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 纪念蔡孑民先生144周年诞辰
记得北大哲学系韩水法老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以为这是对于当下现状的极其恰当，同时又浸透着一种无力回天感的悲哀的评价。
蔡先生于1868年1月11日（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3月5日在香港逝世，享年72岁。而今年恰好又是蔡先生逝世72周年。时间上的巧合，或许给了我一些理由来写其实无关痛痒的理由来缅怀先生罢。
刚开始仔细研读有关蔡先生的资料时，我的内心深处逐渐生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崇拜，以至于我一度把蔡先生视为世间罕有的完人、至圣。后来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多，才又重新意识到他的局限性。然而那些局限和他的丰满人格相比，实在不值一提。粗俗、愚昧之辈者如我，又有何资格吹毛求疵呢？
先生常以宽厚、温和的形象示人，然而他却并非一个庸碌的“好好先生”，否则他是无力肩起时代所交给他的重担的。先生虽然平易近人，却柔中带刚，在关键时刻立场明确、态度坚决，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底线，所以在北大面临来自政府、军警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来自旧文化战线的恶毒攻击时，他能够“很倔强地坚持着”（陈独秀语）。
早年的转变，其实已蕴含着蔡先生鲜明的个性：他是旧时代的一个坚定的反叛者。接受中国传统式的教育让他培养起了君子式的人格。那种春风化雨式的和善，那种广泛接纳并且容忍各种对立乃至异见的“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力，可谓极其稀缺的人间珍品，只能让人发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叹。但他却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旧时代的殉道人，时代为他打上了过渡性质的烙印，让他成为旧学熏陶下的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风气的先驱。可惜时至今日，蔡先生改革北大已近一个世纪，现实中的中国的变革还步履维艰，支撑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改革方案的境界在今天竟还显得高不可攀。蔡先生之所以作为一座丰碑被今人不断仰望，不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何其可悲么？
对蔡先生的了解愈多，愈觉得我的言语苍白无力。正因为对于蔡先生有着一种他人不可匹敌的敬仰，我更愿意选择缄默地想象着先生的容颜和说话的语气，想象着那个风起云涌的变迁年代里难以逾越的教育传奇和难以复制的北大神话。蔡先生提倡美育，而他自己不正是美育的最难能可贵的素材之一么！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品，本就是难以用文字来描摹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我的心目中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蔡先生已经远去了72个年头，他的背影却还在日渐一日地高大起来。说实话，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十分眷顾他的。先不谈他如何能被黎元洪政府任命到北大担任校长。若无剧烈动荡下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相对弱势，他那雷厉风行的改革，那种对自由风气的推广恐怕是要被权力所扼杀的。神话之所以难以复制，也正是因了时代背景的难以复制。今天的所谓教育改革，看似热闹，应者云集，吵吵嚷嚷，仿佛中国教育从此即要迎来崭新的春天，直到无聊的喧嚣过后才发现又是换汤不换药的徒劳无功的几声虚弱的叫唤。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就不往下说了。有生之年我估计是看不到乐观的理由了，但我的悲观并不意味着绝望的暴弃。
2009年5月20日，我特地去了位于香港岛西南部大山之下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蔡先生就长眠在这里。那天，“东方之珠”飘着初夏的细雨，阴郁的天空中飞过几只惆怅的海鸟。我站在蔡元培先生墓前，一语不发，只是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天地间一片凝固的肃穆。
蔡先生于1868年1月11日（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3月5日在香港逝世，享年72岁。而今年恰好又是蔡先生逝世72周年。时间上的巧合，或许给了我一些理由来写其实无关痛痒的理由来缅怀先生罢。
刚开始仔细研读有关蔡先生的资料时，我的内心深处逐渐生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崇拜，以至于我一度把蔡先生视为世间罕有的完人、至圣。后来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多，才又重新意识到他的局限性。然而那些局限和他的丰满人格相比，实在不值一提。粗俗、愚昧之辈者如我，又有何资格吹毛求疵呢？
先生常以宽厚、温和的形象示人，然而他却并非一个庸碌的“好好先生”，否则他是无力肩起时代所交给他的重担的。先生虽然平易近人，却柔中带刚，在关键时刻立场明确、态度坚决，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底线，所以在北大面临来自政府、军警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来自旧文化战线的恶毒攻击时，他能够“很倔强地坚持着”（陈独秀语）。
早年的转变，其实已蕴含着蔡先生鲜明的个性：他是旧时代的一个坚定的反叛者。接受中国传统式的教育让他培养起了君子式的人格。那种春风化雨式的和善，那种广泛接纳并且容忍各种对立乃至异见的“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力，可谓极其稀缺的人间珍品，只能让人发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叹。但他却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的旧时代的殉道人，时代为他打上了过渡性质的烙印，让他成为旧学熏陶下的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风气的先驱。可惜时至今日，蔡先生改革北大已近一个世纪，现实中的中国的变革还步履维艰，支撑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改革方案的境界在今天竟还显得高不可攀。蔡先生之所以作为一座丰碑被今人不断仰望，不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何其可悲么？
对蔡先生的了解愈多，愈觉得我的言语苍白无力。正因为对于蔡先生有着一种他人不可匹敌的敬仰，我更愿意选择缄默地想象着先生的容颜和说话的语气，想象着那个风起云涌的变迁年代里难以逾越的教育传奇和难以复制的北大神话。蔡先生提倡美育，而他自己不正是美育的最难能可贵的素材之一么！人类最伟大的艺术品，本就是难以用文字来描摹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我的心目中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蔡先生已经远去了72个年头，他的背影却还在日渐一日地高大起来。说实话，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十分眷顾他的。先不谈他如何能被黎元洪政府任命到北大担任校长。若无剧烈动荡下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相对弱势，他那雷厉风行的改革，那种对自由风气的推广恐怕是要被权力所扼杀的。神话之所以难以复制，也正是因了时代背景的难以复制。今天的所谓教育改革，看似热闹，应者云集，吵吵嚷嚷，仿佛中国教育从此即要迎来崭新的春天，直到无聊的喧嚣过后才发现又是换汤不换药的徒劳无功的几声虚弱的叫唤。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就不往下说了。有生之年我估计是看不到乐观的理由了，但我的悲观并不意味着绝望的暴弃。
2009年5月20日，我特地去了位于香港岛西南部大山之下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蔡先生就长眠在这里。那天，“东方之珠”飘着初夏的细雨，阴郁的天空中飞过几只惆怅的海鸟。我站在蔡元培先生墓前，一语不发，只是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天地间一片凝固的肃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