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建党伟业》
《建党伟业》我看了两遍，可能还要看几遍，这固然由于便利的缘故，更是觉得较之《建国大业》确有进步之处。有了全局的重点篇章，有了青涩的健全人格，也有了深沉的正反描述，在一部主旋律为主题的全景式的作品中，在一部以全明星阵容为噱头的商业化作品中，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
全剧的高潮在五四运动，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这场运动中影片突出了四类人：第一类是刚刚崛起的群众，特别是工人，用侧面描写，画外音烘托，塑造比较单薄。第二类是学生，慷慨激昂，虽然有勇气，也有稚气，但那种激情和必死的决心，是观者动容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有联想的，也有一点愧色的。他们的投入是全身心的，是热血型的，却只能说更多地当作一场活动，一场比赛，一场本色演出，反派打倒了，对手妥协了，就获得了暂时的解脱，获得了弹冠相庆的“权利”。第三类是革命的导师，是李大钊，是陈独秀，他们在运动的高潮能引领风尚，在运动过后也能够深沉的反思，撕破敌人伪装的弱势，在新的舞台掀起壮阔的波澜。他们的投入是火种式的，是稳健型的，“运动”对于他们，仅仅是整部大戏的一幕，是高潮的铺垫，他们是创作革命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清醒者。第四类则是所谓的“反革命”。影片对北洋系的表现是有进步的，没有重复这类影片的老路，表现一群软弱的色厉内荏的寄生虫形象；这些人在外交的运用上是老练的，没有走卖国的昏招；在内务上则是保守的，“镇压”和“逮捕”是保护式的，是息事宁人的；他们是悲剧式的角色，只能清醒地承担决策的责任和屈辱的结局。这四类人的塑造栩栩如生，很精练地把整个历史事件讲得很立体，这更不易。
能够投身于近代化初期的历史构建，是幸运也是不幸。不幸的是席卷而来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辛苦地站立潮头，终究只能不由自主地被席卷而去，不知何时被拍死在沙滩上，击碎在礁石上。如果投错了浪头，还要染得一身污水，晒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晾干。就算这一浪侥幸熬过，下一浪也保不齐就变了色，染了黑。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言“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而兼名裂”。徐世昌如是，陈独秀也如是，现在看毛又何尝不是。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个人因素，有多少是时代因素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幸运的是能够扮演角色本身的重要性，不做路人甲。至少他们大者为国家在选择一种制度，小者也在为个人确立一种信仰。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这个国家在艰难地从千年帝制的迷梦中苏醒；在共和与立宪的摇摆中，这个政权从缺乏营养的子宫中分娩；在缙绅当权还是庶民做主的争执中，这个政党从缺乏关注的困局中诞生。不能不说，每个人都在或用鲜血或用呐喊地抗争和推动，更不用说那种“既已许国，奈何许卿”的决然了。哪怕只能组成史书中正面或反面的一个标点，终究能够参与历史，创造历史。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主动或被动地思考，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确立一种宝贵的信仰。尽管后来有的坚持住了，有的放弃了，还有的走上了背叛的道路。他们的信仰终究存在，来自大脑而不是洗脑；来自实践而不是作践。相对于我们的时代，他们的幸运更为凸显。那个时代里，导师们有理性、也有激情；学生们有激情缺乏理性；而我们呢？恐怕既无理性也无激情，在信仰的沙漠之中踟蹰着。看了这个影片，读了这段历史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反省，有所觉悟呢？电影院外的都市尽管喧哗，却阻挡不了午夜时分难以入眠的可怕的寂静。我们是否应该自问：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还是可悲地做看客和路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白马微隙的人生如果匆匆走完，连一场运动都没参与，更不要说时代的一幕中扮演角色了，那样在死亡的大门敞开的瞬间，会不会流下一滴遗憾的泪水？
人，还是要靠信仰来高贵地生存。
全剧的高潮在五四运动，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这场运动中影片突出了四类人：第一类是刚刚崛起的群众，特别是工人，用侧面描写，画外音烘托，塑造比较单薄。第二类是学生，慷慨激昂，虽然有勇气，也有稚气，但那种激情和必死的决心，是观者动容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有联想的，也有一点愧色的。他们的投入是全身心的，是热血型的，却只能说更多地当作一场活动，一场比赛，一场本色演出，反派打倒了，对手妥协了，就获得了暂时的解脱，获得了弹冠相庆的“权利”。第三类是革命的导师，是李大钊，是陈独秀，他们在运动的高潮能引领风尚，在运动过后也能够深沉的反思，撕破敌人伪装的弱势，在新的舞台掀起壮阔的波澜。他们的投入是火种式的，是稳健型的，“运动”对于他们，仅仅是整部大戏的一幕，是高潮的铺垫，他们是创作革命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清醒者。第四类则是所谓的“反革命”。影片对北洋系的表现是有进步的，没有重复这类影片的老路，表现一群软弱的色厉内荏的寄生虫形象；这些人在外交的运用上是老练的，没有走卖国的昏招；在内务上则是保守的，“镇压”和“逮捕”是保护式的，是息事宁人的；他们是悲剧式的角色，只能清醒地承担决策的责任和屈辱的结局。这四类人的塑造栩栩如生，很精练地把整个历史事件讲得很立体，这更不易。
能够投身于近代化初期的历史构建，是幸运也是不幸。不幸的是席卷而来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辛苦地站立潮头，终究只能不由自主地被席卷而去，不知何时被拍死在沙滩上，击碎在礁石上。如果投错了浪头，还要染得一身污水，晒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晾干。就算这一浪侥幸熬过，下一浪也保不齐就变了色，染了黑。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言“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而兼名裂”。徐世昌如是，陈独秀也如是，现在看毛又何尝不是。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个人因素，有多少是时代因素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幸运的是能够扮演角色本身的重要性，不做路人甲。至少他们大者为国家在选择一种制度，小者也在为个人确立一种信仰。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这个国家在艰难地从千年帝制的迷梦中苏醒；在共和与立宪的摇摆中，这个政权从缺乏营养的子宫中分娩；在缙绅当权还是庶民做主的争执中，这个政党从缺乏关注的困局中诞生。不能不说，每个人都在或用鲜血或用呐喊地抗争和推动，更不用说那种“既已许国，奈何许卿”的决然了。哪怕只能组成史书中正面或反面的一个标点，终究能够参与历史，创造历史。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主动或被动地思考，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确立一种宝贵的信仰。尽管后来有的坚持住了，有的放弃了，还有的走上了背叛的道路。他们的信仰终究存在，来自大脑而不是洗脑；来自实践而不是作践。相对于我们的时代，他们的幸运更为凸显。那个时代里，导师们有理性、也有激情；学生们有激情缺乏理性；而我们呢？恐怕既无理性也无激情，在信仰的沙漠之中踟蹰着。看了这个影片，读了这段历史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反省，有所觉悟呢？电影院外的都市尽管喧哗，却阻挡不了午夜时分难以入眠的可怕的寂静。我们是否应该自问：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还是可悲地做看客和路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白马微隙的人生如果匆匆走完，连一场运动都没参与，更不要说时代的一幕中扮演角色了，那样在死亡的大门敞开的瞬间，会不会流下一滴遗憾的泪水？
人，还是要靠信仰来高贵地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