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作用
影片《万紫千红总是春》和《笑逐颜开》讲述了大跃进背景妇女参加劳动的两部电影。前者是发生在上海里弄、参加里弄生产的一群家庭主妇的生活世界，后者是发生在东北农村组织妇女队到城里工地参加大楼施工的一群农村家庭妇女的生活世界。她们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不高，读信都不能完整地读下来，只认识1000多字，上有老，下有小，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大跃进没有来之前，她们的生活一成不变，千篇一律，而且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辈子还能有什么变化。正如张爱玲在《十八春》描写翠芝婚后的“太太经”，所说少奶奶的生活惊心动魄的莫过于吃出一条虫子。这两部电影叙述了家庭妇女（housewife）的改造过程，结尾均以大集体的照片结束，生活到底跃进到了什么程度呢？
历史性时刻还是到来了，国家动员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的确是一段幸福时光。它打破了家庭主妇对时间体验的日常生活的宁静，它发生在家庭责任忙忙碌碌之间的空隙，孩子出去玩了，丈夫上班去了，在童谣的咿呀声中，彩凤享受着一个人的安宁。桂贞患着轻微的抑郁症，结婚十余年，她守着一个文雅、漂亮，不折不扣掌控大沙文统治的丈夫。在这些生活细节的描摹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上海里弄透露的浓郁的生活质地，哪怕是一个又一个极为普通的里弄人家，都洋溢着生活的热情。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时令的鲜花，因此家庭主妇每天早上去市场采购的时候，不忘带几朵茉莉花或是其他鲜花，插在自家的花瓶里。像郑先生家里尤其喜好养花，浇花也是每天的必备功课。那时候上班的人无论男女总是手提一个篮子，这个生活用品在当时也许是介于皮包和纸袋之间，朴素又不失时尚。从收拾家务的细致和勤快，可以看出桂贞是个很爱干净，又很爱秩序的女性，给孩子新做一双鞋，给丈夫补好袜子，随即又来抽被子压的洁白的床单清洗，正如她本人的打扮，长袖的旗袍，并不单薄，尽显她的贤淑，从她丈夫的言行可以想见，十几年来，她一直是听丈夫的话，相夫教子，老实本分，放在家里又不失赏心悦目的摆设（她很秀气），正因为温顺的脾性，很符合郑先生无论理想还是现实的“妻奴”。不过这也是桂贞的表面，在她的内心，压抑一种让她自己按捺不住的激情，这股激情一旦爆发出来，都会令她自己惊讶。这一点和彩凤不一样，彩凤表面上是风风火火，现实中一遇到困难或阻挠，就软弱下来，虽然这种软弱并非她的本愿，所以只要得到丈夫的支持，彩凤就义无反顾地追求自由去了。桂贞的反抗则是“持久性”的，隐忍性的，带点苦肉计味道的。当她提出“谈谈”时，郑先生睁大了眼睛，他的统治动摇了。当他提出“谈谈”时，斗争胜利了，妻奴通过劳动的价值，为自己争取来了做人的尊严。不过在这个时候，导演特别注意桂贞的隐忍，这种夫妻情可以说在中间扣得委婉细腻。郑先生把自己关在门外不遂，本来是气人的事，可是看到他不穿鞋就跑出来的样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小心着凉。他提出“谈谈”时，她提醒他该上班了，把话撂住不提。他爱面子，无法说出口请她回来的话时，她也不主动戳破，仍旧不动声色的料理家务，为丈夫补好了袜子，为儿子做鞋。他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抢着听主妇的使唤，主动去浇花，这大概是他干过的唯一的和家务沾边的事情，从电影的描写来看，郑先生具体做什么工作是模糊的，倒是对他的性情进行了细节性的刻画，星期天放假在家练习绘画，吃过饭坐在太师椅上，旁边放一个痰盂，悠闲地吃着一个水果，甚至招呼太太，也是招手式的，那模样呼来唤去俨然家里的“皇帝”。那个小孩子也很少活泼和野性，大人干什么都是规规矩矩在旁边看，侯，什么时候都是唉，哦，是，看样子最大不过是小学三年级的情形，八九岁的儿童真的是这么驯顺吗？他说话总是教训人的口吻，从不与人争辩，讨论，例如，对于参加里弄生产，他诘问“你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你知道什么是劳动？”可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劳动，恐怕连他自己都是模糊的，他总是上下班拿着自己的公文包——提篮，打扮得规规矩矩，戴一副金边眼镜。此人很有自律，并非纵欲放诞之人，不过恰恰是闲情逸致的喜好，对照出了他严酷的大沙文统治的政治。联系布洛维所说的“工厂政体”，我们骤然发现，《万紫》通过家庭妇女的生活经验提供了一个“家庭政体”的观察空间。它是多么生动地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从以生产政体为中心的观察视角之外看到了生活的政治，从工厂到社区，尤其是在地化的里弄工厂的设立（有点类似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离土不离乡），将生活与生产相互迭加。从影片对大跃进导向的表现来看，与生产政体相较，家庭政体往往才是束缚妇女的根本桎梏，里弄生产反而是妇女解放的另一种可能性所在，所以它的“霸权”被消解了，反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吸纳家庭主妇剩余劳动力的贮水池，也和家庭主妇的主体意志紧密联系起来，例如，彩凤和陆阿凤边缝纫衣服，边说：“如果里弄组织生产，我第一个参加。”而桂贞则对侄女说：“我想参加生产的话，我的抑郁就会好些”。叙事结构转变为：走入工厂政体的号召，解脱家庭政体的束缚。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家务劳动算不算劳动？是否有价值？不过，影片传达的应该是否定的信息。它接着引出一个困扰家庭主妇精神的问题，我在家觉得闷得慌。当桂贞小声提出这个抗议时，郑先生一句话就给打回去了，“闷得慌？我还想和你换班呢。”于是我们看到一幅讽刺的画面，丈夫结束了一周的工作日之后，利用假日泼墨作画陶冶情操，而整日“闲”在家的太太却精神空虚，从未感到假日的快乐。与之相对照的是，彩凤的丈夫，高博饰演的踌躇满志、风趣幽默又朝气蓬勃的工人老刘，关键时候总是站出来，替妻子说话，阻挡婆婆的压力，满足妻子参加里弄生产的愿望，实际上是接受了妻子走出家门，奔向工厂的意愿，他忠实地承担了缓解婆媳冲突的“缓冲器”角色，于是我们看到，夫权的放任导致婆婆的权威象征与执行的分离，所以婆婆才会抱怨“我们的家不像家了”，不过和《枯木逢春》相似的是，血缘构成的母子轴是最为稳固的，虽然儿子会为了媳妇逆杵家长的意愿，但是取舍过后，“国家”总是能把母子情笼络住，而且儿子也相信“我是母亲的亲儿子”，因此，儿子的缓冲器功能还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在削弱家长权的同时，又强化了骨肉的亲情，客观上我们看到的是，当妻子走入工厂的时候，意味着公婆或父母留守空巢家庭（当时还只限于工作日时段，改革开放时期在外出打工的影响下真正的空巢家庭才成为普遍），直到社队工业对老年人劳动力的吸收，旧社会过来的家庭妇女从年轻到老，始终是家庭的一部分，如果非要说些什么，养老问题在改革开放才被当做问题提出来（子女不养老，老年人自杀现象），这也就是阎云翔所说的“私人领域的变迁”。从侧面论证笔者所说的传统“孝道”在社会主义关系的延续，大跃进号召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尽管削弱了家庭政体，不过反作用的是，由于妇女通过劳动获得的经济价值，补充了家庭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我自身的成长经历，生产和生活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家庭。 我们甚至看到了工厂与家庭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之后的家庭“共财”和“交公”的重要性，工厂和家庭，尤其是贯彻了家长统治的大家庭，是同质性的，工人从工厂到家庭的流动，从家庭到工厂的流动都是“子女性”的。
于是这里就引出托儿所的问题，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自由的劳动力，解决了育儿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关键。因此，作为家庭与工厂的服务性机构，托儿所首先建立起来。使得妇女参加里弄生产，抑或是建筑队。在《笑逐颜开》中，初次接触到保育员，农村妇女初次享受到国家福利，这一经历即使是做临时性的“建筑工”，也是让女工们颇感温暖的。这里出现一段饶有兴味的对话，对于年轻的保育员，当妈妈流露出怀疑时，保育员用她的专业素质说服了妈妈们。不过有意思的是，通过把幼儿集中起来“保育”的方式，我们再次看到了原初社会主义的景象，即妇女们相互照看对方的孩子，为对方解难，发展出了妈妈们之间的姊妹情谊，集体主义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里不妨从托儿所扩展开来，与托儿所这一公共机构相类似的，村头、河边和井边等空间位置，往往是妇女集中在一起洗衣服的地方，按照kottak的说法，巴西村庄附近的泻湖是妇女洗衣服的地方，也是社会化的地方。我还记得小时候，井是妇女、小孩集中聚集的地方，妇女们洗衣服，边洗衣服边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小孩在旁边玩，它可以说是公共性的社区标记之一。影片《马兰花开》就再现了这一场景，在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们看见马兰到河边提着桶汲水，准备给推土机加水，就开始说闲话了。有的说她把孩子丢给家里老人，自己跑出来，跑到大西北跟丈夫学开推土机，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有的说她给女人争气，看不惯的则打岔，她要是能开推土机，我就能开飞机了。众人哄然大笑。这些闲话虽然让马兰在旁边听得刺耳，却洋溢着生活的情趣，倍感亲切，流言，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机械队这样的集体生活。就连上海的里弄，也总是少不了一两个搬弄是非、造谣生事的闲人。同样，东北的农村，闲话的风格和里弄里的精打细算、尖酸刻薄同时又装腔作势的闲人不同，完全是泼辣性子，粗话、气话和挖苦一股脑地发泄出来，非常符合农村妇女心眼小、性格强实际上嘴巴又不吃亏的特点。
（中间略）
矛盾的地方在于，两部影片不得不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寻求张力缓解的媒介，劳动以物质利益的方式、夫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价值观修复了家庭团结。正如戴妈妈启发刘大妈提问的“我们的日子到顶了吗？”，日子的提高不得不以物质利益的方式表达，回归家庭的怀抱。也就是说，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回到经济主义和家庭传统相互嵌入的日常生活范畴。最终看来，妇女终极解放造成了困惑：挣脱家庭的束缚，通过劳动获得了经济价值，为什么又促进了家庭私有制的成长？反过来，劳动者的身份和家庭主妇的角色是多大程度的异质性，乃至自我解放。从《笑逐颜开》招工所看到的，对于由于孩子小未到进托儿所年龄的妇女是不具备进入妇女队的资格的，招工者安慰心情焦虑的妇女说的是，“做好家务活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嘛”，可见大跃进的思路在于解放具备实际劳动力的家庭妇女，而不是妇女普遍的自我解放。反反复复的循环论仍旧无法对于女性对于家庭责任、义务和劳动角色之间进行彻底的区分，它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本身就是在女性参加生产的大跃进动员下工具性处理，尽管从另一个意义，与体育的功能相近，从广阔的生产领域推动妇女的现代性。因此，大跃进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车间民族志的主导方式（涉及工厂与家庭的整体生活世界），在形塑特别工种的阶级经验过程中形塑了妇女的现代性。这是工业民族志为实践妇女的现代性作出的贡献。
历史性时刻还是到来了，国家动员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的确是一段幸福时光。它打破了家庭主妇对时间体验的日常生活的宁静，它发生在家庭责任忙忙碌碌之间的空隙，孩子出去玩了，丈夫上班去了，在童谣的咿呀声中，彩凤享受着一个人的安宁。桂贞患着轻微的抑郁症，结婚十余年，她守着一个文雅、漂亮，不折不扣掌控大沙文统治的丈夫。在这些生活细节的描摹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上海里弄透露的浓郁的生活质地，哪怕是一个又一个极为普通的里弄人家，都洋溢着生活的热情。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时令的鲜花，因此家庭主妇每天早上去市场采购的时候，不忘带几朵茉莉花或是其他鲜花，插在自家的花瓶里。像郑先生家里尤其喜好养花，浇花也是每天的必备功课。那时候上班的人无论男女总是手提一个篮子，这个生活用品在当时也许是介于皮包和纸袋之间，朴素又不失时尚。从收拾家务的细致和勤快，可以看出桂贞是个很爱干净，又很爱秩序的女性，给孩子新做一双鞋，给丈夫补好袜子，随即又来抽被子压的洁白的床单清洗，正如她本人的打扮，长袖的旗袍，并不单薄，尽显她的贤淑，从她丈夫的言行可以想见，十几年来，她一直是听丈夫的话，相夫教子，老实本分，放在家里又不失赏心悦目的摆设（她很秀气），正因为温顺的脾性，很符合郑先生无论理想还是现实的“妻奴”。不过这也是桂贞的表面，在她的内心，压抑一种让她自己按捺不住的激情，这股激情一旦爆发出来，都会令她自己惊讶。这一点和彩凤不一样，彩凤表面上是风风火火，现实中一遇到困难或阻挠，就软弱下来，虽然这种软弱并非她的本愿，所以只要得到丈夫的支持，彩凤就义无反顾地追求自由去了。桂贞的反抗则是“持久性”的，隐忍性的，带点苦肉计味道的。当她提出“谈谈”时，郑先生睁大了眼睛，他的统治动摇了。当他提出“谈谈”时，斗争胜利了，妻奴通过劳动的价值，为自己争取来了做人的尊严。不过在这个时候，导演特别注意桂贞的隐忍，这种夫妻情可以说在中间扣得委婉细腻。郑先生把自己关在门外不遂，本来是气人的事，可是看到他不穿鞋就跑出来的样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小心着凉。他提出“谈谈”时，她提醒他该上班了，把话撂住不提。他爱面子，无法说出口请她回来的话时，她也不主动戳破，仍旧不动声色的料理家务，为丈夫补好了袜子，为儿子做鞋。他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抢着听主妇的使唤，主动去浇花，这大概是他干过的唯一的和家务沾边的事情，从电影的描写来看，郑先生具体做什么工作是模糊的，倒是对他的性情进行了细节性的刻画，星期天放假在家练习绘画，吃过饭坐在太师椅上，旁边放一个痰盂，悠闲地吃着一个水果，甚至招呼太太，也是招手式的，那模样呼来唤去俨然家里的“皇帝”。那个小孩子也很少活泼和野性，大人干什么都是规规矩矩在旁边看，侯，什么时候都是唉，哦，是，看样子最大不过是小学三年级的情形，八九岁的儿童真的是这么驯顺吗？他说话总是教训人的口吻，从不与人争辩，讨论，例如，对于参加里弄生产，他诘问“你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你知道什么是劳动？”可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劳动，恐怕连他自己都是模糊的，他总是上下班拿着自己的公文包——提篮，打扮得规规矩矩，戴一副金边眼镜。此人很有自律，并非纵欲放诞之人，不过恰恰是闲情逸致的喜好，对照出了他严酷的大沙文统治的政治。联系布洛维所说的“工厂政体”，我们骤然发现，《万紫》通过家庭妇女的生活经验提供了一个“家庭政体”的观察空间。它是多么生动地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从以生产政体为中心的观察视角之外看到了生活的政治，从工厂到社区，尤其是在地化的里弄工厂的设立（有点类似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离土不离乡），将生活与生产相互迭加。从影片对大跃进导向的表现来看，与生产政体相较，家庭政体往往才是束缚妇女的根本桎梏，里弄生产反而是妇女解放的另一种可能性所在，所以它的“霸权”被消解了，反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吸纳家庭主妇剩余劳动力的贮水池，也和家庭主妇的主体意志紧密联系起来，例如，彩凤和陆阿凤边缝纫衣服，边说：“如果里弄组织生产，我第一个参加。”而桂贞则对侄女说：“我想参加生产的话，我的抑郁就会好些”。叙事结构转变为：走入工厂政体的号召，解脱家庭政体的束缚。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家务劳动算不算劳动？是否有价值？不过，影片传达的应该是否定的信息。它接着引出一个困扰家庭主妇精神的问题，我在家觉得闷得慌。当桂贞小声提出这个抗议时，郑先生一句话就给打回去了，“闷得慌？我还想和你换班呢。”于是我们看到一幅讽刺的画面，丈夫结束了一周的工作日之后，利用假日泼墨作画陶冶情操，而整日“闲”在家的太太却精神空虚，从未感到假日的快乐。与之相对照的是，彩凤的丈夫，高博饰演的踌躇满志、风趣幽默又朝气蓬勃的工人老刘，关键时候总是站出来，替妻子说话，阻挡婆婆的压力，满足妻子参加里弄生产的愿望，实际上是接受了妻子走出家门，奔向工厂的意愿，他忠实地承担了缓解婆媳冲突的“缓冲器”角色，于是我们看到，夫权的放任导致婆婆的权威象征与执行的分离，所以婆婆才会抱怨“我们的家不像家了”，不过和《枯木逢春》相似的是，血缘构成的母子轴是最为稳固的，虽然儿子会为了媳妇逆杵家长的意愿，但是取舍过后，“国家”总是能把母子情笼络住，而且儿子也相信“我是母亲的亲儿子”，因此，儿子的缓冲器功能还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在削弱家长权的同时，又强化了骨肉的亲情，客观上我们看到的是，当妻子走入工厂的时候，意味着公婆或父母留守空巢家庭（当时还只限于工作日时段，改革开放时期在外出打工的影响下真正的空巢家庭才成为普遍），直到社队工业对老年人劳动力的吸收，旧社会过来的家庭妇女从年轻到老，始终是家庭的一部分，如果非要说些什么，养老问题在改革开放才被当做问题提出来（子女不养老，老年人自杀现象），这也就是阎云翔所说的“私人领域的变迁”。从侧面论证笔者所说的传统“孝道”在社会主义关系的延续，大跃进号召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尽管削弱了家庭政体，不过反作用的是，由于妇女通过劳动获得的经济价值，补充了家庭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我自身的成长经历，生产和生活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家庭。 我们甚至看到了工厂与家庭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之后的家庭“共财”和“交公”的重要性，工厂和家庭，尤其是贯彻了家长统治的大家庭，是同质性的，工人从工厂到家庭的流动，从家庭到工厂的流动都是“子女性”的。
于是这里就引出托儿所的问题，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自由的劳动力，解决了育儿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关键。因此，作为家庭与工厂的服务性机构，托儿所首先建立起来。使得妇女参加里弄生产，抑或是建筑队。在《笑逐颜开》中，初次接触到保育员，农村妇女初次享受到国家福利，这一经历即使是做临时性的“建筑工”，也是让女工们颇感温暖的。这里出现一段饶有兴味的对话，对于年轻的保育员，当妈妈流露出怀疑时，保育员用她的专业素质说服了妈妈们。不过有意思的是，通过把幼儿集中起来“保育”的方式，我们再次看到了原初社会主义的景象，即妇女们相互照看对方的孩子，为对方解难，发展出了妈妈们之间的姊妹情谊，集体主义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里不妨从托儿所扩展开来，与托儿所这一公共机构相类似的，村头、河边和井边等空间位置，往往是妇女集中在一起洗衣服的地方，按照kottak的说法，巴西村庄附近的泻湖是妇女洗衣服的地方，也是社会化的地方。我还记得小时候，井是妇女、小孩集中聚集的地方，妇女们洗衣服，边洗衣服边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小孩在旁边玩，它可以说是公共性的社区标记之一。影片《马兰花开》就再现了这一场景，在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们看见马兰到河边提着桶汲水，准备给推土机加水，就开始说闲话了。有的说她把孩子丢给家里老人，自己跑出来，跑到大西北跟丈夫学开推土机，真不知道怎么想的。有的说她给女人争气，看不惯的则打岔，她要是能开推土机，我就能开飞机了。众人哄然大笑。这些闲话虽然让马兰在旁边听得刺耳，却洋溢着生活的情趣，倍感亲切，流言，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机械队这样的集体生活。就连上海的里弄，也总是少不了一两个搬弄是非、造谣生事的闲人。同样，东北的农村，闲话的风格和里弄里的精打细算、尖酸刻薄同时又装腔作势的闲人不同，完全是泼辣性子，粗话、气话和挖苦一股脑地发泄出来，非常符合农村妇女心眼小、性格强实际上嘴巴又不吃亏的特点。
（中间略）
矛盾的地方在于，两部影片不得不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寻求张力缓解的媒介，劳动以物质利益的方式、夫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价值观修复了家庭团结。正如戴妈妈启发刘大妈提问的“我们的日子到顶了吗？”，日子的提高不得不以物质利益的方式表达，回归家庭的怀抱。也就是说，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回到经济主义和家庭传统相互嵌入的日常生活范畴。最终看来，妇女终极解放造成了困惑：挣脱家庭的束缚，通过劳动获得了经济价值，为什么又促进了家庭私有制的成长？反过来，劳动者的身份和家庭主妇的角色是多大程度的异质性，乃至自我解放。从《笑逐颜开》招工所看到的，对于由于孩子小未到进托儿所年龄的妇女是不具备进入妇女队的资格的，招工者安慰心情焦虑的妇女说的是，“做好家务活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嘛”，可见大跃进的思路在于解放具备实际劳动力的家庭妇女，而不是妇女普遍的自我解放。反反复复的循环论仍旧无法对于女性对于家庭责任、义务和劳动角色之间进行彻底的区分，它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本身就是在女性参加生产的大跃进动员下工具性处理，尽管从另一个意义，与体育的功能相近，从广阔的生产领域推动妇女的现代性。因此，大跃进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车间民族志的主导方式（涉及工厂与家庭的整体生活世界），在形塑特别工种的阶级经验过程中形塑了妇女的现代性。这是工业民族志为实践妇女的现代性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