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批博士名单及现状
新中国首批博士
30年，他们这样走过……
——寻访新中国首批博士
本报记者 杨阳
马中骐：博士证书编号10001
马中骐，一个乐观爽朗的老人，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的编号是10001，他是新中国的首位博士生。
1982年2月6日，我国举行了首次博士论文答辩，共有6个人顺利通过了答辩，其中就有马中骐。马中骐在答辩时略显紧张，在身后的黑板上不停地书写演算，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两弹元勋之一的彭桓武。马中骐的紧张有情可原，因为这一天，他整整等了26年。
1956年，16岁的马中骐响应了国家的号召，来到兰州大学，“一边上课、一边劳动、一边饿肚子、一边搞政治运动”。1961年，21岁的他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1964年，马中骐以绝对的高分考上北大物理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是命运好像始终在和他开玩笑。在北大，马中骐又遇到了“四清”。“后来北大武斗了，我一看，我还是回兰州大学吧。”1977年，马中骐路经北京，去看望了导师胡宁，这次看望，让他那颗想继续读书学习的心又热了起来。1978年，马中骐再次考取胡宁的研究生，那一年，他已经38岁了。胡宁说：“你带研究生都可以了，去好好学英文吧！”就这样，马中骐学了9个月的英语之后就通过了考试，随即被胡宁派到高能物理研究所搞起了科研。
1980年2月，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新中国开始要试点博士生了。“胡先生觉得我的水平够了，而且基础比较好，科研文章也多，应该有资格报博士学位。”于是，胡宁就让马中骐“写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好参加博士学位答辩”。当时，马中骐看到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古超豪的一篇论文，古超豪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些方法性的东西，没有详细的演算。“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根据这个算了一些东西”，马中骐谦逊地说。要知道，这篇论文在当时北京的理论物理界几乎没有人能看懂。
1981年12月，马中骐顺利从高能所毕业，但当时并没有拿到学位。1982年2月6日，马中骐在高能所参加了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3月4日拿到学位证书。从本科到博士，这条路，马中骐走了整整26年。
(王承砚供稿)
周振鹤：做学问，就是过日子
周振鹤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做学问，我是拿它像过日子一样做的。”他深受恩师谭其骧的影响，把学术当成自己的生命，笑言“学问一辈子都做不完，人要像猫一样，有九条命，才能做得完”。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点燃了无数学子重新求学的希望。但是，在湖南马田煤矿做助理工程师的周振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超过了报考年龄。就在离考试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年龄放宽到40岁，37岁的他有机会报考了。时间紧迫，周振鹤挑了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不用怎么复习的专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当时，他连这个专业到底是历史还是地理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谭其骧，就在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报了名去考试，而且成绩名列前茅，他风趣地说：“这真是无知者无畏！”
进了复旦的头两三个月里，周振鹤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个月前，我还在煤矿里工作，一下子就来到了上海，来到了复旦，那种梦幻的感觉，到现在还很清晰，什么是如梦如幻，这辈子终于体会到了。”三年的学习时光，周振鹤一分一秒都没有虚度。硕士毕业论文是研究西汉王朝各个诸侯国封域的变化情况。论文写得非常出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认为“已经达到了博士论文的水平，甚至比过去有的博士论文做得还要好”。
1982年，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周振鹤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写好了。“政区地理”这个概念正是他在这篇论文中首次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历史地理学从通史的研究转向断代史的研究也是从这篇论文开始的，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历史空白。
虽然历史地理是周振鹤的“正宗”，但他却多有“旁骛”，像语言学、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等等都是他深感兴趣的。他的藏书量达到5万册，他甚至买了一套房子，专门用来放书。
林崇德：当老师真幸福
高中时候，林崇德立志“要当一位像班主任孙钟道那样的老师，做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把23个志愿全部填上“师范”，并以优异成绩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教育系心理专业的第一批本科生。
1964年，读大学五年级的林崇德，赶上了一次“思想清理”，“当时，我被教育系揪出来，作为头号的坏学生。原因就是我在日记中写过‘为什么外国有心理学派，而中国没有？’，就因为这一句话，我被批成‘要建中国心理学派’的野心家”。
这件事情，对马上面临毕业分配的林崇德造成很大影响。其实，林崇德也想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但没能如愿。林崇德和其他十几个同学，就留在北京搞半工半读。“我们先去搞了一年的‘四清’，后来我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1967年，我去了北京市雅宝路中学。”
1976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师范大学酝酿恢复心理学专业。学校派了一个老同学去请林崇德回校。“我说，请我干嘛？他说，我们在寻找当年最好的学生。我一听这话，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毕竟是学了五年心理学的人，我愿意回母校干我的老本行。”
但是，调动工作却异常艰难。1978年，林崇德决定“曲线救国”，考取了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北师大知道消息之后，给教育部打报告，希望北师大当年能招心理学的研究生。于是，就从中科院拨过来四个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林崇德就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时隔13年，林崇德又回到了北师大。“我是1978年10月2日来上学的。1980年4月就通过毕业论文答辩了。这一年半，主要是学英语，我以前是学俄语的。”“我还在中学教书的时候，一直偷偷地做心理学研究，写了5篇论文。后来，这5篇论文都发表了。鉴于这个原因，我的导师朱智贤教授就说：‘你的硕士论文已经有了，只要把外语通过了，专业课考试通过了，就可以莫砺锋：求师已觉十年迟了。’”
研究生毕业后，林崇德留校继续从事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目前，在他培养出来的69位博士当中，47位已晋升为教授，33位当上了博导，13个司局级干部。他的弟子、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董奇教授说：“我们都是林老师的成果。”
莫砺锋：求师已觉十年迟
从苏州高级中学毕业后不久，莫砺锋来到偏远的太仓县赵浜村，开始了前后长达10年的插队生活。1977年秋天，全国恢复高考，已经超龄的他在报名表上的“专长”那栏里填上“英语”，总算艰难地报上了名。
考试的时候，出了几个小意外，本来已经彻底绝望，准备来年报考理工科的莫砺锋，在3月28日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安徽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紧闭了12年之久的大学之门终于向他敞开了！
进入安徽大学，莫砺锋如饥似渴地读书，在他的心中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做英诗中译的工作，因为他一直有一个疑问：“同样是拜伦的一曲《哀希腊》，为什么马君武的译文和苏曼殊的译文出入那么大？”后来才明白，译诗果然是一种再创作。
1979年，一个惊人的消息打破了他们平静的学习生活。77级的学生可以直接报考研究生！而且助学金可以从每月18元涨到36元。在同学的鼓励下，莫砺锋决定试一试。两个月的紧张复习之后，功夫不负有心人，莫砺锋以绝对高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的弟子。
当时教育部就在酝酿建立学位制度。1979年9月，莫砺锋进入南京大学，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匡亚明对新生讲话时说：“你们现在是研究生，以后会成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你们将来可能是要得到学位的，要努力学习。”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施行后，随即公布了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的名单。整个南京大学只有十几位，程千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南京大学很谨慎，学校以前从来没有培养过博士生，所以学校试点培养，又在博导的名单中遴选出十位，作为第一批的博导，程先生又是其中之一。”就这样，莫砺锋硕士毕业之后，又成为程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博士答辩会非常隆重，答辩委员是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等九位古代文学界的老前辈。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都派了记者，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刻。
追随恩师程千帆多年，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高贵的品格深深影响着莫砺锋，“程先生常常说，人和人碰在一起是缘分。我稀里糊涂考上来之后，发现真的是缘分，专业考对了，导师也选对了”。
莫砺锋感慨地说：“在培养学术方面，程先生是非常优秀的，除了学问好之外，他把学生看得非常重，抓得很紧。当时程先生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是一对一的关系，我读的8门课，都是在读书之后，要到程先生的家里跟他汇报读书心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他聊天，他几乎是问不倒的。”
沈关宝：费孝通的入室大弟子
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年轻的沈关宝留校做物理老师。他说：“我个人的爱好偏向文科，尤其是经过‘文革’动乱的十年浩劫，家庭也遭到变故，我很困惑，中国的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抱着这样一种要认识中国社会的心理，我想转到社会科学方面学习。”改革开放后，沈关宝参加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举办的第一、二期北京社会学讲习班。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学科，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曾帮沈关宝联系好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物理学的博士。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沈关宝既心动又为难：“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就梦想着能进名校读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博士学位特别有吸引力，但是当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社会学上了。”经过痛苦的抉择，沈关宝放弃了这次机会。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招收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生，沈关宝顺利通过考试，成为费孝通的入室大弟子。
当时，费孝通已经把江村的重新调查申请了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名称叫做“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是“六五”、“七五”直至“八五”期间的重点。目的是通过对江村的个案分析，研究中国的乡镇企业，探索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加以发展、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应该怎么走等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沈关宝在费孝通的指导下，深入到江村做调查，“那几年，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上了，白天采访、晚上读书，有时候晚上也要采访，和农民聊天。从1981年底第一次去江村，一直到1987年毕业之前，我断断续续在那儿呆了7年。其中有一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我对自己说，这一年任何考试和课程我都可以放弃，就是不能中断连续的观察”。
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沈关宝完成了博士论文《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的写作。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这篇博士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们的高度赞赏，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沈关宝又立刻回到了江村，他说，实地研究还得继续。“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没有枪炮声，但是革命的力度却很深。”1993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题目就改为《一场悄悄的革命》。
沈关宝感慨地说：“现在要我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话，我想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人能够重新回到学术领域；没有导师们对我们的精心培养，就没有我们后来的学术成就；没有我们自身的努力、对知识的渴望，大概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三个‘没有’就是我们这批博士生的真实写照。”
赵秉志：大器亦可早成
1988年3月24日，春光明媚，微风和煦。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六层会议室里，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论文答辩会正在紧张地进行。端坐在答辩委员席上的是我国刑法学界五位著名的教授：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杨春洗、樊凤麟。儒雅自信的赵秉志，就自己的博士论文《犯罪主体论》，简明扼要地向答辩委员们陈述着自己的学术观点。
这篇38万字的博士论文，“虽然写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半年，但是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却足足有两年半。我为了能写好论文，跑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各地图书馆、好几个省市的司法机关和政法院校及有关部门”。
答辩进行得非常顺利，答辩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杨春洗宣布，答辩委员会决议一致通过赵秉志的博士论文，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年仅31岁的赵秉志，成为中国首位刑法学博士。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正在化肥厂车队学修车和开车的赵秉志，因为父母的督促，填报了三个志愿，分别是郑州大学的新闻学、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武汉大学的哲学，最后却被郑州大学的政治系录取。两年之后，郑州大学在政治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法律系，全系遴选两名学生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学本科代培学习，赵秉志就是其中之一。
学习法律一直是赵秉志的心愿，他说：“‘文革’时的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尤其是父亲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遭遇，让我觉得一个社会怎么能这样无法无天？我认为国家发展法治是一个大的方向，对于学习法律知识如饥似渴，有一点学习法律的可能性也要争取。”
当时在人大给这些第一届法学本科生上课的老师都是高铭暄、王作富、佟柔、刘丁、孙国华、许崇德、张晋藩、江伟等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赵秉志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每次听课，他都尽可能多地记下老师的讲授内容，课后再慢慢消化理解，然后找出问题。每次上辅导课，他都把心中思索的问题，一个个地向老师提出来。赵秉志笑着说：“当时老师们说我是最爱提问题的学生，后来我的导师高铭暄教授和王作富教授还曾多次提及。”
1981年本科毕业，赵秉志做出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择——考研究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大的刑法专业，选择了高铭暄教授，最后以每门80多分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取。1985年2月，赵秉志又考上本专业的首届博士研究生，导师高铭暄、副导师王作富。在法学界，赵秉志以才思敏捷、成果丰硕著称。迄今他已出版专著17部，主编、合著（译）专业书籍多种，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童兵：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人民大学
196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童兵被分配到辽宁省锦州市一家报社当记者。但是，这段近10年的工作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我是学新闻的，坚持真实报道，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却不需要讲新闻的真实性，好多东西都是编出来的。我非常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一直梦想着能有机会重新去学习”。
1978年，童兵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成为一名研究生。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又进入人大学习。现在，童兵一提起这段宝贵的学习时光，说得最多的就是“自觉”这两个字。“我当时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好好学习，我读硕士的时候已经37岁了，能有机会重新回到校园，心里特别高兴，也特别珍惜，所以很自觉。”扔了十几年的外语，再捡起来重新学，“我学的是俄语，当时我连‘人民’这个单词都记不住，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后来，我在床头、墙上到处贴满了单词，随时随地背，有时候和同学一起走，大家都是学俄语的，你问我一个，我考你一个，一天可以背七八十个单词”。就是凭着这股劲，童兵在毕业考试的时候，俄语考了90多分，是全年级最高的分数。刻苦学习之余，童兵还天天坚持长跑，这个习惯，三年来风雨不误，他笑着说：“这三年，我没得过一场病。”有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学习效率自然就提高了。硕士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
1984年，童兵在职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博士生。童兵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版自由思想。在写论文的时候，他笑言“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他根据上海图书馆出版的《中文期刊目录》，把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发表的带“马”字头的文章都找了出来，读了一遍，大概有4000多篇。在毕业答辩会上，他的论文和答辩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顺利通过，成为我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童兵直言“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献给了人大”。每年，童兵都要回人大好几次，对这里，他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每次回来，他都不忘去看望导师甘惜分，“甘老现在93岁了，离休在家，精神还挺好的，记忆力特别好”。
对于现在的博士生，童兵寄予殷切的希望：“要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够上到博士这个层次，应该说已经占据了国家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一定不要荒废这些资源，利用名校的优势，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爱祖国、有才华的学者。另外，对中国的国情要有深切的了解，积累一线的经验，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中国的新闻学需要什么。”
马中骐，1940年3月生，浙江省余杭市人。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新中国首位博士生。
周振鹤，1941年生于福建厦门。1983年，获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届文科博士、历史学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崇德，1941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县。1984年获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位教育心理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砺锋，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2年和1984年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位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关宝，1949年生，上海松江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法学博士（社会学专业）学位，是新中国恢复社会学后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秉志，1956年6月生，河南南阳人。1981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律系。1984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之一。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
童兵，1942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和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得新闻学硕士、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位新闻学专业的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0年，他们这样走过……
——寻访新中国首批博士
本报记者 杨阳
马中骐：博士证书编号10001
马中骐，一个乐观爽朗的老人，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的编号是10001，他是新中国的首位博士生。
1982年2月6日，我国举行了首次博士论文答辩，共有6个人顺利通过了答辩，其中就有马中骐。马中骐在答辩时略显紧张，在身后的黑板上不停地书写演算，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两弹元勋之一的彭桓武。马中骐的紧张有情可原，因为这一天，他整整等了26年。
1956年，16岁的马中骐响应了国家的号召，来到兰州大学，“一边上课、一边劳动、一边饿肚子、一边搞政治运动”。1961年，21岁的他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1964年，马中骐以绝对的高分考上北大物理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是命运好像始终在和他开玩笑。在北大，马中骐又遇到了“四清”。“后来北大武斗了，我一看，我还是回兰州大学吧。”1977年，马中骐路经北京，去看望了导师胡宁，这次看望，让他那颗想继续读书学习的心又热了起来。1978年，马中骐再次考取胡宁的研究生，那一年，他已经38岁了。胡宁说：“你带研究生都可以了，去好好学英文吧！”就这样，马中骐学了9个月的英语之后就通过了考试，随即被胡宁派到高能物理研究所搞起了科研。
1980年2月，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新中国开始要试点博士生了。“胡先生觉得我的水平够了，而且基础比较好，科研文章也多，应该有资格报博士学位。”于是，胡宁就让马中骐“写篇高水平的毕业论文，好参加博士学位答辩”。当时，马中骐看到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古超豪的一篇论文，古超豪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些方法性的东西，没有详细的演算。“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根据这个算了一些东西”，马中骐谦逊地说。要知道，这篇论文在当时北京的理论物理界几乎没有人能看懂。
1981年12月，马中骐顺利从高能所毕业，但当时并没有拿到学位。1982年2月6日，马中骐在高能所参加了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3月4日拿到学位证书。从本科到博士，这条路，马中骐走了整整26年。
(王承砚供稿)
周振鹤：做学问，就是过日子
周振鹤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做学问，我是拿它像过日子一样做的。”他深受恩师谭其骧的影响，把学术当成自己的生命，笑言“学问一辈子都做不完，人要像猫一样，有九条命，才能做得完”。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点燃了无数学子重新求学的希望。但是，在湖南马田煤矿做助理工程师的周振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超过了报考年龄。就在离考试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年龄放宽到40岁，37岁的他有机会报考了。时间紧迫，周振鹤挑了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不用怎么复习的专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当时，他连这个专业到底是历史还是地理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谭其骧，就在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报了名去考试，而且成绩名列前茅，他风趣地说：“这真是无知者无畏！”
进了复旦的头两三个月里，周振鹤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个月前，我还在煤矿里工作，一下子就来到了上海，来到了复旦，那种梦幻的感觉，到现在还很清晰，什么是如梦如幻，这辈子终于体会到了。”三年的学习时光，周振鹤一分一秒都没有虚度。硕士毕业论文是研究西汉王朝各个诸侯国封域的变化情况。论文写得非常出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认为“已经达到了博士论文的水平，甚至比过去有的博士论文做得还要好”。
1982年，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周振鹤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写好了。“政区地理”这个概念正是他在这篇论文中首次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历史地理学从通史的研究转向断代史的研究也是从这篇论文开始的，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历史空白。
虽然历史地理是周振鹤的“正宗”，但他却多有“旁骛”，像语言学、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等等都是他深感兴趣的。他的藏书量达到5万册，他甚至买了一套房子，专门用来放书。
林崇德：当老师真幸福
高中时候，林崇德立志“要当一位像班主任孙钟道那样的老师，做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把23个志愿全部填上“师范”，并以优异成绩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成为教育系心理专业的第一批本科生。
1964年，读大学五年级的林崇德，赶上了一次“思想清理”，“当时，我被教育系揪出来，作为头号的坏学生。原因就是我在日记中写过‘为什么外国有心理学派，而中国没有？’，就因为这一句话，我被批成‘要建中国心理学派’的野心家”。
这件事情，对马上面临毕业分配的林崇德造成很大影响。其实，林崇德也想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但没能如愿。林崇德和其他十几个同学，就留在北京搞半工半读。“我们先去搞了一年的‘四清’，后来我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1967年，我去了北京市雅宝路中学。”
1976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师范大学酝酿恢复心理学专业。学校派了一个老同学去请林崇德回校。“我说，请我干嘛？他说，我们在寻找当年最好的学生。我一听这话，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毕竟是学了五年心理学的人，我愿意回母校干我的老本行。”
但是，调动工作却异常艰难。1978年，林崇德决定“曲线救国”，考取了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北师大知道消息之后，给教育部打报告，希望北师大当年能招心理学的研究生。于是，就从中科院拨过来四个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林崇德就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时隔13年，林崇德又回到了北师大。“我是1978年10月2日来上学的。1980年4月就通过毕业论文答辩了。这一年半，主要是学英语，我以前是学俄语的。”“我还在中学教书的时候，一直偷偷地做心理学研究，写了5篇论文。后来，这5篇论文都发表了。鉴于这个原因，我的导师朱智贤教授就说：‘你的硕士论文已经有了，只要把外语通过了，专业课考试通过了，就可以莫砺锋：求师已觉十年迟了。’”
研究生毕业后，林崇德留校继续从事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目前，在他培养出来的69位博士当中，47位已晋升为教授，33位当上了博导，13个司局级干部。他的弟子、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董奇教授说：“我们都是林老师的成果。”
莫砺锋：求师已觉十年迟
从苏州高级中学毕业后不久，莫砺锋来到偏远的太仓县赵浜村，开始了前后长达10年的插队生活。1977年秋天，全国恢复高考，已经超龄的他在报名表上的“专长”那栏里填上“英语”，总算艰难地报上了名。
考试的时候，出了几个小意外，本来已经彻底绝望，准备来年报考理工科的莫砺锋，在3月28日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安徽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紧闭了12年之久的大学之门终于向他敞开了！
进入安徽大学，莫砺锋如饥似渴地读书，在他的心中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做英诗中译的工作，因为他一直有一个疑问：“同样是拜伦的一曲《哀希腊》，为什么马君武的译文和苏曼殊的译文出入那么大？”后来才明白，译诗果然是一种再创作。
1979年，一个惊人的消息打破了他们平静的学习生活。77级的学生可以直接报考研究生！而且助学金可以从每月18元涨到36元。在同学的鼓励下，莫砺锋决定试一试。两个月的紧张复习之后，功夫不负有心人，莫砺锋以绝对高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的弟子。
当时教育部就在酝酿建立学位制度。1979年9月，莫砺锋进入南京大学，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匡亚明对新生讲话时说：“你们现在是研究生，以后会成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你们将来可能是要得到学位的，要努力学习。”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施行后，随即公布了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的名单。整个南京大学只有十几位，程千帆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南京大学很谨慎，学校以前从来没有培养过博士生，所以学校试点培养，又在博导的名单中遴选出十位，作为第一批的博导，程先生又是其中之一。”就这样，莫砺锋硕士毕业之后，又成为程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博士答辩会非常隆重，答辩委员是钱仲联、唐圭璋、徐中玉等九位古代文学界的老前辈。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都派了记者，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刻。
追随恩师程千帆多年，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高贵的品格深深影响着莫砺锋，“程先生常常说，人和人碰在一起是缘分。我稀里糊涂考上来之后，发现真的是缘分，专业考对了，导师也选对了”。
莫砺锋感慨地说：“在培养学术方面，程先生是非常优秀的，除了学问好之外，他把学生看得非常重，抓得很紧。当时程先生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是一对一的关系，我读的8门课，都是在读书之后，要到程先生的家里跟他汇报读书心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他聊天，他几乎是问不倒的。”
沈关宝：费孝通的入室大弟子
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年轻的沈关宝留校做物理老师。他说：“我个人的爱好偏向文科，尤其是经过‘文革’动乱的十年浩劫，家庭也遭到变故，我很困惑，中国的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抱着这样一种要认识中国社会的心理，我想转到社会科学方面学习。”改革开放后，沈关宝参加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举办的第一、二期北京社会学讲习班。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学科，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曾帮沈关宝联系好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物理学的博士。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沈关宝既心动又为难：“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就梦想着能进名校读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博士学位特别有吸引力，但是当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社会学上了。”经过痛苦的抉择，沈关宝放弃了这次机会。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招收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生，沈关宝顺利通过考试，成为费孝通的入室大弟子。
当时，费孝通已经把江村的重新调查申请了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名称叫做“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是“六五”、“七五”直至“八五”期间的重点。目的是通过对江村的个案分析，研究中国的乡镇企业，探索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加以发展、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应该怎么走等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沈关宝在费孝通的指导下，深入到江村做调查，“那几年，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上了，白天采访、晚上读书，有时候晚上也要采访，和农民聊天。从1981年底第一次去江村，一直到1987年毕业之前，我断断续续在那儿呆了7年。其中有一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我对自己说，这一年任何考试和课程我都可以放弃，就是不能中断连续的观察”。
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沈关宝完成了博士论文《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的写作。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这篇博士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们的高度赞赏，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沈关宝又立刻回到了江村，他说，实地研究还得继续。“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没有枪炮声，但是革命的力度却很深。”1993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题目就改为《一场悄悄的革命》。
沈关宝感慨地说：“现在要我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话，我想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人能够重新回到学术领域；没有导师们对我们的精心培养，就没有我们后来的学术成就；没有我们自身的努力、对知识的渴望，大概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三个‘没有’就是我们这批博士生的真实写照。”
赵秉志：大器亦可早成
1988年3月24日，春光明媚，微风和煦。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六层会议室里，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论文答辩会正在紧张地进行。端坐在答辩委员席上的是我国刑法学界五位著名的教授：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杨春洗、樊凤麟。儒雅自信的赵秉志，就自己的博士论文《犯罪主体论》，简明扼要地向答辩委员们陈述着自己的学术观点。
这篇38万字的博士论文，“虽然写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半年，但是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却足足有两年半。我为了能写好论文，跑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各地图书馆、好几个省市的司法机关和政法院校及有关部门”。
答辩进行得非常顺利，答辩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杨春洗宣布，答辩委员会决议一致通过赵秉志的博士论文，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年仅31岁的赵秉志，成为中国首位刑法学博士。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正在化肥厂车队学修车和开车的赵秉志，因为父母的督促，填报了三个志愿，分别是郑州大学的新闻学、南开大学的经济学、武汉大学的哲学，最后却被郑州大学的政治系录取。两年之后，郑州大学在政治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法律系，全系遴选两名学生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学本科代培学习，赵秉志就是其中之一。
学习法律一直是赵秉志的心愿，他说：“‘文革’时的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尤其是父亲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遭遇，让我觉得一个社会怎么能这样无法无天？我认为国家发展法治是一个大的方向，对于学习法律知识如饥似渴，有一点学习法律的可能性也要争取。”
当时在人大给这些第一届法学本科生上课的老师都是高铭暄、王作富、佟柔、刘丁、孙国华、许崇德、张晋藩、江伟等新中国第一代法学家。赵秉志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每次听课，他都尽可能多地记下老师的讲授内容，课后再慢慢消化理解，然后找出问题。每次上辅导课，他都把心中思索的问题，一个个地向老师提出来。赵秉志笑着说：“当时老师们说我是最爱提问题的学生，后来我的导师高铭暄教授和王作富教授还曾多次提及。”
1981年本科毕业，赵秉志做出人生中一次非常重要的选择——考研究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人大的刑法专业，选择了高铭暄教授，最后以每门80多分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取。1985年2月，赵秉志又考上本专业的首届博士研究生，导师高铭暄、副导师王作富。在法学界，赵秉志以才思敏捷、成果丰硕著称。迄今他已出版专著17部，主编、合著（译）专业书籍多种，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童兵：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人民大学
196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童兵被分配到辽宁省锦州市一家报社当记者。但是，这段近10年的工作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我是学新闻的，坚持真实报道，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却不需要讲新闻的真实性，好多东西都是编出来的。我非常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一直梦想着能有机会重新去学习”。
1978年，童兵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成为一名研究生。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又进入人大学习。现在，童兵一提起这段宝贵的学习时光，说得最多的就是“自觉”这两个字。“我当时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好好学习，我读硕士的时候已经37岁了，能有机会重新回到校园，心里特别高兴，也特别珍惜，所以很自觉。”扔了十几年的外语，再捡起来重新学，“我学的是俄语，当时我连‘人民’这个单词都记不住，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后来，我在床头、墙上到处贴满了单词，随时随地背，有时候和同学一起走，大家都是学俄语的，你问我一个，我考你一个，一天可以背七八十个单词”。就是凭着这股劲，童兵在毕业考试的时候，俄语考了90多分，是全年级最高的分数。刻苦学习之余，童兵还天天坚持长跑，这个习惯，三年来风雨不误，他笑着说：“这三年，我没得过一场病。”有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学习效率自然就提高了。硕士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
1984年，童兵在职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博士生。童兵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版自由思想。在写论文的时候，他笑言“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他根据上海图书馆出版的《中文期刊目录》，把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发表的带“马”字头的文章都找了出来，读了一遍，大概有4000多篇。在毕业答辩会上，他的论文和答辩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顺利通过，成为我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童兵直言“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献给了人大”。每年，童兵都要回人大好几次，对这里，他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每次回来，他都不忘去看望导师甘惜分，“甘老现在93岁了，离休在家，精神还挺好的，记忆力特别好”。
对于现在的博士生，童兵寄予殷切的希望：“要记住自己的责任，能够上到博士这个层次，应该说已经占据了国家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一定不要荒废这些资源，利用名校的优势，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爱祖国、有才华的学者。另外，对中国的国情要有深切的了解，积累一线的经验，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中国的新闻学需要什么。”
马中骐，1940年3月生，浙江省余杭市人。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新中国首位博士生。
周振鹤，1941年生于福建厦门。1983年，获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届文科博士、历史学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崇德，1941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县。1984年获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位教育心理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砺锋，1949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1982年和1984年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位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沈关宝，1949年生，上海松江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法学博士（社会学专业）学位，是新中国恢复社会学后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秉志，1956年6月生，河南南阳人。1981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律系。1984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之一。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
童兵，1942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和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得新闻学硕士、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位新闻学专业的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