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
铜镜是古人用以梳妆照面的生活用具，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工艺美术品，和其他古代工艺品一样，是民族传统艺术中的一束奇范。
据目前考古资料所知，我国最早的铜镜见于金石并用时期的齐家文化，距今约四千年，后历经商周、春秋战国、汉、唐，以迄明清，它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长期流行，直到近代才被玻璃镜取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国铜镜的形制主要是圆形，有钮，可以穿系悬挂。铜镜背面大都装饰着精美华丽的纹饰和铭文，图文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些纹饰和铭文，不仅折射着古代人们的审美意识，而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风尚密切相关。通过对铜镜的研究，可以了解各个时代的铸造技术、工艺美术、工官制度、商业关系、思想意识，以及对国外的交往等。铜镜虽小，却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
由于铜镜的制造工艺、形制、花纹图案和铭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铜镜在考古学研究中，也有相当广泛和重要的意义，只要在发掘中找到铜镜，即足以推断墓葬和遗址的时代上限。所以，铜镜往往作为考古断代的标准器物之一。
早在北宋时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就已经开始有人研究铜镜了，《宣和博古图》就著录了许多铜镜，到了清代，《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金索》等金石学书籍又有著录，“镜鉴学”逐渐发展起来，著录古镜的图录和书籍不断增多，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类铜镜大量出土，使中国铜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中国铜镜的起源
我国铜镜究竟起源于何时，长期以来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据文献记载，我国铜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据《轩辕黄帝传》记载：“……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述异记》也有关于铸镜的传说“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可见，古人把铜镜的创造和使用说成起始于黄帝。
远古时期，人们只能借助自然界的水的反光作用来观察自己的容貌。在陶器发明后，就用陶盆盛水来鉴容，后来又发明了铜器，则用铜器盛水鉴容。郭沫若在《三门峡出土铜镜二三事》一文中认为、在铜镜发明之前“古人以水为鉴，即以盆盛水鉴容，此种水盆即称为监，以铜为之则作鉴……普通人用陶盆盛水，贵族用铜盆盛水”并认为铜镜的发明“即由铜水盆扁平化而成镜。铜镜背面有花纹，背心有钮，即是盛水铜器扁平化的遗痕，盛水铜器的花纹是在表面的，扁平化后则变成背面了。钮乳是器足的根蒂”①。
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鉴”字，字形为“屈”，象一个蹲坐的人，侧面对着器皿俯视照面状，即“人监于水”形。古文献《尚书》、《国语》、《庄子》等也有周人“鉴于水”的记载，如《国语。吴语》：“王其盖亦鉴于人，无鉴于水”；《庄子·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等，可见，我国先民最初曾用器皿盛水照容。铜镜发明之后，以镜照面和用器皿盛水鉴容，应有一个相当长的并存时代。
由于受物质资料的限制，学术界在很长时间内对于铜镜的起源认识不一。早在三十年代，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1005号墓出土一面圆形、背面有钮的铜器，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即认为是铜镜，可是，当时只有这一个孤例，难于为人首肯，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我国铜镜始于春秋早期，直到近年殷墟妇好墓又有四面铜镜出土，我国商代已经使用铜镜的事实才被学术界承认。
然而商代铜镜并不是我国最早的铜镜，齐家文化铜镜的出现，又把我国铸造铜镜的历史大大提前，齐家文化属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相当于夏代)，与黄帝铸镜的传说时代已经接近。
齐家文化铜镜迄今共发现三面。1975年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墓地出土一面素镜②，1976年青海贵南县朵马台25号墓出土一面七角星纹镜③，再一面是早年青海临夏出土的重轮星芒镜④。齐家文化铜镜出土数量虽然很少，但在我国，乃至世界青铜镜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它们均出在远离中原的边远地区，而且已经具有不同的类型和比较复杂的纹饰，因此，中国铜镜的起源还可能更早些。
二、商周铜镜
商周是我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历年来全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颇精，但商周铜镜的出土却屈指可数，迄今总计不过二十余面，可见当时铜镜的使用还很不普遍。
商代铜镜多数出在安阳殷墟。l 934年侯家庄西北岗1005号墓出土一面、直径6.7厘米，背面饰平行线纹和节状线纹⑤。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四面，两面饰叶脉纹，两面饰多圈凸弦纹，直径大的12.5厘米，小的仅7.1厘米⑥。此后在甘肃平凉也发现了商代铜镜⑦。
1974年河北青龙县出土一面小铜镜，直径6厘米，厚0.1厘米，重33.5克。桥形钮，镜背饰六圈凸弦纹，弦纹之间饰密排的竖直短线，边缘不规整，制作粗糙。此镜形制、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多圈凸弦纹镜(标本41⑧)相似，应为商代晚期遗物。
以上几面商代铜镜，均为圆形，形体小而薄，钮为较长的桥(弓)形，镜面微凸或近平，主要纹怖多由若干线条组成的简单图案，无一定的规范。
进入西周，铜镜的铸造量有所增加。西周铜镜的形制仍沿袭商镜，与商镜不同的是镜钮除了桥(弓)形之外，还有橄榄形、半环形和长方形、斜坡弓形等。所见西周铜镜多为素面，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出现了简单的纹饰，一面是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虎鹿鸟纹镜，线条以单线勾勒，古朴稚拙⑨；另一面是陕西扶风王太川村出土的重环纹镜⑩。
三、春秋战国铜镜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铜镜铸造业迅速发达起来，质地和铸造工艺显著提高，并且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工艺体系。
目前确切可据的春秋镜发现尚少，绝大多数是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期的铜镜，我国出土战国铜镜最多的区域，是湖南长沙和安徽寿县一带，当时均属楚地，所以又称“楚式镜”。其次如四川、陕西、山西、河北乃至地处东北边睡的吉林等地，都有战国铜镜出土。可见，战国时期铜镜的铸造和使用已很普遍。
战国镜的形制仍沿袭商周，以圆形为主，而镜钮呈多样化，有弦纹钮、半环钮、桥形钮、绳纹钮和兽形钮等。钮座有凹方钮座、凹圆钮座、叶纹座、绳纹座等。镜缘有高卷边、低卷边、内向连弧纹边，也有的镜缘平齐无做作或略鼓起低棱。纹饰一般采用主纹与地纹相结合的二层或多层重叠的工艺技法，同时还出现了楼空、金银错、嵌石等特种工艺。纹饰精致活泼，富于变化，形成了战国时期独特的艺术风格。常见的有蟠螭(虺)纹镜、山字纹镜、菱纹镜和羽状地纹镜，还有比较少见的饕餮纹镜和狩猎纹镜等。
春秋战国铜镜在表现手法上，有两种艺术风格，一种是采用浮雕技法，在镜背装饰一种花纹，如蟠虺纹、羽状纹、弦纹或多角纹等。另一种图案是采用两层处理，即在精细的地纹上再加主题纹饰，如山字纹和饕餮纹等。许多图案都是为适应铜镜的特点而设计的，虽然不失商周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特征，但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四、秦汉铜镜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做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铜镜铸造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铜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
秦至西汉前期，铜镜仍沿袭战国镜的风格，最流行的是蟠螭(虺)纹镜类，所不同的是地纹趋于简化，并出现了博局纹和四乳草叶纹等新纹样和铭文装饰，这时期铭文只是作为某些纹饰的一部分，如“大乐富贵”、“常毋相忘”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出现了显著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题纹饰。同时，这时期铭文已经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铭文有“见日之光”和“昭明”等，字体多为镌刻秀丽的篆书体。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流行的镜类有四神博局镜、四乳禽兽镜和多乳禽兽镜等。东汉中期南方盛行以神人车马和瑞兽为题材的画像镜，以浮雕技法表现画面，别具—格。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如“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而山石天之保今”和“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等，都是当时最流行的铭文。“尚方”是指官方作坊制作的铜镜，而“汉有善铜出丹阳”则指铜镜原料产于丹阳。这些铭文不仅反映了汉代人乞求祥瑞避邪和升仙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商品宣传性质。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划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鸾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纹饰布局也有新变化，出现厂“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地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五、魏晋南北朝铜镜
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政局动乱、战争频繁、南北大分裂的时期。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铜镜工艺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这一时期北方战乱不已，经济衰退，铜镜工艺发展缓慢，主要流行东汉以来的旧式镜，铸造粗略，纹饰有化繁就简的趋势。南方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发达，铜镜工艺有重大发展，主要流行画像镜和神兽镜，以浮雕技法刻画瑞兽和神人，佛教艺术也得以在铜镜工艺中大放异彩。
据目前考古资料所知，我国最早的铜镜见于金石并用时期的齐家文化，距今约四千年，后历经商周、春秋战国、汉、唐，以迄明清，它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长期流行，直到近代才被玻璃镜取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国铜镜的形制主要是圆形，有钮，可以穿系悬挂。铜镜背面大都装饰着精美华丽的纹饰和铭文，图文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些纹饰和铭文，不仅折射着古代人们的审美意识，而且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风尚密切相关。通过对铜镜的研究，可以了解各个时代的铸造技术、工艺美术、工官制度、商业关系、思想意识，以及对国外的交往等。铜镜虽小，却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
由于铜镜的制造工艺、形制、花纹图案和铭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铜镜在考古学研究中，也有相当广泛和重要的意义，只要在发掘中找到铜镜，即足以推断墓葬和遗址的时代上限。所以，铜镜往往作为考古断代的标准器物之一。
早在北宋时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就已经开始有人研究铜镜了，《宣和博古图》就著录了许多铜镜，到了清代，《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金索》等金石学书籍又有著录，“镜鉴学”逐渐发展起来，著录古镜的图录和书籍不断增多，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各类铜镜大量出土，使中国铜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中国铜镜的起源
我国铜镜究竟起源于何时，长期以来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据文献记载，我国铜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据《轩辕黄帝传》记载：“……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述异记》也有关于铸镜的传说“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可见，古人把铜镜的创造和使用说成起始于黄帝。
远古时期，人们只能借助自然界的水的反光作用来观察自己的容貌。在陶器发明后，就用陶盆盛水来鉴容，后来又发明了铜器，则用铜器盛水鉴容。郭沫若在《三门峡出土铜镜二三事》一文中认为、在铜镜发明之前“古人以水为鉴，即以盆盛水鉴容，此种水盆即称为监，以铜为之则作鉴……普通人用陶盆盛水，贵族用铜盆盛水”并认为铜镜的发明“即由铜水盆扁平化而成镜。铜镜背面有花纹，背心有钮，即是盛水铜器扁平化的遗痕，盛水铜器的花纹是在表面的，扁平化后则变成背面了。钮乳是器足的根蒂”①。
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鉴”字，字形为“屈”，象一个蹲坐的人，侧面对着器皿俯视照面状，即“人监于水”形。古文献《尚书》、《国语》、《庄子》等也有周人“鉴于水”的记载，如《国语。吴语》：“王其盖亦鉴于人，无鉴于水”；《庄子·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等，可见，我国先民最初曾用器皿盛水照容。铜镜发明之后，以镜照面和用器皿盛水鉴容，应有一个相当长的并存时代。
由于受物质资料的限制，学术界在很长时间内对于铜镜的起源认识不一。早在三十年代，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1005号墓出土一面圆形、背面有钮的铜器，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即认为是铜镜，可是，当时只有这一个孤例，难于为人首肯，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我国铜镜始于春秋早期，直到近年殷墟妇好墓又有四面铜镜出土，我国商代已经使用铜镜的事实才被学术界承认。
然而商代铜镜并不是我国最早的铜镜，齐家文化铜镜的出现，又把我国铸造铜镜的历史大大提前，齐家文化属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相当于夏代)，与黄帝铸镜的传说时代已经接近。
齐家文化铜镜迄今共发现三面。1975年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墓地出土一面素镜②，1976年青海贵南县朵马台25号墓出土一面七角星纹镜③，再一面是早年青海临夏出土的重轮星芒镜④。齐家文化铜镜出土数量虽然很少，但在我国，乃至世界青铜镜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它们均出在远离中原的边远地区，而且已经具有不同的类型和比较复杂的纹饰，因此，中国铜镜的起源还可能更早些。
二、商周铜镜
商周是我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历年来全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颇精，但商周铜镜的出土却屈指可数，迄今总计不过二十余面，可见当时铜镜的使用还很不普遍。
商代铜镜多数出在安阳殷墟。l 934年侯家庄西北岗1005号墓出土一面、直径6.7厘米，背面饰平行线纹和节状线纹⑤。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四面，两面饰叶脉纹，两面饰多圈凸弦纹，直径大的12.5厘米，小的仅7.1厘米⑥。此后在甘肃平凉也发现了商代铜镜⑦。
1974年河北青龙县出土一面小铜镜，直径6厘米，厚0.1厘米，重33.5克。桥形钮，镜背饰六圈凸弦纹，弦纹之间饰密排的竖直短线，边缘不规整，制作粗糙。此镜形制、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多圈凸弦纹镜(标本41⑧)相似，应为商代晚期遗物。
以上几面商代铜镜，均为圆形，形体小而薄，钮为较长的桥(弓)形，镜面微凸或近平，主要纹怖多由若干线条组成的简单图案，无一定的规范。
进入西周，铜镜的铸造量有所增加。西周铜镜的形制仍沿袭商镜，与商镜不同的是镜钮除了桥(弓)形之外，还有橄榄形、半环形和长方形、斜坡弓形等。所见西周铜镜多为素面，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出现了简单的纹饰，一面是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虎鹿鸟纹镜，线条以单线勾勒，古朴稚拙⑨；另一面是陕西扶风王太川村出土的重环纹镜⑩。
三、春秋战国铜镜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铜镜铸造业迅速发达起来，质地和铸造工艺显著提高，并且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工艺体系。
目前确切可据的春秋镜发现尚少，绝大多数是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期的铜镜，我国出土战国铜镜最多的区域，是湖南长沙和安徽寿县一带，当时均属楚地，所以又称“楚式镜”。其次如四川、陕西、山西、河北乃至地处东北边睡的吉林等地，都有战国铜镜出土。可见，战国时期铜镜的铸造和使用已很普遍。
战国镜的形制仍沿袭商周，以圆形为主，而镜钮呈多样化，有弦纹钮、半环钮、桥形钮、绳纹钮和兽形钮等。钮座有凹方钮座、凹圆钮座、叶纹座、绳纹座等。镜缘有高卷边、低卷边、内向连弧纹边，也有的镜缘平齐无做作或略鼓起低棱。纹饰一般采用主纹与地纹相结合的二层或多层重叠的工艺技法，同时还出现了楼空、金银错、嵌石等特种工艺。纹饰精致活泼，富于变化，形成了战国时期独特的艺术风格。常见的有蟠螭(虺)纹镜、山字纹镜、菱纹镜和羽状地纹镜，还有比较少见的饕餮纹镜和狩猎纹镜等。
春秋战国铜镜在表现手法上，有两种艺术风格，一种是采用浮雕技法，在镜背装饰一种花纹，如蟠虺纹、羽状纹、弦纹或多角纹等。另一种图案是采用两层处理，即在精细的地纹上再加主题纹饰，如山字纹和饕餮纹等。许多图案都是为适应铜镜的特点而设计的，虽然不失商周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特征，但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四、秦汉铜镜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做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铜镜铸造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铜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
秦至西汉前期，铜镜仍沿袭战国镜的风格，最流行的是蟠螭(虺)纹镜类，所不同的是地纹趋于简化，并出现了博局纹和四乳草叶纹等新纹样和铭文装饰，这时期铭文只是作为某些纹饰的一部分，如“大乐富贵”、“常毋相忘”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
西汉中期铜镜工艺高度发展，形制和花纹出现了显著变化，镜面增大，镜壁加厚，弦纹钮和桥形钮少见，代之而起的是半球形圆钮和连峰钮、兽形钮等，平素缘或内向连弧纹缘。主题纹饰广泛使用四分布局方式，即以四乳为基点将镜背分为四区，其间布置主题纹饰。同时，这时期铭文已经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铭文有“见日之光”和“昭明”等，字体多为镌刻秀丽的篆书体。战国以来流行的地纹已经消失。这时期流行的镜类有星云纹镜、日光镜、昭明镜、重圈铭文镜、禽兽纹镜、连弧纹镜等。
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铜镜工艺又有新的变化。镜背纹饰由静化趋于动化，出现了象征祥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各种瑞兽、禽鸟和具有升仙之意的羽人等形象，图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表现手法仍以阳线勾勒，但比以前更细腻，非常美观。流行的镜类有四神博局镜、四乳禽兽镜和多乳禽兽镜等。东汉中期南方盛行以神人车马和瑞兽为题材的画像镜，以浮雕技法表现画面，别具—格。这一时期铜镜注重边缘装饰，多在边缘上饰花纹带。同时，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常见的铭文有“尚方”、“善铜”和纪氏铭等，并出现了地支十二字和七言韵语。如“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而山石天之保今”和“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等，都是当时最流行的铭文。“尚方”是指官方作坊制作的铜镜，而“汉有善铜出丹阳”则指铜镜原料产于丹阳。这些铭文不仅反映了汉代人乞求祥瑞避邪和升仙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商品宣传性质。
东汉晚期出现的神兽镜和龙虎镜等，采用浮雕技法，使镜背纹饰成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逼真。同时，也出现了以剔地平雕技法刻划的龙凤纹镜、对鸟纹镜和变形四叶鸾凤镜、变形四叶兽首纹镜等，图案清晰，具有剪纸效果，富有民间艺术风味。纹饰布局也有新变化，出现厂“轴对称”的新方式，如直行铭文镜类，即在钮上下直行书写“位至三公”或“可至三公”等铭文，两侧对称饰双夔纹或双头龙凤纹。使内容和形式更好地统一。这时期铜镜铭文有“位至三公”、“长宜子孙”和“君宜高官”等，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和家常富贵的愿望。
五、魏晋南北朝铜镜
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政局动乱、战争频繁、南北大分裂的时期。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铜镜工艺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这一时期北方战乱不已，经济衰退，铜镜工艺发展缓慢，主要流行东汉以来的旧式镜，铸造粗略，纹饰有化繁就简的趋势。南方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发达，铜镜工艺有重大发展，主要流行画像镜和神兽镜，以浮雕技法刻画瑞兽和神人，佛教艺术也得以在铜镜工艺中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