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昂

                
                
「但是，哪怕我有天大的耐心一直活到70岁而且继续当个记者，谁愿意听一个中国老大妈讲述她拼着老命颤颤巍巍搞到的故事呢?在我国，很少见到白发苍苍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到了40岁上还不能当上主编，那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与JI类似，都是青春饭。大家觉得，假如到了中老年，还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还去跟那些人套瓷还去挖空心思采访别人，而最终还要写稿子，这都是做人做得很不成功的标志。」
巫昂　祖籍福建，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文学硕士。2000～2003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任记者，现为自由作家。
　　一
　　2000年6月10日到2003年9月10日，我的生活跟这本杂志联系在一起。
　　此为我之幸。大概多少年后，也可以说是这本杂志之幸吧，居然养活过我这么个人。
　　我的记性本来是很差劲的，居然还记住了这两个日期，简直是奇迹。
　　2000年6月10日，我从望京倒了几趟车，去安定门内大街寻一个叫净土胡同的地方，走了死久，到了一栋小楼里边，在二楼走廊深处，隐藏着主编朱伟，他负责面试我。
　　借用新闻报道的叙述模式：这个嘴巴略微有些歪的、肩膀略微有些斜的、戴眼镜的、小个子的、文化气息浓厚的上海男人，坐在一堆古典音乐CD里，好像他办的是个音乐杂志，他的办公桌上养了一小盆不用土的观赏植物，我在此后三四年间，数次想掐死那丛植物，以示自己的愤怒抑或知遇之恩，未遂。
　　"你没有新闻从业经验。"他拿着我的简历，从眼镜片后边观察了下我，我心虚了起来。
　　…………
　　"噢，你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什么?"他。
　　"小说家路翎。"我。
　　"你喜欢这个作家嘛?"他。
　　"不喜欢。"我。
　　"那为什么写他?"他。
　　"因为还没什么人写他，我可以胡说八道。"我。
　　然后我就被录取了。那时候，正好"三联"在酝酿从半月刊变成周刊，由一个圈子化的泛文化半月刊，转型向一个大众化的有硬新闻的周刊，所以需要许多能跑新闻的记者，尤其是时政社会口的。我本来呢，是很想干文化的，但文化并不缺人，只好临时去弄社会，结果，就没能再文化回去了。
　　社会部一口气培训了12个新人，半年之后，真正留下来的似乎只剩下了我，这并不是在强调说我有多牛，而是，好像整个非体制内的新闻系统就是这样，大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寻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为此东挪挪西挪挪，我的优点是不懂得该行业规则，不知道挪了以后能去哪里。但多数去"三联"的人，有如下准备：理想主义，觉得这是个挺不错的杂志，进不了这地儿还有其他若干地方可去的"护记符"，想混一阵子到别地儿当主编，不想到别地儿当主编但最终还是硬生生被挖走了……
　　我有一个缺点，对自己呆过的地方向来并不待见，虽然里边混杂了一段类似于婚姻的复杂情感。而我不只一次跟更新的新人传授经验，开始的时候，要把自己当孙子看，像张爱玲说的：低下去低下去，低到尘埃里头，吃灰。
　　二
　　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请资格老的记者来跟我们新人谈话，实际上，最后只有高昱、邹剑宇跟吴晓东跟我们正经讲了，他们三个，在当时的我印象中，都是非常青年才俊的，年龄适中言谈飞扬，虽然肤色深浅略有不同。我分给了高昱那房"管帮带"，他每两周"幸"我一次，稿子传过去，过一两个小时，那边就打过来一个急切的、痛心疾首的电话:"巫昂啊，你，你这样写不行，你知道吗?"
　　然后哒哒哒说了一通如何如何不行，该怎么怎么写。这边厢，我听得心如刀绞，悲观绝望。
　　"这样吧，时间也太紧了，我还要出差，我帮你改了，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高善人最后扔下一句诸如此类的话，突然挂断了电话。高善人眼下在《商务周刊》当主编，不久前接受了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采访稿是英文的，我没耐心看，但大抵说他是个"左派"代表,"左派"为何物?是他的平民思想和宏大叙事吗?是他的宽边眼镜和一小时两三百字的写字速度吗?
　　后来培训不了了之,"三联"的各种政策一向具有鲜明的不持续性，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每当快发钱的时候，上边便开始修改发钱的法律条文，但你不要着急，过不了几个月，这个条文就会失效。我在的那段期间，起码还有如下短命的制度：轮班接听读者热线（实际上一天也没几个读者打过来热线，他们宁可给《京华时报》打），打卡坐班制，新闻突击攻坚小组，主笔轮流当主编，记者轮流当主笔，等等，等等。
　　三
　　第一次去外地出差，是采访山西一个被误会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女人，这个新闻有一个怪拗口的名字：国内首例艾滋病初筛结果泄密案。故事女主角是一个从浙江远道到山西忻州那样一个很小很封闭的小城镇去做生意的，她去当地医院做腰椎尖盘突出的手术，被做了下HIV检测，结果居然是阳性，但这是初筛实验，照理应当到省一级的指定实验室去做确诊实验才能算数，但是，如我们所知，在一个小地方发现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哪怕并不是确诊的，那都是很轰动的新闻，这个消息很小道而迅速地从医院流传到社会上，一路影响了她的生活，她很快成为当地名人，上街买把瓜子，小贩都不敢接她的钱，我采访的时候，她为类似的遭遇哭了几次。
　　回北京后，我写出来初稿，自己觉得采访扎实各方都有说法，看起来四角俱全挺那个的，但没有中心思想，也就是说，任何文章,"三联"当时的习惯是要提炼出来一个主题的，文章的结构大抵都是三段式：第一部分讲事情本身；第二部分，让几个矛盾方在那里冲突冲突；第三部分，就得升华了，升华的手段实际上很有限，多数人想到的就是找些专家来胡扯，这个专家说两句那个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两句，所以每个记者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御用专家，万金油也似，但当时我还没有，只好求助于高昱。
当时升华出来一个很牛的主题，叫做：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交锋。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个报道，导致我转正的。所以，高昱是我的贵人。他也是我在"三联"期间非常佩服的一个人，爱思考有理想，保持了一贯的平民主义立场，而有时候，主编会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农民思想，高昱有若干著名报道，早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三联"的G点，一是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二是追究一个人的经历，和他成为新闻人物之间的古怪关系，三是新闻事件中的知识分子立场，四是对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讨好跟迷恋。最后这点，也是时代风尚使然。好些新媒体讲自己的办刊所针对的读者群体，往往说是白领和中产阶级，为了这个东西，发了疯地讨论来讨论去，跟SM差不多。
　　权力问题实在复杂，世无英雄，遂使权力得英雄之名，分析一个新闻事件中各色复杂关系的结果，往往为了偷懒，落到权力这叠干稻草上。权力，成为万金油，某样方法论某种思维方式，也系一个人见人爱百发百中的词儿。在我亲历的2000年前后，半月刊转成周刊的初期,"三联"热衷的是知识分子化的权力问题，大约是2000年，讨论警察权、大熊猫的特权、一个班级的权力体系……
　　后来，大概就是李鸿谷做社会部主笔以后，社会新闻跟封面故事趋向于硬朗，跟时效性强，本来泛文化的办刊方向走向了硬新闻，我们这个部门的记者，为了新闻的硬，开始奔走于各种事发现场，但去的时候往往也还是并非第一时间,"三联"的强项是做后点报道，因为先发制人自然是赶不过日报跟各色网站的，惟有在后边跟着，拿只冷眼看这看那，最后总结出来一个很"三联"的立场跟观念来。
　　个人体验上讲，做硬新闻需要一个人具备对新闻无条件的热情，甚至于善于遗忘类似事件。但作为一个喜欢发明创造的人，我是无法忍受重复的，所以第一年，大概是2001年，我还热衷于第一轮硬新闻，比如自然灾害、案子、腐败事件等等；第二年，我就开始为新发作的空难和投毒案怎么做出新鲜感费脑子；到了第三年，许多类型的报道，都开始无法刺激我的神经，而新鲜的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无法一一建立。
　　但是当时，我做得还是很有些乐趣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一切过去的，都容易变得不怎么美好。在灾难现场，接触死难者家属，去跟当地政府部门纠缠跟斗智斗勇，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关键采访对象，说服他们接受采访，这些都能够调动出一个人的潜在能量，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极端冷静甚至近乎冷酷的一面，我从不在工作场合，因为某个悲惨的场景动容。也绝不为了显示敬业熬夜工作，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对写东西能够保持体力与精力的一个要点，晚上一定是娱乐时间，假如朱伟深夜来电话，我就会装成点灯织布的骗子应付之，通常，早起工作效率更高，也不至于造成作息上的恶性循环，最后把自己弄成一个疲乏万状的中年人。
　　五
　　有一回，浮兰克苗炜（苗炜的ID--编者注）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分裂得这么好，一边写小说，一边当记者?"
　　我私下里觉得自己很傻，在很多问题上，一个具体而卑贱的人爱怎么分裂怎么分裂，对局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当个记者，特别是社会新闻的记者，整天哀伤哪愤怒哪着急上火哪，还往往得不到任何真相或者说真理，记者嘛，永远生是事实的人，死是事实的鬼，但是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在欺骗你，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临到头了，只好绕来绕去，写出一篇安全系数较高还能交差的啰唆报道。
　　我的记者生涯，因为一场官司的开庭，到达了转折期。我甚至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从以前连屁股上被蚊子咬了一口都要哼哼半天的小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强而僵硬的新闻战士。一个人做点啥总要有那么点目的的，那么除了谋生之外，我肯要在"三联"这本杂志的小温床上，长出那么点经验的虱子，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想当个职业作家，也一直劝周围的朋友参与火热的社会生活，但我现在发现他们过得都比我好，整日里饭局来酒吧去，周日傍晚还包了车去郊县party。
　　当记者跟当文艺工作者毕竟是两回事，一个作家可以是封闭矫情虚无的，一个记者却注定要牺牲自己那点审美趣味，变得功利无耻冷得有点漠，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跟上次帮了我的忙的某采访对象保持终生的联系，但是下礼拜就忘光了，直到下回有事又去骚扰他们。
　　我看到美国老牌记者麦克唐纳在70岁时做的一篇翻案文章--《也许这个案子中还有一个女人》，他的工作方式像个侦探，独自调查到了一个陈年旧案的元凶，一个律师因为有外遇，精心谋杀了他的老婆孩子（他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当一线记者，要在我们这里，准当主编享受特殊津贴了）。读这种报道，其实跟读小说也差不多，他在那里不温不火津津有味地讲一个关于残酷人性的绝妙例子，我们在这里享受破案过程带来的阅读乐趣，如果有什么新闻能跟像世上硕果仅存的几部小说那样永垂不朽，这样的稿子就是。
　　但是，哪怕我有天大的耐心一直活到70岁而且继续当个记者，谁愿意听一个中国老大妈讲述她拼着老命颤颤巍巍搞到的故事呢?在我国，很少见到白发苍苍的记者，中国的记者到了40岁上还不能当上主编，那就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与JI类似，都是青春饭。大家觉得，假如到了中老年，还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还去跟那些人套瓷还去挖空心思采访别人，而最终还要写稿子，这都是做人做得很不成功的标志。
六
　　我为什么离开"三联"，这个事情说起来颇有些复杂，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渐渐感到了身心的分裂，自由写作的力量拉扯着我，到了我当记者的第四个年头，逐渐成为一个很干扰我的事。主编朱伟经常在谈话中，用海明威的例子来教育我，让我跟这个时代保持密切关系，并成为一个兼具记者与作家身份的人才。
　　但是，我所在的，并非美国。并不是报报名就可以去报道美伊战争，也并不能在杂志文章中展示我脑子里那些近乎反人类的、疯狂偏激的想法。我不得不收敛自己，尽量做到克己为人，为了大局，和一种跟我并不合适的知识分子趣味，而工作。
　　而契机，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联事变"，还改革了稿费制度，猛地说要裁掉一半稿费，居然工资变少，文章又要被改得非常标准，某日早起，心血来潮，我便发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电子邮件，把自己给自由掉了。
　　"三联"不是一个媒体集团，像南方报业或者时尚集团那样，一个记者在业务能力上上升了以后，他想当官了，可以去孵化一个新的子媒体，不想当官了，也许可以做里边的自由人，因为媒体集团里头人多，可以躲藏一些自由人并不至于招致别人的反感。但三联不同，它的小作坊气味与缺乏人才上升空间的客观条件，一直都阻碍着它挽留住一批批成熟的记者，所以，社会上流动着一大批从"三联"这个鸟巢飞出来的孤魂野鬼，他们身上有类似的气质：不甚合群、孤傲而精英、比较热爱精细生活、在关注新闻的同时对文化有研究、怀疑主义、自由主义、自嘲反讽、在有些事情上有点儿怯懦。
　　说的并不是我。我这种东西，另当别论。一个素有反骨的人，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最最起码，对我而言，假如并不倡导自由也不张扬个性，不与某些东西保持距离，不知觉或者有意识地去跟风，去做清客和代言人，这个杂志将毫无魅力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