问题——人类语言中变幻莫测而又难以言传的特质，一种与此相关的物质性，他用以构建和诠释那个审判体系的代入性物质，并追溯到了这些物质的细微末节处。
卡夫卡试图诉诸的这些直觉和顿悟，并非他的专利；它们是所有时代和人类共有的神秘性遗产，它们通常以一种非正式的主观语言来表达，或者是在某个神秘团体和学派内流传的具有共性的语言。在这点上，第一次，凭借诗的魅力，某个平行的现实被创造，那些问题通过某个诗人的身体被显现——无实质性内容的，但又不可否认——即使连一个外行都会感受到一阵战栗，一丝自远方高原吹来的微风，于是他们便体验到某种与他们的内在经验共鸣的诗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夫卡的方法——平行世界，代入性的双重现实——完全没有先例。他用以攫取他所创造的那个现实的双重本质的荒诞写实手法，值得细细研究。卡夫卡以一种极端的尖锐看到了现实的真实外壳；他知道，一旦内省，就可以了解它的姿态，了解事件和境况的整个外观，以及它们的羁绊和缠绕；然而对他来说，这也只不过是一层没有根部的松散的表皮，他将之撕裂，就像撕碎一张脆弱的薄膜，接着将它们撒向他的超验世界，移植到他自己的现实中去。他看待现实的态度是讽刺挖苦的，不怀好意的，并且恶狠狠的——就像一个舞台魔术师对待他的那些道具一样。他只是假装严肃认真，强迫自己对那种现实一丝不苟，其实是为了彻底否定它。
卡夫卡的作品不是寓言的翻版，演讲稿，或者教条的评注；它们是一种固有的诗性存在，包围、环绕在四面八方，取决于自身，且只从自身给出解释。除了那些神秘的暗示和宗教式体验外，他的作品还呈现出一片诗性的氛围——一个不那么确定的谜团，绝不会被外界的误读所损耗。
马克斯.布罗德在1920年收到了作家的这篇小说手稿，它并没有写完。布罗德删掉了这篇小说中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本应出现在最后一章的前面）——奉行卡夫卡的一种立场，审判在观念意义上不会结束——而且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对于探讨该事件的本质已无任何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