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胡适思想有助于我们摆脱道德理想主义
初识胡适思想是在十多年前的一家新华书店里，那个时候胡适还没有“热”起来，他的文集静静地靠在书架上，等待一个青年学子去同他对话并挑战他。刚从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的信息密封中透出气来的年轻人渴望了解八十多年前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进展和结果。因为即使是带有严重倾向的宣传和批评也不能掩盖胡适思想对这个年轻人的诱惑。他的本能和直觉让他嗅到了胡适思想中的某种魅力：讲道理、有理性、温和……
后来，他在同学的大学里借出了胡适的文集，《不朽》、《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对他影响甚大，之后他又在自己所在的大学里翻遍了图书馆中所有胡适的著作。多年后，记忆仍清晰地提示他，那一整排有关胡适教育思想的书，让他望而生畏。
两千零五年，李敖来大陆演讲，多少人趋之若鹜，这个青年也不例外。在北大的讲坛上，这个狂狷且锋芒毕露的老头子，开始以机智和幽默的方式推销胡适思想。他说他要以一千倍的份额偿还胡适先生对他当年的慷慨施舍，可惜李敖捐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落实——没有变成一个和李大钊、毛泽东一样的铜像立在北大校园里，但是李敖说他会等，他等着当局改变性子。
后来，随着专业分工，胡适越来越淡出这个青年的阅读视野。胡适思想表面上的简单性，没办法轻易打发他的自负，显然他需要一些更酷更眩的理论和文艺腔。再后来，随着对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的研读，胡适在他眼中居然变成了学术潮流的时尚人物、弄潮儿。如果说得好听点，用胡适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本人的谦虚倒成了青年眼中的真实；说得难听点，胡适被他看成是一个无太大贡献的人，就像如今很多贴子下面第一个占领沙发的人。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还只有依靠胡适那样子温和、耐心、宽容的智慧才能逐渐改变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在那个风靡流星花园和余秋雨的年代，那个被胡适思想电击到的青年，就是我。
正如李敖认为，胡适的思想是最温和的（较之鲁迅陈独秀等人而言），是适合当今中国的，以前对他的打压是不对的。的确，他的自由主义是最有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表现在他去世近50年后，他的思想仍然能给当代国人以启迪和借鉴。自一九一七年爆得大名之后，他成为数次文化争论的焦点人物，亲苏的知识分子、亲日的文化人以及所谓亲英美派的文人都对他“不问政治”和“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不以为然。后来以七十高龄来到台湾后，他又要周旋在三方势力对他的围追堵截中，有蒋氏当局、新儒家（徐复观等）和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如殷海光、雷震等）。
如果仔细阅读胡适的日记、书信与政论便可发觉，胡适并没有当今自由主义者们表现得那么“幼稚”，相反，胡适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政治实践感的人。其公开的政论与私下的言论之间常常大有区分，他非常注意政论的实际政治影响。一九三零年代当蒋介石和汪精卫迫于政治集团内外的压力而提及自由民主宪政时，胡适就会抓住机会发表一系列政论，阐述他对宪政的理解，以及在当时中国情势之下如何开始宪政，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当时主张新式独裁的丁文江、蒋廷黻等人。
而当前的形势又是多么像几十年前解禁前的台湾啊。回到台湾的胡适利用各种关系和他的影响力，最终以《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身份，成为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护法。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我如今一直猜想的问题就是当局是如何让吴思这样的人物做《炎黄春秋》的主编的？也许我们也有一条温和的中间路线呢。
当年雷震因（组织新党）挑衅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得罪蒋介石，后被入狱，只有胡适一个人站出来敢为他作担保。这种人格和勇气，岂是清高的文人和鲁莽的武夫做得出来的？余英时说，当年的胡适在政治上，国民党对他的“围剿”从未放松过；在文化上，新儒家（如徐复观）对他则极尽辱骂之能事；即使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激进派如殷海光也认为他过于软弱，不肯与蒋介石公开破裂，闹个天翻地覆。胡适如果生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作为共知，他恐怕也要被三方面在网上骂死吧。但是他的忍耐、克制和宽容（无论对哪一方）都达到了极高的“知行合一”的境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样的话，绝不是他随便说说的。为什么呢？按照我的理解，对当局的容忍才是我们逐步取得自由的条件之一。
胡适是最早宣扬告别革命的人，可是一点点地改良是最熬人的。可惜，多少知识人没坚持住思想启蒙的定位，最终还是选择了更为激烈的方式，他们去了延安。但是作为结果，整个民族的情况并未在revolution后改好，反而离宪政国家更远了。
如果我们可以概括出胡适思想的核心的话，那肯定不是所谓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的哲学内核，虽然他写了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纲》。胡适从杜威那儿学来的，是杜威未成型的实验主义，而非后来《经验与自然》中的自然主义哲学，因为胡适回中国之后，杜威的哲学才开始成熟。所以，杜威对他的影响只是方法论上的。这种方法论，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不惜体力和篇幅地花费数万字、数个月的功夫去考察江西某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过一座塔。——这些行为，都被年轻的李敖嗤之以鼻，谓之“胡适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
胡适精神如今被年迈的李敖所继承，他换着花样，以隐喻、批判的方式谈到Lxb和宪政问题。他还主张我们应该抱住CPC，哄着它，骗着它，让它为我们服务。——这些思想都是对胡适的继承，与他在台湾与蒋氏父子抗衡时所采取的不屑与激进的姿态构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很多大陆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李敖投诚于当局，背叛了自由主义，例如韩寒等。如果胡适今天在我们这里，他大概也会这么做的。
方法论是长久以来我们并不注意的技术活，有思想、有风骨的人们将其嗤之为“奇技淫巧”。可是，它也是一门实践智慧，看看胡适一生在上下左右几方势力当中斡旋调停，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了，也是做人、做事的艺术。想想看，这的确是中庸的艺术和美德。胡适给我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是最强烈持久的。不要逼它太甚，我们要宣传普世价值，还应注意分寸。现如今marxist思想遍布大中院校，自由民主宪政不是不能谈，只不过要有技术的谈，捎带着马恩毛邓来谈。全国几十万的这些人才，其实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势力。道德洁癖者，如政法大学的萧瀚，虽然我敬佩其为人，但在如今的形势下，也不宜普遍化。他的做法和胡适思想还是有出入的。
其实，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们能否在保住饭碗的前提下还能给周边的环境带来一点光亮，这是需要“方法论”的。温和的胡适思想正是劝我放弃理想主义的良药，虽然味苦而量大。至少，我认清自己绝不是能穿着袜子和皮鞋高谈阔论之士。杜威的传人黑人教授韦斯特说，真正的实用主义知识分子应该脱掉自己的白袜子，然后光着脚丫在黑色的土地上行走……。我想我差不多做好心理准备了。
后来，他在同学的大学里借出了胡适的文集，《不朽》、《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对他影响甚大，之后他又在自己所在的大学里翻遍了图书馆中所有胡适的著作。多年后，记忆仍清晰地提示他，那一整排有关胡适教育思想的书，让他望而生畏。
两千零五年，李敖来大陆演讲，多少人趋之若鹜，这个青年也不例外。在北大的讲坛上，这个狂狷且锋芒毕露的老头子，开始以机智和幽默的方式推销胡适思想。他说他要以一千倍的份额偿还胡适先生对他当年的慷慨施舍，可惜李敖捐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落实——没有变成一个和李大钊、毛泽东一样的铜像立在北大校园里，但是李敖说他会等，他等着当局改变性子。
后来，随着专业分工，胡适越来越淡出这个青年的阅读视野。胡适思想表面上的简单性，没办法轻易打发他的自负，显然他需要一些更酷更眩的理论和文艺腔。再后来，随着对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的研读，胡适在他眼中居然变成了学术潮流的时尚人物、弄潮儿。如果说得好听点，用胡适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本人的谦虚倒成了青年眼中的真实；说得难听点，胡适被他看成是一个无太大贡献的人，就像如今很多贴子下面第一个占领沙发的人。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还只有依靠胡适那样子温和、耐心、宽容的智慧才能逐渐改变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在那个风靡流星花园和余秋雨的年代，那个被胡适思想电击到的青年，就是我。
正如李敖认为，胡适的思想是最温和的（较之鲁迅陈独秀等人而言），是适合当今中国的，以前对他的打压是不对的。的确，他的自由主义是最有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表现在他去世近50年后，他的思想仍然能给当代国人以启迪和借鉴。自一九一七年爆得大名之后，他成为数次文化争论的焦点人物，亲苏的知识分子、亲日的文化人以及所谓亲英美派的文人都对他“不问政治”和“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不以为然。后来以七十高龄来到台湾后，他又要周旋在三方势力对他的围追堵截中，有蒋氏当局、新儒家（徐复观等）和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如殷海光、雷震等）。
如果仔细阅读胡适的日记、书信与政论便可发觉，胡适并没有当今自由主义者们表现得那么“幼稚”，相反，胡适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政治实践感的人。其公开的政论与私下的言论之间常常大有区分，他非常注意政论的实际政治影响。一九三零年代当蒋介石和汪精卫迫于政治集团内外的压力而提及自由民主宪政时，胡适就会抓住机会发表一系列政论，阐述他对宪政的理解，以及在当时中国情势之下如何开始宪政，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当时主张新式独裁的丁文江、蒋廷黻等人。
而当前的形势又是多么像几十年前解禁前的台湾啊。回到台湾的胡适利用各种关系和他的影响力，最终以《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身份，成为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护法。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我如今一直猜想的问题就是当局是如何让吴思这样的人物做《炎黄春秋》的主编的？也许我们也有一条温和的中间路线呢。
当年雷震因（组织新党）挑衅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得罪蒋介石，后被入狱，只有胡适一个人站出来敢为他作担保。这种人格和勇气，岂是清高的文人和鲁莽的武夫做得出来的？余英时说，当年的胡适在政治上，国民党对他的“围剿”从未放松过；在文化上，新儒家（如徐复观）对他则极尽辱骂之能事；即使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激进派如殷海光也认为他过于软弱，不肯与蒋介石公开破裂，闹个天翻地覆。胡适如果生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作为共知，他恐怕也要被三方面在网上骂死吧。但是他的忍耐、克制和宽容（无论对哪一方）都达到了极高的“知行合一”的境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样的话，绝不是他随便说说的。为什么呢？按照我的理解，对当局的容忍才是我们逐步取得自由的条件之一。
胡适是最早宣扬告别革命的人，可是一点点地改良是最熬人的。可惜，多少知识人没坚持住思想启蒙的定位，最终还是选择了更为激烈的方式，他们去了延安。但是作为结果，整个民族的情况并未在revolution后改好，反而离宪政国家更远了。
如果我们可以概括出胡适思想的核心的话，那肯定不是所谓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的哲学内核，虽然他写了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纲》。胡适从杜威那儿学来的，是杜威未成型的实验主义，而非后来《经验与自然》中的自然主义哲学，因为胡适回中国之后，杜威的哲学才开始成熟。所以，杜威对他的影响只是方法论上的。这种方法论，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不惜体力和篇幅地花费数万字、数个月的功夫去考察江西某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过一座塔。——这些行为，都被年轻的李敖嗤之以鼻，谓之“胡适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
胡适精神如今被年迈的李敖所继承，他换着花样，以隐喻、批判的方式谈到Lxb和宪政问题。他还主张我们应该抱住CPC，哄着它，骗着它，让它为我们服务。——这些思想都是对胡适的继承，与他在台湾与蒋氏父子抗衡时所采取的不屑与激进的姿态构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很多大陆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李敖投诚于当局，背叛了自由主义，例如韩寒等。如果胡适今天在我们这里，他大概也会这么做的。
方法论是长久以来我们并不注意的技术活，有思想、有风骨的人们将其嗤之为“奇技淫巧”。可是，它也是一门实践智慧，看看胡适一生在上下左右几方势力当中斡旋调停，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了，也是做人、做事的艺术。想想看，这的确是中庸的艺术和美德。胡适给我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是最强烈持久的。不要逼它太甚，我们要宣传普世价值，还应注意分寸。现如今marxist思想遍布大中院校，自由民主宪政不是不能谈，只不过要有技术的谈，捎带着马恩毛邓来谈。全国几十万的这些人才，其实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势力。道德洁癖者，如政法大学的萧瀚，虽然我敬佩其为人，但在如今的形势下，也不宜普遍化。他的做法和胡适思想还是有出入的。
其实，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们能否在保住饭碗的前提下还能给周边的环境带来一点光亮，这是需要“方法论”的。温和的胡适思想正是劝我放弃理想主义的良药，虽然味苦而量大。至少，我认清自己绝不是能穿着袜子和皮鞋高谈阔论之士。杜威的传人黑人教授韦斯特说，真正的实用主义知识分子应该脱掉自己的白袜子，然后光着脚丫在黑色的土地上行走……。我想我差不多做好心理准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