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读书当如曾国藩
若撇开曾国藩的“曾剃头”之恶名一面，只就读书的一面看去，他确有很多值得可学之处。
“买书不可不多”，是曾国藩的观点。道光十六年，他自京师“贷百金，南归过金陵，尽以购书”。归家后，“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
“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是他的另一观点。他最终所择者，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及韩愈的文章……。
以古观今，时下贷千金万金尽以购房购车者多多，贷款购书有几人？当然，也有买书不可不多者，但最终又择读了几本自己的最好？
曾国藩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他还说，“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
我想，如若曾公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以不识计算机为耻，也一定会以不知天文学不识恒星五纬为耻地“与时俱进”的精神，于网上读书，声出金石为一乐。
曾国藩读书有一套学问。譬如，读书要“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譬如，“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而且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再譬如，他给自己立下的读书课程很多，而“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断……。
在这太多太多的譬如中，窃以为，每日读十页也好，读一页也好，要把文章读懂才行。时下却有人没有读懂就现发现卖。
还是以曾国藩之书为例。据1929年上海广益书局《曾文正公治家全书》：道光二十一年的“禀父母”家书载：“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文后注曰，“重庆下：言祖父母、父母俱存也”。
有家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文白对照全译本《曾国藩家书》，对此条却译成了“老家在重庆以下的不宜住三面悬空的房子”。难道老家在重庆以上的就宜住三面悬空的房子。难道译者就不看看六十多年前的那部竖排版的线装书后面的小注？只凭猜想就乱译了去?这种让人一头雾水的误读误译的文字，若信以为真，甚至以讹传讹，就不是一种茶余饭后的笑料，而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尴尬和悲哀。
曾国藩读书还以成诵为断。他五岁“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十五岁成诵《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五十六岁那年仍能成诵《离骚》，仍能于“舆”中成诵“上林赋”千余言。今儿，坐在要比那舆舒服多多的汽车、火车之这舆中的我们，谁还有那份成诵的心情？
还值一说的是，检索曾氏现存的一千多封家书中，又多有教子读书的内容。他对下一代，不仅有读书要“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的总体要求；而且有对研读《尚书》、《汉书》、《史记》、《文选》等书的具体要求；而且有“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的更为深刻的人文关怀……
纵观曾国藩在读书生涯中，精心地购书择书读书，并读出自己的发现，乃至对生活的感悟，并以此浸润和融入人生，是奋进的，也是艰难的，有些人穷极一生也未必可以真的实现。也许，因了这一视角，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注：文中所提误译“重庆下”条：见中国华侨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曾国藩家书》下卷第一六五八页第十三行译文。
文中所提广益书局版本，见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影印本第一五九页注十四。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张桂亭)
“买书不可不多”，是曾国藩的观点。道光十六年，他自京师“贷百金，南归过金陵，尽以购书”。归家后，“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
“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是他的另一观点。他最终所择者，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及韩愈的文章……。
以古观今，时下贷千金万金尽以购房购车者多多，贷款购书有几人？当然，也有买书不可不多者，但最终又择读了几本自己的最好？
曾国藩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他还说，“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
我想，如若曾公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以不识计算机为耻，也一定会以不知天文学不识恒星五纬为耻地“与时俱进”的精神，于网上读书，声出金石为一乐。
曾国藩读书有一套学问。譬如，读书要“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譬如，“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而且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再譬如，他给自己立下的读书课程很多，而“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断……。
在这太多太多的譬如中，窃以为，每日读十页也好，读一页也好，要把文章读懂才行。时下却有人没有读懂就现发现卖。
还是以曾国藩之书为例。据1929年上海广益书局《曾文正公治家全书》：道光二十一年的“禀父母”家书载：“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文后注曰，“重庆下：言祖父母、父母俱存也”。
有家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文白对照全译本《曾国藩家书》，对此条却译成了“老家在重庆以下的不宜住三面悬空的房子”。难道老家在重庆以上的就宜住三面悬空的房子。难道译者就不看看六十多年前的那部竖排版的线装书后面的小注？只凭猜想就乱译了去?这种让人一头雾水的误读误译的文字，若信以为真，甚至以讹传讹，就不是一种茶余饭后的笑料，而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尴尬和悲哀。
曾国藩读书还以成诵为断。他五岁“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十五岁成诵《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五十六岁那年仍能成诵《离骚》，仍能于“舆”中成诵“上林赋”千余言。今儿，坐在要比那舆舒服多多的汽车、火车之这舆中的我们，谁还有那份成诵的心情？
还值一说的是，检索曾氏现存的一千多封家书中，又多有教子读书的内容。他对下一代，不仅有读书要“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的总体要求；而且有对研读《尚书》、《汉书》、《史记》、《文选》等书的具体要求；而且有“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的更为深刻的人文关怀……
纵观曾国藩在读书生涯中，精心地购书择书读书，并读出自己的发现，乃至对生活的感悟，并以此浸润和融入人生，是奋进的，也是艰难的，有些人穷极一生也未必可以真的实现。也许，因了这一视角，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注：文中所提误译“重庆下”条：见中国华侨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曾国藩家书》下卷第一六五八页第十三行译文。
文中所提广益书局版本，见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影印本第一五九页注十四。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张桂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