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之门——北岛
关于死亡的知识是钥匙，用它才能打开午夜之门。
——题记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半，法航一九九二次班机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停稳。我们搭乘交通车到边检入口处，排队的黑压压一片。无望中冒出个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员，把我们的护照敛齐，消失又出现，我们鱼贯而行，尾随着他从特别出口溜出来。我刚松了口气，就被个精干的小伙子拦住，显然是便衣警察。他说出于安全原因，我必须如实回答问题。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说我是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成员。他把代表团（delegation）听成审问（interrogation）。什么？国际作家审问？他耳朵警惕地支起来。不，不是审问，我连忙摆手，叫来我们的秘书长萨尔蒙。可他只会法文，三个人越说越糊涂，闹不清到底是谁审问谁。幸好来接我们的法国驻以色列总领事馆的代表及时出现，总算解了围。便衣警察用两个指头碰碰太阳穴，用法文说了声再见。
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八名成员，来自四大洲八个国家，包括国际作家议会主席美国小说家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说家胡安?高伊蒂索罗（Juan Goytisolo）、国际作家议会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说家何塞?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和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沃里?索因卡（Wole Soyinka），还有我。昨天下午六时，我们在巴黎书展大厅的法兰西广播电台专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个作家，包括好几个以色列作家在上面签了名。
我们一行外加十来个随行记者，登上机场门外法国总领事馆的专车，于四点四十分出发。公路向腹地延伸，景色越来越荒凉。这基本是块不毛之地，砂石堆积成丘成山成阴郁之海，灌木野草杂陈，让人想起戈壁滩。
一九九〇年春，我和多多参加耶路撒冷国际诗歌节。其间被大轿车拉来拉去，那时从语言到时空全转向。只记得多多下死海游泳，爬出来后悔莫及——下死海可不是闹着玩的。以色列是个准军事化的国家，到处是这样的景象：小伙子一手握枪，一手搂着女朋友，满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谈起中东危机，他们既对右翼政客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说到未来，几乎个个目光游移，满脸沮丧。我们去过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那儿的囤垦区让我想起六七十年代中苏边境上的建设兵团。
一晃十二年，整一轮了。这回我要到边境另一边去。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平本来是有指望的。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拉宾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签署了自治协议。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自治协议，紧接着以色列从西岸撤军。同年两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阿拉法特结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拉宾被极右翼学生刺杀，为和平进程蒙上阴影。历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时间箭头或许会指往另一个方向。也正是这偶然之手从芸芸众生中拎出布什和沙龙，让他们粉墨登场，给世界带来多少变数。二十一世纪正是在这样的变数中开始的。
白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口。一只鹰翻飞，似乎想在大地上打开自己折叠的影子。哨卡出现了，大兵端着枪，检查车牌和通行证，附近碉堡的沙袋上架着机枪。反方向的道路堵满车辆。向导告诉我，这条公路根本不许巴勒斯坦人的车辆通行。而这边的道路之所以通畅，说来很简单，我们的目的地是拉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镇的围城。
天色渐渐暗下来，风景变了。先是一个紧挨着阴森森的兵营的哨卡，旁边停着坦克，前方是炮楼，射击孔像空洞的眼窝。车门吱地打开，总领事馆的代表拿着以色列国防部的特别许可证，跟大兵交涉。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过去，聚光灯刺眼。只见那个大兵又叫来他的上司，估计是个排级干部。他用步话机向上级请示。他先索去我们的护照，又上车一一查对。他很年轻，眼睛既疲倦又冷漠，面部无表情也是一种表情，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吃饱了撑的，来这儿找死？他又用步话机联络，等了好一阵，总算挥挥手放行。车没开多远，又是一个哨卡，这回耽搁的时间较短。继续向前，一个穿蓝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察出现，他一招手，停在路边的警车启动，闪着蓝色顶灯在前面开道。我们终于进入拉马拉。
拉马拉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实它没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处，比那儿高出六十米，居高临下。它周围是山，泉源充足，是约旦河西岸的避暑胜地。拉马拉是拉马拉和比拉两城市的合称。拉马拉建于十二世纪十字军占领时期，而比拉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时代。 《圣经》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传说圣母马利亚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大量涌入并定居。一九五〇年拉马拉归属约旦，而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落入以色列手中，一九八八年约旦把主权归还给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实际上仍由以色列统治。直到一九九六年以色列撤军，拉马拉成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马拉像座死城。街上无人，车少，建筑物大都黑灯瞎火。到达花园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点。主人们在旅馆门口迎候。领头的是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我们是应他的邀请而来的。在记者问及我们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时，索因卡答得好：“这很简单，我是应被围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达维什之邀。大家两度盼着他去领取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奖金，并和其他作家交流。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迟，然后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这次翻越边境的机会是莫大遗憾。由于达维什不能来，我们应该去找他，就这么简单。”
花园大酒店相当豪华，大理石光可鉴人，侍者彬彬有礼，在围城拉马拉多少带有某种超现实意味。达维什围了块白丝巾。他是那种很难判断年龄的人。我想苦难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时也会抹去岁月的痕迹。他有个乐观的鼻子，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他生于一九四一年。七岁那年，他们村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袭击。达维什逃到了黎巴嫩时和家人失散，成了孤儿。一年后他回到故乡，那儿已夷为废墟，以色列人建起他们的定居点。他在小学开始写诗，由于“政审”不合格，不能上中学。他蹲过班房，并多次被软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步行去参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门略有凉意，明月升起来，满地清辉。远处是灯火通明的耶路撒冷。这三大宗教的圣城，历史上招来多少灾难，且都是以神的名义。说来宗教作为一种想像活动，恐怕源于对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惧。与诗歌不同，那是源于集体的想像，势必与权力发生关系，从而被权威化制度化甚至军事化，一旦和另一种集体想像遭遇，非闹得兵戎相见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不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个人体验，“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行干脆就“立地成佛”。再说，想像需要空间，这空间在中东特别是在圣城极有限。而想像的传播和反馈往往导致更复杂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头一次，如闹剧。那想像首先和企图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罗马教皇的野心挂钩，又把一个法国修道院打瞌睡的隐士唤醒。他煽风于地下，点火于基层，在莱茵河畔纠集起八万贫农，向东进发。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诺是动力，可他们连圣城在哪儿都闹不清，又没补给，沿途打家劫舍，最后惨败于突厥人手下，幸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饭菜显然带有兼容性，丰富味重且细腻。让我吃惊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产的。我端着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马拉夜景。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她叫塔妮娅（Tania）。她说她是女高音，是业余的；我说我是诗人，也是业余的。她笑了。她讲到她母亲，讲到围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带围墙的建筑物，告诉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点，它不断扩张，常无缘无故向这边开枪，打死了不少孩子。就在一个礼拜前，这儿满街都是坦克。达维什插话说，在拉马拉总共有一百四十辆坦克。塔妮娅在坦克的轰鸣中练声。不知为什么，这个意象一直纠缠着我。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吃早饭时遇见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还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到市中心转转。胡安住在摩洛哥，会讲一点儿阿拉伯语。他写的是那种实验性小说，同时热衷于社会活动，是那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欧洲相当普遍的角色在美国几乎绝了种。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报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影响舆论趋向。他以前带电视摄制组来过巴勒斯坦，这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向导。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拉马拉市中心。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个偏远小镇没什么区别，贫困但朝气蓬勃。路口竖着可口可乐和摩托罗拉的广告牌。露天集市摆满新鲜的蔬菜瓜果，小贩在吆喝。教授满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尝尝药材，问价搭话谈天气。胡安在报亭买了份英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儿居然摆满各种美国的流行杂志，诸如《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我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
教授指给我们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毁坏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经修复，但斑驳可辨。墙上到处张贴着一组组肖像照片，像我们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在众多小伙子中有个秀美的姑娘。一问，原来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诉我，那姑娘一个月多前死的，仅二十八岁，是第一个“女烈士”。
我们步行到文化中心。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萨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大战期间还因庇护波兰犹太人而坐牢。这是个典型的巴勒斯坦传统建筑，建于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马拉市长的住宅。穿过精心规划的花园，进拱形门廊。一层正举办画展，二楼是办公室，包括达维什主编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楼梯把我们引向三楼的会议厅。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们相对而坐。由巴勒斯坦驻法国的总代表雷拉（Leila）介绍代表团成员。她是乐观的胖女人，喜欢开玩笑。介绍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时，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电视支架或仪表板，相当物质化；她又把重音往后移，意思就变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对，安慰先生。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确是个包袱。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拉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个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术作品和办公设备全部被捣毁，连电脑的硬盘也被拆走。
接着是在巴勒斯坦传媒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成为焦点。从巴黎出发前他就一语惊人，把以色列当局和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词。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论会影响此行的目的。我倒觉得萨尔马戈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又不是政客，用不着那些外交辞令。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再说，他的话如预言，被随后发生在杰宁（Jinin）等地的屠杀证实了。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
在发布会上，我提到除了种种围困，还有另一种围困，即仇恨话语的围困。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胡安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说法，可能因为西班牙和中国有过相似背景，语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
我们应伯尔泽特（Berzeit）大学校长的邀请，和教授们一起共进午餐。伯尔泽特大学在拉马拉西北郊。我们乘坐的大轿车突然停下来，前面被水泥路障拦住。所有人必须步行穿过大约五百米的土路，然后到路的另一头再搭车。我问塔妮娅为什么。我刚知道，她就是校长夫人。她耸耸肩说：“他们就是让我们生活不方便。”她告诉我哨卡原来是设在路边的，后来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击手可射杀任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这无形的威胁更让人瘆得慌。
路的另一端挤满了人和出租车。大学及三十多个村庄与拉马拉隔开，诸多不便，倒是给出租车和小贩带来了生意。尘土飞扬，人们大叫大喊，脾气暴躁。有个小贩背着个一人多高的铜壶，壶嘴拐八道弯。像个高深莫测的乐器。只见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饮料就音乐般流出来。他免费送给我们头头罗素一杯。我也跟着尝了口，像冰镇酸梅汤，心定了许多。
我们下了出租车，穿过校园。这和世界上别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学生们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后的阳光。女学生似乎很开放，都不带蒙面纱巾。伯尔泽特大学是第一所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初建于一九二四年，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学，逐渐升级，直七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正规大学。这些年来，有十五个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杀害。以色列当局经常强行关闭大学，自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时间是被关闭的。最后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关闭了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校方秘密在校外组织临时学习小组。即使如此，很多学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学业。
可惜没邀请学生代表参加，午餐会有些沉闷。校长致欢迎词。罗素谈到校际之间，比如与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诉我，因为围困，很多学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像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说，没有一把好椅子能让我们坐坐。他摊开双手问我们：你们说说，这就是恐怖基地吗？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入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点，阿拉法特要接见我们。这并没写在时间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们的雷拉说，会见只有半小时，随后阿拉法特要召开内阁会议。由警车开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时，天已擦黑。大轿车进入大门穿过空场，停在一栋外表普通的楼房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雷拉带我们上楼时，多数记者被拦住。我们被带到一个休息室，大家聊天开玩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这种正式场合的压力。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带到对面房间，阿拉法特站在门口，由雷拉介绍，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个子比想像的还矮小。小个子自有他们对付大世界的办法，一般来说，他们更自信更顽强更务实更富于挑战精神。以色列当局的那些战略或心理专家大概没想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来看望达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老板。”每个成员都说了几句话，由雷拉翻译，而阿拉法特时不时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到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庙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庙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划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角度。很难想像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会见大约一小时，超过了原定的时间，内阁会议不得不推迟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来跑去，拿来二〇〇〇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发展计划的画册和纪念章分送给每个人。布莱顿请他在画册上签名。临走，调皮的布莱顿走近阿拉法特的办公桌，卫队长想拦住他，他闪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
晚八点，我们在拉马拉阿尔——卡萨巴（Al-Kasaba）剧院和巴勒斯坦诗人一起举办朗诵会，下面挤满了听众。有人告诉我，由于围困，好久都没有搞这样的文化活动了。首先由达维什朗诵。从台下会心的赞叹声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的诗让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诗歌节上见到过他。他们俩的诗中居然有某种相似的音调：在词语中的孤寂状态，与现实的无奈和疏离，对大众喧嚣的畏惧，试图以自嘲维护的一点点最后的尊严。我不知道他俩是否见过面，也许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两个民族都能真正倾听他们的诗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说的，诗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声音，并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许多少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
就在今夜，诗歌在突破仇恨话语的围困。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拉马拉，去加沙走廊（Gaza Strip）。我醒得早，打开电视。CNN六点钟新闻，头一条就是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镜头，接着巴勒斯坦发言人宣布：阿拉法特决定不去参加正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高峰会议。我不明白这两件事的关联，但这决定显然就是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两个意象的叠加会让人有非分之想。是国际作家的支持让他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
从昨夜起，每层楼都派了两三个武装警察，持枪守卫。听说是由于萨尔马戈的激烈言论惊动了葡萄牙总统，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拉法特，希望能确保他的安全。
达维什等人来旅馆送行。塔妮娅送给我她在巴黎演唱会的录音带和她编的书。她最后说：“和加沙相比，这儿就得算天堂了。”
从拉马拉到加沙的路并不远，但走走停停，开了近三个小时。进入加沙前，我们在边境检查站换了联合国的专车，由联合国驻加沙援助总署的负责人陪同。行李要特别检查，和人分开，乘别的车辆过关。我们的护照被收走，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出来个以色列官员验明正身。雷拉告诉我，我们的运气好，若没有联合国帮助，很难进入加沙。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无特殊许可，则永远不能离开那里。
进入加沙比预定时间晚了两钟头。一过边境，车就被焦急等待的当地记者团团围住。但时间紧迫，说好暂不接受任何采访。雷拉打开车门，先解释，转而大发雷霆，记者们只好悻悻离去。她双手插着腰对我们说：“他们以前都很乖，说一不二。如今就是被美元闹的，打破脑袋往里钻。哼！”
这时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他叫罗基（Raji），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主任。他开始秃顶，脑门沁出汗珠。他英文流利，但有一种明显的焦躁，词像弹壳般弹跳。他律师出身，从事人权活动多年，被以色列当局监禁过。车在行进，他站在车门口向我们介绍加沙的情况。
加沙走廊是块沿地中海展开长四十六公里宽六至十公里的狭长地带，约三百六十平方公里。在加沙，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色列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包括定居点军事基地及隔离区，而以色列犹太移民仅六千人，占加沙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四分之三的加沙人是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逐出家园的难民及后代。
横贯加沙的唯一一条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专供以色列军车和犹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挤在土路上，连这土路还被两道哨卡切割，下午五点以后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时间简直是灾难，哨卡前面排着长龙。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们眼前，一辆卡车翻在路边。坐我旁边的联合国驻加沙的副代表卡伦（Karen）是个美国女人。她告诉我，以色列怕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规定在加沙每辆车必须坐两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说连她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还是尽量让她儿子坐旁边，以防不测。
车转弯，沿海边道路行进。蓝天白浪绿树，总算让人喘口气。罗基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个西班牙代表团来访，被他们地中海邻居的赤贫吓坏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权，巴勒斯坦渔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内的海面打鱼。经过一片草莓地。洛基说，很多欧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加沙的草莓得先运到以色列，在那儿包装并贴上他们的商标再出口。更甚至的是，连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输送回来，卖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剥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着掖着，准让全世界的资本家眼馋。
我们来到海边一个以色列定居点附近。这就像刚打过仗。道路坑洼，周围建筑大都被摧毁，废墟上弹痕累累。高墙围住的定居点有炮楼守望。这是加沙十九个定居点之一。罗基告诉我们，仅在这个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议示威时死在枪口下，多是青少年。
加沙与西岸不同，被以色列铁丝网团团围住。依我看，除了经济上压榨，就是让巴勒斯坦人自生自灭。他们不仅没有出入加沙的自由，甚至连在自己土地上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说加沙是大监狱，那么这些定居点就是小监狱，是监狱中的监狱，被仇恨团团围住。犹太移民根本不可能和本地人接触，出入都靠军车护驾。到底什么人愿意搬到这儿来住？卡伦指指脑袋。“怎么，是神经有毛病的？”卡伦笑着说：“不，他们是被广告骗来的——风景好，房价便宜。多半是美国的犹太老人。”
我问布莱顿，这与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否有一比。他感叹说，以色列当局的高效率恐怕谁也比不上。这一切似乎是用电脑精心策划的：怎么才能剥削得最多，怎么才能带来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我们继续向前，来到加沙尽头与埃及比邻的拉法省。下车前雷拉警告说，这是极危险的地区，以色列大兵随时可能开枪，大家要尽量集中，别走散。在一帮孩子的簇拥下，沿破败的街道向前，尽头是一大片废墟，堆满残砖碎瓦玻璃碴。边境墙就在五十米开外，以色列的炮楼和坦克虎视眈眈。
罗基告诉我们，为了在边境建隔离区，以色列军队在这一带先后摧毁了近四百栋难民的房间。仅在今年一月十日，五十九栋民房被推倒，两天后又毁掉四十栋，一千七百个难民无家可归。轻则给四十分钟的时间，让难民取走随身物品，重则根本不事先警告。这时人们让开条路，走过来个中年妇女（看起来像老太婆），通过雷拉翻译，她讲述了当时的可怕情景。那天凌晨两点，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以色列的推土机轰隆隆开过来，大人叫孩子哭。她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把她十三个孩子救出来，而全部家当都埋在砖瓦下。接着是一个老汉的控诉。他听说罗素是美国人，便声嘶力竭地喊：“为什么你们美国给以色列飞机坦克？谁是恐怖分子？沙龙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愤怒到极度虚弱的地步，一个人往回溜达。路上遇见索因卡和胡安，我们一起默默走着。前面不远，高音喇叭播放音乐和口号。胡同口的横幅上有张肖像照片，估摸是个新“烈士”。屋里人影晃动，大吃大喝，沿墙坐着几位老人在抽烟。这像我们中国北方农村办丧事，喜气洋洋的。一个小伙子拦住我们，往里请，看我们不懂阿拉伯文，又叫个人来用英文说：“欢迎。”索因卡指指手表说：“多谢，可我们马上得离开。”他们有些扫兴。
回到汽车旁，雷拉大叫大喊：“你们这些家伙，让我好找。我们必须四点半以前赶到哨卡，否则就过不去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拉拉我的手，让我给他照相，他蹲在汽车旁，做了个V字手势。
途经拉法省民警交通局，稍停。这儿紧挨联合国驻地，不久前被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的导弹击中，房子掀了顶，门窗残缺。省长闻风赶来。但我们要赶路，只好匆匆握手告辞。
赶到哨卡，联合国专车走特殊通道，也还是得排队。而另一边通道挤得满满的，一眼望不到头。罗基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我活了四十八年，从来没这么绝望过。人倒不怕穷，怕的是侮辱。你想想每天过哨卡就是一种侮辱。”
布莱顿指着窗外一个在罗基手下工作的小伙子，说他准是中国人。一问，果然不错。他叫李之怡，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父母来自台湾。他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了。小伙子高挑个儿，长得挺帅，聪明伶俐。他在哈佛读社会学时，到印度做过义工。去年大学毕业后他来这儿实习，原计划三个月，一拖再拖，打算过了夏天再回哈佛读硕士。他说，他父母都是搞科技的，不太能理解他，整天担惊受怕的。我答应他回美国给他父母打个电话，让他们放心。他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跟几个巴勒斯坦小伙子说笑。他的阿拉伯语似乎很流利。我为他骄傲，没多少海外华人的孩子能像他那样脱离主流文化走出物质生活的边界。
说起自杀爆炸。他说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干的，因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这里很难接近定居点。当然也还是有玩命的，他认识个巴勒斯坦小伙子，刚结婚不久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到海滨的一家旅馆歇脚。我和布莱顿明天一早要坐飞机离开，今晚必须赶到特拉维夫，在那儿的旅馆过夜。雷拉说好，晚上十点半找人开车把我们送过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要在以色列待两天，和当地作家及反战组织的人见面。
我和布莱顿都累了，相约到楼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荡荡的。问侍者，他说不卖酒，因为Intifada。我不懂。布莱顿告诉我这词专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没辙，我们去敲罗素的门，他还剩半瓶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房间的窗户面对地中海。天色阴沉，海水呈灰黑色，卷起层层白浪。
二十分钟后，我们在楼下集合，步行到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再次成为采访的焦点。他用法文说，有人不喜欢我使用这样或那样的词，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这是反人类的罪行。
随后是与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座谈。大概苏格兰威士忌起作用了，罗素一反他的审慎，激动地说：“我大半辈子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中度过的，但这回我是选对了地点和时间……”
巴勒斯坦作家几乎个个讲得精彩。一个年轻的本地作家说，他刚从朋友那儿得到一本萨尔马戈的长篇小说，正在读。他住得远，为了赶来参加这个活动，今晚他回不了家了，因为道路已关闭。他把这本译成阿拉伯文的书送给萨尔马戈。
晚八点，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风格的旅馆举行招待会。拱形大厅，回廊环绕，到处烛火摇曳。因为Intifada，没有酒。我在柱子之间绕来绕去，碰见法国文化电台的马德兰（Madeleine），卢旺达人。除了她，全家都在种族仇杀中死去。一九九四年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会时，作为目击者，她陈述了屠杀后的可怕景象。说起在加沙的感受，她觉得这比当年卢旺达更可怕。和大屠杀相比，这是一种日常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更无助更痛苦。
出发时间快到了，我到处找布莱顿。有人说看见他在楼上。我转了一圈连影儿都没有，于是回旅馆取行李。联合国的吉普车已停在门口，我请开车的芬兰小伙子稍等，再返回去找布莱顿。他终于出现在门口，步子有点儿不稳。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把食指贴在嘴唇上：Intifada。
一出加沙就是以色列的边防检查站。按大兵指示，司机把车停在专门检查汽车的水泥槽沟上。一个年轻女兵正跟两个大兵调情。我们拖着行李进入房间。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挺面善，但一点儿没耽误人家执行任务，把我们翻个遍。
月朗星稀，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我一路打盹，到特拉维夫的旅馆已经十二点半了。雅艾尔（Yael）在柜台等我们，她大约四十岁，犹太人，自己开一家小出版社，自愿帮国际作家议会安排在这边的活动。我和布莱顿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雅艾尔坚持陪我们去机场。我请他们俩去喝一杯。先到旅馆的酒吧，有爵士乐队演奏，太吵，于是到我的房间打电话订了瓶红酒。雅艾尔告诉我们，萨尔马戈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他在以色列很红，一本小说卖到六万册，在以色列可算得畅销了。
我问雅艾尔怎么看自杀爆炸。她耸耸肩膀，眼镜片在灯光中一闪。“我喜欢红酒，喜欢书，”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有一天我被炸死，算我活该。”她用的英文词deserve比“活该”重，有罪有应得的意思？她愿为他们民族的选择承担后果。
我只睡了两钟头，就爬起来，和布莱顿在大厅会合。雅艾尔姗姗来迟，把布莱顿急得团团转。幸亏有雅艾尔，用希伯来语跟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打了招呼，对我们算客气多了。盘问我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姑娘。因为护照上敲了图章，我不能否认去过拉马拉和加沙。她或直截了当，或旁敲侧击，问题虽复杂但概括起来倒也简单：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可把我问傻了，这是我自己永远也闹不清答不上来的。事后我跟布莱顿串供。幸好他没把阿拉法特招出来，否则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大地在脚下一动。我们乘的是英航飞往伦敦的班机。我打开当地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报导和以色列驻葡萄牙前大使致萨尔马戈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你选择使用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隐喻，而更难以让我们接受的是一个知道词语权力的人……”
二十四小时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西岸，围攻阿拉法特官邸。
——题记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半，法航一九九二次班机在特拉维夫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停稳。我们搭乘交通车到边检入口处，排队的黑压压一片。无望中冒出个以色列外交部的官员，把我们的护照敛齐，消失又出现，我们鱼贯而行，尾随着他从特别出口溜出来。我刚松了口气，就被个精干的小伙子拦住，显然是便衣警察。他说出于安全原因，我必须如实回答问题。此行的目的？我含糊了一下，说我是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成员。他把代表团（delegation）听成审问（interrogation）。什么？国际作家审问？他耳朵警惕地支起来。不，不是审问，我连忙摆手，叫来我们的秘书长萨尔蒙。可他只会法文，三个人越说越糊涂，闹不清到底是谁审问谁。幸好来接我们的法国驻以色列总领事馆的代表及时出现，总算解了围。便衣警察用两个指头碰碰太阳穴，用法文说了声再见。
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八名成员，来自四大洲八个国家，包括国际作家议会主席美国小说家罗素?班克斯（Russell Banks）、南非诗人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西班牙小说家胡安?高伊蒂索罗（Juan Goytisolo）、国际作家议会秘书长克里斯蒂安?萨尔蒙（Christian Salmon）、葡萄牙小说家何塞?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和尼日利亚诗人剧作家沃里?索因卡（Wole Soyinka），还有我。昨天下午六时，我们在巴黎书展大厅的法兰西广播电台专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巴勒斯坦和平呼吁书”，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个作家，包括好几个以色列作家在上面签了名。
我们一行外加十来个随行记者，登上机场门外法国总领事馆的专车，于四点四十分出发。公路向腹地延伸，景色越来越荒凉。这基本是块不毛之地，砂石堆积成丘成山成阴郁之海，灌木野草杂陈，让人想起戈壁滩。
一九九〇年春，我和多多参加耶路撒冷国际诗歌节。其间被大轿车拉来拉去，那时从语言到时空全转向。只记得多多下死海游泳，爬出来后悔莫及——下死海可不是闹着玩的。以色列是个准军事化的国家，到处是这样的景象：小伙子一手握枪，一手搂着女朋友，满不在乎地逛街。和以色列作家谈起中东危机，他们既对右翼政客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说到未来，几乎个个目光游移，满脸沮丧。我们去过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那儿的囤垦区让我想起六七十年代中苏边境上的建设兵团。
一晃十二年，整一轮了。这回我要到边境另一边去。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平本来是有指望的。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拉宾和阿拉法特第一次握手，签署了自治协议。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自治协议，紧接着以色列从西岸撤军。同年两人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阿拉法特结束了二十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拉宾被极右翼学生刺杀，为和平进程蒙上阴影。历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所左右。若刺客未能得手，时间箭头或许会指往另一个方向。也正是这偶然之手从芸芸众生中拎出布什和沙龙，让他们粉墨登场，给世界带来多少变数。二十一世纪正是在这样的变数中开始的。
白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口。一只鹰翻飞，似乎想在大地上打开自己折叠的影子。哨卡出现了，大兵端着枪，检查车牌和通行证，附近碉堡的沙袋上架着机枪。反方向的道路堵满车辆。向导告诉我，这条公路根本不许巴勒斯坦人的车辆通行。而这边的道路之所以通畅，说来很简单，我们的目的地是拉马拉（Ramallah），即阿拉法特在其中坐镇的围城。
天色渐渐暗下来，风景变了。先是一个紧挨着阴森森的兵营的哨卡，旁边停着坦克，前方是炮楼，射击孔像空洞的眼窝。车门吱地打开，总领事馆的代表拿着以色列国防部的特别许可证，跟大兵交涉。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过去，聚光灯刺眼。只见那个大兵又叫来他的上司，估计是个排级干部。他用步话机向上级请示。他先索去我们的护照，又上车一一查对。他很年轻，眼睛既疲倦又冷漠，面部无表情也是一种表情，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吃饱了撑的，来这儿找死？他又用步话机联络，等了好一阵，总算挥挥手放行。车没开多远，又是一个哨卡，这回耽搁的时间较短。继续向前，一个穿蓝色迷彩服的巴勒斯坦警察出现，他一招手，停在路边的警车启动，闪着蓝色顶灯在前面开道。我们终于进入拉马拉。
拉马拉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实它没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处，比那儿高出六十米，居高临下。它周围是山，泉源充足，是约旦河西岸的避暑胜地。拉马拉是拉马拉和比拉两城市的合称。拉马拉建于十二世纪十字军占领时期，而比拉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时代。 《圣经》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传说圣母马利亚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大量涌入并定居。一九五〇年拉马拉归属约旦，而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落入以色列手中，一九八八年约旦把主权归还给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实际上仍由以色列统治。直到一九九六年以色列撤军，拉马拉成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马拉像座死城。街上无人，车少，建筑物大都黑灯瞎火。到达花园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点。主人们在旅馆门口迎候。领头的是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当代最优秀的诗人。我们是应他的邀请而来的。在记者问及我们巴勒斯坦之行的目的时，索因卡答得好：“这很简单，我是应被围困的同事巴勒斯坦作家达维什之邀。大家两度盼着他去领取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奖金，并和其他作家交流。这相聚因‘九一一’事件推迟，然后被取消了。依我看，他失去这次翻越边境的机会是莫大遗憾。由于达维什不能来，我们应该去找他，就这么简单。”
花园大酒店相当豪华，大理石光可鉴人，侍者彬彬有礼，在围城拉马拉多少带有某种超现实意味。达维什围了块白丝巾。他是那种很难判断年龄的人。我想苦难多半加速衰老，但有时也会抹去岁月的痕迹。他有个乐观的鼻子，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他生于一九四一年。七岁那年，他们村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袭击。达维什逃到了黎巴嫩时和家人失散，成了孤儿。一年后他回到故乡，那儿已夷为废墟，以色列人建起他们的定居点。他在小学开始写诗，由于“政审”不合格，不能上中学。他蹲过班房，并多次被软禁在家中。
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步行去参加巴勒斯坦文化部的晚宴。出门略有凉意，明月升起来，满地清辉。远处是灯火通明的耶路撒冷。这三大宗教的圣城，历史上招来多少灾难，且都是以神的名义。说来宗教作为一种想像活动，恐怕源于对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惧。与诗歌不同，那是源于集体的想像，势必与权力发生关系，从而被权威化制度化甚至军事化，一旦和另一种集体想像遭遇，非闹得兵戎相见血流成河不可。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不为宗教打仗，大概因佛教道教重个人体验，“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行干脆就“立地成佛”。再说，想像需要空间，这空间在中东特别是在圣城极有限。而想像的传播和反馈往往导致更复杂的局面。比如八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头一次，如闹剧。那想像首先和企图统一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罗马教皇的野心挂钩，又把一个法国修道院打瞌睡的隐士唤醒。他煽风于地下，点火于基层，在莱茵河畔纠集起八万贫农，向东进发。那盲目的仇恨和升天的承诺是动力，可他们连圣城在哪儿都闹不清，又没补给，沿途打家劫舍，最后惨败于突厥人手下，幸存者不到三千……
晚宴是自助式的。巴勒斯坦人流亡多年，其饭菜显然带有兼容性，丰富味重且细腻。让我吃惊的是，上好的葡萄酒竟是本地产的。我端着酒杯，在落地窗前看拉马拉夜景。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她叫塔妮娅（Tania）。她说她是女高音，是业余的；我说我是诗人，也是业余的。她笑了。她讲到她母亲，讲到围困中的日常生活。她指指山上那带围墙的建筑物，告诉我那就是以色列的定居点，它不断扩张，常无缘无故向这边开枪，打死了不少孩子。就在一个礼拜前，这儿满街都是坦克。达维什插话说，在拉马拉总共有一百四十辆坦克。塔妮娅在坦克的轰鸣中练声。不知为什么，这个意象一直纠缠着我。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吃早饭时遇见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还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到市中心转转。胡安住在摩洛哥，会讲一点儿阿拉伯语。他写的是那种实验性小说，同时热衷于社会活动，是那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欧洲相当普遍的角色在美国几乎绝了种。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报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影响舆论趋向。他以前带电视摄制组来过巴勒斯坦，这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向导。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拉马拉市中心。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个偏远小镇没什么区别，贫困但朝气蓬勃。路口竖着可口可乐和摩托罗拉的广告牌。露天集市摆满新鲜的蔬菜瓜果，小贩在吆喝。教授满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尝尝药材，问价搭话谈天气。胡安在报亭买了份英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儿居然摆满各种美国的流行杂志，诸如《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我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
教授指给我们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毁坏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经修复，但斑驳可辨。墙上到处张贴着一组组肖像照片，像我们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在众多小伙子中有个秀美的姑娘。一问，原来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诉我，那姑娘一个月多前死的，仅二十八岁，是第一个“女烈士”。
我们步行到文化中心。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萨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大战期间还因庇护波兰犹太人而坐牢。这是个典型的巴勒斯坦传统建筑，建于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马拉市长的住宅。穿过精心规划的花园，进拱形门廊。一层正举办画展，二楼是办公室，包括达维什主编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楼梯把我们引向三楼的会议厅。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们相对而坐。由巴勒斯坦驻法国的总代表雷拉（Leila）介绍代表团成员。她是乐观的胖女人，喜欢开玩笑。介绍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时，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电视支架或仪表板，相当物质化；她又把重音往后移，意思就变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对，安慰先生。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确是个包袱。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拉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个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术作品和办公设备全部被捣毁，连电脑的硬盘也被拆走。
接着是在巴勒斯坦传媒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成为焦点。从巴黎出发前他就一语惊人，把以色列当局和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词。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论会影响此行的目的。我倒觉得萨尔马戈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又不是政客，用不着那些外交辞令。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再说，他的话如预言，被随后发生在杰宁（Jinin）等地的屠杀证实了。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
在发布会上，我提到除了种种围困，还有另一种围困，即仇恨话语的围困。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胡安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说法，可能因为西班牙和中国有过相似背景，语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
我们应伯尔泽特（Berzeit）大学校长的邀请，和教授们一起共进午餐。伯尔泽特大学在拉马拉西北郊。我们乘坐的大轿车突然停下来，前面被水泥路障拦住。所有人必须步行穿过大约五百米的土路，然后到路的另一头再搭车。我问塔妮娅为什么。我刚知道，她就是校长夫人。她耸耸肩说：“他们就是让我们生活不方便。”她告诉我哨卡原来是设在路边的，后来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击手可射杀任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这无形的威胁更让人瘆得慌。
路的另一端挤满了人和出租车。大学及三十多个村庄与拉马拉隔开，诸多不便，倒是给出租车和小贩带来了生意。尘土飞扬，人们大叫大喊，脾气暴躁。有个小贩背着个一人多高的铜壶，壶嘴拐八道弯。像个高深莫测的乐器。只见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饮料就音乐般流出来。他免费送给我们头头罗素一杯。我也跟着尝了口，像冰镇酸梅汤，心定了许多。
我们下了出租车，穿过校园。这和世界上别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学生们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后的阳光。女学生似乎很开放，都不带蒙面纱巾。伯尔泽特大学是第一所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初建于一九二四年，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学，逐渐升级，直七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正规大学。这些年来，有十五个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杀害。以色列当局经常强行关闭大学，自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时间是被关闭的。最后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一月，关闭了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校方秘密在校外组织临时学习小组。即使如此，很多学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学业。
可惜没邀请学生代表参加，午餐会有些沉闷。校长致欢迎词。罗素谈到校际之间，比如与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诉我，因为围困，很多学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像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说，没有一把好椅子能让我们坐坐。他摊开双手问我们：你们说说，这就是恐怖基地吗？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入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点，阿拉法特要接见我们。这并没写在时间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们的雷拉说，会见只有半小时，随后阿拉法特要召开内阁会议。由警车开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时，天已擦黑。大轿车进入大门穿过空场，停在一栋外表普通的楼房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雷拉带我们上楼时，多数记者被拦住。我们被带到一个休息室，大家聊天开玩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这种正式场合的压力。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带到对面房间，阿拉法特站在门口，由雷拉介绍，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个子比想像的还矮小。小个子自有他们对付大世界的办法，一般来说，他们更自信更顽强更务实更富于挑战精神。以色列当局的那些战略或心理专家大概没想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来看望达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老板。”每个成员都说了几句话，由雷拉翻译，而阿拉法特时不时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到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庙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庙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划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角度。很难想像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会见大约一小时，超过了原定的时间，内阁会议不得不推迟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来跑去，拿来二〇〇〇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发展计划的画册和纪念章分送给每个人。布莱顿请他在画册上签名。临走，调皮的布莱顿走近阿拉法特的办公桌，卫队长想拦住他，他闪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
晚八点，我们在拉马拉阿尔——卡萨巴（Al-Kasaba）剧院和巴勒斯坦诗人一起举办朗诵会，下面挤满了听众。有人告诉我，由于围困，好久都没有搞这样的文化活动了。首先由达维什朗诵。从台下会心的赞叹声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的诗让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诗歌节上见到过他。他们俩的诗中居然有某种相似的音调：在词语中的孤寂状态，与现实的无奈和疏离，对大众喧嚣的畏惧，试图以自嘲维护的一点点最后的尊严。我不知道他俩是否见过面，也许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两个民族都能真正倾听他们的诗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说的，诗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声音，并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许多少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
就在今夜，诗歌在突破仇恨话语的围困。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拉马拉，去加沙走廊（Gaza Strip）。我醒得早，打开电视。CNN六点钟新闻，头一条就是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镜头，接着巴勒斯坦发言人宣布：阿拉法特决定不去参加正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高峰会议。我不明白这两件事的关联，但这决定显然就是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两个意象的叠加会让人有非分之想。是国际作家的支持让他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
从昨夜起，每层楼都派了两三个武装警察，持枪守卫。听说是由于萨尔马戈的激烈言论惊动了葡萄牙总统，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拉法特，希望能确保他的安全。
达维什等人来旅馆送行。塔妮娅送给我她在巴黎演唱会的录音带和她编的书。她最后说：“和加沙相比，这儿就得算天堂了。”
从拉马拉到加沙的路并不远，但走走停停，开了近三个小时。进入加沙前，我们在边境检查站换了联合国的专车，由联合国驻加沙援助总署的负责人陪同。行李要特别检查，和人分开，乘别的车辆过关。我们的护照被收走，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出来个以色列官员验明正身。雷拉告诉我，我们的运气好，若没有联合国帮助，很难进入加沙。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无特殊许可，则永远不能离开那里。
进入加沙比预定时间晚了两钟头。一过边境，车就被焦急等待的当地记者团团围住。但时间紧迫，说好暂不接受任何采访。雷拉打开车门，先解释，转而大发雷霆，记者们只好悻悻离去。她双手插着腰对我们说：“他们以前都很乖，说一不二。如今就是被美元闹的，打破脑袋往里钻。哼！”
这时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他叫罗基（Raji），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主任。他开始秃顶，脑门沁出汗珠。他英文流利，但有一种明显的焦躁，词像弹壳般弹跳。他律师出身，从事人权活动多年，被以色列当局监禁过。车在行进，他站在车门口向我们介绍加沙的情况。
加沙走廊是块沿地中海展开长四十六公里宽六至十公里的狭长地带，约三百六十平方公里。在加沙，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色列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包括定居点军事基地及隔离区，而以色列犹太移民仅六千人，占加沙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四分之三的加沙人是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逐出家园的难民及后代。
横贯加沙的唯一一条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专供以色列军车和犹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挤在土路上，连这土路还被两道哨卡切割，下午五点以后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时间简直是灾难，哨卡前面排着长龙。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们眼前，一辆卡车翻在路边。坐我旁边的联合国驻加沙的副代表卡伦（Karen）是个美国女人。她告诉我，以色列怕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规定在加沙每辆车必须坐两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说连她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还是尽量让她儿子坐旁边，以防不测。
车转弯，沿海边道路行进。蓝天白浪绿树，总算让人喘口气。罗基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个西班牙代表团来访，被他们地中海邻居的赤贫吓坏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权，巴勒斯坦渔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内的海面打鱼。经过一片草莓地。洛基说，很多欧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加沙的草莓得先运到以色列，在那儿包装并贴上他们的商标再出口。更甚至的是，连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输送回来，卖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剥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着掖着，准让全世界的资本家眼馋。
我们来到海边一个以色列定居点附近。这就像刚打过仗。道路坑洼，周围建筑大都被摧毁，废墟上弹痕累累。高墙围住的定居点有炮楼守望。这是加沙十九个定居点之一。罗基告诉我们，仅在这个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议示威时死在枪口下，多是青少年。
加沙与西岸不同，被以色列铁丝网团团围住。依我看，除了经济上压榨，就是让巴勒斯坦人自生自灭。他们不仅没有出入加沙的自由，甚至连在自己土地上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说加沙是大监狱，那么这些定居点就是小监狱，是监狱中的监狱，被仇恨团团围住。犹太移民根本不可能和本地人接触，出入都靠军车护驾。到底什么人愿意搬到这儿来住？卡伦指指脑袋。“怎么，是神经有毛病的？”卡伦笑着说：“不，他们是被广告骗来的——风景好，房价便宜。多半是美国的犹太老人。”
我问布莱顿，这与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否有一比。他感叹说，以色列当局的高效率恐怕谁也比不上。这一切似乎是用电脑精心策划的：怎么才能剥削得最多，怎么才能带来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我们继续向前，来到加沙尽头与埃及比邻的拉法省。下车前雷拉警告说，这是极危险的地区，以色列大兵随时可能开枪，大家要尽量集中，别走散。在一帮孩子的簇拥下，沿破败的街道向前，尽头是一大片废墟，堆满残砖碎瓦玻璃碴。边境墙就在五十米开外，以色列的炮楼和坦克虎视眈眈。
罗基告诉我们，为了在边境建隔离区，以色列军队在这一带先后摧毁了近四百栋难民的房间。仅在今年一月十日，五十九栋民房被推倒，两天后又毁掉四十栋，一千七百个难民无家可归。轻则给四十分钟的时间，让难民取走随身物品，重则根本不事先警告。这时人们让开条路，走过来个中年妇女（看起来像老太婆），通过雷拉翻译，她讲述了当时的可怕情景。那天凌晨两点，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以色列的推土机轰隆隆开过来，大人叫孩子哭。她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把她十三个孩子救出来，而全部家当都埋在砖瓦下。接着是一个老汉的控诉。他听说罗素是美国人，便声嘶力竭地喊：“为什么你们美国给以色列飞机坦克？谁是恐怖分子？沙龙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愤怒到极度虚弱的地步，一个人往回溜达。路上遇见索因卡和胡安，我们一起默默走着。前面不远，高音喇叭播放音乐和口号。胡同口的横幅上有张肖像照片，估摸是个新“烈士”。屋里人影晃动，大吃大喝，沿墙坐着几位老人在抽烟。这像我们中国北方农村办丧事，喜气洋洋的。一个小伙子拦住我们，往里请，看我们不懂阿拉伯文，又叫个人来用英文说：“欢迎。”索因卡指指手表说：“多谢，可我们马上得离开。”他们有些扫兴。
回到汽车旁，雷拉大叫大喊：“你们这些家伙，让我好找。我们必须四点半以前赶到哨卡，否则就过不去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拉拉我的手，让我给他照相，他蹲在汽车旁，做了个V字手势。
途经拉法省民警交通局，稍停。这儿紧挨联合国驻地，不久前被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的导弹击中，房子掀了顶，门窗残缺。省长闻风赶来。但我们要赶路，只好匆匆握手告辞。
赶到哨卡，联合国专车走特殊通道，也还是得排队。而另一边通道挤得满满的，一眼望不到头。罗基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我活了四十八年，从来没这么绝望过。人倒不怕穷，怕的是侮辱。你想想每天过哨卡就是一种侮辱。”
布莱顿指着窗外一个在罗基手下工作的小伙子，说他准是中国人。一问，果然不错。他叫李之怡，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父母来自台湾。他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了。小伙子高挑个儿，长得挺帅，聪明伶俐。他在哈佛读社会学时，到印度做过义工。去年大学毕业后他来这儿实习，原计划三个月，一拖再拖，打算过了夏天再回哈佛读硕士。他说，他父母都是搞科技的，不太能理解他，整天担惊受怕的。我答应他回美国给他父母打个电话，让他们放心。他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跟几个巴勒斯坦小伙子说笑。他的阿拉伯语似乎很流利。我为他骄傲，没多少海外华人的孩子能像他那样脱离主流文化走出物质生活的边界。
说起自杀爆炸。他说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干的，因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这里很难接近定居点。当然也还是有玩命的，他认识个巴勒斯坦小伙子，刚结婚不久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到海滨的一家旅馆歇脚。我和布莱顿明天一早要坐飞机离开，今晚必须赶到特拉维夫，在那儿的旅馆过夜。雷拉说好，晚上十点半找人开车把我们送过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要在以色列待两天，和当地作家及反战组织的人见面。
我和布莱顿都累了，相约到楼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荡荡的。问侍者，他说不卖酒，因为Intifada。我不懂。布莱顿告诉我这词专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没辙，我们去敲罗素的门，他还剩半瓶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房间的窗户面对地中海。天色阴沉，海水呈灰黑色，卷起层层白浪。
二十分钟后，我们在楼下集合，步行到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再次成为采访的焦点。他用法文说，有人不喜欢我使用这样或那样的词，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这是反人类的罪行。
随后是与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座谈。大概苏格兰威士忌起作用了，罗素一反他的审慎，激动地说：“我大半辈子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中度过的，但这回我是选对了地点和时间……”
巴勒斯坦作家几乎个个讲得精彩。一个年轻的本地作家说，他刚从朋友那儿得到一本萨尔马戈的长篇小说，正在读。他住得远，为了赶来参加这个活动，今晚他回不了家了，因为道路已关闭。他把这本译成阿拉伯文的书送给萨尔马戈。
晚八点，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风格的旅馆举行招待会。拱形大厅，回廊环绕，到处烛火摇曳。因为Intifada，没有酒。我在柱子之间绕来绕去，碰见法国文化电台的马德兰（Madeleine），卢旺达人。除了她，全家都在种族仇杀中死去。一九九四年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会时，作为目击者，她陈述了屠杀后的可怕景象。说起在加沙的感受，她觉得这比当年卢旺达更可怕。和大屠杀相比，这是一种日常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更无助更痛苦。
出发时间快到了，我到处找布莱顿。有人说看见他在楼上。我转了一圈连影儿都没有，于是回旅馆取行李。联合国的吉普车已停在门口，我请开车的芬兰小伙子稍等，再返回去找布莱顿。他终于出现在门口，步子有点儿不稳。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把食指贴在嘴唇上：Intifada。
一出加沙就是以色列的边防检查站。按大兵指示，司机把车停在专门检查汽车的水泥槽沟上。一个年轻女兵正跟两个大兵调情。我们拖着行李进入房间。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挺面善，但一点儿没耽误人家执行任务，把我们翻个遍。
月朗星稀，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我一路打盹，到特拉维夫的旅馆已经十二点半了。雅艾尔（Yael）在柜台等我们，她大约四十岁，犹太人，自己开一家小出版社，自愿帮国际作家议会安排在这边的活动。我和布莱顿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雅艾尔坚持陪我们去机场。我请他们俩去喝一杯。先到旅馆的酒吧，有爵士乐队演奏，太吵，于是到我的房间打电话订了瓶红酒。雅艾尔告诉我们，萨尔马戈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他在以色列很红，一本小说卖到六万册，在以色列可算得畅销了。
我问雅艾尔怎么看自杀爆炸。她耸耸肩膀，眼镜片在灯光中一闪。“我喜欢红酒，喜欢书，”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有一天我被炸死，算我活该。”她用的英文词deserve比“活该”重，有罪有应得的意思？她愿为他们民族的选择承担后果。
我只睡了两钟头，就爬起来，和布莱顿在大厅会合。雅艾尔姗姗来迟，把布莱顿急得团团转。幸亏有雅艾尔，用希伯来语跟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打了招呼，对我们算客气多了。盘问我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姑娘。因为护照上敲了图章，我不能否认去过拉马拉和加沙。她或直截了当，或旁敲侧击，问题虽复杂但概括起来倒也简单：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可把我问傻了，这是我自己永远也闹不清答不上来的。事后我跟布莱顿串供。幸好他没把阿拉法特招出来，否则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大地在脚下一动。我们乘的是英航飞往伦敦的班机。我打开当地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报导和以色列驻葡萄牙前大使致萨尔马戈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你选择使用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隐喻，而更难以让我们接受的是一个知道词语权力的人……”
二十四小时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西岸，围攻阿拉法特官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