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与上海研究”国际研讨会参会笔记（下）

12月11日上午场
马军：舞厅研究
一般对舞厅的态度分两种，一种是社会和道德批评，另一种是风花雪月的时髦。马军的研究分年度研究系列和商业要素研究系列。年度系列以各个年代有代表性的核心事件为中心，作细部研究。比如1928年的交际舞热、1948年的舞潮案（已出版）。从商业系列来做的几个方面：与政府的关系、舞厅空间、服务方（老板、舞女、乐师、boy）、消费方（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舞蹈知识和流行）。现在即将完成的《舞厅市政》解决第一方面。这次介绍的主要是1928年交际舞刚刚开始形成热潮的年份。对交际舞热的解释：城市化过程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发展规律，类似的美国大城市的交际舞也是如此，尤其是单身移民的增加，家庭空间的有限，对正当娱乐场所和交际场所的需要。
Robert Culp：面向海外华侨的中文教科书
借用Ben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中的观点，出版业形成的阅读群有助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20世纪早期，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向东南亚华侨社区提供中文教科书，成为这些华侨中文学校的主要教科书，对构建海外华侨的民族认同，将华侨整合进华人读者群，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相比，中国政府以及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和当地政府，反而都试图限制和控制这些华侨学校，造成华侨群体的反感和反抗。由此可见Anderson的观点具有普遍性，资本主义的商业行为可能具有非常大的文化和社会作用，乃至政治作用。
黄海涛：上海的英文图书业和阅读群
远东的英语图书资源从哪里来？Kelly & Walsh Co.（别发洋行）是远东地区最大的英语书商，他们从英美直接把新书运到远东的treaty ports和colonies，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海外汉学出版商。除此之外，有英语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 到1870年代，已经有3500多本英语书了。还有传教士办的出版机构，印刷了大量英语读物。John Fryer把大量英语书带来了远东（香港和上海）供翻译用。
国际图书贸易，在整个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图书市场。到了1870年代，上海和英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常规的图书贸易渠道。《申报》上甚至有中文的进口西文书广告，这说明上海的华人社区也有对西文书的需要。这个研究也会促进cosmopolitanism的研究，以及中国翻译史的前史，中国人如何获得西文书，获得书的渠道是否限制了译者的视野？
司佳：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人、言、像
在英语里就有“pidgin English”的说法，指那些便于交流的简化英语。而在上海开埠以后，发展起来的“洋泾浜”英语，也可看做是一种pidgin English。但洋泾浜英语有其特殊性，一开始是“露天通事”，会简单的英语表达，在码头上拉生意。后来逐渐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英语教授机构，还有英语教材的出版，比如1860年代的《英话注解》，用宁波话的汉字注音，来表示英语表达，原版是粤语发音的汉字，后来改成了宁波话，便于上海日益增多的甬帮商人与英国人交流。英语的言说逐渐进入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社会意义。
评论
叶文心：在传统社会，一般人的流动性很小，土地、人、语言都是合一的。但是近代以来，人的流动性很大。因此地（locale）和人（people）就出现不同组合，当地人和外地人本来就可以有四种组合，甚至海外华侨有更复杂的情况，在这组文章中都有体现。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通译”起到的作用不止在语言方面，也影响到社会、文化、政治各个层面。
季家珍：to Culp, Anderson书中更强调报纸杂志的阅读，海外的中文阅读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信息，与教科书的关系是怎样的？to Sijia：那种强记音的学英语，与其说是学习语言，不如说是解码（decoding），这和语言学习还是应该区分开来研究。
蒋竹山：全球微观史的做法，知识和物质的global circulation。Duara2009年的新书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Formation
下午场：
孙丽莹：《北洋画报》中的裸体
分析《北洋画报》中的裸体照片的来源，大多是西方的来源，考证出很多照片的原出处。这些照片大部分是传到中国的法国明信片。文化批评中有个拼装的概念“bricolage”,这里就是借用西方的图像来作自己的诠释，因此是“异域的自我”。裸体照片常出现在第3页，是所谓的“艺术”页，往往被注为“美”的，而且是“某某人藏”，这样就提升其文化价值。或者加上古代的香艳诗词，或者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比如1928年的“天乳运动”。
皇甫秋实：博士论文题目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卷烟业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卷烟生产者为了增加销量对卷烟美名化，香烟广告的女性形象的三个特征，现代化（现代女性的形象）、日常化、色情化。从1900年代以来的不吸纸烟运动，往往是以经济为主要理由。出现了对卷烟的污名化。将吸烟行为与“摩登女郎”的形象联系起来。但是30年代对摩登女郎的反感并不是因为吸烟，而是要反过来，反感摩登女郎。这是对当时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的社会大背景进行批判的一种表现，指责其奢靡、浪费。另一方面，对女性吸烟的污名化，也反映了男性焦虑，女性被描述为家庭的主宰，于是男性开始攻击女性的消费，通过民族主义、健康、道德等等话语，构建起专门针对女性的纸烟污名化。
俞莲实：民国时期避孕药物的广告与销售
1920年代以来桑格夫人在中国宣传节育，带来观念的更新。与此同时《申报》上也不断出现避孕药广告，中药以口服为主，西药以栓剂外用为主。广告词中，中药还在使用中医的阴阳、血气等身体观，而西药则开始用生理知识来解释其效用。新的西式避孕药广告也在宣传新的生活观念，如小家庭观念，女性意识，家庭负担过重等。还有避孕器具的广告，但接受度不够好。40年代西医避孕医疗服务的广告更多，更具专业性。
讨论：
张济顺问节育问题，应该比避孕药广告更丰富，在桑格夫人来之前，国内是否有节育思想，而且节育对男女都有影响，恐怕不能单纯从女性角度来写。
蒋竹山：
新文化史方法已经成为主流，现在兴起的潮流是全球史，从物质交流的角度来看全球整合和文化交流。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合流。美国的新清史，可称为“内亚转向”，从以往对社会史时代对下层民众的关注转向研究宫廷。最近几年比较受重视的文化史课题：身体、国家认同，知识和观念的文化史，物质文化。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发展，主要是从事中国史的学者在推动（因为很多留学生吧）。而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主要是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的人在推动。杨念群等人提出“新社会史”，其实思路很接近新文化史，后来改名为《新史学》丛书。
 
叶文心评论：西方社会科学界希望中国提供经验材料，去修正、补充、挑战既有的基于西方近代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和范式。那么中国能提供什么？——我的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跟着做”的话，也不能提供什么。恐怕我们应该从中国本身的问题意识出发来另辟蹊径，不说提供一整套理论吧，但至少对一些关键的概念要有重新定义，比如“公民”、“公共”、“权利”这类概念。这个很难，但大家都在尝试。我觉得mujun就一直很纠结地做这个工作，我希望她能坚持下去。
叶文心总结发言：
1、作为空间的上海：一方面是关注在城市里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城市空间自身的内在逻辑。事件和空间建构的逻辑彼此之间应该有系统化的逻辑，而非偶然的结合。在此关系中的人（或者在此关系之外的人），如何接受、应对、反馈、行动，就成为又一层问题。这一系统化的基于人的归纳对城市文化、城市记忆、城市认同有何作为？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2、何为文化。文化作为表征，表现了特定时空条件下，资源、权力、价值的变量，及其实践中的选择性意义。其次，文化载体的问题，不仅仅是文本和语言，也有广义的空间、物质、图像等等。比如空间里的公共性和公权力。对于“公共妨害”的认证和界定，有助于通过获得公共性来证明公权力的正当性。
3、在上海这个充满流动性和多元性的空间中，如何获得话语表述的秩序。比如舞厅、比如英语。语言和交流需要一个平台。即使这一平台不一定在道德上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也提供了一个整合公众的场域，构建出一种秩序。而且在全球流动的网络中，上海对近代文化，尤其是物质文化的接受并不慢，几乎与全球文明中心几乎同步。这个传递的过程依托于怎么样的网络，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把上海作为开放的城市网络的一个节点，在这一角度来研究上海史，在上海建构的符号体系和话语范式也许就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与全球其他城市、周边江南的城市，发生怎样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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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太累了，就把今天的笔记先拿上来供大家参考。昨天下午那四个报告，我日后有空补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