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中篇小说）
苏静安教授晚年谈话录（中篇小说）
我听那些老人说：
“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像流水般地永逝了。”
——叶芝
去年初春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在静安寺附近一家旧书铺淘书时，意外地接到了所长打来的一个电话。我合上了手机盖子之后，闭上双目，激动得几乎要喊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脏话来。我模糊地意识到，在我接完电话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命运将会发生可以预见的变化。不，我并没有在那个研究所里得到提拔，也没有涨一级工资什么的。对此，我从未有过奢求。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另一回事。而这种事对一个书呆子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回到家中，我仍然难掩兴奋之情。泡上一杯清茶，打开电脑，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这样一行没头没尾的文字：静安寺。苏静安教授。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第二天上午，我就根据所长提供的电话号码，与那位素所仰慕的国学大师苏静安教授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与悦纳。也就是说，这一次我将欣然接受所里委派的任务：在苏静安教授退休之后，长期随侍左右。说起来，我与苏教授之间尚有一段不浅的文字因缘。读大学时，我就开始喜欢读苏静安教授的书。有一回，听说他要到历史系讲论中国古代神话史，我便夹着他的几本著作，兴冲冲地跑过去旁听。那时，苏教授还是六十刚出头的模样，头发半白，穿一身古雅而又素净的蓝布衫。上课之初，他劈头第一句就是：我上课，你们大可不必拘谨，第一，你们可以抽烟，因为鄙人也是爱抽烟的；第二，你们可以在半途逃课、打磕睡，我愿意理解为那是因为鄙人的讲课内容枯燥乏味，你们根本就不想听；第三，我会留十五分钟时间，让你们提问或反驳。苏教授的课格外受欢迎，自始至终，笑声和掌声不断。苏教授给我的印象是：刻板而又风趣，放诞而又内敛。记得在那天课堂上，我还给苏教授画了一幅漫画：我在画中极力凸现的是一双大号的眼镜，一条热气腾腾的舌头，以及那根取代手指的雪茄烟。苏教授的书一直伴我至今，而且每一次重读都能获得新意。但凡他出了新书，我都会买过来放在床头。我甚至不想一口气把它读完，而是每天浅尝片刻，给次日留下些许兴味。去年年底，我在一家权威的学术期刊上读到一位著名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那位史学家对一个冷僻的古汉字妄加猜详，被我逮个正着，于是我就随手写了两千余字来阐释那个古汉字。我把文章发到那家刊物值班编辑的电子信箱，后来竟被原文照登，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有几位学者还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跟我谈起高深的问题来。事实上，我只是侥幸比别人多认得一个冷僻字，人们却莫名其妙地在我的名字前面冠上了“资深学者”的称号。这让我多少有些羞愧。我们的所长偶然看到了我写的那篇文章之后，特地把我找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我兴致勃勃地探讨那个失考的古汉字。在交谈中，我毫无避讳地向他承认，这些学问其实都不是我的，而是得自苏静安教授的一部旧著。谈到兴头上，我还把一份关于苏静安著述的论稿拿给他看。苏静安，所长转动着手中的铅笔，带着回忆的口吻说，他早年毕业后就分配到我们这个单位，比我还早几年。他是一个怪人，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带着一把水果刀与情人约会；还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带着一本《微积分》来上班。刀与书，自然从未派上用场，但他喜欢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放在布包里。从所长口中，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苏教授的掌故，这使我更激起了要去了解他私生活的兴趣。我没想到所长后来竟会帮我联系到苏教授，还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份称心的差使。我随侍苏教授，既可以照拿单位的工资，又可以问学。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从前，让我最头痛的事莫过于，在单位里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有时我外出办事，偏偏会有人来找我。有时想偷懒都不行。好像我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些找我办事的人而活。现在好了，单位里那些缠死人的破事，可以像穿烂的鞋子那样被我甩掉了。
第二天上午，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梅竹双清阁”。苏教授跟夫人各据案角，正在一边看报纸，一边吃早餐。他让保姆带我先进书房稍待片刻。书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书橱中有很多书都外加蓝布书套，显得格外珍贵。除了书，最惹人注目的是各式各样的闹钟，它们的时间都不尽相同，有快点的，也有慢点的。其中只有一个闹钟的时间跟我的手表是吻合的，指向的是上午八点五分。走近细瞧，我才发现每个闹钟的一角还写有几个蝇头小字：巴黎时间、柏林时间、罗马时间、东京时间、纽约时间、布拉格时间、雅典时间、里斯本时间、阿姆斯特丹时间、马德里时间、伦敦时间、维也那时间、布宜诺斯艾里斯时间……我如果记得没错，这些城市都曾出现在苏教授新近出版的一本游记中。在那本书的序言中，他还曾这样写道：有书的地方，世界就向它聚拢。这个书房与别的书房不同，它有着独特而又浓重的个人气息。它是苏静安的。每个闹钟里标示的国际时间、墙壁上悬挂的世界地图以及卷帙浩繁的外文版书籍，让人觉得他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顾盼之间，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一抬腿就可以横跨欧亚大陆，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古希腊文明的源头。我翻书的时候，苏教授走了进来。他向我了解了一些个人情况之后，吐了一口烟说，我看过你写的几篇文章，还算不错，可是，你不要太得意。我连忙点头称是。苏太太也随后过来，递上水果，显得礼貌周全。苏太太要比苏教授小二十多岁，年近五十，身上却透着某位曾经为之动容的诗人所形容的“陶罐般的静美”。夫人坐在我对面，让人感觉她就是老照片中的那种人物。阳光透过窗帘折射出一道淡黄的光晕，如同那种暧昧难言的目光，混合着清晨时分咖啡的奇异的苦香，仿佛那就是阳光的味道。苏太太原本是苏教授带的硕士生，曾在他的指导下翻译过法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因此，我的话题也就自然而然涉及到法国诗歌。苏太太说她嫁人（苏教授）之后，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读法文诗，也不谈波德莱尔之流。现在她谈的最多的是麻将经。苏太太搓得一手好麻将，而且在大学教授的太太们中间，是以牌风好出名的。苏教授见夫人跟我谈麻将，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你还是去搓你的麻将。苏太太白了他一眼，就走了。
苏教授把一本新书塞给我，不屑一顾地说，王致庸的弟子真是没法治了，好好一篇文章都教他给歪解了。由于激动，他的嘴角出现了过多的唾沫，但他很快就用舌头舔掉了。苏教授接着就把原书拿给我作对照，并且要求我替其中一个篇章作些注解。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在试探我的深浅。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叫人头痛的事。在印刷术越发高明的今天，横排简化字显得那么爽心悦目，若是有什么缺陷也是一目了然。但竖排、繁体、尚未断句的古书就显得格外烦琐。
笺校一篇之后，我就战战兢兢地把它拿给苏教授看。苏教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很有耐心地指出其中一个脱讹之处。借此机会，我大着胆子向苏教授提了一个带有私人性质的问题：听说你早年跟王致庸教授在我们这个研究所共事过，后来好像因为某个哲学问题上的分歧而翻脸，有这回事？苏教授没有作出正面回答，他指着墙上的闹钟说，这道理很简单，一只闹钟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现在是几点钟，但两只闹钟有时却无法告诉我们同一个准确的时间。在我的正对面，一只闹钟的指针指向的是东京时间，另一只闹钟指向的却是巴黎时间。
跟王致庸教授一比较，苏教授就来了精神。二人年龄相仿，都已经是年逾古稀了，但苏教授声称自己的老是“老当益壮”的“老”，而王教授的老是“老态龙钟”的“老”。他说这话时，脸上显露出了一种孩子气的老态。苏教授又作了进一步比较，今年年初，王致庸教授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向校方提出退休，而他，却是因为“要给后人留下几部大书”而主动提出退休。因此，苏教授认为自己的退休与王致庸教授不能同日而语。苏教授说，退休，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一生的终结，但对他来说，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才刚刚开始。苏教授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晚年生活：独自一人坐在一个没有腥臭味的墙角，晒晒太阳，舒畅地呼吸；或者是与一大堆毫不相干的老人坐在老年宫里，搓几圈麻将，杀几盘棋。苏教授毕竟是苏教授，在我面前依然是一副神采奕奕、雄心勃勃的模样。
谈到工作，苏教授把自己的一份工作计划书交到我手中。我翻了翻，不由地大吃一惊。我还只有七十四岁，苏教授说，我可以花五、六年时间重新梳理十三经和廿四史，在我八十岁那一年，我要花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思想史；在我九十岁的时候，我还要动笔写一部回忆录。照此计算，苏教授至少得活到一百岁，其间还不能生病。从那本计划书中我发现，苏教授把时间分成了几个大块，这些大块都是以年来计算；大块之中又分小块，以月来计算；小块之中再分小块，以日来计算；一日之中，有几个时间段是固定不变的：晨练、午睡、喝下午茶、做蓝布书套。其余大部分时间则被读书与写作占用。下午四点钟，也就是东京时间下午五点钟，巴黎时间早上七点钟，苏教授开始放下手中的书，关掉书桌前的台灯，转身来到厨房，把一壶煮热的咖啡提到书房，沏上两杯，然后又把其中的一杯递给我。半个小时后，苏教授又开始工作。他的内心仿佛有一个十分牢固的框架，可以把一些分散的事物框住，使之变得有章可循。
是的，苏教授是一个很讲究生活规律的人。他的昨天是怎样开始或结束的，他的今天大抵也就是怎样开始或结束的。他的一天始于咖啡，终于牛奶。他每天坚持的一些生活方式不会轻易改变。但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有了微小的改变。首先改变的是路线。他从前都是坐着地铁四号线，转三号线去学校上课，课后沿原路返回。现在退休在家，这两条线路就从他的生活中撤离出来了。起初，他有些不习惯，有时走到地铁口，一摸口袋，没见交通卡，才发觉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去上班了。为了平衡这种不适感，苏教授每天太阳出来之后，就开始出门散步了。苏教授说，在我的前半生，写作带来的快乐是由双手赋予的；在我的后半生，散步带来的安宁是由双腿赋予的。苏教授的散步方式与别人不同，他是倒着行走。那样子就像是重新学会走路。苏教授早些年是一个“思想上要求进步”的人，现在却对“退”字颇有研究：退。退休。倒退。退一步海阔天空。敌进我退，敌退我扰。韩愈，字退之……苏教授每天倒退行走的时间要比前进的时间多。他从那栋“梅竹双清阁”出门，就开始倒退着从竹林路出发、途经音乐厅、科技馆、少年宫，一直走到大广场，然后又从那里按原路返回。整个过程就像录像中的倒带镜头。在笔直前行的时间中，苏教授坚持倒退着走回家中，那一刻，闹钟刚好指向七点。每次来回一趟，总得花上个把小时，这正好是太阳的能量抵达地球的时间。我问苏教授，为什么会喜欢倒退着走路。苏教授带着风趣的口吻说，前面就是死亡，我只好背过来看我的前半生。
周末傍晚，有位教授夫人打来电话，约苏太太到一家新开的菜馆吃饭，饭后照例要打通宵麻将。保姆小吴已烧好了二人的饭菜，不能浪费，苏教授索性就留我吃饭。我去厨房打饭时，瞥见砧板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我想把它拔掉时，小吴阻止了我。她轻声告诉我，苏太太每回出去搓麻将都要在砧板上插上菜刀。我不明白，搓麻将与插菜刀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不便多问。
桌上全是清一色的素菜。我在苏教授的书中早就了解到，这些年他一直坚持吃素。苏教授问我是否吃得惯素菜，我说能吃上这么一桌可口的素菜，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种礼遇了。苏教授听了很高兴，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介绍吃素的好处。食素者大都心气平和，苏教授也是如此。苏教授说，吃素食，养草木心，是可以益智的。我顺便问他，师母是否也吃素。苏教授说，我不信佛，但吃长素；老伴信佛，但平素吃荤，只有逢初一或十五的时节吃素，也就是我们乡下说的“朔望斋”。苏教授接着又指着一碟咸菜秧菜和豆腐乳说，我每餐都少不了这两样东西，我活到七十岁之后，口味越来越像我的父亲了。苏教授的父亲是一个乡下的菜农。
苏教授谈完了自己的家人之后，又夸起了保姆小吴。他说小吴虽然读书不多，但心灵手巧，什么事一教就会，像做素菜，就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我向小吴请教做素菜的手艺时，小吴却避而不谈，好像做灶下婢原本就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她更愿意跟我谈论报纸上的逸闻趣事。
苏教授喝完一浅杯酒之后，带着微醺来到书房，关上了门。小吴告诉我，这个时候，苏教授又要开始做蓝布书套了。我见过那些蓝布书套，每一本都是有棱有角的。我问小吴，能否过去看他如何摆弄？不行，小吴代替苏教授答道，苏教授做书套的时候就像一个乡村裁缝，他总是关起门来，好像生怕别人学会了他的手艺。我笑道，这不奇怪，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小吴竖起一根筷子说，你能教我写诗么？我说我只会读诗，不会写诗。小吴轻轻地“噢”了一声，接着感叹说，有知识真好，每天可以坐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字，也不用去管蔬菜的价格。她说这话时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对知识的祟拜，说得更直接点，她祟拜的是知识的化身，也就是苏教授本人。小吴说自己呆在苏教授身边倒是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她“宁愿做苏教授的仆人，也不愿呆在乡下做一群家畜的主人。”
我无意于探究苏教授的隐私，但每一次小吴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之际，我就颇费猜想了。我注意到，小吴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而这个形象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是吻合的。拖地、择菜之余，她偶尔会向苏教授请教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而她对那些网络或电视稀释过的日常知识也有着异乎寻常的领悟能力。她用满口的“知识”平衡着手中的青菜和拖把，让人感觉她不是一个简单的乡下女孩。这个不简单的女孩子有着不简单的表现。渐渐地，我发现她在有意无意地拿自己跟苏太太作比较，她学会了苏太太抽烟的姿势，学会了她的慵懒和忧郁。有时一场绵绵细雨都能让小吴躺在沙发上忧郁半天，或是躲在在厨房一角暗自神伤；有时来了兴致，她就穿上苏太太穿旧了的旗袍，软绵绵地斜靠在厨房的门口，冷不丁地吐出一句文艺腔十足的古诗。据苏教授说，这些其实都是苏太太调教的结果。我不明白，苏太太为什么会有闲情逸致，把一个乡下女孩调教成一个小文青，而且彻底改变了她的审美趣味：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她告诉我，她发现自己忽然喜欢上了老男人脸上的皱纹，在她眼中，每一道皱纹就是一段深刻的箴言。
礼拜天上午，苏教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有几个得意门生结伴过来看望他，让我也过来结识一下。我进门时，屋子里已是一片谈笑声了。门口的一个雕花木架上搁着一盆百岁兰，两片修长的叶子犹如长须拂地。显然，这是苏教授的弟子们送来的。苏教授给我介绍了一圈之后，又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虽然高低胖瘦有别，但有一点却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跟老师一样，说话的时候通常喜欢舔嘴角。苏教授舔嘴角大约是为了清理唾沫，他讲到动情处，嘴角便跟螃蟹似的吐沫，然后飞快地伸出舌头舔掉，以免口水四溅。但他的弟子仅仅是为了舔嘴角而舔嘴角。即便没有唾沫，也要伸一下舌头。这已经成了一种遗传般的习惯。
苏教授的几位弟子大都留过洋，留过洋就不一般了，一室之内，谈的都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元。欧元。石油。股票。核武器。中东局势。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最新消息。等等。有时夹杂几句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什么的。谈完了天下大事就开始谈国学，给学术界的几位老前辈评定甲乙。他们排来排去，总也忘不了把苏教授放在国学大师的行列。苏教授听了哈哈大笑，声称自己还不能位列仙班，真正堪称大师的，是他的老师朱仙田教授。论辈份，我们理当称朱老先生为“师公”。“师公”已有九旬高龄，前阵子得了肺癌。一个被学界称为“灵魂人物”的学者，不能容忍自己躺在病床上，成为病理学意义上的人，他渴望自己早日死去，化为一片精神的清风。苏教授谈起朱仙田先生，神情一片黯然。他说，朱老师是我大学时期的恩师，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有一啖饭地，一栖身处，便可以埋头做学问了。从我进大学之后就知道他在学校后面的一座老院子里住着，至今未曾搬过。学校分给他一套小楼房，他也不要，他说人老了就变成树，一挪就死。朱老师还有一个怪癖，我当他助手时，发现他常常把一些重要或是自以为重要的东西放在一个小阁楼里，从来不允许别人窥视。他的腿即便坏了，也要单独一人拖着一条瘸腿，弄了很久，才翻找出自己所需之物。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在那个小阁楼里藏了什么宝贝。说到这里，苏教授忽然把目光拉远，沉吟半晌说，朱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沦丧十分痛心，我至今依然记得，他当年在先贤祠的庭院中抱着几块残碑痛哭流涕的样子。苏教授谈起老师的语调令我们十分动容。于是大家就提议去看望一下抱病在床的朱老先生。
我们坐车去医院的途中，有人打来电话，说朱老先生已于下午二点二十八分与世长辞。苏教授对正在在开车的弟子说，你把车开回我家一趟。我们不知道苏教授为什么会半途而返。回到家中，苏教授进屋关了门。我们就在屋外的树荫下抽烟聊天，干等着。过了片刻，他就出来了，换了一身黑色的中山装。苏教授说，我穿上这样一身衣裳才合乎弟子之礼。
开往殡仪馆的路上，苏教授就坐在前排位置指指点点。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对殡仪馆的路线居然十分熟悉，而且知道哪条路是捷径，哪条路可能比较拥挤。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参加葬礼多了，也就把路线熟记于心了。苏教授一到场，一群守候多时的记者便簇拥过来。苏教授舔掉了嘴角的唾沫，对着麦克风说，我可以十分痛心地告诉大家，朱老师走后，有几门绝学也跟着他远去了。一个由他打开的古老世界，现在也由他关闭了。那个世界变得陌生而遥远，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会有人重新开启，也不知道它是否就将从此永远关闭。苏教授评价朱先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绝学大师”，他发愿要写一篇长文章来阐述先生的学术思想。采访完毕，记者们又向另一处聚集，围在中心的便是苏教授的同门师兄王致庸。他是个考古专家，曾师从朱老先生研究过契丹文。但苏教授一直瞧不起此人，认为他做的是死学问、伪学问，尤其不能宽恕的是，他还抄袭过老师未曾发表过的文章。苏教授把我们拉到一边悄声说道，挖土挖得浅一些的，是种蕃薯的的老农；稍深一些的，是掘墓人；再深一些的，就是那些考古专家了。王致庸什么活也没干成，只是把泥土翻了一遍而已。苏教授的弟子都很敬重自己的老师，反过来，凡是老师瞧不起的人，他们都一致鄙视。他们看王致庸的目光就是苏教授看王致庸的目光。
王致庸教授也看到了苏教授，出于礼貌，他上来打了一声招呼。说起近况，王致庸露出神秘的微笑，说自己近些日转移了研究方向，开始研究喷嚏、饱嗝和放屁之类的医学问题。有时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并不比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更成熟，他们活到这个岁数似乎都有点返老还童的意思了。如果不是有几位老教授过来插话，他们之间或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口舌之战。就在苏教授跟大家谈论五四前后学术思想的变迁时，王致庸却在一旁面色庄重地谈论着自己对放屁的研究心得。苏教授捂住了鼻子，带着厌恶的表情转到了另一边。因为是群贤毕至，朱老老先生的家人早已把笔墨纸砚准备妥当，请苏、王几位教授写几个字。王教授用契丹文写了一幅，苏教授用梵文写了一幅。还有几位老学者写的是吐火罗文、八思巴蒙文、东巴文、阿拉伯文。这些失传的文字仿佛在朱老先生死后忽然又复活了。我是一个字都认不得，有些羞愧，但我可以猜想这些文字都有着寄托哀思的意思。
上午九时，我刚踏进“梅竹双清阁”，苏教授就把一份报纸愤然地掷到我面前，说，里面有一篇朱老先生逝世的小报道。我不知道苏教授为何动了痰气，就带着好奇把报纸拿起来看。报纸上长篇累牍都是有关欧洲杯的报道，而朱老先生逝世的消息只有一小块，放在毫不起眼的左下角。新闻标题赫然写着：著名语言学家朱仙田教授昨病逝。副标题：临终嘱托家人要把新书稿费两万元捐给慈善机构。正文还有一段文字，说某某出版社社长已经慨然作出允诺，要践行朱老先生的遗嘱。苏教授说，今天一大早，朱老先生的长子朱温故就打来电话，声称老人家压根儿就没有留下这样的遗嘱。临终前他仅仅是挥动拳头说了几句激愤的话，其间还夹杂着三两句粗话，谁也听不清他在骂谁。尔后便是昏迷，血压高达240毫米汞柱。苏教授立即找那位记者对质，记者着了慌，又把皮球踢给了出版社。出版社的社长说，朱老先生的稿费没有两万元，只有一万元，如果家属没有异议，他们会遵照“遗嘱”捐给慈善机构。至于那份“遗嘱”是谁发布出去的，只须质询一下朱老先生的次子就一清二楚。这里面的事有些蹊跷，苏教授不想深究下去，也不想插手多管。但这事显然没有就此了结，没过多久，朱温故又打电话给苏教授说，捐款的事虽然未经朱老先生本人和家属（主要是长子）的同意，但毕竟是捐给慈善机构，他们也不想为此跟出版社多加计较。再过了一会，出版社社长又打来电话，说朱老先生的长子这回不要那一万元的稿费了，可他不晓得从哪里了解到出版社还有一万元的版税未曾付给朱老先生。社长解释说，考虑到朱老先生的书出版之后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读得懂，因此限定印量极少。社长进一步解释说，版税是由图书定价、发行量、版税率决定的。一句话，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的。朱老先生的书没法在主流市场上发行，仅由国内少数几个图书馆和研究机构购买或收藏，因此他的家属今后也不会拿到多少版税。苏教授开始压低声音，跟那位社长谈起了一笔交易，经过反复权衡，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放下电话，苏教授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他随后又给朱温故挂了一个电话，说他已经跟出版社交涉过，一万元的版税将作为一次性稿酬打到他们的户头。
此事敲定，苏教授走过来告诉我，朱先生当年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接济过他，而现在，朱老先生一家老小的生活很不景气，他自然要尽己所能帮他们一把。眼下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一本新书交给那家出版社来出，并且将由出版社划出他的一万元稿费汇给朱老先生家属。最让让苏教授惋惜的是，朱老先生还有一些文稿尚外结集出版，以后恐怕也是难见天日。苏教授向后仰了仰头，长叹一声说，朱老师作古了，而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至今仍然活着的古人。早些年，我追随朱老师一起走进了古代，现在已经回不来了。哎哎，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苏教授说了一连串“回不来了”之后忽然又问我，有没有看见我老伴回来过？我说没见过。苏教授陡地沉下了脸色，不知道嗫嚅了一句什么。他低头穿过客厅走向书房时，在一株百岁兰边上停留片刻，把烟头按在兰叶上，就像按住一个人的脑袋那样一直不松手，直到叶片烫出了一个焦黑的小洞。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苏教授的身上开始出现了温和的暴力。
天气闷热，苏教授却一直没有打开窗户，仿佛生怕一缕细微的南风搅乱内心的某种秩序。隔着一扇门，我依然能听到苏教授在书房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午后轻微的倦怠催人欲睡。保姆小吴刚刚换洗了杯盏，走过来轻声告诉我，苏教授方才想写一篇怀念朱先生什么的文章，只是写了开头两行字，就掷笔站了起来。一定是天气的缘故，她说，这样的天气又湿又热，连地板都不好擦，更何况写字？我们的小吴有点像唐诗中的那种怨妇，时常对眼下这种炎热的天气发表几句怨言。她肯定我也安坐不住，因此就在我身边坐下来，不厌其烦地跟我聊起自己的情感历程。她聊得最多的是一个又穷又懒的小白脸。那个小白脸也很无聊，居然借她的钱去嫖娼，被警察逮住了，还有脸哀求她拿钱去保人。她说到这里，不失时机地要求我对她表现出来的宽容和仁慈发表几句赞美之辞。她是一个对生活和男人都失去信心的女人。她觉得生活很无聊。她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才跟我聊天。因为无聊而聊天，终归是无聊。就像我，因为无聊而读书，因为无聊而写点东西。
在朱仙田先生的追悼会上，苏静安教授作为大弟子兼治丧委员会主任发表了几句感言，感叹的也无非是天时人事的无常。轮到王致庸教授讲话时，他还没走到麦克风前，突然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倒在地，继而四肢抽搐，人事不省。会场上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赶紧叫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往医院救治。追悼会草草结束之后，我便陪同苏教授一起回家。天气闷热，我打电话让所里派车来接，但苏教授挥手拒绝了。苏教授说，从殡仪馆到家门口，只需要坐3路车再转9路车即可，不需要麻烦人家。于是，我就扶着苏教授上了电车。车上坐满了人，有个年轻人欠身让座，但苏教授看到座位上写着“老弱病残孕专座”的字样，就拒绝坐下了。那个年轻人嘟哝了几句，旋即又坐下了。因为我一手搀扶着苏教授，一手握住车上的扶手，所以一时间腾不出手来买票，售票员连续向我催喊了几声，声音里含有几分怒气。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几个零钱，递了过去。
下车后，苏教授望着绝尘而去的公交车，忽生感慨，他说，有两种人，是常常向人伸手要零钱的：一种是乞丐，一种就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乞丐的生活是没有方向的，而售票员的生活呢？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有方向的，但她们每天叠加起来的生活又会是没有方向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每天看起来都好像是有事可干的，再回过头来，又觉得什么事也没做成，仿佛我们的一生都是无所事事的。我不知道苏教授为何突然要说这样一番话。他讲话的语调跟上午念悼词的语调有些相似，仿佛是在哀悼过往的岁月。
上午九点，我又准时来到“梅竹双清阁”。苏教授头发蓬乱，趿着一双拖鞋，正坐在沙发上埋头看报纸。见我来了，只是点点头，也不作声。我不敢拿正眼看他，悄悄走进了那个小书房。我把桌子擦了一遍才落座。小吴给我泡了一杯茶，搁在桌边，然后轻声告诉我，苏教授今早起来，脾气古怪得很，既没有出去散步，也没有吃早餐，就这样愣坐着看报纸。我透过书房的玻璃，刚好可以看到苏教授的侧影。他还在翻来覆去地看报纸，整个上午的慵懒和倦怠便深深地陷进松软的沙发。看样子，他昨晚似乎没睡好。这副情形是很少见的，苏教授向来是日食夜宿，生活有度，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我疑心他是患了报纸上所谓的“老年抑郁症”。没过多久，苏教授忽然从沙发上弹跳起来，把一份报纸递到我跟前说，他发现报纸上有三个错别字。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了三个字的来历与用法。得出的结论是：看报纸容易让人变得智力低下。尽管如此，他还在翻看报纸。而报纸上的错别字仿佛变成了鞋底下的一粒砂子、牙缝间的一片菜屑，让他觉着很不舒服。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向报社总编室打了一个电话，把他花了一个上午统计出来的错别字报告给一位编辑。
下午四点钟，苏教授没有准时去厨房泡咖啡。他仍然斜躺在沙发上，一脸的倦意。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苏教授本人说过的一句话：老年人力不从心，就以智取；智不从心，就索性做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他那样子几乎就是一个痴呆症患者。我起身来到厨房，决定给他泡一杯咖啡。刚进门，就看见砧板上斜插着一把菜刀，把下午三点半的阳光固定在那里，含有一丝嘲讽的意味。这把刀让我想起了苏太太。我有好一阵子都没有见过苏太太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敢多问。但我看到那把菜刀之后，竟无端地想起昨天在报上看到的一桩谋杀案，那个男人用狗圈把妻子活活勒死，又用电锯大卸八块，装进袋子，然后封存在地下室的冰箱里。想到这些，我的手颤抖了一下，下意识地触摸到那个冰箱的把手，但我只是像握手一样，轻轻地握了一下，就走开了。
我拿着一杯咖啡，放在苏教授面前之后，又转到了小吴的房间，她正嚼着口香糖听耳机。她的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有节奏地摇着膝盖。见我来了，她摘下耳机，跟我漫不经心地聊开了，她问我是否觉察到苏教授这些日正在跟一个人怄气。我当然明白她指的是苏太太。从我进苏家那天开始，就已经看出苏教授和苏太太之间早已是貌合神离了。小吴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师母又回到前夫身边去了。我问她，师母的前夫是谁？小吴短促地笑了一声，说，是王致庸教授。这事我从未听所里的人提起过，也许是为尊者讳的缘故吧。但我不解的是，王致庸教授近来患了脑溢血，都抢救了好几回，苏太太过去服侍一个将死的老人岂不是自讨苦吃？小吴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接着说，王教授跟苏教授一样，膝下没儿没女的，他一死，师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了。更何况，王教授曾对她过，只要她愿意回来，他留下的一切家产都将归她所有。小吴把王教授与苏教授的家产作了一番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苏教授家除了书和几个破闹钟，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而王教授家光是一把明代的坐椅，就价值好几百万元。小吴说这话的时候，探头朝客厅里发呆的苏教授瞥了一眼，继而模仿苏太太的样子，斜靠在椅子上，哼出一句毫无新意的唐诗来。
临近黄昏时分，苏教授仍然坐在客厅里。眼前的电视机开着，声音很大，正在报道一场灾难事故。他的眉头紧锁着，脸上呈现的一道道皱纹仿佛就是因为内心的剧烈震动带来的裂痕。我隐约察觉到，苏教授从表面上看是在关注那场灾难事故，而事实上，是借用这种方式来转移或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电视插播其他节目之后，苏教授便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自己的书房。
这时，小吴端着满满一盘扁豆从厨房里走出来，脸上还残留着丝带般细长的睡痕。她坐到沙发上，翘着兰花指慢条斯理地抽着扁豆丝。在我看来，她仅仅是需要点什么东西来打发时日，才会想到抽扁豆丝的；而她那十根涂了指甲油的手指显得慵懒无力，似乎只能承受一根丝线的重量。因此，抽扁豆丝跟她平素穿针引线、清理分叉头发都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跟我硬着头皮订校一些无聊的古代文献也是一回事。我隔着玻璃看到的，仿佛就是自己在生活中的另一种投影。跟我一样，她也在观察什么，偶尔抬起头来，朝书房那边瞟了几眼，目光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件她期待发生但始终没有发生的事。抽完了扁豆丝，她又探身向茶几上的一盆玫瑰花，把那些枯萎的花瓣小心翼翼地摘下，跟扁豆丝堆放在一起。也许是倦于做家务活，她又念了一首调子悲凉的诗，好像她学会念几首诗词之后就知道怎样抱怨生活了。
我正要提着包回家时，小吴叫住了我，附到我耳边，说苏教授近日心情很郁闷，她要跟他开个玩笑，让他乐一下。她打定了主意之后旋即走进苏太太的卧室，换上了苏太太的一身睡衣，蜷缩在沙发上，摆了个苏太太抽烟的姿势，问我，像不像？我只是微笑着点点头，但我心底里以为，苏太太的神韵她是怎么也学不会的：那是一个女人经历了身体的夏天与秋天所散发出来的圆熟和恬淡之美。不久之后，苏教授从书房中出来，看见一个穿睡衣的女人蜷缩在沙发上，以为是夫人，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苏教授就拿着一瓶墨水走出来，走到沙发前，拧开盖子，兜头浇了下来。小吴忽然尖叫一声弹跳起来，疯了似的冲进洗手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苏教授这个粗暴的动作跟他那天用烟头烫兰叶的举动有着一丝隐秘的关联。
此后几天里，苏教授不晓得吃错了什么药，一反常态。他打破了生活中的规律和禁忌，整个人变得怪怪的：白天睡懒觉（有时手握电视遥控器躺在沙发上打瞌睡）；醒来后不刷牙、不洗脸、不刮胡子，衣履不整，头发蓬乱；也不接电话、不看书、不写作。最大的变化是他忽然喜欢吃肉了，羊肉、猪肉、牛肉、鸡肉等，他都吃，而且是手执刀叉，用那种让人反感的优雅姿势吃肉。吃着吃着，他又开始昏昏欲睡了，嘴角还挂着脏兮兮的肉汁。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书房里的闹钟都被他动过了手脚，巴黎时间调成了东京时间，纽约时间也跟北京时间重合了，伦敦时间慢点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间拨快了，马德里时间则一直指向零点，仿佛全世界的时间也都跟着他一道疯掉了。
我们的所长原本要我写一部苏静安教授的晚年谈话录，可我迟迟没有动手。更多的时间，我变成了苏教授的秘书。接连几天，苏教授都足不出户口，也不与外界的人联系，一连串无聊的电话就只好由我来代接。有家出版社就苏教授是否愿意入选世界名人大辞典的事宜来电征询意见，同时要求我们尽快汇寄三百元购书费；有家气功师协会欲邀苏教授担任顾问；有所大学欲邀苏教授参加某个学术研讨会；有人求字，有人约稿，也有人找茬。眼下有一位记者正通过电话，要请苏教授本人对朱仙田先生留给后辈的精神精遗产谈谈自己的看法。我正要回绝采访时，一件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我听到书房里忽然传出了小吴的一声尖叫，继而就看到她抱着胸口从房间里跑出来。就在她的泪水刚刚脱离眼眶的那一瞬间，她的嘴角却浮起了一丝骄矜的、甚至可以说有些得意的微笑。我没有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就径直走进苏教授的房间。撕得七零八落的蓝布书套撒落一地，还有一些书，也胡乱堆在地上。苏教授就坐在一堆书上，脑袋耷拉着，双目失神，整个人像是脱了相。我俯下身，想帮他整理地上的书籍，苏教授却抬起手，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某些事物似乎正脱离他内心深处那个巨大的框架，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苏教授问我，你知道小吴刚才为什么尖叫？我隐约猜到几分，但故作不解。苏教授坦然告诉我，他刚才“碰”了一下小吴。但他声称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抚慰她那个被爱神之箭射伤的地方，压根儿就没有猥亵的意思。她跟我一样，苏教授说，都是受过伤的可怜人。
第二天，苏教授打电话告诉我，他把家里的钥匙弄丢了，以后我不需要过来上班了。第三天，第四天，我给苏教授家打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就听人说，苏教授失踪了。有人说，苏教授回老家种梅花去了；也有人说，苏教授跟家里的保姆私奔了；还有人把他比为晚年离家出走的托翁，说是晚境凄凉不让托翁，只是缺了风雪。
苏教授出走之后，我的工作也被迫中断了。前阵子，我受了苏教授的影响，已经养成了按部就班的生活习惯，突然的中断让我着实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突然被人拿掉了后半部分，整颗心一下子悬了起来，除了懊恼，当然还有几分把握不定的期待。我给所长打了一个电话，申明此事，所长迟疑片刻之后，还是决定让我暂时在家休息几天，静观事态的发展。傍晚饭后，得闲，我让刚满周岁的儿子坐在一辆童车里，缓步推着，去河畔散步。我一边走着，一边指给他看这是杨柳，那是落日；这是河流，那是飞鸟。儿子也跟着我牙牙学语。走到半道，我看见一个老人正坐在轮椅上，向我这边推过来。仔细一看，竟是王致庸教授。他目光呆滞，口角歪斜，还流着口涎。后面站着的，正是多日未见的苏太太，不，王夫人。她依然显得很年轻，头发挽成高髻，面容光鲜，穿一身绘有红梅图案的旗袍，身后的杨柳随风飘摆，益发衬托出她的身姿来。我唤她一声“师母”，她听了似乎觉着有些别扭，只是抿嘴笑笑。从“师母”口中我得知，王教授前些日在殡仪馆昏倒之后，虽然抢救及时，但还是落下了半身偏瘫的后遗症。坐在我面前的王教授已不是昔日的模样了，原本清癯的脸犹如刀削过一般，双眼和两颊凹陷进去，使得颧骨益发高耸，透着一丝病态的红光；智慧从他的头发与皱纹之间消褪之后，留下的是近乎凝固的木讷。我对坐在童车里的儿子说，这是王爷爷，向王爷爷问声好。儿子跟王教授面对面坐着，中间仿佛相隔了一个世纪。他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个老人，张了张嘴，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词。王致庸教授忽然间像受了刺激一般，拍着轮椅的扶手，对身后的“师母”说，回头，回家里去。
苏教授出走半个月后，我又遵照所长的意思，回到了原来的单位上班。一切如常，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当然，少不了苏式的下午茶。我除了继续撰写苏教授晚年谈话录，抽空还整理他的一些从未公诸同好的打印稿。从这些文章中，我无意间看到了他在不久前完成的《朱仙田传》第一章《少年听雨歌楼中》。这篇文章写的是朱先生青年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逸事，我还真不晓得，朱先生早年居然还是个风流倜傥、放浪形骸的公子哥：好美女，到处给女人（包括伶人和娼妓）写吹捧诗；好鲜衣，穿的是一身走动时就发出沙沙响的黑色绸衫（苏教授特别指出，是电影里南霸天穿的那一种）。从朱先生一些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少作中可以看出，他周旋于二三个识字闺娃、七八个青楼女子之间是常有的事。有意思的是，苏教授写他这段生活时，竟流露出一种艳羡之意。
说来也巧，我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朱仙田先生事略时，朱老先生的儿子、著名兽医朱温故打来了一个电话，指明要找苏教授。他说话半吞半吐，好像有什么事不便让我转告。继而又询及他的行踪、归期以及可供联系的地址或电话。我说这些我统统不知道，眼下也正在到处托人寻找联络。朱温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近来真是多事之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迟疑了一晌说，昨天夜里，我老家的一位警察打电话到我家，说我父亲死而复生，出现在我们的老宅前。我说，这年头没有鬼扮成人糊弄鬼的，只有人扮成鬼糊弄人，这样的事大可不必理会的。朱温故说，起初他也不相信警察说的一番话，可后来发生的事让警察也感到惊愕万分了。事发当天，警察通过人肉搜索，发现那个冒充朱仙田的老人在相貌上不合，可老人执意说自己就是朱仙田。我说，这样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骗子。朱温故说，如果说他是骗子，他也实在没捞到什么好处，如果说他是疯子，我至今还没见过头脑如此清醒的疯子。根据朱温故的描述，此人满腹学问、记忆力惊人，能把朱老先生的著作目录和书中的要义都一五一十地背出来。后来警察就联系上了朱先生的家人，让他们来判断。朱温故向那个老人问了一个很私密的问题，朱仙田的最后一部著作交给出版社出版，得到了多少稿费。那个老人竟报出了一个毫厘不爽的数目来，而且还把此间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朱温故听了，不信也见疑了。一个人难道真的可以借尸还魂？他这样向我问道。我说，有些事不能以耳代目，最好是亲自过去瞧个真切。说到这里，朱温故又变得支支吾吾了。我说，苏教授不在，有些事可以直接跟我说。朱温故说，我曾在电话中听过那个老人的谈话录音，感觉语气很像，哎哎，很像苏教授。你刚才说苏教授出走已有多日，我就有点怀疑是他了。朱温故说完这话，连忙作辩解说，不，不，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说，你能不能让那边的警察跟我联系一下。没过多久，一名警察就打来了电话，跟我聊起了那个冒充朱仙田先生的老人的相貌特征。他只是描述了一个头部特征，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描述，对方不住地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继而让他把那个老人的谈话录音重放给我听。一点儿也没错，那就是苏教授的声音，虽然略显沙哑，但我还是能够听得出来。他在谈话间时不时地自称“朱仙田”，这就让我不得而知了。警察说，那个老人看上去很正常，他们既不能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又不能把他送往精神病院，只好安排他在一个养老院临时住下。这一回，我是非要去一趟朱仙田先生的老家不可了。
当晚，我跟朱温故搭上了同一列前往浙南的火车。我们睡在同一个车厢内，除了狼嚎般的鼾声，这位老兽医身上还散发着动物皮毛的气味，让我彻夜难眠。到站后，我由于睡眠不足，依然处于恍惚状态。我们尚未找到下榻宾馆之前就跟当地的一位宋警官取得了联系。宋警官说，“那个老人”昨晚忽然发生抽搐，已经被他们送往市人民医院。我们又坐上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往市人民医院。在301病房4号床，我一眼就看到了满脸憔悴、头发散乱的苏教授。我走到病床前，抓住了他的手，久久不语。他的手上长出了茧子，修长而泛黄的指甲里还留着泥垢。那时，我相信自己的目光里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而他看我的目光竟像是看一个陌生人的目光。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激动得老泪纵横，相反，他的面色无比平静。目光越过镜框朝我投射过来的那一刻，真有点像课本上说的凌万顷之茫然的意思了。看得出来，他的记忆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改造过了。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不说话，表情依旧木然。上天赋予我们的肌肉比任何动物都要多，这意味着人的表情是富于变化的，但苏教授的脸上却是没有表情的。他看到我身后的朱温故，眼睛倒是亮了一下，但接着也只是语气略显平淡地说了一声，你——怎么也过来了？这个“你”究竟指谁？朱温故探过头去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苏教授带着很重的鼻音说，废话，我难道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么？说话的样子一点儿也不见夸张，好像糊涂的不是他，而是朱温故了。朱温故发出了“扑哧”一声笑，很快又忍住了。在谈话间，苏教授思维清晰、心智健全、谈吐合理，丝毫察觉不出他有什么异常。相反，我感到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撒谎。这让我对这次行动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最后，苏教授挥挥手说，你们走吧，我并没有病，不需要你们的陪伴。
睡眠不足带来的疲倦依然没有驱散，我从病房出来时，感觉像是走出一个梦境。我和朱温故在宋警官的指示下见到了一位脑科医生。医生说，苏教授的病情至今尚未得出一个可以定性的结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脑部曾受过钝器的击打，脑内还有一些血块没有清除干净。这一说法也吻合了宋警官的调查事实：苏教授的头部是被几个喝醉酒的刺青少年用石头击伤的。但我不能肯定，苏教授的非正常表现可以直接归因于那几块非理性的石头。医生也只是据此推测说，也许正是这个意外事件带来了病人的脑功能紊乱。我问医生，脑功能紊乱会出现什么症状。医生没有直接回答，他带着严肃的表情说，像朱先生，不，苏先生这样的人我还是头一回见识过。他虽然不能确知自己的身份，可他谈话的内容却丝毫没有错乱。他是个聪明的书呆子，我跟他聊过天，他对医学方面的独到见解让我不能不叹服。朱温故插话说，他都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脑子还不够坏么？医生转过头问，这位是谁？我介绍说，是朱仙田老先生的儿子朱温故先生。医生微笑着说，这就对了，他自称是朱仙田，喊你一声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朱温故听了也笑了起来，但笑得很费劲。
第二天，我给苏教授送来早餐。苏教授教瞥了一眼说，我想吃点稀粥和咸鸭蛋。我点了点头，立马转身去买。在医院大门口，我遇见了朱温故。他问我苏教授是否醒了，他很想跟他认真地谈一谈。我说，我去买点稀粥和咸鸭蛋就来。朱温故忽然抓住我的袖子说，他怎么连口味也变得跟我父亲一模一样了？父亲生前常说，生不愿做大富翁，吃粥已是赛神仙，每餐再配上两个咸鸭蛋，他就很知足了。这么多年来，唯一的变化是咸鸭蛋越来越咸。我说，你进去陪他先聊聊，我随后就来。我买了稀和粥咸鸭蛋走进病房时，看见朱温故正在擦眼角的泪水，好像是有些触景伤情了。我打开饭盒，朱温故接过调羹，说是要亲自给苏教授喂粥。那样子，倒是真如侍奉汤药的孝子了。喂完了粥，我陪同朱温故走出病房。他告诉我，苏教授的目光纯净得像个佛陀，这一点很像他父亲。真的很像。
关于苏教授的精神状态，医生和外界的人各有说法。有灵魂附体说，有中蛊说，有脑功能紊乱说，有记忆移植说，有装疯卖傻说，有逃避现实说，有练气功走火入魔说，甚至还有人说他的脑子被外星人动了手脚。我不敢说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相，我所知道的事实是，他的脑子里确乎有一种不可知的东西，我无法洞悉，而他本人亦不甚了然。午睡过后，我陪同苏教授出门散步。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住院部楼下的院子一片静谧。我一直在细心察看苏教授的一举一动。我想，如果他的头脑真正清醒的话，那么，他在我们单独相处之际会自行解除伪装，告诉我此举的意图。可是，苏教授一直保持缄默，似乎亦无动用舌头的必要。而我在他身边，等同于移动的树。树隙间投下的光斑从我眼前掠过，使林外的远景都变得有几分虚幻了。
在苏教授留院接受治疗期间，我陪同朱温故去了一趟朱仙田老先生的旧居。乡野之地，路上少行人，浓重的树荫大片大片地铺开，午后的风显得无足轻重。在野草丛生的地方，我们找到了朱家的旧址。朱家在当地原本是个大户人家，现在那些老房子早已毁掉了，尚余一座破旧的门台。有个老人见我们在门台前面指指点点，就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过来了，问我们打哪里来，做什么的。朱温故没有自报家门，只是问他是否认得这户人家的旧主人朱仙田先生。老人一听说朱仙田这个名字，就竖起大拇指说，他很了得。朱温故听了很是得意，就继续问，你可知道他年轻时是怎么个模样？老人说，他年轻时长得很英俊，也很洋派，不知迷倒了多少女人。老人说到这里忽然压低了声音说，他为人十分慷慨豪爽，我还在卖咸鸭蛋的时辰，他时常光顾我的摊子，有一回还曾请我去逛娼馆。听到这里，朱温故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把头别过去，用手在鼻孔前扇了几下，仿佛闻到了一股从老人嘴里散发出来的臭气。老人意犹未尽，拄着拐杖又绕到他跟前说，后来嘛，他父亲做一笔丝绸生意亏了钱，一家人只好卖掉祖宅住到乡下去了。现在想来，他当初幸好是败了家业，否则连身体都要败掉了。朱先生当年有两个选择，一是出家，一是出国。前思后想，他还是出了国，从此就杳无音讯。朱温故问，此后他有没有回过这里？老人摇摇头说，不曾见过，也不曾听人说他来过。不过，前阵子倒有个怪老头子跑到这儿，冒充是朱先生，想必是来骗田产的，结果被我一眼就看穿了，后来我让孙儿报了警，让警察给逮到城里审问去了。我和朱温故谢过那位老人，就绕着朱宅那片圯废的墙基走了一圈。朱温故说，这么大一块地方，若是围成一个畜牧场倒是不错，让它荒废着怪可惜的。
园是故园，但终究不是朱家的园了。朱温故已经买好了回程车票，无意久留。我请他在一个乡间小酒馆吃了一顿饭。我们点了几个特色菜，各自要了两碗黄酒，一边品啜，一边闲谈。朱温故到底是个散淡的人，有了酒也便木桩似的坐在那里不动了。他的舌头接受了液体的饶有风味的触摸之后，就变得十分畅快了。谈的最多的，当然是他们的家事了。朱温故说，我对父亲的了解也许还不如你们多，这让我感到十分愧疚。这位老兽医说的是大实话，在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点朱老先生遗传给他的书卷气。他自己也向我坦然承认：他跟父亲只是形似，而苏教授跟他父亲却是神似，如果对他们之间外貌特征的差异忽略不计，他几乎可以认定苏教授就是他的父亲。我也表示赞同朱温故的看法，我说，从外表来看，猴子在所有动物中是跟人最为相近的，而在本质上，老鼠跟人之间的相近程度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说到动物，这位老兽医就站在专业的角度分析说，他们几个兄弟姐妹跟父亲之间除了有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联系，其余地方也看不出什么遗传基因。由于时代原因，他们兄弟姐妹几人早年很少呆在父亲身边接受知识的熏陶，日后所操持的职业也无非是屠宰、接生之类；同时，由于亲情淡薄，父子之间的心性日益相远，其间的区分更有甚于人与猴子了。朱温故说，他母亲一直以来对父亲心怀恨意，所以，他们对知识也怀有莫名其妙的仇恨，父亲的藏书被抄走之后，家中哪怕有一张有字的纸他们都会拿来擦屁股。提起往事，他的语气中显然含有自责之意，推己及人，他还连带骂起了自己的弟弟，说此人连“畜生都不如”。我不知道朱家兄弟有什么过节，但可以猜想得到。
我跟朱温故继而谈到了一个眼下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苏教授带回去，他将由谁来照顾生活起居？我只是随便聊聊，没有把他卷入此事的意思。
朱温故淡淡一笑说，总不会让他住到我家当爹来侍奉吧。当然，我也不会反对跟随他住到苏家，继承他的家产，那样的话，就很难说是谁赡养谁了。咳咳，我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我端起一碗黄酒，对朱温故说，有一件事你也许还不知道，当初你向出版社要朱老先生的一万元版税，是苏教授帮你们从中斡旋。后来事情尽管没办成，但他还是将自己的书稿交给了那家出版社，并且从稿费里划出一万元汇给你们，据他说，这样做一半是有感于学风凋敝，一半是为了报答师恩。
我说这话时，嘴里定然是喷着热气。原本以为朱温故听了我的一番话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承想却听到他长叹一声说，没有这笔钱还好，有了它，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反倒闹翻了。
我也苦笑一声，不再吱声了。吃完饭，朱温故打了个酒嗝，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语重心长对我说，我下午就要坐火车回去，关于苏教授的问题现在只能扔给你来解决了。临走之际，他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做了一个含义不明的手势。
我回到医院，把苏教授的医疗住院费打理妥当，又来到网吧，给保姆小吴的QQ留了言。我把苏教授的境遇和下一步的打算都如实告诉她，希望她能尽快回到苏教授身边。但小吴的回复让我大为吃惊，她声称自己刚刚在北京读完高级保姆研修班，还上过电视台的一档保姆选秀节目，身价已不同往日，而且还提出了一个让人咋舌的数目。我下了线，与小吴的联系就此中断了。吃过晚饭，小吴又发来一个手机短信，说自己可以回到苏教授身边，但她也同时提出了一个让我啼笑皆非的条件。她回到苏教授身边的意思不是说要继续做女佣，而是要取代苏太太，做苏教授的少妻。她说，她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看在苏教授手头还有点积蓄的份上。她希望我在她尚未改变这个决定之前作出回复。但我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擅自答应，即便连苏教授本人恐怕也不会轻易答应。
过两天我们就要动身返回城里，夜晚的漫长时光最难打发。在一盏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我和苏教授面对面坐着。我不知道他的脑子里究竟装着何种奇妙的东西。我有这样一种错觉：苏教授其实是在跟自己玩捉迷藏的游戏，他在迷茫中寻找自己，结果找到的却是自己的老师朱仙田，于是，就把他当作自己了。证明A不是B的方法有很多种，但这一刻，我宁愿相信苏教授就是朱老先生。当他自称是“朱仙田”时，他就显得可爱多了。尽管他在实是求是地撒谎，但我不得不说，他实在是一个古怪而有趣的老头子。整整一个晚上，他跟我谈的都是学界人物。钱穆如何，庞朴如何，李泽厚如何，苏静安如何，王致庸如何。谈苏静安尤多、尤细。他问我，你知道苏静安为何叫静安么？我答不上，他就说开了，他之所以叫静安，是因为儿时体弱多病，父母就借用村上土庙里一位老和尚的法号给他取名，据说是可以压邪气的。谈到苏太太，他说，苏静安与王致庸都是我的得意门生，他们之所以交恶，全都是因为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先是做王致庸的学生，俩人日久生情，就结为夫妇，可没过几年，那个女人又撇下了王致庸，做起了苏静安的学生，一来二往，索性成就了他们的一桩好事。他谈的大多是往事，后来有一段时间的记忆对他而言几乎是全然空白的。他说话的声音十分低沉，伴随着窗外树叶的沙沙声。
谈着谈着，他突然停下来，盯着我的脸，凝视片刻，吐出了一句让我沉思良久的话：你是谁？那一刻，我忽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换了一个坐姿，平静地回答：我就是苏静安。
我听那些老人说：
“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像流水般地永逝了。”
——叶芝
去年初春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在静安寺附近一家旧书铺淘书时，意外地接到了所长打来的一个电话。我合上了手机盖子之后，闭上双目，激动得几乎要喊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脏话来。我模糊地意识到，在我接完电话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命运将会发生可以预见的变化。不，我并没有在那个研究所里得到提拔，也没有涨一级工资什么的。对此，我从未有过奢求。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另一回事。而这种事对一个书呆子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回到家中，我仍然难掩兴奋之情。泡上一杯清茶，打开电脑，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这样一行没头没尾的文字：静安寺。苏静安教授。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第二天上午，我就根据所长提供的电话号码，与那位素所仰慕的国学大师苏静安教授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与悦纳。也就是说，这一次我将欣然接受所里委派的任务：在苏静安教授退休之后，长期随侍左右。说起来，我与苏教授之间尚有一段不浅的文字因缘。读大学时，我就开始喜欢读苏静安教授的书。有一回，听说他要到历史系讲论中国古代神话史，我便夹着他的几本著作，兴冲冲地跑过去旁听。那时，苏教授还是六十刚出头的模样，头发半白，穿一身古雅而又素净的蓝布衫。上课之初，他劈头第一句就是：我上课，你们大可不必拘谨，第一，你们可以抽烟，因为鄙人也是爱抽烟的；第二，你们可以在半途逃课、打磕睡，我愿意理解为那是因为鄙人的讲课内容枯燥乏味，你们根本就不想听；第三，我会留十五分钟时间，让你们提问或反驳。苏教授的课格外受欢迎，自始至终，笑声和掌声不断。苏教授给我的印象是：刻板而又风趣，放诞而又内敛。记得在那天课堂上，我还给苏教授画了一幅漫画：我在画中极力凸现的是一双大号的眼镜，一条热气腾腾的舌头，以及那根取代手指的雪茄烟。苏教授的书一直伴我至今，而且每一次重读都能获得新意。但凡他出了新书，我都会买过来放在床头。我甚至不想一口气把它读完，而是每天浅尝片刻，给次日留下些许兴味。去年年底，我在一家权威的学术期刊上读到一位著名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那位史学家对一个冷僻的古汉字妄加猜详，被我逮个正着，于是我就随手写了两千余字来阐释那个古汉字。我把文章发到那家刊物值班编辑的电子信箱，后来竟被原文照登，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有几位学者还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跟我谈起高深的问题来。事实上，我只是侥幸比别人多认得一个冷僻字，人们却莫名其妙地在我的名字前面冠上了“资深学者”的称号。这让我多少有些羞愧。我们的所长偶然看到了我写的那篇文章之后，特地把我找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我兴致勃勃地探讨那个失考的古汉字。在交谈中，我毫无避讳地向他承认，这些学问其实都不是我的，而是得自苏静安教授的一部旧著。谈到兴头上，我还把一份关于苏静安著述的论稿拿给他看。苏静安，所长转动着手中的铅笔，带着回忆的口吻说，他早年毕业后就分配到我们这个单位，比我还早几年。他是一个怪人，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带着一把水果刀与情人约会；还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带着一本《微积分》来上班。刀与书，自然从未派上用场，但他喜欢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放在布包里。从所长口中，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苏教授的掌故，这使我更激起了要去了解他私生活的兴趣。我没想到所长后来竟会帮我联系到苏教授，还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份称心的差使。我随侍苏教授，既可以照拿单位的工资，又可以问学。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从前，让我最头痛的事莫过于，在单位里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有时我外出办事，偏偏会有人来找我。有时想偷懒都不行。好像我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些找我办事的人而活。现在好了，单位里那些缠死人的破事，可以像穿烂的鞋子那样被我甩掉了。
第二天上午，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梅竹双清阁”。苏教授跟夫人各据案角，正在一边看报纸，一边吃早餐。他让保姆带我先进书房稍待片刻。书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书橱中有很多书都外加蓝布书套，显得格外珍贵。除了书，最惹人注目的是各式各样的闹钟，它们的时间都不尽相同，有快点的，也有慢点的。其中只有一个闹钟的时间跟我的手表是吻合的，指向的是上午八点五分。走近细瞧，我才发现每个闹钟的一角还写有几个蝇头小字：巴黎时间、柏林时间、罗马时间、东京时间、纽约时间、布拉格时间、雅典时间、里斯本时间、阿姆斯特丹时间、马德里时间、伦敦时间、维也那时间、布宜诺斯艾里斯时间……我如果记得没错，这些城市都曾出现在苏教授新近出版的一本游记中。在那本书的序言中，他还曾这样写道：有书的地方，世界就向它聚拢。这个书房与别的书房不同，它有着独特而又浓重的个人气息。它是苏静安的。每个闹钟里标示的国际时间、墙壁上悬挂的世界地图以及卷帙浩繁的外文版书籍，让人觉得他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顾盼之间，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一抬腿就可以横跨欧亚大陆，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古希腊文明的源头。我翻书的时候，苏教授走了进来。他向我了解了一些个人情况之后，吐了一口烟说，我看过你写的几篇文章，还算不错，可是，你不要太得意。我连忙点头称是。苏太太也随后过来，递上水果，显得礼貌周全。苏太太要比苏教授小二十多岁，年近五十，身上却透着某位曾经为之动容的诗人所形容的“陶罐般的静美”。夫人坐在我对面，让人感觉她就是老照片中的那种人物。阳光透过窗帘折射出一道淡黄的光晕，如同那种暧昧难言的目光，混合着清晨时分咖啡的奇异的苦香，仿佛那就是阳光的味道。苏太太原本是苏教授带的硕士生，曾在他的指导下翻译过法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因此，我的话题也就自然而然涉及到法国诗歌。苏太太说她嫁人（苏教授）之后，已经有二十多年没读法文诗，也不谈波德莱尔之流。现在她谈的最多的是麻将经。苏太太搓得一手好麻将，而且在大学教授的太太们中间，是以牌风好出名的。苏教授见夫人跟我谈麻将，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你还是去搓你的麻将。苏太太白了他一眼，就走了。
苏教授把一本新书塞给我，不屑一顾地说，王致庸的弟子真是没法治了，好好一篇文章都教他给歪解了。由于激动，他的嘴角出现了过多的唾沫，但他很快就用舌头舔掉了。苏教授接着就把原书拿给我作对照，并且要求我替其中一个篇章作些注解。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在试探我的深浅。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叫人头痛的事。在印刷术越发高明的今天，横排简化字显得那么爽心悦目，若是有什么缺陷也是一目了然。但竖排、繁体、尚未断句的古书就显得格外烦琐。
笺校一篇之后，我就战战兢兢地把它拿给苏教授看。苏教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很有耐心地指出其中一个脱讹之处。借此机会，我大着胆子向苏教授提了一个带有私人性质的问题：听说你早年跟王致庸教授在我们这个研究所共事过，后来好像因为某个哲学问题上的分歧而翻脸，有这回事？苏教授没有作出正面回答，他指着墙上的闹钟说，这道理很简单，一只闹钟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现在是几点钟，但两只闹钟有时却无法告诉我们同一个准确的时间。在我的正对面，一只闹钟的指针指向的是东京时间，另一只闹钟指向的却是巴黎时间。
跟王致庸教授一比较，苏教授就来了精神。二人年龄相仿，都已经是年逾古稀了，但苏教授声称自己的老是“老当益壮”的“老”，而王教授的老是“老态龙钟”的“老”。他说这话时，脸上显露出了一种孩子气的老态。苏教授又作了进一步比较，今年年初，王致庸教授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向校方提出退休，而他，却是因为“要给后人留下几部大书”而主动提出退休。因此，苏教授认为自己的退休与王致庸教授不能同日而语。苏教授说，退休，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一生的终结，但对他来说，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才刚刚开始。苏教授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晚年生活：独自一人坐在一个没有腥臭味的墙角，晒晒太阳，舒畅地呼吸；或者是与一大堆毫不相干的老人坐在老年宫里，搓几圈麻将，杀几盘棋。苏教授毕竟是苏教授，在我面前依然是一副神采奕奕、雄心勃勃的模样。
谈到工作，苏教授把自己的一份工作计划书交到我手中。我翻了翻，不由地大吃一惊。我还只有七十四岁，苏教授说，我可以花五、六年时间重新梳理十三经和廿四史，在我八十岁那一年，我要花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思想史；在我九十岁的时候，我还要动笔写一部回忆录。照此计算，苏教授至少得活到一百岁，其间还不能生病。从那本计划书中我发现，苏教授把时间分成了几个大块，这些大块都是以年来计算；大块之中又分小块，以月来计算；小块之中再分小块，以日来计算；一日之中，有几个时间段是固定不变的：晨练、午睡、喝下午茶、做蓝布书套。其余大部分时间则被读书与写作占用。下午四点钟，也就是东京时间下午五点钟，巴黎时间早上七点钟，苏教授开始放下手中的书，关掉书桌前的台灯，转身来到厨房，把一壶煮热的咖啡提到书房，沏上两杯，然后又把其中的一杯递给我。半个小时后，苏教授又开始工作。他的内心仿佛有一个十分牢固的框架，可以把一些分散的事物框住，使之变得有章可循。
是的，苏教授是一个很讲究生活规律的人。他的昨天是怎样开始或结束的，他的今天大抵也就是怎样开始或结束的。他的一天始于咖啡，终于牛奶。他每天坚持的一些生活方式不会轻易改变。但退休之后，他的生活有了微小的改变。首先改变的是路线。他从前都是坐着地铁四号线，转三号线去学校上课，课后沿原路返回。现在退休在家，这两条线路就从他的生活中撤离出来了。起初，他有些不习惯，有时走到地铁口，一摸口袋，没见交通卡，才发觉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去上班了。为了平衡这种不适感，苏教授每天太阳出来之后，就开始出门散步了。苏教授说，在我的前半生，写作带来的快乐是由双手赋予的；在我的后半生，散步带来的安宁是由双腿赋予的。苏教授的散步方式与别人不同，他是倒着行走。那样子就像是重新学会走路。苏教授早些年是一个“思想上要求进步”的人，现在却对“退”字颇有研究：退。退休。倒退。退一步海阔天空。敌进我退，敌退我扰。韩愈，字退之……苏教授每天倒退行走的时间要比前进的时间多。他从那栋“梅竹双清阁”出门，就开始倒退着从竹林路出发、途经音乐厅、科技馆、少年宫，一直走到大广场，然后又从那里按原路返回。整个过程就像录像中的倒带镜头。在笔直前行的时间中，苏教授坚持倒退着走回家中，那一刻，闹钟刚好指向七点。每次来回一趟，总得花上个把小时，这正好是太阳的能量抵达地球的时间。我问苏教授，为什么会喜欢倒退着走路。苏教授带着风趣的口吻说，前面就是死亡，我只好背过来看我的前半生。
周末傍晚，有位教授夫人打来电话，约苏太太到一家新开的菜馆吃饭，饭后照例要打通宵麻将。保姆小吴已烧好了二人的饭菜，不能浪费，苏教授索性就留我吃饭。我去厨房打饭时，瞥见砧板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我想把它拔掉时，小吴阻止了我。她轻声告诉我，苏太太每回出去搓麻将都要在砧板上插上菜刀。我不明白，搓麻将与插菜刀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不便多问。
桌上全是清一色的素菜。我在苏教授的书中早就了解到，这些年他一直坚持吃素。苏教授问我是否吃得惯素菜，我说能吃上这么一桌可口的素菜，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种礼遇了。苏教授听了很高兴，一边吃饭，一边向我介绍吃素的好处。食素者大都心气平和，苏教授也是如此。苏教授说，吃素食，养草木心，是可以益智的。我顺便问他，师母是否也吃素。苏教授说，我不信佛，但吃长素；老伴信佛，但平素吃荤，只有逢初一或十五的时节吃素，也就是我们乡下说的“朔望斋”。苏教授接着又指着一碟咸菜秧菜和豆腐乳说，我每餐都少不了这两样东西，我活到七十岁之后，口味越来越像我的父亲了。苏教授的父亲是一个乡下的菜农。
苏教授谈完了自己的家人之后，又夸起了保姆小吴。他说小吴虽然读书不多，但心灵手巧，什么事一教就会，像做素菜，就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我向小吴请教做素菜的手艺时，小吴却避而不谈，好像做灶下婢原本就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她更愿意跟我谈论报纸上的逸闻趣事。
苏教授喝完一浅杯酒之后，带着微醺来到书房，关上了门。小吴告诉我，这个时候，苏教授又要开始做蓝布书套了。我见过那些蓝布书套，每一本都是有棱有角的。我问小吴，能否过去看他如何摆弄？不行，小吴代替苏教授答道，苏教授做书套的时候就像一个乡村裁缝，他总是关起门来，好像生怕别人学会了他的手艺。我笑道，这不奇怪，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嘛。小吴竖起一根筷子说，你能教我写诗么？我说我只会读诗，不会写诗。小吴轻轻地“噢”了一声，接着感叹说，有知识真好，每天可以坐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字，也不用去管蔬菜的价格。她说这话时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对知识的祟拜，说得更直接点，她祟拜的是知识的化身，也就是苏教授本人。小吴说自己呆在苏教授身边倒是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她“宁愿做苏教授的仆人，也不愿呆在乡下做一群家畜的主人。”
我无意于探究苏教授的隐私，但每一次小吴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之际，我就颇费猜想了。我注意到，小吴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而这个形象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背景是吻合的。拖地、择菜之余，她偶尔会向苏教授请教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而她对那些网络或电视稀释过的日常知识也有着异乎寻常的领悟能力。她用满口的“知识”平衡着手中的青菜和拖把，让人感觉她不是一个简单的乡下女孩。这个不简单的女孩子有着不简单的表现。渐渐地，我发现她在有意无意地拿自己跟苏太太作比较，她学会了苏太太抽烟的姿势，学会了她的慵懒和忧郁。有时一场绵绵细雨都能让小吴躺在沙发上忧郁半天，或是躲在在厨房一角暗自神伤；有时来了兴致，她就穿上苏太太穿旧了的旗袍，软绵绵地斜靠在厨房的门口，冷不丁地吐出一句文艺腔十足的古诗。据苏教授说，这些其实都是苏太太调教的结果。我不明白，苏太太为什么会有闲情逸致，把一个乡下女孩调教成一个小文青，而且彻底改变了她的审美趣味：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她告诉我，她发现自己忽然喜欢上了老男人脸上的皱纹，在她眼中，每一道皱纹就是一段深刻的箴言。
礼拜天上午，苏教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有几个得意门生结伴过来看望他，让我也过来结识一下。我进门时，屋子里已是一片谈笑声了。门口的一个雕花木架上搁着一盆百岁兰，两片修长的叶子犹如长须拂地。显然，这是苏教授的弟子们送来的。苏教授给我介绍了一圈之后，又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虽然高低胖瘦有别，但有一点却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跟老师一样，说话的时候通常喜欢舔嘴角。苏教授舔嘴角大约是为了清理唾沫，他讲到动情处，嘴角便跟螃蟹似的吐沫，然后飞快地伸出舌头舔掉，以免口水四溅。但他的弟子仅仅是为了舔嘴角而舔嘴角。即便没有唾沫，也要伸一下舌头。这已经成了一种遗传般的习惯。
苏教授的几位弟子大都留过洋，留过洋就不一般了，一室之内，谈的都是世界性的问题：美元。欧元。石油。股票。核武器。中东局势。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最新消息。等等。有时夹杂几句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什么的。谈完了天下大事就开始谈国学，给学术界的几位老前辈评定甲乙。他们排来排去，总也忘不了把苏教授放在国学大师的行列。苏教授听了哈哈大笑，声称自己还不能位列仙班，真正堪称大师的，是他的老师朱仙田教授。论辈份，我们理当称朱老先生为“师公”。“师公”已有九旬高龄，前阵子得了肺癌。一个被学界称为“灵魂人物”的学者，不能容忍自己躺在病床上，成为病理学意义上的人，他渴望自己早日死去，化为一片精神的清风。苏教授谈起朱仙田先生，神情一片黯然。他说，朱老师是我大学时期的恩师，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有一啖饭地，一栖身处，便可以埋头做学问了。从我进大学之后就知道他在学校后面的一座老院子里住着，至今未曾搬过。学校分给他一套小楼房，他也不要，他说人老了就变成树，一挪就死。朱老师还有一个怪癖，我当他助手时，发现他常常把一些重要或是自以为重要的东西放在一个小阁楼里，从来不允许别人窥视。他的腿即便坏了，也要单独一人拖着一条瘸腿，弄了很久，才翻找出自己所需之物。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在那个小阁楼里藏了什么宝贝。说到这里，苏教授忽然把目光拉远，沉吟半晌说，朱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沦丧十分痛心，我至今依然记得，他当年在先贤祠的庭院中抱着几块残碑痛哭流涕的样子。苏教授谈起老师的语调令我们十分动容。于是大家就提议去看望一下抱病在床的朱老先生。
我们坐车去医院的途中，有人打来电话，说朱老先生已于下午二点二十八分与世长辞。苏教授对正在在开车的弟子说，你把车开回我家一趟。我们不知道苏教授为什么会半途而返。回到家中，苏教授进屋关了门。我们就在屋外的树荫下抽烟聊天，干等着。过了片刻，他就出来了，换了一身黑色的中山装。苏教授说，我穿上这样一身衣裳才合乎弟子之礼。
开往殡仪馆的路上，苏教授就坐在前排位置指指点点。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对殡仪馆的路线居然十分熟悉，而且知道哪条路是捷径，哪条路可能比较拥挤。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参加葬礼多了，也就把路线熟记于心了。苏教授一到场，一群守候多时的记者便簇拥过来。苏教授舔掉了嘴角的唾沫，对着麦克风说，我可以十分痛心地告诉大家，朱老师走后，有几门绝学也跟着他远去了。一个由他打开的古老世界，现在也由他关闭了。那个世界变得陌生而遥远，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会有人重新开启，也不知道它是否就将从此永远关闭。苏教授评价朱先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绝学大师”，他发愿要写一篇长文章来阐述先生的学术思想。采访完毕，记者们又向另一处聚集，围在中心的便是苏教授的同门师兄王致庸。他是个考古专家，曾师从朱老先生研究过契丹文。但苏教授一直瞧不起此人，认为他做的是死学问、伪学问，尤其不能宽恕的是，他还抄袭过老师未曾发表过的文章。苏教授把我们拉到一边悄声说道，挖土挖得浅一些的，是种蕃薯的的老农；稍深一些的，是掘墓人；再深一些的，就是那些考古专家了。王致庸什么活也没干成，只是把泥土翻了一遍而已。苏教授的弟子都很敬重自己的老师，反过来，凡是老师瞧不起的人，他们都一致鄙视。他们看王致庸的目光就是苏教授看王致庸的目光。
王致庸教授也看到了苏教授，出于礼貌，他上来打了一声招呼。说起近况，王致庸露出神秘的微笑，说自己近些日转移了研究方向，开始研究喷嚏、饱嗝和放屁之类的医学问题。有时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并不比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更成熟，他们活到这个岁数似乎都有点返老还童的意思了。如果不是有几位老教授过来插话，他们之间或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口舌之战。就在苏教授跟大家谈论五四前后学术思想的变迁时，王致庸却在一旁面色庄重地谈论着自己对放屁的研究心得。苏教授捂住了鼻子，带着厌恶的表情转到了另一边。因为是群贤毕至，朱老老先生的家人早已把笔墨纸砚准备妥当，请苏、王几位教授写几个字。王教授用契丹文写了一幅，苏教授用梵文写了一幅。还有几位老学者写的是吐火罗文、八思巴蒙文、东巴文、阿拉伯文。这些失传的文字仿佛在朱老先生死后忽然又复活了。我是一个字都认不得，有些羞愧，但我可以猜想这些文字都有着寄托哀思的意思。
上午九时，我刚踏进“梅竹双清阁”，苏教授就把一份报纸愤然地掷到我面前，说，里面有一篇朱老先生逝世的小报道。我不知道苏教授为何动了痰气，就带着好奇把报纸拿起来看。报纸上长篇累牍都是有关欧洲杯的报道，而朱老先生逝世的消息只有一小块，放在毫不起眼的左下角。新闻标题赫然写着：著名语言学家朱仙田教授昨病逝。副标题：临终嘱托家人要把新书稿费两万元捐给慈善机构。正文还有一段文字，说某某出版社社长已经慨然作出允诺，要践行朱老先生的遗嘱。苏教授说，今天一大早，朱老先生的长子朱温故就打来电话，声称老人家压根儿就没有留下这样的遗嘱。临终前他仅仅是挥动拳头说了几句激愤的话，其间还夹杂着三两句粗话，谁也听不清他在骂谁。尔后便是昏迷，血压高达240毫米汞柱。苏教授立即找那位记者对质，记者着了慌，又把皮球踢给了出版社。出版社的社长说，朱老先生的稿费没有两万元，只有一万元，如果家属没有异议，他们会遵照“遗嘱”捐给慈善机构。至于那份“遗嘱”是谁发布出去的，只须质询一下朱老先生的次子就一清二楚。这里面的事有些蹊跷，苏教授不想深究下去，也不想插手多管。但这事显然没有就此了结，没过多久，朱温故又打电话给苏教授说，捐款的事虽然未经朱老先生本人和家属（主要是长子）的同意，但毕竟是捐给慈善机构，他们也不想为此跟出版社多加计较。再过了一会，出版社社长又打来电话，说朱老先生的长子这回不要那一万元的稿费了，可他不晓得从哪里了解到出版社还有一万元的版税未曾付给朱老先生。社长解释说，考虑到朱老先生的书出版之后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能读得懂，因此限定印量极少。社长进一步解释说，版税是由图书定价、发行量、版税率决定的。一句话，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的。朱老先生的书没法在主流市场上发行，仅由国内少数几个图书馆和研究机构购买或收藏，因此他的家属今后也不会拿到多少版税。苏教授开始压低声音，跟那位社长谈起了一笔交易，经过反复权衡，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放下电话，苏教授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叹息。他随后又给朱温故挂了一个电话，说他已经跟出版社交涉过，一万元的版税将作为一次性稿酬打到他们的户头。
此事敲定，苏教授走过来告诉我，朱先生当年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接济过他，而现在，朱老先生一家老小的生活很不景气，他自然要尽己所能帮他们一把。眼下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一本新书交给那家出版社来出，并且将由出版社划出他的一万元稿费汇给朱老先生家属。最让让苏教授惋惜的是，朱老先生还有一些文稿尚外结集出版，以后恐怕也是难见天日。苏教授向后仰了仰头，长叹一声说，朱老师作古了，而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至今仍然活着的古人。早些年，我追随朱老师一起走进了古代，现在已经回不来了。哎哎，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苏教授说了一连串“回不来了”之后忽然又问我，有没有看见我老伴回来过？我说没见过。苏教授陡地沉下了脸色，不知道嗫嚅了一句什么。他低头穿过客厅走向书房时，在一株百岁兰边上停留片刻，把烟头按在兰叶上，就像按住一个人的脑袋那样一直不松手，直到叶片烫出了一个焦黑的小洞。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苏教授的身上开始出现了温和的暴力。
天气闷热，苏教授却一直没有打开窗户，仿佛生怕一缕细微的南风搅乱内心的某种秩序。隔着一扇门，我依然能听到苏教授在书房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午后轻微的倦怠催人欲睡。保姆小吴刚刚换洗了杯盏，走过来轻声告诉我，苏教授方才想写一篇怀念朱先生什么的文章，只是写了开头两行字，就掷笔站了起来。一定是天气的缘故，她说，这样的天气又湿又热，连地板都不好擦，更何况写字？我们的小吴有点像唐诗中的那种怨妇，时常对眼下这种炎热的天气发表几句怨言。她肯定我也安坐不住，因此就在我身边坐下来，不厌其烦地跟我聊起自己的情感历程。她聊得最多的是一个又穷又懒的小白脸。那个小白脸也很无聊，居然借她的钱去嫖娼，被警察逮住了，还有脸哀求她拿钱去保人。她说到这里，不失时机地要求我对她表现出来的宽容和仁慈发表几句赞美之辞。她是一个对生活和男人都失去信心的女人。她觉得生活很无聊。她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才跟我聊天。因为无聊而聊天，终归是无聊。就像我，因为无聊而读书，因为无聊而写点东西。
在朱仙田先生的追悼会上，苏静安教授作为大弟子兼治丧委员会主任发表了几句感言，感叹的也无非是天时人事的无常。轮到王致庸教授讲话时，他还没走到麦克风前，突然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倒在地，继而四肢抽搐，人事不省。会场上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赶紧叫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往医院救治。追悼会草草结束之后，我便陪同苏教授一起回家。天气闷热，我打电话让所里派车来接，但苏教授挥手拒绝了。苏教授说，从殡仪馆到家门口，只需要坐3路车再转9路车即可，不需要麻烦人家。于是，我就扶着苏教授上了电车。车上坐满了人，有个年轻人欠身让座，但苏教授看到座位上写着“老弱病残孕专座”的字样，就拒绝坐下了。那个年轻人嘟哝了几句，旋即又坐下了。因为我一手搀扶着苏教授，一手握住车上的扶手，所以一时间腾不出手来买票，售票员连续向我催喊了几声，声音里含有几分怒气。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掏出几个零钱，递了过去。
下车后，苏教授望着绝尘而去的公交车，忽生感慨，他说，有两种人，是常常向人伸手要零钱的：一种是乞丐，一种就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乞丐的生活是没有方向的，而售票员的生活呢？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有方向的，但她们每天叠加起来的生活又会是没有方向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每天看起来都好像是有事可干的，再回过头来，又觉得什么事也没做成，仿佛我们的一生都是无所事事的。我不知道苏教授为何突然要说这样一番话。他讲话的语调跟上午念悼词的语调有些相似，仿佛是在哀悼过往的岁月。
上午九点，我又准时来到“梅竹双清阁”。苏教授头发蓬乱，趿着一双拖鞋，正坐在沙发上埋头看报纸。见我来了，只是点点头，也不作声。我不敢拿正眼看他，悄悄走进了那个小书房。我把桌子擦了一遍才落座。小吴给我泡了一杯茶，搁在桌边，然后轻声告诉我，苏教授今早起来，脾气古怪得很，既没有出去散步，也没有吃早餐，就这样愣坐着看报纸。我透过书房的玻璃，刚好可以看到苏教授的侧影。他还在翻来覆去地看报纸，整个上午的慵懒和倦怠便深深地陷进松软的沙发。看样子，他昨晚似乎没睡好。这副情形是很少见的，苏教授向来是日食夜宿，生活有度，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我疑心他是患了报纸上所谓的“老年抑郁症”。没过多久，苏教授忽然从沙发上弹跳起来，把一份报纸递到我跟前说，他发现报纸上有三个错别字。他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了三个字的来历与用法。得出的结论是：看报纸容易让人变得智力低下。尽管如此，他还在翻看报纸。而报纸上的错别字仿佛变成了鞋底下的一粒砂子、牙缝间的一片菜屑，让他觉着很不舒服。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向报社总编室打了一个电话，把他花了一个上午统计出来的错别字报告给一位编辑。
下午四点钟，苏教授没有准时去厨房泡咖啡。他仍然斜躺在沙发上，一脸的倦意。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苏教授本人说过的一句话：老年人力不从心，就以智取；智不从心，就索性做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他那样子几乎就是一个痴呆症患者。我起身来到厨房，决定给他泡一杯咖啡。刚进门，就看见砧板上斜插着一把菜刀，把下午三点半的阳光固定在那里，含有一丝嘲讽的意味。这把刀让我想起了苏太太。我有好一阵子都没有见过苏太太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敢多问。但我看到那把菜刀之后，竟无端地想起昨天在报上看到的一桩谋杀案，那个男人用狗圈把妻子活活勒死，又用电锯大卸八块，装进袋子，然后封存在地下室的冰箱里。想到这些，我的手颤抖了一下，下意识地触摸到那个冰箱的把手，但我只是像握手一样，轻轻地握了一下，就走开了。
我拿着一杯咖啡，放在苏教授面前之后，又转到了小吴的房间，她正嚼着口香糖听耳机。她的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有节奏地摇着膝盖。见我来了，她摘下耳机，跟我漫不经心地聊开了，她问我是否觉察到苏教授这些日正在跟一个人怄气。我当然明白她指的是苏太太。从我进苏家那天开始，就已经看出苏教授和苏太太之间早已是貌合神离了。小吴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师母又回到前夫身边去了。我问她，师母的前夫是谁？小吴短促地笑了一声，说，是王致庸教授。这事我从未听所里的人提起过，也许是为尊者讳的缘故吧。但我不解的是，王致庸教授近来患了脑溢血，都抢救了好几回，苏太太过去服侍一个将死的老人岂不是自讨苦吃？小吴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接着说，王教授跟苏教授一样，膝下没儿没女的，他一死，师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了。更何况，王教授曾对她过，只要她愿意回来，他留下的一切家产都将归她所有。小吴把王教授与苏教授的家产作了一番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苏教授家除了书和几个破闹钟，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而王教授家光是一把明代的坐椅，就价值好几百万元。小吴说这话的时候，探头朝客厅里发呆的苏教授瞥了一眼，继而模仿苏太太的样子，斜靠在椅子上，哼出一句毫无新意的唐诗来。
临近黄昏时分，苏教授仍然坐在客厅里。眼前的电视机开着，声音很大，正在报道一场灾难事故。他的眉头紧锁着，脸上呈现的一道道皱纹仿佛就是因为内心的剧烈震动带来的裂痕。我隐约察觉到，苏教授从表面上看是在关注那场灾难事故，而事实上，是借用这种方式来转移或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电视插播其他节目之后，苏教授便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了自己的书房。
这时，小吴端着满满一盘扁豆从厨房里走出来，脸上还残留着丝带般细长的睡痕。她坐到沙发上，翘着兰花指慢条斯理地抽着扁豆丝。在我看来，她仅仅是需要点什么东西来打发时日，才会想到抽扁豆丝的；而她那十根涂了指甲油的手指显得慵懒无力，似乎只能承受一根丝线的重量。因此，抽扁豆丝跟她平素穿针引线、清理分叉头发都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跟我硬着头皮订校一些无聊的古代文献也是一回事。我隔着玻璃看到的，仿佛就是自己在生活中的另一种投影。跟我一样，她也在观察什么，偶尔抬起头来，朝书房那边瞟了几眼，目光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件她期待发生但始终没有发生的事。抽完了扁豆丝，她又探身向茶几上的一盆玫瑰花，把那些枯萎的花瓣小心翼翼地摘下，跟扁豆丝堆放在一起。也许是倦于做家务活，她又念了一首调子悲凉的诗，好像她学会念几首诗词之后就知道怎样抱怨生活了。
我正要提着包回家时，小吴叫住了我，附到我耳边，说苏教授近日心情很郁闷，她要跟他开个玩笑，让他乐一下。她打定了主意之后旋即走进苏太太的卧室，换上了苏太太的一身睡衣，蜷缩在沙发上，摆了个苏太太抽烟的姿势，问我，像不像？我只是微笑着点点头，但我心底里以为，苏太太的神韵她是怎么也学不会的：那是一个女人经历了身体的夏天与秋天所散发出来的圆熟和恬淡之美。不久之后，苏教授从书房中出来，看见一个穿睡衣的女人蜷缩在沙发上，以为是夫人，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苏教授就拿着一瓶墨水走出来，走到沙发前，拧开盖子，兜头浇了下来。小吴忽然尖叫一声弹跳起来，疯了似的冲进洗手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苏教授这个粗暴的动作跟他那天用烟头烫兰叶的举动有着一丝隐秘的关联。
此后几天里，苏教授不晓得吃错了什么药，一反常态。他打破了生活中的规律和禁忌，整个人变得怪怪的：白天睡懒觉（有时手握电视遥控器躺在沙发上打瞌睡）；醒来后不刷牙、不洗脸、不刮胡子，衣履不整，头发蓬乱；也不接电话、不看书、不写作。最大的变化是他忽然喜欢吃肉了，羊肉、猪肉、牛肉、鸡肉等，他都吃，而且是手执刀叉，用那种让人反感的优雅姿势吃肉。吃着吃着，他又开始昏昏欲睡了，嘴角还挂着脏兮兮的肉汁。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书房里的闹钟都被他动过了手脚，巴黎时间调成了东京时间，纽约时间也跟北京时间重合了，伦敦时间慢点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间拨快了，马德里时间则一直指向零点，仿佛全世界的时间也都跟着他一道疯掉了。
我们的所长原本要我写一部苏静安教授的晚年谈话录，可我迟迟没有动手。更多的时间，我变成了苏教授的秘书。接连几天，苏教授都足不出户口，也不与外界的人联系，一连串无聊的电话就只好由我来代接。有家出版社就苏教授是否愿意入选世界名人大辞典的事宜来电征询意见，同时要求我们尽快汇寄三百元购书费；有家气功师协会欲邀苏教授担任顾问；有所大学欲邀苏教授参加某个学术研讨会；有人求字，有人约稿，也有人找茬。眼下有一位记者正通过电话，要请苏教授本人对朱仙田先生留给后辈的精神精遗产谈谈自己的看法。我正要回绝采访时，一件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我听到书房里忽然传出了小吴的一声尖叫，继而就看到她抱着胸口从房间里跑出来。就在她的泪水刚刚脱离眼眶的那一瞬间，她的嘴角却浮起了一丝骄矜的、甚至可以说有些得意的微笑。我没有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就径直走进苏教授的房间。撕得七零八落的蓝布书套撒落一地，还有一些书，也胡乱堆在地上。苏教授就坐在一堆书上，脑袋耷拉着，双目失神，整个人像是脱了相。我俯下身，想帮他整理地上的书籍，苏教授却抬起手，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某些事物似乎正脱离他内心深处那个巨大的框架，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苏教授问我，你知道小吴刚才为什么尖叫？我隐约猜到几分，但故作不解。苏教授坦然告诉我，他刚才“碰”了一下小吴。但他声称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抚慰她那个被爱神之箭射伤的地方，压根儿就没有猥亵的意思。她跟我一样，苏教授说，都是受过伤的可怜人。
第二天，苏教授打电话告诉我，他把家里的钥匙弄丢了，以后我不需要过来上班了。第三天，第四天，我给苏教授家打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后来，我就听人说，苏教授失踪了。有人说，苏教授回老家种梅花去了；也有人说，苏教授跟家里的保姆私奔了；还有人把他比为晚年离家出走的托翁，说是晚境凄凉不让托翁，只是缺了风雪。
苏教授出走之后，我的工作也被迫中断了。前阵子，我受了苏教授的影响，已经养成了按部就班的生活习惯，突然的中断让我着实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突然被人拿掉了后半部分，整颗心一下子悬了起来，除了懊恼，当然还有几分把握不定的期待。我给所长打了一个电话，申明此事，所长迟疑片刻之后，还是决定让我暂时在家休息几天，静观事态的发展。傍晚饭后，得闲，我让刚满周岁的儿子坐在一辆童车里，缓步推着，去河畔散步。我一边走着，一边指给他看这是杨柳，那是落日；这是河流，那是飞鸟。儿子也跟着我牙牙学语。走到半道，我看见一个老人正坐在轮椅上，向我这边推过来。仔细一看，竟是王致庸教授。他目光呆滞，口角歪斜，还流着口涎。后面站着的，正是多日未见的苏太太，不，王夫人。她依然显得很年轻，头发挽成高髻，面容光鲜，穿一身绘有红梅图案的旗袍，身后的杨柳随风飘摆，益发衬托出她的身姿来。我唤她一声“师母”，她听了似乎觉着有些别扭，只是抿嘴笑笑。从“师母”口中我得知，王教授前些日在殡仪馆昏倒之后，虽然抢救及时，但还是落下了半身偏瘫的后遗症。坐在我面前的王教授已不是昔日的模样了，原本清癯的脸犹如刀削过一般，双眼和两颊凹陷进去，使得颧骨益发高耸，透着一丝病态的红光；智慧从他的头发与皱纹之间消褪之后，留下的是近乎凝固的木讷。我对坐在童车里的儿子说，这是王爷爷，向王爷爷问声好。儿子跟王教授面对面坐着，中间仿佛相隔了一个世纪。他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个老人，张了张嘴，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词。王致庸教授忽然间像受了刺激一般，拍着轮椅的扶手，对身后的“师母”说，回头，回家里去。
苏教授出走半个月后，我又遵照所长的意思，回到了原来的单位上班。一切如常，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当然，少不了苏式的下午茶。我除了继续撰写苏教授晚年谈话录，抽空还整理他的一些从未公诸同好的打印稿。从这些文章中，我无意间看到了他在不久前完成的《朱仙田传》第一章《少年听雨歌楼中》。这篇文章写的是朱先生青年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逸事，我还真不晓得，朱先生早年居然还是个风流倜傥、放浪形骸的公子哥：好美女，到处给女人（包括伶人和娼妓）写吹捧诗；好鲜衣，穿的是一身走动时就发出沙沙响的黑色绸衫（苏教授特别指出，是电影里南霸天穿的那一种）。从朱先生一些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少作中可以看出，他周旋于二三个识字闺娃、七八个青楼女子之间是常有的事。有意思的是，苏教授写他这段生活时，竟流露出一种艳羡之意。
说来也巧，我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朱仙田先生事略时，朱老先生的儿子、著名兽医朱温故打来了一个电话，指明要找苏教授。他说话半吞半吐，好像有什么事不便让我转告。继而又询及他的行踪、归期以及可供联系的地址或电话。我说这些我统统不知道，眼下也正在到处托人寻找联络。朱温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近来真是多事之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迟疑了一晌说，昨天夜里，我老家的一位警察打电话到我家，说我父亲死而复生，出现在我们的老宅前。我说，这年头没有鬼扮成人糊弄鬼的，只有人扮成鬼糊弄人，这样的事大可不必理会的。朱温故说，起初他也不相信警察说的一番话，可后来发生的事让警察也感到惊愕万分了。事发当天，警察通过人肉搜索，发现那个冒充朱仙田的老人在相貌上不合，可老人执意说自己就是朱仙田。我说，这样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骗子。朱温故说，如果说他是骗子，他也实在没捞到什么好处，如果说他是疯子，我至今还没见过头脑如此清醒的疯子。根据朱温故的描述，此人满腹学问、记忆力惊人，能把朱老先生的著作目录和书中的要义都一五一十地背出来。后来警察就联系上了朱先生的家人，让他们来判断。朱温故向那个老人问了一个很私密的问题，朱仙田的最后一部著作交给出版社出版，得到了多少稿费。那个老人竟报出了一个毫厘不爽的数目来，而且还把此间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朱温故听了，不信也见疑了。一个人难道真的可以借尸还魂？他这样向我问道。我说，有些事不能以耳代目，最好是亲自过去瞧个真切。说到这里，朱温故又变得支支吾吾了。我说，苏教授不在，有些事可以直接跟我说。朱温故说，我曾在电话中听过那个老人的谈话录音，感觉语气很像，哎哎，很像苏教授。你刚才说苏教授出走已有多日，我就有点怀疑是他了。朱温故说完这话，连忙作辩解说，不，不，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说，你能不能让那边的警察跟我联系一下。没过多久，一名警察就打来了电话，跟我聊起了那个冒充朱仙田先生的老人的相貌特征。他只是描述了一个头部特征，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描述，对方不住地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继而让他把那个老人的谈话录音重放给我听。一点儿也没错，那就是苏教授的声音，虽然略显沙哑，但我还是能够听得出来。他在谈话间时不时地自称“朱仙田”，这就让我不得而知了。警察说，那个老人看上去很正常，他们既不能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又不能把他送往精神病院，只好安排他在一个养老院临时住下。这一回，我是非要去一趟朱仙田先生的老家不可了。
当晚，我跟朱温故搭上了同一列前往浙南的火车。我们睡在同一个车厢内，除了狼嚎般的鼾声，这位老兽医身上还散发着动物皮毛的气味，让我彻夜难眠。到站后，我由于睡眠不足，依然处于恍惚状态。我们尚未找到下榻宾馆之前就跟当地的一位宋警官取得了联系。宋警官说，“那个老人”昨晚忽然发生抽搐，已经被他们送往市人民医院。我们又坐上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赶往市人民医院。在301病房4号床，我一眼就看到了满脸憔悴、头发散乱的苏教授。我走到病床前，抓住了他的手，久久不语。他的手上长出了茧子，修长而泛黄的指甲里还留着泥垢。那时，我相信自己的目光里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而他看我的目光竟像是看一个陌生人的目光。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激动得老泪纵横，相反，他的面色无比平静。目光越过镜框朝我投射过来的那一刻，真有点像课本上说的凌万顷之茫然的意思了。看得出来，他的记忆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改造过了。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不说话，表情依旧木然。上天赋予我们的肌肉比任何动物都要多，这意味着人的表情是富于变化的，但苏教授的脸上却是没有表情的。他看到我身后的朱温故，眼睛倒是亮了一下，但接着也只是语气略显平淡地说了一声，你——怎么也过来了？这个“你”究竟指谁？朱温故探过头去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苏教授带着很重的鼻音说，废话，我难道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么？说话的样子一点儿也不见夸张，好像糊涂的不是他，而是朱温故了。朱温故发出了“扑哧”一声笑，很快又忍住了。在谈话间，苏教授思维清晰、心智健全、谈吐合理，丝毫察觉不出他有什么异常。相反，我感到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撒谎。这让我对这次行动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最后，苏教授挥挥手说，你们走吧，我并没有病，不需要你们的陪伴。
睡眠不足带来的疲倦依然没有驱散，我从病房出来时，感觉像是走出一个梦境。我和朱温故在宋警官的指示下见到了一位脑科医生。医生说，苏教授的病情至今尚未得出一个可以定性的结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脑部曾受过钝器的击打，脑内还有一些血块没有清除干净。这一说法也吻合了宋警官的调查事实：苏教授的头部是被几个喝醉酒的刺青少年用石头击伤的。但我不能肯定，苏教授的非正常表现可以直接归因于那几块非理性的石头。医生也只是据此推测说，也许正是这个意外事件带来了病人的脑功能紊乱。我问医生，脑功能紊乱会出现什么症状。医生没有直接回答，他带着严肃的表情说，像朱先生，不，苏先生这样的人我还是头一回见识过。他虽然不能确知自己的身份，可他谈话的内容却丝毫没有错乱。他是个聪明的书呆子，我跟他聊过天，他对医学方面的独到见解让我不能不叹服。朱温故插话说，他都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脑子还不够坏么？医生转过头问，这位是谁？我介绍说，是朱仙田老先生的儿子朱温故先生。医生微笑着说，这就对了，他自称是朱仙田，喊你一声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朱温故听了也笑了起来，但笑得很费劲。
第二天，我给苏教授送来早餐。苏教授教瞥了一眼说，我想吃点稀粥和咸鸭蛋。我点了点头，立马转身去买。在医院大门口，我遇见了朱温故。他问我苏教授是否醒了，他很想跟他认真地谈一谈。我说，我去买点稀粥和咸鸭蛋就来。朱温故忽然抓住我的袖子说，他怎么连口味也变得跟我父亲一模一样了？父亲生前常说，生不愿做大富翁，吃粥已是赛神仙，每餐再配上两个咸鸭蛋，他就很知足了。这么多年来，唯一的变化是咸鸭蛋越来越咸。我说，你进去陪他先聊聊，我随后就来。我买了稀和粥咸鸭蛋走进病房时，看见朱温故正在擦眼角的泪水，好像是有些触景伤情了。我打开饭盒，朱温故接过调羹，说是要亲自给苏教授喂粥。那样子，倒是真如侍奉汤药的孝子了。喂完了粥，我陪同朱温故走出病房。他告诉我，苏教授的目光纯净得像个佛陀，这一点很像他父亲。真的很像。
关于苏教授的精神状态，医生和外界的人各有说法。有灵魂附体说，有中蛊说，有脑功能紊乱说，有记忆移植说，有装疯卖傻说，有逃避现实说，有练气功走火入魔说，甚至还有人说他的脑子被外星人动了手脚。我不敢说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相，我所知道的事实是，他的脑子里确乎有一种不可知的东西，我无法洞悉，而他本人亦不甚了然。午睡过后，我陪同苏教授出门散步。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住院部楼下的院子一片静谧。我一直在细心察看苏教授的一举一动。我想，如果他的头脑真正清醒的话，那么，他在我们单独相处之际会自行解除伪装，告诉我此举的意图。可是，苏教授一直保持缄默，似乎亦无动用舌头的必要。而我在他身边，等同于移动的树。树隙间投下的光斑从我眼前掠过，使林外的远景都变得有几分虚幻了。
在苏教授留院接受治疗期间，我陪同朱温故去了一趟朱仙田老先生的旧居。乡野之地，路上少行人，浓重的树荫大片大片地铺开，午后的风显得无足轻重。在野草丛生的地方，我们找到了朱家的旧址。朱家在当地原本是个大户人家，现在那些老房子早已毁掉了，尚余一座破旧的门台。有个老人见我们在门台前面指指点点，就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过来了，问我们打哪里来，做什么的。朱温故没有自报家门，只是问他是否认得这户人家的旧主人朱仙田先生。老人一听说朱仙田这个名字，就竖起大拇指说，他很了得。朱温故听了很是得意，就继续问，你可知道他年轻时是怎么个模样？老人说，他年轻时长得很英俊，也很洋派，不知迷倒了多少女人。老人说到这里忽然压低了声音说，他为人十分慷慨豪爽，我还在卖咸鸭蛋的时辰，他时常光顾我的摊子，有一回还曾请我去逛娼馆。听到这里，朱温故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把头别过去，用手在鼻孔前扇了几下，仿佛闻到了一股从老人嘴里散发出来的臭气。老人意犹未尽，拄着拐杖又绕到他跟前说，后来嘛，他父亲做一笔丝绸生意亏了钱，一家人只好卖掉祖宅住到乡下去了。现在想来，他当初幸好是败了家业，否则连身体都要败掉了。朱先生当年有两个选择，一是出家，一是出国。前思后想，他还是出了国，从此就杳无音讯。朱温故问，此后他有没有回过这里？老人摇摇头说，不曾见过，也不曾听人说他来过。不过，前阵子倒有个怪老头子跑到这儿，冒充是朱先生，想必是来骗田产的，结果被我一眼就看穿了，后来我让孙儿报了警，让警察给逮到城里审问去了。我和朱温故谢过那位老人，就绕着朱宅那片圯废的墙基走了一圈。朱温故说，这么大一块地方，若是围成一个畜牧场倒是不错，让它荒废着怪可惜的。
园是故园，但终究不是朱家的园了。朱温故已经买好了回程车票，无意久留。我请他在一个乡间小酒馆吃了一顿饭。我们点了几个特色菜，各自要了两碗黄酒，一边品啜，一边闲谈。朱温故到底是个散淡的人，有了酒也便木桩似的坐在那里不动了。他的舌头接受了液体的饶有风味的触摸之后，就变得十分畅快了。谈的最多的，当然是他们的家事了。朱温故说，我对父亲的了解也许还不如你们多，这让我感到十分愧疚。这位老兽医说的是大实话，在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点朱老先生遗传给他的书卷气。他自己也向我坦然承认：他跟父亲只是形似，而苏教授跟他父亲却是神似，如果对他们之间外貌特征的差异忽略不计，他几乎可以认定苏教授就是他的父亲。我也表示赞同朱温故的看法，我说，从外表来看，猴子在所有动物中是跟人最为相近的，而在本质上，老鼠跟人之间的相近程度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说到动物，这位老兽医就站在专业的角度分析说，他们几个兄弟姐妹跟父亲之间除了有某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联系，其余地方也看不出什么遗传基因。由于时代原因，他们兄弟姐妹几人早年很少呆在父亲身边接受知识的熏陶，日后所操持的职业也无非是屠宰、接生之类；同时，由于亲情淡薄，父子之间的心性日益相远，其间的区分更有甚于人与猴子了。朱温故说，他母亲一直以来对父亲心怀恨意，所以，他们对知识也怀有莫名其妙的仇恨，父亲的藏书被抄走之后，家中哪怕有一张有字的纸他们都会拿来擦屁股。提起往事，他的语气中显然含有自责之意，推己及人，他还连带骂起了自己的弟弟，说此人连“畜生都不如”。我不知道朱家兄弟有什么过节，但可以猜想得到。
我跟朱温故继而谈到了一个眼下最为迫切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苏教授带回去，他将由谁来照顾生活起居？我只是随便聊聊，没有把他卷入此事的意思。
朱温故淡淡一笑说，总不会让他住到我家当爹来侍奉吧。当然，我也不会反对跟随他住到苏家，继承他的家产，那样的话，就很难说是谁赡养谁了。咳咳，我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我端起一碗黄酒，对朱温故说，有一件事你也许还不知道，当初你向出版社要朱老先生的一万元版税，是苏教授帮你们从中斡旋。后来事情尽管没办成，但他还是将自己的书稿交给了那家出版社，并且从稿费里划出一万元汇给你们，据他说，这样做一半是有感于学风凋敝，一半是为了报答师恩。
我说这话时，嘴里定然是喷着热气。原本以为朱温故听了我的一番话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不承想却听到他长叹一声说，没有这笔钱还好，有了它，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反倒闹翻了。
我也苦笑一声，不再吱声了。吃完饭，朱温故打了个酒嗝，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语重心长对我说，我下午就要坐火车回去，关于苏教授的问题现在只能扔给你来解决了。临走之际，他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做了一个含义不明的手势。
我回到医院，把苏教授的医疗住院费打理妥当，又来到网吧，给保姆小吴的QQ留了言。我把苏教授的境遇和下一步的打算都如实告诉她，希望她能尽快回到苏教授身边。但小吴的回复让我大为吃惊，她声称自己刚刚在北京读完高级保姆研修班，还上过电视台的一档保姆选秀节目，身价已不同往日，而且还提出了一个让人咋舌的数目。我下了线，与小吴的联系就此中断了。吃过晚饭，小吴又发来一个手机短信，说自己可以回到苏教授身边，但她也同时提出了一个让我啼笑皆非的条件。她回到苏教授身边的意思不是说要继续做女佣，而是要取代苏太太，做苏教授的少妻。她说，她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看在苏教授手头还有点积蓄的份上。她希望我在她尚未改变这个决定之前作出回复。但我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擅自答应，即便连苏教授本人恐怕也不会轻易答应。
过两天我们就要动身返回城里，夜晚的漫长时光最难打发。在一盏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我和苏教授面对面坐着。我不知道他的脑子里究竟装着何种奇妙的东西。我有这样一种错觉：苏教授其实是在跟自己玩捉迷藏的游戏，他在迷茫中寻找自己，结果找到的却是自己的老师朱仙田，于是，就把他当作自己了。证明A不是B的方法有很多种，但这一刻，我宁愿相信苏教授就是朱老先生。当他自称是“朱仙田”时，他就显得可爱多了。尽管他在实是求是地撒谎，但我不得不说，他实在是一个古怪而有趣的老头子。整整一个晚上，他跟我谈的都是学界人物。钱穆如何，庞朴如何，李泽厚如何，苏静安如何，王致庸如何。谈苏静安尤多、尤细。他问我，你知道苏静安为何叫静安么？我答不上，他就说开了，他之所以叫静安，是因为儿时体弱多病，父母就借用村上土庙里一位老和尚的法号给他取名，据说是可以压邪气的。谈到苏太太，他说，苏静安与王致庸都是我的得意门生，他们之所以交恶，全都是因为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先是做王致庸的学生，俩人日久生情，就结为夫妇，可没过几年，那个女人又撇下了王致庸，做起了苏静安的学生，一来二往，索性成就了他们的一桩好事。他谈的大多是往事，后来有一段时间的记忆对他而言几乎是全然空白的。他说话的声音十分低沉，伴随着窗外树叶的沙沙声。
谈着谈着，他突然停下来，盯着我的脸，凝视片刻，吐出了一句让我沉思良久的话：你是谁？那一刻，我忽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换了一个坐姿，平静地回答：我就是苏静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