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文化需有征服人心的力量

来源：南方周末

精神与文化正成为各级党政年底的核心词。2011年11月2日，北京发布“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作为城市精神。这八字得来不易：专家7次研讨会，292万余人票选，最后征询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意见。在2011年10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里，提炼价值观、建立文化强国的焦灼与迫切之情，更是见诸字里行间。 明智的执政者早应有这样的焦灼。经济难免随势起落，强力维稳更是有其限度，如果不能成为价值共同体，GDP共同体的凝聚力就会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作为大国的中国，倘若无法孕育出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国族能否根基稳固，或将打上一个巨大问号。 问题在于，这样的价值观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文化强国从何强起？ 翻检文化的定义，不下二百种。简略归纳，无非器物、制度与价值观。所谓器物，既指航母导弹，更指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建筑等具体艺术门类；而制度不仅包涵构成国民基本生存空间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也指各类艺术得以创生于其中的组织与政策空间；价值观则关乎人心的终极皈依与认肯，是文化的灵魂，流注于政经制度、艺术门类、生活方式之中。 近代以来的文化人，大多有过文化自信逐渐毁灭的经历，深入骨髓的价值观焦虑已持续一百多年。三十多年狂飙式发展后，自我约束以安顿人心，打开熔铸古今中外文明于一炉的自由空间，已是政府不容拖延的责任。 想想，孔子当年述而不作，花费毕生精力，才从周文化里淬取出一个“仁”字，不想自寻死路的统治者不得不多多少少地践行仁政。由于程序与制度不足，这种“节之以礼，和之以乐”的境界虽难完全抵达，却毕竟逐渐成为华夏各族两千余年的普适价值。汉字唐诗宋词，东亚同风，与今天的英语何异；用瓷饮茶，流风所及，欧西亦曾效法。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除了地理与市场脉络的内在一体，浸透于生活细节里的共同价值观，应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共同价值并非权力或精英从“帽子戏法”中变出来的，它植根于神州大地上诸民族的日常生活。传统价值也非只有一元，诸子百家后，有儒、释、道三家彼此激发，并存共长。从“西天”来的佛教，更是历经千年磨合，终与中华文化合为一体。只要有向善、求真与审美的精神，多元文化便有和而不同的深厚基础，才能渐渐生出“汪洋冲融，广大悉备”的大气象。 自清末民初对自由宪政的追求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来自比佛教更西的西方的一套套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续冲击，轮番在中国争取主导地位。古今中外的价值需要竞争与融合，它们对国民影响力如何，最终要看人心的接受程度，要看其对国民自由心性的契合度，看是否能让中国生发出三千年大变局后符合正义原则的政与教。 《共产党宣言》倡言“解放”，倡导“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理想，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即在中国广为传播。中共借此建党，因之立国。回头看，但凡国民获益的时期，皆因坚持了这样的理想。“文革”这样的巨祸，则只能归于对这理想的背离。换言之，再美好的理想，也要落实在国民的生活方式上，才能继续保持其对人心的说服力。人心无法设计，无从安排，不能“立项打造”。人们相信什么，喜欢什么，归根结蒂是根据自己心性与才情的自由选择。 于是，新的价值体系需要有能力征服人心，而征服人心的第一准则，便是尊重人心，保障国民在良法框架下的率性生活与自由创造。积极自由很可贵，消极自由更根本。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可能，才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产出。在权力的强磁场前划出个体权利，不仅是文艺产生的前提，本身更已是一种强大的文化。 新的价值体系要日渐成型，重申常识依然必要：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当是保障艺术家们的创作空间，保障思想者们的学术自由。人类知识与艺术的真正推进，如“决定”里所说，有赖于“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政府可做之事还有很多，他国经验自可借鉴：英国政府规定彩券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得以生存，年轻的艺术家也得到创作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即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德国政府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能买票看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 千言万语，根本上还需政府更尊重人心的逻辑，甘做土壤，悉心呵护，文化艺术的种子便会自由生长，价值观大国与文化强国必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