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与中国近代史学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13岁进金华府中学堂。1912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公费选送美国留学。先后就读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继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6年回国，先后任浙江省视学、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和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主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及第一中学校长。1923年起应聘至上海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辑主任、编译所长、编审委员，主编《教育杂志》。1934年，被推选为中华学艺社理事长。1935年，参与签署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并于是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何炳松率领暨南大学师生迁往福建建阳。1942年4月，又兼任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接待上海各大学内迁师生，直至东南联合大学停办。1946年5月，调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7月在上海病逝。著作有《新史学》、《通史新义》、《历史研究法》、《历史教育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秦始皇帝》《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等。
何炳松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曾被认为是“新史学”和专业史家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方面研究，都起过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何炳松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以中国史学方法治西洋史”。何炳松早年留学美国，受到美国当时流行的“新史学”派的影响较大。回国后，以译著传播西方史学理论而著名。在30年代以前，更多的关注于如何引进吸收西方的史学理论以改良中国史学。中年以后，受日本侵华的影响，思想有所转变，认为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何炳松在中年以后，其基本精力投入到教育办学中去，较少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这也是其在今日较少受到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对其的关注又有升温的表现）。
何炳松在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其译著了一批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著作，对于介绍和传播西方史学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何炳松翻译了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的名著《新史学》，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26年翻译了亨利•约翰生（Henry Johnson）的《历史教学法》。1929年与郭斌佳合作翻译了绍特维尔（James T•Shortwell）《西洋史学史》。另外还有《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两书，是根据鲁滨逊编著的《西欧史》和鲁滨逊及比尔德合著的《欧洲史大纲》（第一、第二卷）编译而来，是我国较早的世界史教科书。何炳松本人的著作，如《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等，也带有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痕迹。他在《历史研究法•序》中写到：“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国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夸炫之罪，窃不敢承。”何炳松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了“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首先是介绍“新史学”的历史进化论。历史进化论是“新史学”的重要基石，“新史学”提倡用进化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历史。在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时,何炳松特别注意介绍这部书所贯穿着的进步和变化的观念。他说：“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不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资料，他定能进步的；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在我们知识生活里面，占一个比从前还要重要的位置。”其次是阐发“新史学”派的综合史观。“新史学”派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的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因此他们力主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何炳松将其概括为“综合的研究”。何炳松说：“现在史学上比较最合科学的新标准就是‘综合的研究’”。所谓综合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人类文化的演进,我们不应该单单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发展；我们要同时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和宗教的等等活动的交互错综的情形。”再次是大力提倡“新史学”派所主张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新史学”主张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合作。何炳松接受了新史学的上述主张，极力倡导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他认为单一的西洋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如他指出，统计学不能探讨人的内心的动机，因而就不能探讨社会进化的真实原因等。跨学科的研究，是当今史学界的潮流，何炳松在20年代时便大力介绍、宣传这种研究方法，可见其学识的不凡了。何炳松还十分重视西洋史学史的译介，他与郭斌佳合译的《西洋史学史》，是中国最早关于西方史学史的译著。《西洋史学史》阐述了西方史学之缘起和演变的历程，并依据“新史学”的观点对各家史学流派进行了评述。何炳松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由于何炳松的留学背景，他深厚的英文水平和西学功底，使得他的译著的水平远远高于20世纪初从日本转入中国的有关西方史学理论的书籍，推进了国内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了解，推动了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如李则刚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朱谦之的《历史哲学》等，都受到了“新史学”派的影响。在当时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如朱希祖说：“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就某种意义上说， “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谭其骧也说：何译《新史学》对解放以前一段时期的我国史学界起过一定的破旧立新作用。由此可见，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著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了。
何炳松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第二个大贡献是其参与创立了中国史学史学科。早在1925年，他与郭斌佳开始合译《西洋史学史》，就有为研究中国史学史作借鉴的考虑。1928 年冬，他应上海中国公学史学会邀请，就中国史学演化作讲演，并开始研究宋元学术思想，着手为写一部《中国史学史》作准备。他认为，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先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而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就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因而作《浙东学派溯源》一书（这大约与其为浙东人士，其父笃守朱学有关）。他对中国史学史上有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都有所研究，先后撰有《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史通〉评论》、《章学诚史学管窥》、《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论文。在两人当中，何炳松更推崇章学诚，他说：“我个人对他，实在不能不五体投地崇拜万分” 。他认为章氏的贡献，并不在“事”，更不在“文”，实在在“义”。何氏实际上开了研究章学诚的新风气,故有的文章称他是“发扬光大章学诚史学的第一人”。但是何炳松对章学诚研究也有另外一面，如他在《增补章实斋年谱序》中所说的那样：“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流入到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吧。”又表示：“在清有章学诚《文史通义》，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史家之下”，只可惜“今日之能以新法综合而整齐之者，尚未有其人耳。”这里得“新法”，显然指的是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表现了他对章学诚乃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认为西方的史学方法和理论胜于中国。他的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借中国传统史学中来的某些思想资源表达其西方史学的观点。这在他整个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都表现得很明显。如他在《历史研究法•序》中写到：“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国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这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一个反映。总体说来，何炳松的史学史研究虽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如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结合的过程中，未能真正融会贯通，创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毕竟在许多方面有开创之功，为草创中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做出了贡献。何炳松的学生郭斌佳和卢绍稷也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这一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
除了以上的成就之外，何炳松还在通史理论方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心理史学的译介乃至蒙古史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可以说，何炳松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史学家，其史学成就及贡献值得我们加以更多的关注。
何炳松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曾被认为是“新史学”和专业史家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方面研究，都起过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何炳松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以中国史学方法治西洋史”。何炳松早年留学美国，受到美国当时流行的“新史学”派的影响较大。回国后，以译著传播西方史学理论而著名。在30年代以前，更多的关注于如何引进吸收西方的史学理论以改良中国史学。中年以后，受日本侵华的影响，思想有所转变，认为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化，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何炳松在中年以后，其基本精力投入到教育办学中去，较少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这也是其在今日较少受到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对其的关注又有升温的表现）。
何炳松在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其译著了一批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著作，对于介绍和传播西方史学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何炳松翻译了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的名著《新史学》，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26年翻译了亨利•约翰生（Henry Johnson）的《历史教学法》。1929年与郭斌佳合作翻译了绍特维尔（James T•Shortwell）《西洋史学史》。另外还有《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两书，是根据鲁滨逊编著的《西欧史》和鲁滨逊及比尔德合著的《欧洲史大纲》（第一、第二卷）编译而来，是我国较早的世界史教科书。何炳松本人的著作，如《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等，也带有翻译西方史学著作的痕迹。他在《历史研究法•序》中写到：“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国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夸炫之罪，窃不敢承。”何炳松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了“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首先是介绍“新史学”的历史进化论。历史进化论是“新史学”的重要基石，“新史学”提倡用进化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历史。在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时,何炳松特别注意介绍这部书所贯穿着的进步和变化的观念。他说：“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不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资料，他定能进步的；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在我们知识生活里面，占一个比从前还要重要的位置。”其次是阐发“新史学”派的综合史观。“新史学”派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的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因此他们力主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何炳松将其概括为“综合的研究”。何炳松说：“现在史学上比较最合科学的新标准就是‘综合的研究’”。所谓综合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人类文化的演进,我们不应该单单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发展；我们要同时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和宗教的等等活动的交互错综的情形。”再次是大力提倡“新史学”派所主张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新史学”主张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合作。何炳松接受了新史学的上述主张，极力倡导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他认为单一的西洋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如他指出，统计学不能探讨人的内心的动机，因而就不能探讨社会进化的真实原因等。跨学科的研究，是当今史学界的潮流，何炳松在20年代时便大力介绍、宣传这种研究方法，可见其学识的不凡了。何炳松还十分重视西洋史学史的译介，他与郭斌佳合译的《西洋史学史》，是中国最早关于西方史学史的译著。《西洋史学史》阐述了西方史学之缘起和演变的历程，并依据“新史学”的观点对各家史学流派进行了评述。何炳松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由于何炳松的留学背景，他深厚的英文水平和西学功底，使得他的译著的水平远远高于20世纪初从日本转入中国的有关西方史学理论的书籍，推进了国内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了解，推动了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如李则刚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朱谦之的《历史哲学》等，都受到了“新史学”派的影响。在当时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如朱希祖说：“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就某种意义上说， “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谭其骧也说：何译《新史学》对解放以前一段时期的我国史学界起过一定的破旧立新作用。由此可见，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著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了。
何炳松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第二个大贡献是其参与创立了中国史学史学科。早在1925年，他与郭斌佳开始合译《西洋史学史》，就有为研究中国史学史作借鉴的考虑。1928 年冬，他应上海中国公学史学会邀请，就中国史学演化作讲演，并开始研究宋元学术思想，着手为写一部《中国史学史》作准备。他认为，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先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而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就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因而作《浙东学派溯源》一书（这大约与其为浙东人士，其父笃守朱学有关）。他对中国史学史上有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都有所研究，先后撰有《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史通〉评论》、《章学诚史学管窥》、《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等论文。在两人当中，何炳松更推崇章学诚，他说：“我个人对他，实在不能不五体投地崇拜万分” 。他认为章氏的贡献，并不在“事”，更不在“文”，实在在“义”。何氏实际上开了研究章学诚的新风气,故有的文章称他是“发扬光大章学诚史学的第一人”。但是何炳松对章学诚研究也有另外一面，如他在《增补章实斋年谱序》中所说的那样：“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流入到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吧。”又表示：“在清有章学诚《文史通义》，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史家之下”，只可惜“今日之能以新法综合而整齐之者，尚未有其人耳。”这里得“新法”，显然指的是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表现了他对章学诚乃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认为西方的史学方法和理论胜于中国。他的这种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借中国传统史学中来的某些思想资源表达其西方史学的观点。这在他整个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都表现得很明显。如他在《历史研究法•序》中写到：“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国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这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学术思想的一个反映。总体说来，何炳松的史学史研究虽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如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结合的过程中，未能真正融会贯通，创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毕竟在许多方面有开创之功，为草创中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做出了贡献。何炳松的学生郭斌佳和卢绍稷也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这一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
除了以上的成就之外，何炳松还在通史理论方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心理史学的译介乃至蒙古史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可以说，何炳松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史学家，其史学成就及贡献值得我们加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