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丙祥:疯子、捣蛋鬼与人类学家——《天真的人类学家》导读（转自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很多人都看过一部能让人笑到抽筋的老片子《上帝也疯狂》，那位布须曼土人尼苏（N!xau）精湛而自然的本色演技实在让人惊叹。实际上，在人类学界内部，布须曼人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著名人群。人类学家显然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构思和拍摄。在影片开始的那些经典镜头，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展现出现代文明的荒诞之处，这是一个由时钟控制的“朝九晚五”制度。相比之下，布须曼人没有这样一个严厉的“时间”上帝，他们生活在一种自由而散漫的“原始共产主义”之中。最让人惊叹的，当然是他们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自然知识，如动物、植物、水等等。
这副形象之由来也久矣，虽然它本身遵循着一贯的好莱坞模式，但也很符合传统人类学家笔下的土著人意象：他们虽然在物质上几乎是家徒四壁，却享有一种柏拉图精神恋爱式的自由与丰满。卢梭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称呼——“高贵的野蛮人”，无独有偶，结构人类学的教父列维－斯特劳斯也把卢梭视为这个行当的真正祖师爷：卢梭在写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为了体验“原始人”的生活和观念，于是跑到乡下隐居起来，“体验生活”。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卢梭第一次发明并践行了后辈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田野工作（fieldwork）”，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在“乡野”（field）中干他的“活计”（work）。
这种关于“原始人”和“人类学家”形象的温馨想象原本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可是，哦，不！一部该死的著作发表了，而它的作者恰好又是另一个更早的人类学教父，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中国的人类学家与这位教父也颇有渊源，他有一位有名的中国弟子，名叫费孝通。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在1967 年出版了他的私人日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一经出版，就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不但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几乎遭到了“鞭尸”，他的遗孀更是触犯了人类学共同体的众怒，尤其是马氏本人的及门弟子。
何以如此呢？马林诺夫斯基在这本日记中的行径和他在那部开山经典《南海舡人》（又译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的形象简直是天差地别，在《南海舡人》中，马氏孤身闯入原始丛林，与土著人建立起笃厚的交情，那些土著人即使称不上是无私和文雅，也绝对不是自私和粗俗，而马氏最终也满载而归，在伦敦出版《南海舡人》， 一朝成名天下闻。但在日记中呢？马林诺夫斯基不但在精神上极为苦闷，有时甚至想跑到海滩上恸哭一场，他大骂特罗布里恩岛人是“黑鬼”，还曾挥拳打落了他雇用的土著“孩子”的牙齿，恨不得杀了他。他们不但总是试图勒索他，甚至还背信弃义，本来答应他可以随船队远征的——当然，实际上出尔反尔的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因为他不肯从口袋里掏出当初答应付给土人的足额英镑（作为随同出征之报酬）。
他妈的，它根本不该发表！很多人类学家肯定在心中这样咒骂，这是自掘坟墓！但在乔治• 史陀京等人的猛烈炮火下，即便马氏及门弟子们的辩护最终也显得苍白无力，比如说马氏本人其实在内心里是很尊重土人的，可这样的辩护辞在根本上并不足以维护人类学家正在失去的清誉。直到克利福德• 格尔兹在这桩公案过去之后，才真正为马氏（以及人类学家）挽回了一些颜面，在一种明贬暗褒的策略下，格尔兹将马氏分裂症解读为一种知识论的困境，即我们无法直接面对土人的世界，而是隔着多重象征的面纱，宛如雾中观花，我们亲眼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土著人用各种符号装饰过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马氏如果泉下有知，不必为他当初的做法苦恼了，安息吧，这不仅仅是老前辈你个人的事儿，而是所有人类学家（以及知识人）的困境和悖论。
人类学家该为此举手加额。当然，人类学家此后还在不断经历类似的伦理困境，最近一次最大的道德危机则与阿富汗、伊拉克有关，一些美国人类学家为了获得研究经费，秘密参与了美国军方计划，负责在这些国家调查风土人情，说穿了，就是为军方提供情报！《纽约时报》将这事儿捅了出来，这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干涉当地人的生活和价值观，那可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神圣教义啊。于是，美国人类学家的代言人马歇尔• 萨林斯不得不发表了一封公开的谴责信。多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露丝• 本尼迪克特也曾为美国军方写了一本《菊花与剑》，至今却没有多少人谴责她。政治正确性啊，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玩意儿！
但万幸的是，人类学至今仍被视为一门“高贵”的学问，当然了，它的“高贵”代价是根本不为大众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所知。在中国，人类学家通常遭遇的尴尬是，当你向官员或老百姓解释你的任务和使命时，对方一边拨弄着你的名片，一边做恍然大悟状：“哦，你们是研究人类的！”这里的潜台词是：“那你跑到我们这里干什么？”这种让人蛋疼的可爱场合会立刻叫原本心雄万夫的你面如死灰。
就此而言，人类学家远远不如其他同行那么自信，比如说吧，社会学家往往给人一副心怀天下的印象，他们表情严肃，常怀拯民于水火之大任，在他们面前，人类学家会觉得无处安放手脚，并且常常患上令人尴尬的失语症。有一次，我与一位社会学好友在某地开会，我俩中间逃会出来，去参观当地的一座大庙名胜，我这位朋友一路沿中门长驱直入，而我则多少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老在琢磨应该从门的左侧进去呢，还是从右侧进去？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风格的社会学家面前，人类学家更像一个游走四方的道士。
当然了，这种小插曲只是聊博一粲。究其实，这门学问之所以能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安身立命（在美国，如果你所在的学校自称是一所University ，就应该有一个人类学系，虽然可能只有一个教授，两个副教授，外加几个助教），是由于人类学家在骨子里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疯子”和“捣蛋鬼”。几乎在每个社会中，都有疯子或傻子的身影，福柯那厮说得很对，这些前现代的疯子并没有被视为“精神病”，而是游荡在社会的边界和缝隙之中，而在现代人眼中十分荒唐的是，这些家伙还往往都被当做先知和智者供奉起来膜拜，他们往往成为萨满、巫师和预言家。如果你读过韩少功的《爸爸爸》或阿来的《尘埃落定》，就可以理解人类学家其实就是丙崽和傻少爷。
人类学家当然还没有狂妄到自称是先知的地步，不过，在学术这个行当中，他们的确是一群时不时说些反话、疯话和怪话的家伙。虽然你不得不承认，人类学家是一个耽于幻想的群体，他们曾经炮制了很多“神话”，他们也曾作为“帝国主义的仆妇”而饱受谴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一直在打破各种各样的神话和寓言，也让学术共同体内的其他行当和行家时不时倍感蛋疼。但是，要成为“捣蛋鬼”，就必须经历“田野工作”这个“成丁礼”。
要命的是，对人类学家来说，这个成丁仪式的唯一内容和目的就是在肉体和精神上不断摧残自己，并且你还得乐此不疲，不管是真心还是假装！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捣蛋鬼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中间经历的所有这一切：巴利（本书作者）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像非洲人一样大吼大叫，言语和动作都十分粗俗；他磕掉了门牙，去补牙时，又被一个医生手下的临时工不由分说拔掉了另外两颗好牙，还得照常付费。这还不算完，他的假牙最后变得绿油油的，像极了“食人族”！他想改善生活，养了一群鸡，好不容易等母鸡长大，快要美美地享受鸡蛋时，他的当地助理得意洋洋地前来报告说，他已经把母鸡都宰了，因为下蛋会让它们“流失精力！”在多瓦悠人看来，鸡蛋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想想看，它们是母鸡从哪个部位挤出来的？不止如此，他还得剥掉在欧洲社会中穿上的那身文明的外衣，甚至动用小时在幼儿园时学到的舞蹈动作，在一场名为“打死富来尼老妇”的仪式中扮成一棵树的样子，而这棵树必须是赤身裸体，通体仅戴着一支用某种植物外壳做的阴茎鞘。多瓦悠人不但可以嘲弄他（他还和一位妇女结成了一种“戏谑”关系，可以互相嘲弄，说荤话），还时不时挖空心思盘算怎样才能从他的口袋里挖出钱来。哦，身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你最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知其他学科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一点？），当你在猎奇对方时，土著人也在猎奇你，“你顶多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可为村人带来某些好处。人类学者是财源，能为村人带来工作机会”。这让我想起在前几年曾在社会学界流行的一个笑话，一位社会学家和某大报记者下乡，刚一进村，一个小伙子就跑过来，握住他们的手热情问候道：“是中央派来的吧？”那位记者大为感慨，“看，我们的老百姓多淳朴啊！”这让社会学家哑然失笑，你真的那么以为啊，那厮话里有话呢，他其实是在说，“北京来的啊？见过中央领导吗？别在我这儿装了！”千万别当人家是笨蛋。
不但多瓦悠人让巴利抓狂，他还见识了更多让人抓狂的人和事儿。在火车上，他遇到了一位德国农业专家，负责在喀麦隆北方推广外销棉花种植。这位农业专家的推广计划成功吗？不但成功了，而且是疯狂的成功！由于当地农民花了太多时间种棉，粮食生产随之被搁下了，结果呢，不仅粮食价格飙涨，还造成饥荒，全靠教会的救援计划才使百姓免于饿死。但更令人发疯的是，这位德国农业专家并不沮丧，为何？因为他已经证明棉花种植在喀麦隆已经生根！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问题。这就是很多专家乐此不疲的。
而且，与他在大学中接受的教育十分不同，他发现，传教士并非如人类学家一直批判的那样，是一些“猖獗的文化帝国主义者”， 相反，他们大都十分谦虚，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相较之下，西方人已经抛弃的某些态度如“种族主义”，却令人惊讶地正在非洲人中间流行，比如打着发展旗号进行经济剥削、愚蠢的种族主义与残暴酷行等等。那种浪漫的自由派观点在非洲（对了，肯定还要包括亚洲、美洲的很多地方）遇到了麻烦，非洲的所有优点并非都是当地的，而所有的缺点也未必都是“帝国主义的遗毒”。当巴利与一位大学生聊起扎伊尔境内屠杀白人的惨剧时，这位大学生说，活该，谁叫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白人。那么，这是否代表你愿意娶多瓦悠女人为妻？“他瞪着我，好像我疯了。富来尼人绝不能与多瓦悠人婚配。他们是狗，畜生而已。”他根本不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但是，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两样？
这是非洲人的种族主义。那么，欧美文明培育出来的非洲后裔又会怎样？他还真的就遇到了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巴布。巴布研究市场贩子，对他这种研究宗教或仪式的人类学者不屑一顾，因为后者无视“经济剥削的事实”。但是，且慢，巴布真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派”吗？他从来不庆祝圣诞节，而是过某一个不知名的节日，结果却发现非洲人从未听过这个节日。他还强迫妻儿每周必须有一天说史瓦希里语，却又发现喀麦隆人连这种语言都没听说过。他强迫全家人住在茅屋中，因为痛恨让他的“非洲同胞”操持无尊严的卑贱杂役，于是拒绝聘用洗衣工、园丁、修理工，却让父母辛苦操持家务。这招致非洲邻人的迷惑和愤怒：你算是什么男人，居然住在贫民窟，谁不知道美国人都很有钱？一个声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派的人类学家，竟然还没搞明白喀麦隆社会的通行习俗是“富人—穷人”的庇护关系，前者有义务为后者提供工作机会、福利和礼物。巴布最终中断了人类学研究，回到美国去了。但巴布并未放弃他对非洲的想象，他在美国开设了有关非洲文学的课程，继续生活在关于非洲的美好幻象中。
这样的面对面经历真会让你恨不得当场嗑药：这个世界怎么了？！当你想象多瓦悠人（甚至整个非洲人）整天生活在神秘、浓厚的巫术和象征世界当中时，却发现他们对巫术抱着漠然的态度，那玩意儿一点也不神秘。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巴利本人的钱袋，以及留下的那点“财物”。他这样一个搞“文化和象征研究”的人类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谙熟了喀麦隆社会的政治—经济潜规则，如贿赂，而巴布这样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却自始至终活在一个文化想象的世界中。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非洲折磨之后，他终于可以回英国了，不幸又在意大利被小偷洗劫一空。他发愁的是，丢失了护照如何过海关，但他发现罗马海关官员只要他签一个名字就可以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呢？在喀麦隆，签任何一个证件都至少要耗你一个月！不得不怀疑其中有诈：“你的意思说我不必大喊大叫、威胁你，或者给你钱？”
这可真是讽刺，他已经被非洲人“驯化”得不适应欧洲的文明了，变成了身在英国故乡的一个“异乡人”。人类学家读到这里，必定会心地一笑：
世界少了他依然正常运转，这实在太侮辱了。当人类学旅行者远行异乡，寻找印证他的基本假设，旁人的生活却不受干扰、甜蜜行进。他的朋友继续搜罗成套的法国炖锅。草坪下的刺槐依旧长得很好。
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望英雄式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返家后一个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简短说：“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但是大约两年前，你丢了一件套头毛衣在我家。什么时候要来拿？”你觉得这类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作为英国人” 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
你好不容易才慢慢恢复过来，逐渐靠回忆适应了你在欧洲的本土生活，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好准备重返那片已经让你崩溃的土地。大不列颠人类学家都是真正的“砖家”，但凡一个从异乡的田野中回来的人类学家，都得做好准备挨漫天飞舞的板砖，恨不得当时就飞回异国。据“谣传”，有一位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在伦敦演讲时，被英伦的这批家伙们拆得四分五裂，差一点当场放声嚎啕，发誓再也不去伦敦。巴利没有写自己的惨状，但可以想到，那帮老少家伙的凶器必定五花八门，凶悍无匹。他也最终发现，理解多瓦悠人整个象征体系的奥秘是他们的割礼，但这个问题顿时让人垂头丧气，他还没看过多瓦悠人的割礼！
是啊，在喀麦隆，你不得不抱着一只自己投怀送抱的猴子去看电影（还得给它买票，看着它在你怀里和其他观众从牙缝间对射果皮），你被崩掉了牙，你害了疟疾和肝炎，你被勒索了财物，你受够了非洲的官僚作风，你的汽车从悬崖上掉下去差点把你摔成肉酱……但，这又怎么样？你发现，你已经对田野工作“上瘾”了，看来，人类学家发明的“民族志”这种谋生技术真是“阴险”啊。那些已经完成田野工作这个成丁礼的人类学家也足够“阴险”，直到此时，才肯在寥寥数语中与你分享人类学部落的“秘密”：
“啊，你回来了。”
“是的。”
“乏味吧？”
“是的。”
“你有没有病得要死？”
“有。”
“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问许多重要问题？”
“是的。”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我虚弱发笑。但是六个月后，我回到多瓦悠兰。
又一幕悲喜剧发生了，由于当地发生了一场毛毛虫灾，虫子把所有的小米都吃光了，因此多瓦悠人无法举行割礼了！你辛辛苦苦说服基金委员会给了你一笔钱，不远万里重返多瓦悠兰，却被放了一个空！一切都跌入了冰点。可是，一个转机突然就在此时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巴利似乎处在一个有可能作出一个震惊人类学界的重大发现的关口上：他听多瓦悠人说，邻近的尼加人都是没有乳头的，这可能是一种“失落的乳房切除术”！太了不起了，因为人类学家只知道阴部割礼，还从未听说“乳头割礼”！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足以让巴布名扬天下了，苍天真是有眼啊！
到达尼加部落后，一个又一个惊喜接踵而至：当他们的酋长脱下长袍时，他看到，那原本该是男性乳头的地方只剩两小块平坦的褪色斑点；随后，酋长的驼背兄弟也来了，他也没有乳头。最让人惊喜的是，一个女子出现了，她是酋长的妹妹，她竟然也是平胸！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巴利再也控制不了激动的情绪：
我将谨慎抛到九霄云外，指着她的胸部问：她是生来就这样，还是（狡猾地问）切掉乳头，看起来更美丽？大家都笑了。当然是生来就这样。谁会割掉自己的乳头，那不痛死了？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就是：尼加人没有乳头，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畸形遗传造成的，全是天生的身体畸形，而非先前揣测的文化象征。这太荒谬了！巴利坐在岩石上，不由得放声大笑。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缩影，多数时候百无聊赖，兴奋和愉悦却在某个时候不期而至，你以为已经做出了一个振奋的发现，却原来只是一个意外，你痛恨那个让你死去活来的社会，在返乡后又会为之缱绻不已。你以为文化边界十分明晰之时，却看到各种观念飞去来器漫天飞舞，当你被迫承认“地球村”已经建成之时，土人又会你绝望地意识到大家都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文化的边界是如此的牢不可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是“土著人”， 与多瓦悠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巴布就是一个例子。你深深地卷入了他们的生活，又游离在他们的社会之外。或许，这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在学术共同体之内的角色。这宛如一个疯疯癫癫的角色，嘴里不时嘟囔一些在别人听起来可笑的昏话，又如一个宫廷俳优（尽管这个比喻肯定会让人类学家十分不爽）， 在滑稽的表演中暗藏机锋。
福柯曾经描述过他的一次阅读经历，他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读到了一本不知哪个年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或许就是博尔赫斯杜撰的一个书名，这个分类体系在我们看来都十分荒唐），其中充满了令人奇怪的分类，如皇帝所有的、有香味的、乳猪、刚打碎瓦罐的，等等，他顿时放声大笑，声振屋瓦，在笑过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只有在一种看似荒诞的思想及其“分类”面前，另一种思想的“边界”才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正是知识捣蛋鬼的价值和意义。
向奈吉尔•巴利致敬！这本书是他赠予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最好礼物之一，尽管在人类学的知识殿堂中，它可能永远也进不了经典著作的书架，但这显然是最用心、最有心的人类学作品之一。它丝毫也不输于詹姆斯•克利福德的那本《摩洛哥田野工作之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它更真诚，更实在。同样，它也不是一本猎奇之作，当然，即使没有人类学专业知识的读者也不会遇到任何阅读障碍，但愿在捧腹大笑的同时，能够领略到人类学家一直倡导的文化包容之心。虽说我们已经明白，这个世界足够复杂，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常怀无力之感，但在一片含泪的微笑中，在打破一些幻象的同时，还能让我们保留一些苦涩而甜蜜的想象，而它并不是虚妄的。感谢何颖怡女士，不用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汉语译文之一。
2011 年5 月北京海鹊落
（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副形象之由来也久矣，虽然它本身遵循着一贯的好莱坞模式，但也很符合传统人类学家笔下的土著人意象：他们虽然在物质上几乎是家徒四壁，却享有一种柏拉图精神恋爱式的自由与丰满。卢梭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称呼——“高贵的野蛮人”，无独有偶，结构人类学的教父列维－斯特劳斯也把卢梭视为这个行当的真正祖师爷：卢梭在写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为了体验“原始人”的生活和观念，于是跑到乡下隐居起来，“体验生活”。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卢梭第一次发明并践行了后辈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田野工作（fieldwork）”，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在“乡野”（field）中干他的“活计”（work）。
这种关于“原始人”和“人类学家”形象的温馨想象原本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可是，哦，不！一部该死的著作发表了，而它的作者恰好又是另一个更早的人类学教父，布劳尼斯娄•马林诺夫斯基。中国的人类学家与这位教父也颇有渊源，他有一位有名的中国弟子，名叫费孝通。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在1967 年出版了他的私人日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A Dai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一经出版，就在整个社会科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不但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几乎遭到了“鞭尸”，他的遗孀更是触犯了人类学共同体的众怒，尤其是马氏本人的及门弟子。
何以如此呢？马林诺夫斯基在这本日记中的行径和他在那部开山经典《南海舡人》（又译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的形象简直是天差地别，在《南海舡人》中，马氏孤身闯入原始丛林，与土著人建立起笃厚的交情，那些土著人即使称不上是无私和文雅，也绝对不是自私和粗俗，而马氏最终也满载而归，在伦敦出版《南海舡人》， 一朝成名天下闻。但在日记中呢？马林诺夫斯基不但在精神上极为苦闷，有时甚至想跑到海滩上恸哭一场，他大骂特罗布里恩岛人是“黑鬼”，还曾挥拳打落了他雇用的土著“孩子”的牙齿，恨不得杀了他。他们不但总是试图勒索他，甚至还背信弃义，本来答应他可以随船队远征的——当然，实际上出尔反尔的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因为他不肯从口袋里掏出当初答应付给土人的足额英镑（作为随同出征之报酬）。
他妈的，它根本不该发表！很多人类学家肯定在心中这样咒骂，这是自掘坟墓！但在乔治• 史陀京等人的猛烈炮火下，即便马氏及门弟子们的辩护最终也显得苍白无力，比如说马氏本人其实在内心里是很尊重土人的，可这样的辩护辞在根本上并不足以维护人类学家正在失去的清誉。直到克利福德• 格尔兹在这桩公案过去之后，才真正为马氏（以及人类学家）挽回了一些颜面，在一种明贬暗褒的策略下，格尔兹将马氏分裂症解读为一种知识论的困境，即我们无法直接面对土人的世界，而是隔着多重象征的面纱，宛如雾中观花，我们亲眼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土著人用各种符号装饰过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马氏如果泉下有知，不必为他当初的做法苦恼了，安息吧，这不仅仅是老前辈你个人的事儿，而是所有人类学家（以及知识人）的困境和悖论。
人类学家该为此举手加额。当然，人类学家此后还在不断经历类似的伦理困境，最近一次最大的道德危机则与阿富汗、伊拉克有关，一些美国人类学家为了获得研究经费，秘密参与了美国军方计划，负责在这些国家调查风土人情，说穿了，就是为军方提供情报！《纽约时报》将这事儿捅了出来，这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干涉当地人的生活和价值观，那可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神圣教义啊。于是，美国人类学家的代言人马歇尔• 萨林斯不得不发表了一封公开的谴责信。多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露丝• 本尼迪克特也曾为美国军方写了一本《菊花与剑》，至今却没有多少人谴责她。政治正确性啊，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玩意儿！
但万幸的是，人类学至今仍被视为一门“高贵”的学问，当然了，它的“高贵”代价是根本不为大众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所知。在中国，人类学家通常遭遇的尴尬是，当你向官员或老百姓解释你的任务和使命时，对方一边拨弄着你的名片，一边做恍然大悟状：“哦，你们是研究人类的！”这里的潜台词是：“那你跑到我们这里干什么？”这种让人蛋疼的可爱场合会立刻叫原本心雄万夫的你面如死灰。
就此而言，人类学家远远不如其他同行那么自信，比如说吧，社会学家往往给人一副心怀天下的印象，他们表情严肃，常怀拯民于水火之大任，在他们面前，人类学家会觉得无处安放手脚，并且常常患上令人尴尬的失语症。有一次，我与一位社会学好友在某地开会，我俩中间逃会出来，去参观当地的一座大庙名胜，我这位朋友一路沿中门长驱直入，而我则多少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老在琢磨应该从门的左侧进去呢，还是从右侧进去？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风格的社会学家面前，人类学家更像一个游走四方的道士。
当然了，这种小插曲只是聊博一粲。究其实，这门学问之所以能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安身立命（在美国，如果你所在的学校自称是一所University ，就应该有一个人类学系，虽然可能只有一个教授，两个副教授，外加几个助教），是由于人类学家在骨子里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疯子”和“捣蛋鬼”。几乎在每个社会中，都有疯子或傻子的身影，福柯那厮说得很对，这些前现代的疯子并没有被视为“精神病”，而是游荡在社会的边界和缝隙之中，而在现代人眼中十分荒唐的是，这些家伙还往往都被当做先知和智者供奉起来膜拜，他们往往成为萨满、巫师和预言家。如果你读过韩少功的《爸爸爸》或阿来的《尘埃落定》，就可以理解人类学家其实就是丙崽和傻少爷。
人类学家当然还没有狂妄到自称是先知的地步，不过，在学术这个行当中，他们的确是一群时不时说些反话、疯话和怪话的家伙。虽然你不得不承认，人类学家是一个耽于幻想的群体，他们曾经炮制了很多“神话”，他们也曾作为“帝国主义的仆妇”而饱受谴责，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一直在打破各种各样的神话和寓言，也让学术共同体内的其他行当和行家时不时倍感蛋疼。但是，要成为“捣蛋鬼”，就必须经历“田野工作”这个“成丁礼”。
要命的是，对人类学家来说，这个成丁仪式的唯一内容和目的就是在肉体和精神上不断摧残自己，并且你还得乐此不疲，不管是真心还是假装！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捣蛋鬼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中间经历的所有这一切：巴利（本书作者）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像非洲人一样大吼大叫，言语和动作都十分粗俗；他磕掉了门牙，去补牙时，又被一个医生手下的临时工不由分说拔掉了另外两颗好牙，还得照常付费。这还不算完，他的假牙最后变得绿油油的，像极了“食人族”！他想改善生活，养了一群鸡，好不容易等母鸡长大，快要美美地享受鸡蛋时，他的当地助理得意洋洋地前来报告说，他已经把母鸡都宰了，因为下蛋会让它们“流失精力！”在多瓦悠人看来，鸡蛋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想想看，它们是母鸡从哪个部位挤出来的？不止如此，他还得剥掉在欧洲社会中穿上的那身文明的外衣，甚至动用小时在幼儿园时学到的舞蹈动作，在一场名为“打死富来尼老妇”的仪式中扮成一棵树的样子，而这棵树必须是赤身裸体，通体仅戴着一支用某种植物外壳做的阴茎鞘。多瓦悠人不但可以嘲弄他（他还和一位妇女结成了一种“戏谑”关系，可以互相嘲弄，说荤话），还时不时挖空心思盘算怎样才能从他的口袋里挖出钱来。哦，身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你最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知其他学科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一点？），当你在猎奇对方时，土著人也在猎奇你，“你顶多只能期望被当成无害的笨蛋，可为村人带来某些好处。人类学者是财源，能为村人带来工作机会”。这让我想起在前几年曾在社会学界流行的一个笑话，一位社会学家和某大报记者下乡，刚一进村，一个小伙子就跑过来，握住他们的手热情问候道：“是中央派来的吧？”那位记者大为感慨，“看，我们的老百姓多淳朴啊！”这让社会学家哑然失笑，你真的那么以为啊，那厮话里有话呢，他其实是在说，“北京来的啊？见过中央领导吗？别在我这儿装了！”千万别当人家是笨蛋。
不但多瓦悠人让巴利抓狂，他还见识了更多让人抓狂的人和事儿。在火车上，他遇到了一位德国农业专家，负责在喀麦隆北方推广外销棉花种植。这位农业专家的推广计划成功吗？不但成功了，而且是疯狂的成功！由于当地农民花了太多时间种棉，粮食生产随之被搁下了，结果呢，不仅粮食价格飙涨，还造成饥荒，全靠教会的救援计划才使百姓免于饿死。但更令人发疯的是，这位德国农业专家并不沮丧，为何？因为他已经证明棉花种植在喀麦隆已经生根！每解决一个问题，便制造出两个问题。这就是很多专家乐此不疲的。
而且，与他在大学中接受的教育十分不同，他发现，传教士并非如人类学家一直批判的那样，是一些“猖獗的文化帝国主义者”， 相反，他们大都十分谦虚，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相较之下，西方人已经抛弃的某些态度如“种族主义”，却令人惊讶地正在非洲人中间流行，比如打着发展旗号进行经济剥削、愚蠢的种族主义与残暴酷行等等。那种浪漫的自由派观点在非洲（对了，肯定还要包括亚洲、美洲的很多地方）遇到了麻烦，非洲的所有优点并非都是当地的，而所有的缺点也未必都是“帝国主义的遗毒”。当巴利与一位大学生聊起扎伊尔境内屠杀白人的惨剧时，这位大学生说，活该，谁叫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白人。那么，这是否代表你愿意娶多瓦悠女人为妻？“他瞪着我，好像我疯了。富来尼人绝不能与多瓦悠人婚配。他们是狗，畜生而已。”他根本不认为这是种族主义，“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关系？”但是，这跟种族主义有什么两样？
这是非洲人的种族主义。那么，欧美文明培育出来的非洲后裔又会怎样？他还真的就遇到了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巴布。巴布研究市场贩子，对他这种研究宗教或仪式的人类学者不屑一顾，因为后者无视“经济剥削的事实”。但是，且慢，巴布真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派”吗？他从来不庆祝圣诞节，而是过某一个不知名的节日，结果却发现非洲人从未听过这个节日。他还强迫妻儿每周必须有一天说史瓦希里语，却又发现喀麦隆人连这种语言都没听说过。他强迫全家人住在茅屋中，因为痛恨让他的“非洲同胞”操持无尊严的卑贱杂役，于是拒绝聘用洗衣工、园丁、修理工，却让父母辛苦操持家务。这招致非洲邻人的迷惑和愤怒：你算是什么男人，居然住在贫民窟，谁不知道美国人都很有钱？一个声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派的人类学家，竟然还没搞明白喀麦隆社会的通行习俗是“富人—穷人”的庇护关系，前者有义务为后者提供工作机会、福利和礼物。巴布最终中断了人类学研究，回到美国去了。但巴布并未放弃他对非洲的想象，他在美国开设了有关非洲文学的课程，继续生活在关于非洲的美好幻象中。
这样的面对面经历真会让你恨不得当场嗑药：这个世界怎么了？！当你想象多瓦悠人（甚至整个非洲人）整天生活在神秘、浓厚的巫术和象征世界当中时，却发现他们对巫术抱着漠然的态度，那玩意儿一点也不神秘。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巴利本人的钱袋，以及留下的那点“财物”。他这样一个搞“文化和象征研究”的人类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谙熟了喀麦隆社会的政治—经济潜规则，如贿赂，而巴布这样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却自始至终活在一个文化想象的世界中。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非洲折磨之后，他终于可以回英国了，不幸又在意大利被小偷洗劫一空。他发愁的是，丢失了护照如何过海关，但他发现罗马海关官员只要他签一个名字就可以了，这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呢？在喀麦隆，签任何一个证件都至少要耗你一个月！不得不怀疑其中有诈：“你的意思说我不必大喊大叫、威胁你，或者给你钱？”
这可真是讽刺，他已经被非洲人“驯化”得不适应欧洲的文明了，变成了身在英国故乡的一个“异乡人”。人类学家读到这里，必定会心地一笑：
世界少了他依然正常运转，这实在太侮辱了。当人类学旅行者远行异乡，寻找印证他的基本假设，旁人的生活却不受干扰、甜蜜行进。他的朋友继续搜罗成套的法国炖锅。草坪下的刺槐依旧长得很好。
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望英雄式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返家后一个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简短说：“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但是大约两年前，你丢了一件套头毛衣在我家。什么时候要来拿？”你觉得这类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作为英国人” 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
你好不容易才慢慢恢复过来，逐渐靠回忆适应了你在欧洲的本土生活，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好准备重返那片已经让你崩溃的土地。大不列颠人类学家都是真正的“砖家”，但凡一个从异乡的田野中回来的人类学家，都得做好准备挨漫天飞舞的板砖，恨不得当时就飞回异国。据“谣传”，有一位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在伦敦演讲时，被英伦的这批家伙们拆得四分五裂，差一点当场放声嚎啕，发誓再也不去伦敦。巴利没有写自己的惨状，但可以想到，那帮老少家伙的凶器必定五花八门，凶悍无匹。他也最终发现，理解多瓦悠人整个象征体系的奥秘是他们的割礼，但这个问题顿时让人垂头丧气，他还没看过多瓦悠人的割礼！
是啊，在喀麦隆，你不得不抱着一只自己投怀送抱的猴子去看电影（还得给它买票，看着它在你怀里和其他观众从牙缝间对射果皮），你被崩掉了牙，你害了疟疾和肝炎，你被勒索了财物，你受够了非洲的官僚作风，你的汽车从悬崖上掉下去差点把你摔成肉酱……但，这又怎么样？你发现，你已经对田野工作“上瘾”了，看来，人类学家发明的“民族志”这种谋生技术真是“阴险”啊。那些已经完成田野工作这个成丁礼的人类学家也足够“阴险”，直到此时，才肯在寥寥数语中与你分享人类学部落的“秘密”：
“啊，你回来了。”
“是的。”
“乏味吧？”
“是的。”
“你有没有病得要死？”
“有。”
“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问许多重要问题？”
“是的。”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我虚弱发笑。但是六个月后，我回到多瓦悠兰。
又一幕悲喜剧发生了，由于当地发生了一场毛毛虫灾，虫子把所有的小米都吃光了，因此多瓦悠人无法举行割礼了！你辛辛苦苦说服基金委员会给了你一笔钱，不远万里重返多瓦悠兰，却被放了一个空！一切都跌入了冰点。可是，一个转机突然就在此时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巴利似乎处在一个有可能作出一个震惊人类学界的重大发现的关口上：他听多瓦悠人说，邻近的尼加人都是没有乳头的，这可能是一种“失落的乳房切除术”！太了不起了，因为人类学家只知道阴部割礼，还从未听说“乳头割礼”！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足以让巴布名扬天下了，苍天真是有眼啊！
到达尼加部落后，一个又一个惊喜接踵而至：当他们的酋长脱下长袍时，他看到，那原本该是男性乳头的地方只剩两小块平坦的褪色斑点；随后，酋长的驼背兄弟也来了，他也没有乳头。最让人惊喜的是，一个女子出现了，她是酋长的妹妹，她竟然也是平胸！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巴利再也控制不了激动的情绪：
我将谨慎抛到九霄云外，指着她的胸部问：她是生来就这样，还是（狡猾地问）切掉乳头，看起来更美丽？大家都笑了。当然是生来就这样。谁会割掉自己的乳头，那不痛死了？
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就是：尼加人没有乳头，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畸形遗传造成的，全是天生的身体畸形，而非先前揣测的文化象征。这太荒谬了！巴利坐在岩石上，不由得放声大笑。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缩影，多数时候百无聊赖，兴奋和愉悦却在某个时候不期而至，你以为已经做出了一个振奋的发现，却原来只是一个意外，你痛恨那个让你死去活来的社会，在返乡后又会为之缱绻不已。你以为文化边界十分明晰之时，却看到各种观念飞去来器漫天飞舞，当你被迫承认“地球村”已经建成之时，土人又会你绝望地意识到大家都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文化的边界是如此的牢不可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是“土著人”， 与多瓦悠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巴布就是一个例子。你深深地卷入了他们的生活，又游离在他们的社会之外。或许，这是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在学术共同体之内的角色。这宛如一个疯疯癫癫的角色，嘴里不时嘟囔一些在别人听起来可笑的昏话，又如一个宫廷俳优（尽管这个比喻肯定会让人类学家十分不爽）， 在滑稽的表演中暗藏机锋。
福柯曾经描述过他的一次阅读经历，他从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读到了一本不知哪个年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或许就是博尔赫斯杜撰的一个书名，这个分类体系在我们看来都十分荒唐），其中充满了令人奇怪的分类，如皇帝所有的、有香味的、乳猪、刚打碎瓦罐的，等等，他顿时放声大笑，声振屋瓦，在笑过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只有在一种看似荒诞的思想及其“分类”面前，另一种思想的“边界”才清晰地显示出来。这正是知识捣蛋鬼的价值和意义。
向奈吉尔•巴利致敬！这本书是他赠予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最好礼物之一，尽管在人类学的知识殿堂中，它可能永远也进不了经典著作的书架，但这显然是最用心、最有心的人类学作品之一。它丝毫也不输于詹姆斯•克利福德的那本《摩洛哥田野工作之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它更真诚，更实在。同样，它也不是一本猎奇之作，当然，即使没有人类学专业知识的读者也不会遇到任何阅读障碍，但愿在捧腹大笑的同时，能够领略到人类学家一直倡导的文化包容之心。虽说我们已经明白，这个世界足够复杂，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也常怀无力之感，但在一片含泪的微笑中，在打破一些幻象的同时，还能让我们保留一些苦涩而甜蜜的想象，而它并不是虚妄的。感谢何颖怡女士，不用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汉语译文之一。
2011 年5 月北京海鹊落
（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