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儿为什么这样红？
美国有Twitter，中国有微博，这很好理解，只是对美国人解释中国微博上的热点内容颇费口舌。因为在每天海一般的网络消息里，究竟什么事能有幸成为热点，实在是最能凸显一种文化的特点了。
我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对面前的这位在传媒学院研究新媒体的美国朋友Tony，讲清楚近来被称为“史上微博最红事件”的上海“蟹妈案”。好在我可以综合使用三种语言进行讲解：英语、汉语、肢体语言。而他是中国文化爱好者，妻子是澳门华人。
“蟹妈”梅晓阳是国家园林设计系统的一名中层职员，涉嫌受贿约2万美元（12万余元人民币），其夫“蟹爸”杨海鹏为妻子喊冤，吸引14万粉丝，更在几天之内感动无数网友为其更换头像。庭审被告拒绝认罪、控辩双方对指控事实存在严重争议，法官却拒绝了辩方的六位证人出庭。10月20日，一审宣判“蟹妈”受贿7万元成立，刑期4年。
庭审时唯一出席的证人谢震纬是一位杰出的青年景观设计师，他当庭表示感谢“蟹爸”：“没有他，我就吃了哑巴亏，这会成为我心头永久的痛。因为杨海鹏自救，我也自救了。我在检察院非法逼迫下被迫说了不想说的假话，差点毁了别人的家庭”。之前，在一份案情记录里，谢震纬说，在威胁之下，“我最终还是让梅晓阳掉到这个泥潭里，我猝然泪下，不能自禁，只能祈求上帝快来帮助我们”。
Tony被我的叙述深深吸引。听完最后一段，他激动地说：“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我会为他们祈祷的！”而我则清楚，这段类似好莱坞法庭片的情节其实是最容易讲述的部分，对于Tony激动过后的理性提问——“蟹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却不确定我的三门语言能否说明白，因为有些词实在不好解释，属于中国的独特创新。比如“联动办案”——先由工商局的人和冒充工商局的检察院官员抄走公司的账本，并将当事人约到工商局谈话，当事人一到即被限制人身自由，由检察院的人出面在工商局里进行突击审讯。
Tony的美国背景使他立刻敏感到此案的症结，“在美国，司法机构使用错误手段获得的证据和调查结果，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反而会马上成为媒体上最大的丑闻。因为与一个设计师、一家公司能造成的影响比，如果国家的司法机构出了偏差，将带来极大的危害”。
这是“蟹儿红”的原因吗？Tony问。我想不是的，尽管这部分最不好解释的内容的确是本案的文化特色所在，如果说中国是法治社会的话，那么它可说是一个对于程序正义最懵懂的法治社会，结果往往能够自动赋予手段以合理性。
当利益集团日益鼓励把人唯物化，拼命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和不讲道德的幸福，人们的安全感主要靠祈求自己幸运和对待周围麻木维持着，在情商上丧失了对他人遭遇的通感能力，在智商上丧失了对危险可能波及己身的逻辑判断力。
当过法官、做过记者的“蟹爸”敏感于此，放出豪言：“用肉身挡在威拳的枪和苠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事实上在这个国家里，门口的对联上写着“苠粹光荣”；进屋关上门，中堂挂着“威拳做主”；而在这两者的眼中，任何一个智识阶层自以为傲的智力与专业，都可以找到替补，就像任何一个章子怡都能找到替伸出演裸戏。
处在这种文化特色里，比缺失更可怕的是错位。人们在应该相信人性恶，比如对待权力要警惕的时候，却恰恰把权力想象得过于高洁了，不忍心做出监督制衡的制度设计，生怕伤害了行使权力者的拳拳报国之心；人们在应该相信人性善，比如对待权利要尊重的时候，却恰恰把权利想象得过于卑鄙了，好象赋权于民就是授人以柄，毫不担心民众会用脚投票。
哪只螃蟹变红，不是因为掉进了热汤锅呢？“蟹爸”自焚式的自卫热情和透明化的播报方式，对微博娱乐化、碎片化的气质的熟谙把握，为他引来许多关注。公共媒体对“蟹妈案”的报道，至今未能提供一个超出“蟹爸”微博的分析视角与可读性的文本。面对一审结果，“蟹爸”长叹一声“这个判决，惩罚的是我”，令人不免唏嘘。
等我把话讲完了，Tony的反应反倒让我惊奇——“最红的不应该是谢震纬吗？他面对自己过失的内心忏悔和勇敢补救才是你们的文化里最难得的”！
“还有，如果你认识‘蟹妈’‘蟹爸’，请替我提醒他们，一定要为自己的心找一个真正的出口，把重担卸下。不然即使成功上诉，心灵的积怨和苦毒却还是无法释放。微博不是万能的良药，法律也无法消除灵魂受到的伤害。”Tony说。
我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对面前的这位在传媒学院研究新媒体的美国朋友Tony，讲清楚近来被称为“史上微博最红事件”的上海“蟹妈案”。好在我可以综合使用三种语言进行讲解：英语、汉语、肢体语言。而他是中国文化爱好者，妻子是澳门华人。
“蟹妈”梅晓阳是国家园林设计系统的一名中层职员，涉嫌受贿约2万美元（12万余元人民币），其夫“蟹爸”杨海鹏为妻子喊冤，吸引14万粉丝，更在几天之内感动无数网友为其更换头像。庭审被告拒绝认罪、控辩双方对指控事实存在严重争议，法官却拒绝了辩方的六位证人出庭。10月20日，一审宣判“蟹妈”受贿7万元成立，刑期4年。
庭审时唯一出席的证人谢震纬是一位杰出的青年景观设计师，他当庭表示感谢“蟹爸”：“没有他，我就吃了哑巴亏，这会成为我心头永久的痛。因为杨海鹏自救，我也自救了。我在检察院非法逼迫下被迫说了不想说的假话，差点毁了别人的家庭”。之前，在一份案情记录里，谢震纬说，在威胁之下，“我最终还是让梅晓阳掉到这个泥潭里，我猝然泪下，不能自禁，只能祈求上帝快来帮助我们”。
Tony被我的叙述深深吸引。听完最后一段，他激动地说：“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我会为他们祈祷的！”而我则清楚，这段类似好莱坞法庭片的情节其实是最容易讲述的部分，对于Tony激动过后的理性提问——“蟹儿为什么这样红？”我却不确定我的三门语言能否说明白，因为有些词实在不好解释，属于中国的独特创新。比如“联动办案”——先由工商局的人和冒充工商局的检察院官员抄走公司的账本，并将当事人约到工商局谈话，当事人一到即被限制人身自由，由检察院的人出面在工商局里进行突击审讯。
Tony的美国背景使他立刻敏感到此案的症结，“在美国，司法机构使用错误手段获得的证据和调查结果，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反而会马上成为媒体上最大的丑闻。因为与一个设计师、一家公司能造成的影响比，如果国家的司法机构出了偏差，将带来极大的危害”。
这是“蟹儿红”的原因吗？Tony问。我想不是的，尽管这部分最不好解释的内容的确是本案的文化特色所在，如果说中国是法治社会的话，那么它可说是一个对于程序正义最懵懂的法治社会，结果往往能够自动赋予手段以合理性。
当利益集团日益鼓励把人唯物化，拼命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和不讲道德的幸福，人们的安全感主要靠祈求自己幸运和对待周围麻木维持着，在情商上丧失了对他人遭遇的通感能力，在智商上丧失了对危险可能波及己身的逻辑判断力。
当过法官、做过记者的“蟹爸”敏感于此，放出豪言：“用肉身挡在威拳的枪和苠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事实上在这个国家里，门口的对联上写着“苠粹光荣”；进屋关上门，中堂挂着“威拳做主”；而在这两者的眼中，任何一个智识阶层自以为傲的智力与专业，都可以找到替补，就像任何一个章子怡都能找到替伸出演裸戏。
处在这种文化特色里，比缺失更可怕的是错位。人们在应该相信人性恶，比如对待权力要警惕的时候，却恰恰把权力想象得过于高洁了，不忍心做出监督制衡的制度设计，生怕伤害了行使权力者的拳拳报国之心；人们在应该相信人性善，比如对待权利要尊重的时候，却恰恰把权利想象得过于卑鄙了，好象赋权于民就是授人以柄，毫不担心民众会用脚投票。
哪只螃蟹变红，不是因为掉进了热汤锅呢？“蟹爸”自焚式的自卫热情和透明化的播报方式，对微博娱乐化、碎片化的气质的熟谙把握，为他引来许多关注。公共媒体对“蟹妈案”的报道，至今未能提供一个超出“蟹爸”微博的分析视角与可读性的文本。面对一审结果，“蟹爸”长叹一声“这个判决，惩罚的是我”，令人不免唏嘘。
等我把话讲完了，Tony的反应反倒让我惊奇——“最红的不应该是谢震纬吗？他面对自己过失的内心忏悔和勇敢补救才是你们的文化里最难得的”！
“还有，如果你认识‘蟹妈’‘蟹爸’，请替我提醒他们，一定要为自己的心找一个真正的出口，把重担卸下。不然即使成功上诉，心灵的积怨和苦毒却还是无法释放。微博不是万能的良药，法律也无法消除灵魂受到的伤害。”Tony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