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凯恩，公民简
1941年，奥逊•威尔斯，25岁。那年，他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公民凯恩》。他并不想拍电影，不过碰巧拿到笔钱，必须得把活干完；常年玩电台话剧的年轻人，率领自己水晶剧团的哥们，完成了美国电影史上至今排名第一的牛片。
第三次看《公民凯恩》，越来越了解威尔斯。看完YouTube上关于他的访谈，不得不感叹人生就是一场滑稽剧，一个黑色笑话。威尔斯最不愿意谈的就是这部电影，他可以谈的太多，他是莎士比亚迷，戏剧导演，电台工作者，政治爱好者；除了导演，他还不小心娶了当时世上最美的女人海华丝，而这名女人不过也是他情色生涯中的泡沫而已，他也成为某总统最强烈的幕后支持者。而关于他的电影，学校图书馆里的书，起码有10多本。连他和新闻大亨赫斯特的交手，也有寂寞而八卦的人写出一本美国1940年代的新闻史。人生标签哇，都是别人贴给你的。天才威尔斯出名太早，发胖、变臭太快。关于他的一切，好看又花哨。
我所在的密苏里是美国农业大省，这里不产摇滚乐，不产电影，产出最多的是大豆，松鼠，橡树，新闻。在这个传说荒凉、寂静的中西部内陆，西进运动第一站，天高地远，世代为农，没有香水，没有时装产业，没有LV，缺乏人气，草根，简朴，崇尚自力更生。在这种地方，开车出去，到处都是大树、草坪、池塘、阳光、虫鸣。这样的秋日，还跳动着不一样的东西。譬如向日葵，在荒芜的高速路上茂密、娇小如中国菊花。每每在车窗眺望向日葵，我都不仅想起它们的法国亲戚们，在南部阿尔，向日葵多么茁壮，高大。而米国向日葵，竟如后花园植物，缺乏野性和激情。但它们寂寞疯长，每次经过沃尔玛，车快速开过去，延绵数米金黄。飞驰过后，又是荒芜的高速路。这种节奏，还是让人念着中途的美好来。
在lokota咖啡馆，跟公民简女性电影节founder 宝拉聊天。宝拉是当地人，一家广告公司老板，40多岁。负责这个4岁的电影节大概有3年。谈完后，我们一起步行到密苏里剧院看开幕式场地。这是1928年的老建筑，剧院重新改造后，红色、金黄色为基调，宛如一个豪华的小欧洲宫殿。1500个座位，分上下两层，放映室后有两扇淡黄的窄门。宝拉指着门说，“stellar，你看，50年代时，黑人们就只能在门后面听歌剧。” 我开玩笑说，“那是美国的故事。” 几个美国人听笑了，是的，这绝对是美国人的故事。 我告诉他们，在中国古代官宦人家，女人靠右门进，男人照左边进门，家里来了大官，开大门，从正门进。有时，家里正门前，还要铺地毯或者木板，过桥呢。这个是中国的故事，也是关于女人的故事。
直到2010年，奥斯卡历史上才有首位女人凯瑟琳 毕格罗拿到最佳导演奖。此前，仅有三位进入提名，她们分别是：《七美人》(1977年) 丽娜 温特缪勒 (Lina Wertmuller)、《钢琴课》(1994年)简 坎皮恩(Jane Campion)及《迷失东京》(2004年)索非亚 科波拉(Sofia Coppola)。2008年，当地女子大学，斯蒂芬女子学院电影系老师凯瑞正是基于同一原因，和自己同事Polina Malikin一起创办了“公民简女性电影节。”
那年，全美250多部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中，女性占据导演一席之地的比例为7%。其他电影，女性雇员的比例仅仅为21%。“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后，你怎么能够40多小时都在片场。你花一周14-16小时在片场，只能做一些纪录片。”2008年，凯瑞也成为母亲，感同深受，母亲的角色，让电影制作成为女人的弱项。此外，电影是门生意，如果你不懂生意是什么，也无法成为导演。在斯蒂芬女子学院，凯瑞和同事们现在越来越倾向教女学生先拍片，先做纪录片。
公民凯恩，是一个虚拟的新闻大亨，真实原型是大亨赫斯特，一个内向的新闻王朝主人。关于他的故事太多，自以为可以影响希特勒、墨索里尼，买进天下艺术品却不拆箱，不遗余力的痴情的人，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公民简呢，一个虚拟的女人，女导演，是向简 坎平恩致敬，还是 简 奥斯汀致敬，还是向 简 爱致敬。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只是幕后女人的故事。
凯瑞是米国人，从小长在波兰。密苏里大学毕业后，去了伦敦学电影。在欧洲，她教一些难民英语，同时在一家南斯拉夫人开的咖啡店工作。正是在那里，她接触了很多东欧艺术家，也自己拍摄一些纪录片。从欧洲回到美国，她开始在大学教课。她选择了美国第二古老的斯蒂芬女子学院，这个学院有全美唯一专门教授女子的电影系。
2007年，她在学院内放映一些女性纪录片和短片，慢慢有了办电影节的想法。当年，全世界共有37个女性电影节。2008年，她和同事正好也得到了洛杉矶朋克女领袖、X乐队女主唱、作家exene cervenka的支持。女音乐家介绍了纽约的女导演给她们，自此，活也就多起来了。我对美国的摇滚乐完全不熟悉，宝拉跟我介绍 exene如何牛逼，我还是不知其要领。周末在家做功课，在youtube上看到1970年代，女朋克跟她前夫的joe do的录像，真是自由、浪漫、天真。这位女朋客领袖，当年肥美叛逆，《与狼共舞》的小说就是献给她的。 现在离异2次，有1子的女艺人年老松散， 自弹自唱blues风格的“something I forgot”。秋日下午，听着，我倒觉得有点凄凉。不管如何，她是有才华的女艺人、女作家、女诗人。后面三年，经常有艾美奖的女导演和制片人来这个节日。她也帮了不少忙。去年，《冬天里的骨头》正是在密苏里拍摄的，女制片人来了这里做演讲。“密苏里不是孤岛，女人也不是孤岛”，在某处，我看到女诗人如是说。
凯瑞是电影系老大。我还没有正式交谈，只打过招呼的人，约着节后见面。在咖啡馆和宝拉聊天，谈起为什么做这个节日。为什么她们要在这个很小很小的电影节上卖一些手工品？她说，她们都是喜欢电影，又都是女人，这些当地人做的手工品，唤起了小而美好的情感。虽然不值什么钱，为什么不做呢？ 就像我们刚坐下来，她拒绝喝咖啡。但是，宝拉告诉我，她喜欢咖啡的味道。咖啡之于美国人，就是早晨起床第一时间闻到的芳香。母亲在厨房烧浓浓的咖啡，爸爸在桌前看报纸，兄弟姐妹乱成一团。咖啡是一种情感记忆，家庭文化了。我告诉她，茶，对中国人也是。正如，手工品，之于女人的意义。
期待下周，50部、50个简出品的电影。
第三次看《公民凯恩》，越来越了解威尔斯。看完YouTube上关于他的访谈，不得不感叹人生就是一场滑稽剧，一个黑色笑话。威尔斯最不愿意谈的就是这部电影，他可以谈的太多，他是莎士比亚迷，戏剧导演，电台工作者，政治爱好者；除了导演，他还不小心娶了当时世上最美的女人海华丝，而这名女人不过也是他情色生涯中的泡沫而已，他也成为某总统最强烈的幕后支持者。而关于他的电影，学校图书馆里的书，起码有10多本。连他和新闻大亨赫斯特的交手，也有寂寞而八卦的人写出一本美国1940年代的新闻史。人生标签哇，都是别人贴给你的。天才威尔斯出名太早，发胖、变臭太快。关于他的一切，好看又花哨。
我所在的密苏里是美国农业大省，这里不产摇滚乐，不产电影，产出最多的是大豆，松鼠，橡树，新闻。在这个传说荒凉、寂静的中西部内陆，西进运动第一站，天高地远，世代为农，没有香水，没有时装产业，没有LV，缺乏人气，草根，简朴，崇尚自力更生。在这种地方，开车出去，到处都是大树、草坪、池塘、阳光、虫鸣。这样的秋日，还跳动着不一样的东西。譬如向日葵，在荒芜的高速路上茂密、娇小如中国菊花。每每在车窗眺望向日葵，我都不仅想起它们的法国亲戚们，在南部阿尔，向日葵多么茁壮，高大。而米国向日葵，竟如后花园植物，缺乏野性和激情。但它们寂寞疯长，每次经过沃尔玛，车快速开过去，延绵数米金黄。飞驰过后，又是荒芜的高速路。这种节奏，还是让人念着中途的美好来。
在lokota咖啡馆，跟公民简女性电影节founder 宝拉聊天。宝拉是当地人，一家广告公司老板，40多岁。负责这个4岁的电影节大概有3年。谈完后，我们一起步行到密苏里剧院看开幕式场地。这是1928年的老建筑，剧院重新改造后，红色、金黄色为基调，宛如一个豪华的小欧洲宫殿。1500个座位，分上下两层，放映室后有两扇淡黄的窄门。宝拉指着门说，“stellar，你看，50年代时，黑人们就只能在门后面听歌剧。” 我开玩笑说，“那是美国的故事。” 几个美国人听笑了，是的，这绝对是美国人的故事。 我告诉他们，在中国古代官宦人家，女人靠右门进，男人照左边进门，家里来了大官，开大门，从正门进。有时，家里正门前，还要铺地毯或者木板，过桥呢。这个是中国的故事，也是关于女人的故事。
直到2010年，奥斯卡历史上才有首位女人凯瑟琳 毕格罗拿到最佳导演奖。此前，仅有三位进入提名，她们分别是：《七美人》(1977年) 丽娜 温特缪勒 (Lina Wertmuller)、《钢琴课》(1994年)简 坎皮恩(Jane Campion)及《迷失东京》(2004年)索非亚 科波拉(Sofia Coppola)。2008年，当地女子大学，斯蒂芬女子学院电影系老师凯瑞正是基于同一原因，和自己同事Polina Malikin一起创办了“公民简女性电影节。”
那年，全美250多部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中，女性占据导演一席之地的比例为7%。其他电影，女性雇员的比例仅仅为21%。“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后，你怎么能够40多小时都在片场。你花一周14-16小时在片场，只能做一些纪录片。”2008年，凯瑞也成为母亲，感同深受，母亲的角色，让电影制作成为女人的弱项。此外，电影是门生意，如果你不懂生意是什么，也无法成为导演。在斯蒂芬女子学院，凯瑞和同事们现在越来越倾向教女学生先拍片，先做纪录片。
公民凯恩，是一个虚拟的新闻大亨，真实原型是大亨赫斯特，一个内向的新闻王朝主人。关于他的故事太多，自以为可以影响希特勒、墨索里尼，买进天下艺术品却不拆箱，不遗余力的痴情的人，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公民简呢，一个虚拟的女人，女导演，是向简 坎平恩致敬，还是 简 奥斯汀致敬，还是向 简 爱致敬。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只是幕后女人的故事。
凯瑞是米国人，从小长在波兰。密苏里大学毕业后，去了伦敦学电影。在欧洲，她教一些难民英语，同时在一家南斯拉夫人开的咖啡店工作。正是在那里，她接触了很多东欧艺术家，也自己拍摄一些纪录片。从欧洲回到美国，她开始在大学教课。她选择了美国第二古老的斯蒂芬女子学院，这个学院有全美唯一专门教授女子的电影系。
2007年，她在学院内放映一些女性纪录片和短片，慢慢有了办电影节的想法。当年，全世界共有37个女性电影节。2008年，她和同事正好也得到了洛杉矶朋克女领袖、X乐队女主唱、作家exene cervenka的支持。女音乐家介绍了纽约的女导演给她们，自此，活也就多起来了。我对美国的摇滚乐完全不熟悉，宝拉跟我介绍 exene如何牛逼，我还是不知其要领。周末在家做功课，在youtube上看到1970年代，女朋克跟她前夫的joe do的录像，真是自由、浪漫、天真。这位女朋客领袖，当年肥美叛逆，《与狼共舞》的小说就是献给她的。 现在离异2次，有1子的女艺人年老松散， 自弹自唱blues风格的“something I forgot”。秋日下午，听着，我倒觉得有点凄凉。不管如何，她是有才华的女艺人、女作家、女诗人。后面三年，经常有艾美奖的女导演和制片人来这个节日。她也帮了不少忙。去年，《冬天里的骨头》正是在密苏里拍摄的，女制片人来了这里做演讲。“密苏里不是孤岛，女人也不是孤岛”，在某处，我看到女诗人如是说。
凯瑞是电影系老大。我还没有正式交谈，只打过招呼的人，约着节后见面。在咖啡馆和宝拉聊天，谈起为什么做这个节日。为什么她们要在这个很小很小的电影节上卖一些手工品？她说，她们都是喜欢电影，又都是女人，这些当地人做的手工品，唤起了小而美好的情感。虽然不值什么钱，为什么不做呢？ 就像我们刚坐下来，她拒绝喝咖啡。但是，宝拉告诉我，她喜欢咖啡的味道。咖啡之于美国人，就是早晨起床第一时间闻到的芳香。母亲在厨房烧浓浓的咖啡，爸爸在桌前看报纸，兄弟姐妹乱成一团。咖啡是一种情感记忆，家庭文化了。我告诉她，茶，对中国人也是。正如，手工品，之于女人的意义。
期待下周，50部、50个简出品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