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与父亲的名义
杜拉与父亲的名义
Ellie Ragland-Sullivan
译者：李新雨
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1958）中，拉康谈及了杜拉，在其教学过程中他反复地提到杜拉。在1958年的这篇文章中拉康指出，癔症患者通常完全都是想象认同的俘虏，因为她们的幻想隐含着想象认同的捕获。在《在转移上的干预》（1953）这篇文章中，拉康打开了一扇对于阻碍弗洛伊德和杜拉并加速杜拉结束三个月的分析的东西——即他所谓的自我阻碍或误认（méconnaissance）——重新思考的大门。在诸如这些文章中，拉康强调了任何分析者的欲望的缝合或结束。分析家的无意识欲望也会妨碍任何分析朝向真相的进行：即，朝着治愈的方向。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讨论杜拉和弗洛伊德两个人的自我封闭，其次我将检查杜拉两个梦中的某些能指，希望以此突出杜拉癔症的特殊结构。拉康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中指出，直到弗洛伊德在1921年撰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他才概念化了除主体与选定的他者（后者是一个认同性的爱或恨等等的对象）这个二体对子（two-body pair）以外的“认同”模式。例如杜拉个案中的杜拉与K先生、K夫人与杜拉的父亲，等等。但是拉康在其关于认同的章节中说道：“弗洛伊德清楚地区分了这个由其支撑欲望的功能所决定并因此由其对象的漠不关心所指定的第三种认同模式”（E, 274）。这第三种模式就是在拉康的L图式中被他表述为a’的理想自我。对于拉康而言，它与欲望的关系是一个换喻或临近的关系。
杜拉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拉康用自我理想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弗洛伊德，这个临床医生“如此坚定地从事于世俗的痛苦，（他）询问着生命的意义……说生命只有一个意义，欲望在这个意义中被死亡所支撑。欲望之人，他跟随着这个与其意志相反的欲望走过了许多路途，在这些路途中他看到了反射在感觉、支配与知识中的自己。然而他独自成功地揭开了……这个独一无二的能指的面纱：得到和给出这个阳具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欲望在别处”（E, 277）。杜拉个案中的这个“别处”位于躯体痛苦的享乐（jouissance）中。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她对于她所占据的位置的忍受：被一个男人（K先生）欲望的对象——杜拉的父亲欲望着这个男人的妻子。杜拉与K先生的游戏和这个非法的循环是死亡的游戏、异化的游戏、病态同谋的游戏。当弗洛伊德证实了由杜拉的躯体症状及其情绪爆发揭示出来的这个痛苦的真相时；当他支持杜拉对其家庭小说而非其家庭虚构的解释时，弗洛伊德向她展示了虽仍是无意识的但她却知道的东西：即，她无法忍受看到的东西。
关于杜拉，拉康在他的《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这篇文章中问道“然而有什么人在评论弗洛伊德的方法时说过……让我们觉得是预先教条的东西完全是由于他以颠倒的次序来进行的这个事实吗？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把病人引入到关于他在实在中的位置的一个初始绘制中，即使这个实在涉及到一个沉淀（precipitation）——我甚至要说是一个症状的系统化”（E, 236）。弗洛伊德毫不犹豫地向杜拉指出被她拒绝的真相的悖论写在了她受症状折磨的身体上，并在诸如打K先生这样一个长期“朋友”的意想不到的行为中显露了出来。在讨论弗洛伊德的技术时，拉康继续说道“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当他促使杜拉认识到她所做的只不过是捐献她父亲世界的巨大混乱，对此的损害构成了她拒付的对象，然而事实上她是其中的枢纽，而他（弗洛伊德）无法接受她的心满意足。我（拉康）早就强调过在与它所谴责的现实有关的美的灵魂（belle âme）的这个颠倒中运转的这个黑格尔式的程序。这完全不是一个让它适应现实的问题，而是要给它展示现实已经被很好地适应了，因为它参与了那个非常现实的建构”（E, 235-36）。
拉康正告诉我们的是弗洛伊德在杜拉个案中对转移的伟大发现包含了一个连弗洛伊德自己都不懂的悖论：即，弗洛伊德自己力量的原则存在于转移中——但是只有在他不使用这个力量的条件下这个力量才会给他解决问题的办法（E, 236）。此外拉康声称，如就转移而言，弗洛伊德大胆的解释概念也没能给出其“丰富的预言性意义”，其预言能力。绘制出无意识的症状的实在，然后向着这个维也纳创始人所解释的转移的认同进发，拉康教导说，但是，弗洛伊德未能认识到（他和病人的）知觉的意识自我是一个点缀了无意识的排除的统一媒介。虽然弗洛伊德——通过不断打乱其证据的牌面——给了拉康一些方法来回答弗洛伊德自己的一些疑惑，但是弗洛伊德却从未看出自我本身就是所有人类主体的理想化媒介。主体由于在被卷进痛苦时看不出无意识欲望的奇想或是它与死亡能指的联系——或者换句拉康的话说，当异化的结构把一个人禁锢在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围栏（barre）后面时有些能指越过自我同一性主题而指向了无意识的实在中的特性——而保全了自恋的面子。塞尔日•科蒂特（Serge Cottet）在《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家的欲望》中认为，因为自我是它自己难以看清的，所以它具有症状的结构。拉康教导分析家怎样去破解关于结构和能指的症状。拉康说道，当弗洛伊德把他将其称作“Trieb”的一个冲动揭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出（与本能完全不同的）这个冲动本身隐含着一个能指的出现（E, 236）。在杜拉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就她的理想自我推断出一些东西，如果我们着眼于把阳具的能指与她的要求（Φ<>D）连在一起的那些重复。她的公然要求即她要被承认是一个顺从并且有同情心的女儿。因而，她要求机会在她父亲生病时照料他，并照顾K夫人和K先生的孩子们。她还要求她的父母相信她的故事，即K先生在湖边向她提出性的要求。杜拉的父亲和他的妻子在她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绝命书，之后他就把她带给弗洛伊德接受治疗。这一事件之后杜拉随即与她的父亲发生了一次争吵并且失去了意识。换句话说，杜拉的父亲把她带给弗洛伊德，以便这位好心的医生说服这个顽劣的少女相信关于他和K夫人充满感激之情的友谊的资产阶级家庭虚构。父亲还期望杜拉接受她母亲的劝告别惹是生非。实际上多年以前杜拉差点就这么做了。当K先生否认他向杜拉提出了一个下流的要求时天平倾斜了，杜拉的父亲相信了K先生。其后，杜拉的父亲把她的抑郁归因于她所谓的不道德幻想。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理睬杜拉父亲的请求。反而，他直接前往到杜拉无意识的实在：躯体症状、她的梦的意义，并试图找出她欲望的真正对象。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杜拉一定是多么的令人不安（与令人满足）。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并不赞成她的家庭对她的谴责。弗洛伊德也没有试图说服杜拉“成为一个好女孩”。但是弗洛伊德所做的的确证明了杜拉的癔症精神结构是无法忍受的——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已经定义了它：一个结构，其无意识的享乐居住于对无法实现的欲望的保持中、居住于在不可能性的祭坛上对性关系的膜拜中。这个秘密不是一个隐匿的手淫，也不是对K先生的一个隐匿的爱。她重复的转换症状、她反复出现的痛苦（甚至一直到她在纽约市的死亡）正好遵循着这个公式：
这个拉康的公式，代表一个癔症的幻想揭示了杜拉无意识的意向性：即，维持她自己作为一个痛苦的对象。这是形成她存在的真相并使她能够保持他者（A）的享乐的欲望。如果杜拉的理想自我与她的超我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让她感到了内疚、被剥夺和被阉割，那么这个内疚在她症状的痛苦中就得到了补偿。
我强烈倾向于将杜拉看作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例如，埃里克•罗朗（Eric Laurent）说杜拉“把她自己等同于一个超越欲望的主体”。我认为劳伦所说的意思是杜拉的快乐来自于拒绝在她父母的辞说中极其明显的东西：即，她是一个被拒绝的对象。弗洛伊德在这个纯粹的“小癔症患者的个案”背后如此勇敢地去面对的东西正是癔症的结构本身：即，以轻松地度过穿在死亡能指周围的一生为代价而对关于一个人自己的无意识的知道（savoir）的拒绝。
在杜拉第一个关于房子失火的梦中，如果我们把这个梦当作是对主体没有试图去适应那个欲望与对象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陈述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越过杜拉的自我而摆脱这个能指的意义。适当地说，这个梦正好发生在杜拉与K先生在湖边的第一次相遇之后，在那时他告诉了她一个她无法忍受听到的真相：“从我的妻子那里我什么也得不到”。悬留在这里的换喻是杜拉因此连K夫人都不如。让我们假设，在杜拉关于K先生的长期幻想中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被珍爱的、一个纯洁的、一个被人追求的清白少女。于是，在她自己的观念中，她想要超过K夫人。但是假设K先生要求她以身相许是因为他的妻子性冷淡；假设他在性方面已经和K家的女家庭教师有染并抛弃了她（Dora,146-47）；而且更糟的是，K夫人侵占了杜拉作为她父亲的嫡亲照料者的位置，我觉得杜拉理想自我的幻想破灭了。她彻底降级了。她的理想自我的位置再也无法是一个被珍爱的对象的位置，能够自由拒绝或者在没有性结果的情况下被人追求。直到这时她才能够通过其生存的更多事实而把力量运用在她世界中的男人们身上。在那个性的要求之后，她必须去面对无意识的真相——至少是在一个梦中。
在这第一个梦中人们可以认为杜拉认同了一个珍贵对象：珠宝盒。然而，她仍然有着更大的义务为她的父亲讲话——她的父亲说他不会让他的孩子为了一个珠宝盒（她母亲的虚荣）而被烧死。我想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人们可以说孩子不该为了女性的问题而牺牲。另一方面，“家庭珠宝”（Schmuckkätchon）的持有者——德国本土俚语中的父亲——并不被准许杀死他的孩子，所以一个母亲能够保持她的家庭珠宝（她的声望，她的嫁妆）。杜拉梦中的父亲决定保护他的孩子免于火灾造成的死亡（性的牺牲、激情）。或许这是杜拉第一次梦到这个——在湖边的场景之后——这个梦代表着她希望她的父亲可以挽救她的名节（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当然她的母亲对她是没有帮助的，而K先生现在也是如此。
让我们提出在杜拉的意识生活中——在＄中——被压抑的东西是她父亲作为一个保护者的不充分，以及，因此，他造成伤害或者损害的力量的不充分。只要K先生扮演了这个保护者的角色，此种情境就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从她的童年早期，杜拉就已经替代她的母亲来照顾她自己的父亲。一旦K夫人在杜拉16岁之后的某一天进入到这个情境中，对于杜拉而言，＄与a之间的这个功能的结合便垮掉了。杜拉家在那时已经搬到了常去的B城——而杜拉的症状也随即出现了。杜拉第一个梦背后的意图一旦进入分析就完全可以是对她希望离开她在其中建立了她自己的主体性的“他者之网”（Autre seine）的一个表达。拉康把这个梦看作是在他者（A）身上无法实现的愿望：关于缺失的一个陈述。杜拉第一个梦中的换喻完全可以是对关于她的想象的父亲的真相的一个参照。他的谎言与背叛以父亲的名义（Nom-du-pére）显示了一种无能，并在他的象征的名誉上显示了一个污点。杜拉18岁时的两难局面是要断定谁才是她的理想。她再也不能认同于她的父亲或K先生。然而，她却能够认同于K夫人，因为她——不像杜拉的母亲——是一个被欲望的珍贵对象。
在杜拉第二个关于一个火车站的梦中，仍然“处在游戏中”的一个自我重复涉及到了父性的功能。但是在这里，她的父亲却没有做出任何拯救她的努力。他死了。在醒着的生活中，他在与K先生和K夫人的勾结中已经背叛了她。然而，当这个微不足道的父亲选择相信K先生的名誉诽谤时，杜拉积郁多年的愤怒才进入到意识的光亮中。在她的梦中，杜拉的父亲变成了最卓越的死亡能指：死亡的父亲。换句话说，杜拉再也不能把任何知道或者希望归结（假设）给他。人们一定会惊讶在杜拉的不可挽回的幻灭中——在她与成年人的想象关系中——怎么会有享乐？这个答案存在于她的症状从中形成的无意识结构中。至于她的第二个梦则陈述了证实她对其父亲的无意识观点的这个悖论性胜利：总之，他是不充分的。在这个梦结束时杜拉是冷漠的。这种冷漠可能在她的父亲已经赢了的这个意义上代表着实在的他者（A）的胜利。这个解释可以确证凯瑟琳•米罗（Cathérine Millot）的论点，即，在癔症中父亲是在无意识上被允许去享乐的，只要他仍然是被毁誉的（Hystérie et Obsession, 226）。
间隔15个月后杜拉又回去最后拜访了弗洛伊德。在我看来，杜拉是要回去报告她的复仇：从K家得到的内疚的双重坦白。拉康将这个时间间隔称作杜拉的“理解的时刻”（temps pour comprendre）。杜拉理解了什么？我觉得她理解了她已经在道德上报复了。这个知道——类似于她对圣母玛丽亚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意识主体（＄）身上的真相的缺位中，如面对她对无意识的真相的拒绝，除了对一些道德理想或一个圣洁的优越的认同，留给杜拉用其抗击他者的目光与她自己的超我的求助是什么？以这种方式，这样一个女人可以居住在超出社会责备的一种虚假和平，。但不是超出弗洛伊德的责备，因为他在杜拉的回访中——也在她的第二个梦中——推断出了比她能够忍受听到的更多的东西。
在第二个梦中，18岁的杜拉在她不知道是哪里且街区有些陌生的一座城镇中游荡。这个梦的顺序对我似乎代表着——不仅是弗洛伊德所突出的乡村照片——在弗洛伊德对杜拉的无意识地形的导游之后的不同的东西。在这第二个梦中人们几乎可以推断出无意识的内疚。杜拉在她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家，而她的父亲已经生病了。是杜拉认同了K家的女家庭教师，然后K先生迫使他自己在杜拉的眼中降级？无论如何，杜拉的父亲M已经从疾病走向了死亡。在寻找火车站回家的时候，她问了100次火车站在哪。她对车站（Bahnhof）的寻找深深地撼动了我——19世纪的维也纳在那时已经有了其“头站”（Hauptbahnhöfe）。也就是说，“头”（或“Haupt”）在这个词中，在她的梦中，以及在她的生活中丢失了。未能找到车站的她却发现了一片森林。拉康提出，杜拉走进一片浓密的森林和拒绝一个想要和她一起走的男性同伴隐含了对于K夫人的一个女性性别认同。
一旦杜拉在森林中找到车站又无法抵达它时，她就被一个瘫痪的焦虑抓住了。这个焦虑的实在对我似乎是按照由杜拉充分一致的同一性模型的缺失所滋生的支离破碎和身体定向障碍的逻辑。回家、上楼、以及阅读一本厚书可能都是对于这个焦虑的一种解决，是对她已经丧失或者已经抛弃她的原初象征能指（父亲的名义）的象征性知道的一个替代。
毫无疑问，杜拉的这些梦在将来都会重新受到解释。然而，这个个案对我的特别兴趣在于可以从中收集到的关于癔症结构的洞见。我并不怀疑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癔症中所固有的双性性的发现。然而，我想要提出的是癔症的双性性不应与女性同性恋关系相混淆。如杜拉在她的梦结束时想起雪茄烟所证明的，癔症患者的确认同于父亲。但我认为她是为了拒绝对她母亲的认同才会这样。那些忍受着少许同一性冲突的女同性恋者认为她们拥有想象的阳具。另一方面，癔症患者却从不确定她们是否拥有阳具；她们是否受到了阉割；她们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癔症患者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儿，因为她必须把被捕获在中间的这个悖论付诸行动。
我认为拉康在他对杜拉个案的评论中所制作的进展在于他对同一性问题而不是弗洛伊德拘泥于字句的性的解释的强调。第二个进展在于拉康对一个对抗的知道（défi savoir）与一个知道的欲望（désir du savoir）的区分。好像杜拉这样害怕知道无意识的真相的一个癔症患者直到她死的那一天都仍然受着症状的折磨。我想要留给你们的问题是这样的：除了拉康派分析家关于癔症的结构的认识，是什么能够使一些癔症患者得到治愈而其他人则注定要以她们自己的潜在自由为代价来重复她们的症状？
Ellie Ragland-Sullivan
译者：李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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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1958）中，拉康谈及了杜拉，在其教学过程中他反复地提到杜拉。在1958年的这篇文章中拉康指出，癔症患者通常完全都是想象认同的俘虏，因为她们的幻想隐含着想象认同的捕获。在《在转移上的干预》（1953）这篇文章中，拉康打开了一扇对于阻碍弗洛伊德和杜拉并加速杜拉结束三个月的分析的东西——即他所谓的自我阻碍或误认（méconnaissance）——重新思考的大门。在诸如这些文章中，拉康强调了任何分析者的欲望的缝合或结束。分析家的无意识欲望也会妨碍任何分析朝向真相的进行：即，朝着治愈的方向。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讨论杜拉和弗洛伊德两个人的自我封闭，其次我将检查杜拉两个梦中的某些能指，希望以此突出杜拉癔症的特殊结构。拉康在《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中指出，直到弗洛伊德在1921年撰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他才概念化了除主体与选定的他者（后者是一个认同性的爱或恨等等的对象）这个二体对子（two-body pair）以外的“认同”模式。例如杜拉个案中的杜拉与K先生、K夫人与杜拉的父亲，等等。但是拉康在其关于认同的章节中说道：“弗洛伊德清楚地区分了这个由其支撑欲望的功能所决定并因此由其对象的漠不关心所指定的第三种认同模式”（E, 274）。这第三种模式就是在拉康的L图式中被他表述为a’的理想自我。对于拉康而言，它与欲望的关系是一个换喻或临近的关系。
杜拉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拉康用自我理想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弗洛伊德，这个临床医生“如此坚定地从事于世俗的痛苦，（他）询问着生命的意义……说生命只有一个意义，欲望在这个意义中被死亡所支撑。欲望之人，他跟随着这个与其意志相反的欲望走过了许多路途，在这些路途中他看到了反射在感觉、支配与知识中的自己。然而他独自成功地揭开了……这个独一无二的能指的面纱：得到和给出这个阳具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欲望在别处”（E, 277）。杜拉个案中的这个“别处”位于躯体痛苦的享乐（jouissance）中。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她对于她所占据的位置的忍受：被一个男人（K先生）欲望的对象——杜拉的父亲欲望着这个男人的妻子。杜拉与K先生的游戏和这个非法的循环是死亡的游戏、异化的游戏、病态同谋的游戏。当弗洛伊德证实了由杜拉的躯体症状及其情绪爆发揭示出来的这个痛苦的真相时；当他支持杜拉对其家庭小说而非其家庭虚构的解释时，弗洛伊德向她展示了虽仍是无意识的但她却知道的东西：即，她无法忍受看到的东西。
关于杜拉，拉康在他的《治疗的方向及其力量的原则》这篇文章中问道“然而有什么人在评论弗洛伊德的方法时说过……让我们觉得是预先教条的东西完全是由于他以颠倒的次序来进行的这个事实吗？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把病人引入到关于他在实在中的位置的一个初始绘制中，即使这个实在涉及到一个沉淀（precipitation）——我甚至要说是一个症状的系统化”（E, 236）。弗洛伊德毫不犹豫地向杜拉指出被她拒绝的真相的悖论写在了她受症状折磨的身体上，并在诸如打K先生这样一个长期“朋友”的意想不到的行为中显露了出来。在讨论弗洛伊德的技术时，拉康继续说道“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当他促使杜拉认识到她所做的只不过是捐献她父亲世界的巨大混乱，对此的损害构成了她拒付的对象，然而事实上她是其中的枢纽，而他（弗洛伊德）无法接受她的心满意足。我（拉康）早就强调过在与它所谴责的现实有关的美的灵魂（belle âme）的这个颠倒中运转的这个黑格尔式的程序。这完全不是一个让它适应现实的问题，而是要给它展示现实已经被很好地适应了，因为它参与了那个非常现实的建构”（E, 235-36）。
拉康正告诉我们的是弗洛伊德在杜拉个案中对转移的伟大发现包含了一个连弗洛伊德自己都不懂的悖论：即，弗洛伊德自己力量的原则存在于转移中——但是只有在他不使用这个力量的条件下这个力量才会给他解决问题的办法（E, 236）。此外拉康声称，如就转移而言，弗洛伊德大胆的解释概念也没能给出其“丰富的预言性意义”，其预言能力。绘制出无意识的症状的实在，然后向着这个维也纳创始人所解释的转移的认同进发，拉康教导说，但是，弗洛伊德未能认识到（他和病人的）知觉的意识自我是一个点缀了无意识的排除的统一媒介。虽然弗洛伊德——通过不断打乱其证据的牌面——给了拉康一些方法来回答弗洛伊德自己的一些疑惑，但是弗洛伊德却从未看出自我本身就是所有人类主体的理想化媒介。主体由于在被卷进痛苦时看不出无意识欲望的奇想或是它与死亡能指的联系——或者换句拉康的话说，当异化的结构把一个人禁锢在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围栏（barre）后面时有些能指越过自我同一性主题而指向了无意识的实在中的特性——而保全了自恋的面子。塞尔日•科蒂特（Serge Cottet）在《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家的欲望》中认为，因为自我是它自己难以看清的，所以它具有症状的结构。拉康教导分析家怎样去破解关于结构和能指的症状。拉康说道，当弗洛伊德把他将其称作“Trieb”的一个冲动揭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出（与本能完全不同的）这个冲动本身隐含着一个能指的出现（E, 236）。在杜拉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就她的理想自我推断出一些东西，如果我们着眼于把阳具的能指与她的要求（Φ<>D）连在一起的那些重复。她的公然要求即她要被承认是一个顺从并且有同情心的女儿。因而，她要求机会在她父亲生病时照料他，并照顾K夫人和K先生的孩子们。她还要求她的父母相信她的故事，即K先生在湖边向她提出性的要求。杜拉的父亲和他的妻子在她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绝命书，之后他就把她带给弗洛伊德接受治疗。这一事件之后杜拉随即与她的父亲发生了一次争吵并且失去了意识。换句话说，杜拉的父亲把她带给弗洛伊德，以便这位好心的医生说服这个顽劣的少女相信关于他和K夫人充满感激之情的友谊的资产阶级家庭虚构。父亲还期望杜拉接受她母亲的劝告别惹是生非。实际上多年以前杜拉差点就这么做了。当K先生否认他向杜拉提出了一个下流的要求时天平倾斜了，杜拉的父亲相信了K先生。其后，杜拉的父亲把她的抑郁归因于她所谓的不道德幻想。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理睬杜拉父亲的请求。反而，他直接前往到杜拉无意识的实在：躯体症状、她的梦的意义，并试图找出她欲望的真正对象。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杜拉一定是多么的令人不安（与令人满足）。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并不赞成她的家庭对她的谴责。弗洛伊德也没有试图说服杜拉“成为一个好女孩”。但是弗洛伊德所做的的确证明了杜拉的癔症精神结构是无法忍受的——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已经定义了它：一个结构，其无意识的享乐居住于对无法实现的欲望的保持中、居住于在不可能性的祭坛上对性关系的膜拜中。这个秘密不是一个隐匿的手淫，也不是对K先生的一个隐匿的爱。她重复的转换症状、她反复出现的痛苦（甚至一直到她在纽约市的死亡）正好遵循着这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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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拉康的公式，代表一个癔症的幻想揭示了杜拉无意识的意向性：即，维持她自己作为一个痛苦的对象。这是形成她存在的真相并使她能够保持他者（A）的享乐的欲望。如果杜拉的理想自我与她的超我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让她感到了内疚、被剥夺和被阉割，那么这个内疚在她症状的痛苦中就得到了补偿。
我强烈倾向于将杜拉看作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例如，埃里克•罗朗（Eric Laurent）说杜拉“把她自己等同于一个超越欲望的主体”。我认为劳伦所说的意思是杜拉的快乐来自于拒绝在她父母的辞说中极其明显的东西：即，她是一个被拒绝的对象。弗洛伊德在这个纯粹的“小癔症患者的个案”背后如此勇敢地去面对的东西正是癔症的结构本身：即，以轻松地度过穿在死亡能指周围的一生为代价而对关于一个人自己的无意识的知道（savoir）的拒绝。
在杜拉第一个关于房子失火的梦中，如果我们把这个梦当作是对主体没有试图去适应那个欲望与对象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陈述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越过杜拉的自我而摆脱这个能指的意义。适当地说，这个梦正好发生在杜拉与K先生在湖边的第一次相遇之后，在那时他告诉了她一个她无法忍受听到的真相：“从我的妻子那里我什么也得不到”。悬留在这里的换喻是杜拉因此连K夫人都不如。让我们假设，在杜拉关于K先生的长期幻想中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被珍爱的、一个纯洁的、一个被人追求的清白少女。于是，在她自己的观念中，她想要超过K夫人。但是假设K先生要求她以身相许是因为他的妻子性冷淡；假设他在性方面已经和K家的女家庭教师有染并抛弃了她（Dora,146-47）；而且更糟的是，K夫人侵占了杜拉作为她父亲的嫡亲照料者的位置，我觉得杜拉理想自我的幻想破灭了。她彻底降级了。她的理想自我的位置再也无法是一个被珍爱的对象的位置，能够自由拒绝或者在没有性结果的情况下被人追求。直到这时她才能够通过其生存的更多事实而把力量运用在她世界中的男人们身上。在那个性的要求之后，她必须去面对无意识的真相——至少是在一个梦中。
在这第一个梦中人们可以认为杜拉认同了一个珍贵对象：珠宝盒。然而，她仍然有着更大的义务为她的父亲讲话——她的父亲说他不会让他的孩子为了一个珠宝盒（她母亲的虚荣）而被烧死。我想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人们可以说孩子不该为了女性的问题而牺牲。另一方面，“家庭珠宝”（Schmuckkätchon）的持有者——德国本土俚语中的父亲——并不被准许杀死他的孩子，所以一个母亲能够保持她的家庭珠宝（她的声望，她的嫁妆）。杜拉梦中的父亲决定保护他的孩子免于火灾造成的死亡（性的牺牲、激情）。或许这是杜拉第一次梦到这个——在湖边的场景之后——这个梦代表着她希望她的父亲可以挽救她的名节（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当然她的母亲对她是没有帮助的，而K先生现在也是如此。
让我们提出在杜拉的意识生活中——在＄中——被压抑的东西是她父亲作为一个保护者的不充分，以及，因此，他造成伤害或者损害的力量的不充分。只要K先生扮演了这个保护者的角色，此种情境就是可以忍受的。实际上，从她的童年早期，杜拉就已经替代她的母亲来照顾她自己的父亲。一旦K夫人在杜拉16岁之后的某一天进入到这个情境中，对于杜拉而言，＄与a之间的这个功能的结合便垮掉了。杜拉家在那时已经搬到了常去的B城——而杜拉的症状也随即出现了。杜拉第一个梦背后的意图一旦进入分析就完全可以是对她希望离开她在其中建立了她自己的主体性的“他者之网”（Autre seine）的一个表达。拉康把这个梦看作是在他者（A）身上无法实现的愿望：关于缺失的一个陈述。杜拉第一个梦中的换喻完全可以是对关于她的想象的父亲的真相的一个参照。他的谎言与背叛以父亲的名义（Nom-du-pére）显示了一种无能，并在他的象征的名誉上显示了一个污点。杜拉18岁时的两难局面是要断定谁才是她的理想。她再也不能认同于她的父亲或K先生。然而，她却能够认同于K夫人，因为她——不像杜拉的母亲——是一个被欲望的珍贵对象。
在杜拉第二个关于一个火车站的梦中，仍然“处在游戏中”的一个自我重复涉及到了父性的功能。但是在这里，她的父亲却没有做出任何拯救她的努力。他死了。在醒着的生活中，他在与K先生和K夫人的勾结中已经背叛了她。然而，当这个微不足道的父亲选择相信K先生的名誉诽谤时，杜拉积郁多年的愤怒才进入到意识的光亮中。在她的梦中，杜拉的父亲变成了最卓越的死亡能指：死亡的父亲。换句话说，杜拉再也不能把任何知道或者希望归结（假设）给他。人们一定会惊讶在杜拉的不可挽回的幻灭中——在她与成年人的想象关系中——怎么会有享乐？这个答案存在于她的症状从中形成的无意识结构中。至于她的第二个梦则陈述了证实她对其父亲的无意识观点的这个悖论性胜利：总之，他是不充分的。在这个梦结束时杜拉是冷漠的。这种冷漠可能在她的父亲已经赢了的这个意义上代表着实在的他者（A）的胜利。这个解释可以确证凯瑟琳•米罗（Cathérine Millot）的论点，即，在癔症中父亲是在无意识上被允许去享乐的，只要他仍然是被毁誉的（Hystérie et Obsession, 226）。
间隔15个月后杜拉又回去最后拜访了弗洛伊德。在我看来，杜拉是要回去报告她的复仇：从K家得到的内疚的双重坦白。拉康将这个时间间隔称作杜拉的“理解的时刻”（temps pour comprendre）。杜拉理解了什么？我觉得她理解了她已经在道德上报复了。这个知道——类似于她对圣母玛丽亚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意识主体（＄）身上的真相的缺位中，如面对她对无意识的真相的拒绝，除了对一些道德理想或一个圣洁的优越的认同，留给杜拉用其抗击他者的目光与她自己的超我的求助是什么？以这种方式，这样一个女人可以居住在超出社会责备的一种虚假和平，。但不是超出弗洛伊德的责备，因为他在杜拉的回访中——也在她的第二个梦中——推断出了比她能够忍受听到的更多的东西。
在第二个梦中，18岁的杜拉在她不知道是哪里且街区有些陌生的一座城镇中游荡。这个梦的顺序对我似乎代表着——不仅是弗洛伊德所突出的乡村照片——在弗洛伊德对杜拉的无意识地形的导游之后的不同的东西。在这第二个梦中人们几乎可以推断出无意识的内疚。杜拉在她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家，而她的父亲已经生病了。是杜拉认同了K家的女家庭教师，然后K先生迫使他自己在杜拉的眼中降级？无论如何，杜拉的父亲M已经从疾病走向了死亡。在寻找火车站回家的时候，她问了100次火车站在哪。她对车站（Bahnhof）的寻找深深地撼动了我——19世纪的维也纳在那时已经有了其“头站”（Hauptbahnhöfe）。也就是说，“头”（或“Haupt”）在这个词中，在她的梦中，以及在她的生活中丢失了。未能找到车站的她却发现了一片森林。拉康提出，杜拉走进一片浓密的森林和拒绝一个想要和她一起走的男性同伴隐含了对于K夫人的一个女性性别认同。
一旦杜拉在森林中找到车站又无法抵达它时，她就被一个瘫痪的焦虑抓住了。这个焦虑的实在对我似乎是按照由杜拉充分一致的同一性模型的缺失所滋生的支离破碎和身体定向障碍的逻辑。回家、上楼、以及阅读一本厚书可能都是对于这个焦虑的一种解决，是对她已经丧失或者已经抛弃她的原初象征能指（父亲的名义）的象征性知道的一个替代。
毫无疑问，杜拉的这些梦在将来都会重新受到解释。然而，这个个案对我的特别兴趣在于可以从中收集到的关于癔症结构的洞见。我并不怀疑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癔症中所固有的双性性的发现。然而，我想要提出的是癔症的双性性不应与女性同性恋关系相混淆。如杜拉在她的梦结束时想起雪茄烟所证明的，癔症患者的确认同于父亲。但我认为她是为了拒绝对她母亲的认同才会这样。那些忍受着少许同一性冲突的女同性恋者认为她们拥有想象的阳具。另一方面，癔症患者却从不确定她们是否拥有阳具；她们是否受到了阉割；她们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癔症患者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儿，因为她必须把被捕获在中间的这个悖论付诸行动。
我认为拉康在他对杜拉个案的评论中所制作的进展在于他对同一性问题而不是弗洛伊德拘泥于字句的性的解释的强调。第二个进展在于拉康对一个对抗的知道（défi savoir）与一个知道的欲望（désir du savoir）的区分。好像杜拉这样害怕知道无意识的真相的一个癔症患者直到她死的那一天都仍然受着症状的折磨。我想要留给你们的问题是这样的：除了拉康派分析家关于癔症的结构的认识，是什么能够使一些癔症患者得到治愈而其他人则注定要以她们自己的潜在自由为代价来重复她们的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