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眼的复兴 (1644-1664)
崇祯十七年阳春三月,大地万物复苏,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然而中原大地却陷入了一片混乱,李自成兵破京城,绝望的崇祯皇帝自缢于玄武门北面的景山,这一噩耗很快就向北京的四围传开,明朝的军队像潮水一样向南方溃散,地方行政陷于瘫痪,大批官吏擅离职守狼狈的涌向南方,一股绝望和不安的气氛顿时在社会各个阶层中蔓延开来.而对于一直以来相对平静的南京而言,这无疑于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了一颗巨石,溅起的水花惊醒了大部分时间都昏昏欲睡的南京官场.待神京陷落与皇帝殉国的消息传来,这里便成为了王朝广大未被征服区域新的希望,作为陪都,这里有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寝,有完备的各级政府机构,尽管这些机构自永乐迁都后大部分时间只是象征的设置(不包括兵部),但是南京过去的荣耀足以克服这些问题,尤其是二百多年那次亘古未有的北伐胜利,这里曾经是汉人复兴的起点.
崇祯帝的死让李自成背上了弑君者的罪名,传统的中国观念里弑君者会大失民心并背负无尽的骂名,因此李自成一再推迟了下属称帝的劝告,这时的北京还不够安全,明朝总兵吴三桂在山海关仍屯有重兵,这对李自成无疑是一种震慑,李自成想劝降吴三桂,但因一广为人知的传说,大将刘宗敏强占了吴三桂的一名爱妾,这一举动触怒了吴三桂,也使大顺政权丧失了与吴三桂合解的机会,李自成决定亲征山海关以消除北面的威胁,但他行军速度过于缓慢,吴三桂引清军合击大顺军,李自成遭到重创狼狈的逃回北京,在一次匆忙的称帝仪式后,他放弃了这座坚固的城池而向西逃走,以后几天,清军轻而易举的出现在北京的街道上,多尔衮临武英殿御政,这一崛起于黑山白水间的少数民族在金朝之后又一次入主中原.接下来的整个夏天,清军都忙于与大顺军在西北部决战而无暇南顾,山东等地至黄河沿线暂时出现权力真空,但南明的军队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北上,在看清了局势后,清军征服整个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顺治帝被从多尔衮从盛 京迎立至北京,这一举动使当时对清方抱有幻想的南明感到了严重的危机,再傲慢并且强硬的回拒了南明的合谈倡议之后,多尔衮制定了详细的战略,清军两条战线同时出击,阿济格西征大顺军,多铎南下追击明军余部.这项计划因为大顺军在河南地区的一次胜利的反击而被迅速的调整,多铎率命肃清河南的大顺军余部然后北上陕西与阿济格合击大顺军,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大顺军主力在陕西的覆亡,但却为南明的调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南京的官僚领袖暂时团结到一起共商对策,当前的急务是尽快迎立新君以稳定人心,太子朱慈烺和其余皇子下落不明,这使得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开始其他的明朝宗室,从北方逃出的福王和潞王已到达淮河沿岸,以宗室血缘亲疏来看,福王无疑俱有优势,他是以故老福王的继承者,作为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儿子,老福王在洛阳失陷时被李自成处死,但迎立之事远没有这么简单,以"清流"著称的东林党反对福王继位,部分实力派将领则支持福王的正统性,这一争议使明朝面临着内耗的危险,史可法甚至考虑过远在广西的桂王,这位明宗室仪表威严,曾被认为有帝王之相.但是广西相较南京路途甚远,况且福王本人并无过错,舍亲立疏必授福王支持者以口实.然而东林诸子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这一现状令史可法陷入两难的境地,除此之外,北方与西北的军事动向如雪片般飞至史可法在南京的宅邸,从北边败退的大量明军余部汇集南京周边,如何制定防务与分配资源同样急需协调,南京决策层的毫无头绪无疑使明朝的支持们心灰意冷,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曾经出现两次,一次是西晋南迁,一次是南宋建立.
皇太子的及时出现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朱慈烺在李自成西逃途中被一名高杰旧部暗中救下并秘密带到高杰军中,高以农民军起家,后归顺明朝任总兵,在明军余部中颇有实力,高杰立即向南京报告了这一重大消息,史可法慎重的作出了处理意见,包括前任东宫待读等几位亲见过太子本人的官员立刻前往徐州以验明消息的可靠性.几天后太子的真实身份等到确认,这一消息让决策层大喜过望,整个南京立刻欢腾起来，明朝的支持者开始憧憬于未来的复兴大业，尽管当下的局势依旧混乱，但这些都被眼前的喜讯所忽略了，下一步的工作随即着手展开,高杰被命令立刻护送太子起程前往南京,久已闲置的皇宫以最快的速度被修葺一新,皇太子在六月到达南京城外,以史可法为首的百官将皇太子迎入武英殿继位,以公元1645年正月为开耀元年,“开耀”据称为朱慈烺亲自所题，这一锐意进取的年号反映了新君力图振兴的决心，即位的第二天他又下了一道言辞恳切的诏书，号召帝国团结起来共御外敌以慰先帝之灵，他向整个中国传递一个信息，在经历了最初的灾难与耻辱后他将重建帝国的权利与威望.
1644年的下半年,清军主力与大顺军在陕西的决战中获胜.李自成狼狈的逃向湖北，阿济格和多铎的清军主力继续留在陕西肃清周边的残余反抗势力，这时山东一线只有豪格的少量军队驻守，几倍于清军的明军高杰部驻守在对岸，有朝臣建议趁山东的兵力空虚而清军立足未稳，联络中原义军挥师北上直取北京，开耀皇帝没有批准这一行动，他未尝不想挥师北上以雪前耻，但是新君初立，人心未安，政事繁杂需要时间理清头绪，以眼下资源供应现在军队尚且困难重重，更不足以支撑大规模之军队行动，开
崇祯帝的死让李自成背上了弑君者的罪名,传统的中国观念里弑君者会大失民心并背负无尽的骂名,因此李自成一再推迟了下属称帝的劝告,这时的北京还不够安全,明朝总兵吴三桂在山海关仍屯有重兵,这对李自成无疑是一种震慑,李自成想劝降吴三桂,但因一广为人知的传说,大将刘宗敏强占了吴三桂的一名爱妾,这一举动触怒了吴三桂,也使大顺政权丧失了与吴三桂合解的机会,李自成决定亲征山海关以消除北面的威胁,但他行军速度过于缓慢,吴三桂引清军合击大顺军,李自成遭到重创狼狈的逃回北京,在一次匆忙的称帝仪式后,他放弃了这座坚固的城池而向西逃走,以后几天,清军轻而易举的出现在北京的街道上,多尔衮临武英殿御政,这一崛起于黑山白水间的少数民族在金朝之后又一次入主中原.接下来的整个夏天,清军都忙于与大顺军在西北部决战而无暇南顾,山东等地至黄河沿线暂时出现权力真空,但南明的军队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北上,在看清了局势后,清军征服整个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顺治帝被从多尔衮从盛 京迎立至北京,这一举动使当时对清方抱有幻想的南明感到了严重的危机,再傲慢并且强硬的回拒了南明的合谈倡议之后,多尔衮制定了详细的战略,清军两条战线同时出击,阿济格西征大顺军,多铎南下追击明军余部.这项计划因为大顺军在河南地区的一次胜利的反击而被迅速的调整,多铎率命肃清河南的大顺军余部然后北上陕西与阿济格合击大顺军,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了大顺军主力在陕西的覆亡,但却为南明的调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南京的官僚领袖暂时团结到一起共商对策,当前的急务是尽快迎立新君以稳定人心,太子朱慈烺和其余皇子下落不明,这使得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开始其他的明朝宗室,从北方逃出的福王和潞王已到达淮河沿岸,以宗室血缘亲疏来看,福王无疑俱有优势,他是以故老福王的继承者,作为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儿子,老福王在洛阳失陷时被李自成处死,但迎立之事远没有这么简单,以"清流"著称的东林党反对福王继位,部分实力派将领则支持福王的正统性,这一争议使明朝面临着内耗的危险,史可法甚至考虑过远在广西的桂王,这位明宗室仪表威严,曾被认为有帝王之相.但是广西相较南京路途甚远,况且福王本人并无过错,舍亲立疏必授福王支持者以口实.然而东林诸子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这一现状令史可法陷入两难的境地,除此之外,北方与西北的军事动向如雪片般飞至史可法在南京的宅邸,从北边败退的大量明军余部汇集南京周边,如何制定防务与分配资源同样急需协调,南京决策层的毫无头绪无疑使明朝的支持们心灰意冷,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曾经出现两次,一次是西晋南迁,一次是南宋建立.
皇太子的及时出现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朱慈烺在李自成西逃途中被一名高杰旧部暗中救下并秘密带到高杰军中,高以农民军起家,后归顺明朝任总兵,在明军余部中颇有实力,高杰立即向南京报告了这一重大消息,史可法慎重的作出了处理意见,包括前任东宫待读等几位亲见过太子本人的官员立刻前往徐州以验明消息的可靠性.几天后太子的真实身份等到确认,这一消息让决策层大喜过望,整个南京立刻欢腾起来，明朝的支持者开始憧憬于未来的复兴大业，尽管当下的局势依旧混乱，但这些都被眼前的喜讯所忽略了，下一步的工作随即着手展开,高杰被命令立刻护送太子起程前往南京,久已闲置的皇宫以最快的速度被修葺一新,皇太子在六月到达南京城外,以史可法为首的百官将皇太子迎入武英殿继位,以公元1645年正月为开耀元年,“开耀”据称为朱慈烺亲自所题，这一锐意进取的年号反映了新君力图振兴的决心，即位的第二天他又下了一道言辞恳切的诏书，号召帝国团结起来共御外敌以慰先帝之灵，他向整个中国传递一个信息，在经历了最初的灾难与耻辱后他将重建帝国的权利与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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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四镇分布图 |
1644年的下半年,清军主力与大顺军在陕西的决战中获胜.李自成狼狈的逃向湖北，阿济格和多铎的清军主力继续留在陕西肃清周边的残余反抗势力，这时山东一线只有豪格的少量军队驻守，几倍于清军的明军高杰部驻守在对岸，有朝臣建议趁山东的兵力空虚而清军立足未稳，联络中原义军挥师北上直取北京，开耀皇帝没有批准这一行动，他未尝不想挥师北上以雪前耻，但是新君初立，人心未安，政事繁杂需要时间理清头绪，以眼下资源供应现在军队尚且困难重重，更不足以支撑大规模之军队行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