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来自美杜莎的笑声——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

沈建青
埃莱娜·西苏，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在法国和英美等国家，她以诸多实验创作和先锋理论而闻名。1967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上帝的名字》（Le Prénom de Dieu）。1969年，小说《内部》（Dedans；英译本Inside，1986年）出版并获奖。此后，她陆续发表了小说、剧作约50部，以及大量的女性主义方面的著述，其中不少论文，例如《新诞生的青年女子》（La Jeune Née，1975年; 英译本The Newly Born Woman, 1986年）、《美杜莎的笑声》（Le Rire de la Méduse, 1975年; 英译本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6年）、《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De la scène de l'inconscient à la scène de l'histoire, 1986年; 英译本From the Scene of the Unconscious to the Scene of History, 1989年），都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被公认是一位与朱丽娅·克里斯蒂瓦、露西·伊利格瑞并驾齐驱的法国女性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西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作家和理论家，她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论是在小说创作中还是在理论著述中，她都善于在行文中将议论与抒情相结合，语言生动形象，富有诗意和意象，有很大的反理性色彩。她在《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中的自传性论述就是一个范例。在此，她揭示了写作是如何将她本人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如何与她的身体、家庭、文化、种族身分、性别、异化感以及她对超越语言的神秘感意识融合为一体：
 
我的写作诞生于阿尔及利亚，出自一个有着死去的父亲和异国母亲的失落的国度。这种种特征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不幸，它们都成为我写作的动因和机会。我出生于此时此地，有幸体验到异域感、流亡、战争、对和平幻觉般的回忆、悲悼和痛苦。在三岁的年纪我就知道，在鲜花和馨香环绕中，人们可能因为一个名字、因为一点歧异而杀人。同时我也懂得了离乡背井的存在。不过离乡背井也是有益的。我还应当告诉你一个日期，例如1940年。我看到人类的根是没有边界的，人类的心就在大地的下面，就在世界之梯的底层跳动着。
……
我的第一份财富就是我出生的城市的名字：奥兰。它是我的第一课。我听到“奥兰”这个名字，并通过它我进入了语言的神秘世界。通过进入，又发生了我的“越出”。我发现在我的城市后面只要加上“我”就意味着水果。奥兰—我—橙 (Oran-je-Orange)。我发现这个词拥有水果的所有神秘。我要让你们无穷尽地组合和分解这个名字并进行阐释。然后我就失去了奥兰。继而我又重新获得了它：洁白、金黄，我记忆中永恒的土地而我没有再回去。为了要保留它，它变成了我的写作。像我的父亲那样，它成为一扇具有魔力的大门，通向另一个世界。”[1]
 
拉尔夫·科恩在他主编的著名论文集《文学理论的未来》的序言里，引用了西苏《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中的这段文字作为论文集的开头，并称赞西苏是“以一种对写作在她生命中所占据的地位的抒情性的意识而进行理论写作的，不管写作可能为她创造天堂还是营建地狱，它都能使生存成为可能”。[2]
的确，西苏的生活经历成就了她的写作，而写作也构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6月5日，西苏出生于殖民地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父亲是一名犹太人，她的不少亲戚也都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目睹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残害。童年的经历对她的世界观和写作产生了永久而深刻的影响。童年所遭遇的强权统治和政治恐怖，使她渴望摆脱令人窒息的环境和现实，而写作对于她的意义，如同黑暗之途上的一束灿烂微光。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作。对她而言，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3] 在写作的过程中，她获得了自由，找到了生存的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童年的经历还激发她始终以手中的笔作为一种武器，反抗各种形式的强权及其对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压制与侵害，寻求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的彻底解放。正如她自己在《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中所说的那样，她的文本中“充满了那些受难的人们，那些跌倒在地的或挣扎着站起来的人们。”[4]
她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立场，使她对20世纪70年代轰动整个法国的皮埃尔·歌德曼一案[5]，做出了积极反应，发表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案例：皮埃尔·歌德曼》（Un K. incompréhensible: Pierre Goldman，1975年），既为歌德曼鸣不平，同时也对法国司法部门存在的种族歧视提出了强烈抗议。
出于对社会体制中特权问题的敏感，她努力从历史的角度，探索家庭内部以及政治和学术领域里的权力压制和排斥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她大量阅读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和西方文学作品。她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研究著作《詹姆斯·乔伊斯的流放》（L'Exil de James Joyce ou 1' art du remplacement，1968年；1972年英译本The Exile of James Joyce）。虽然乔伊斯关于语言和音乐对文学的重要性、灵魂与肉体结合等方面的思想对她不无启发，但是她反对乔伊斯的死亡论，她坚持认为虽然死亡是难免的，然而，生命是最重要的——她对生命而非死亡的肯定也是她与许多同时代作家不同的地方。在评论弗洛伊德、坡、乔伊斯等人的论文集《无人之名》（Prénoms de personne, 1974年）中，她进一步批评乔伊斯等男性作家将女性与死亡等同，指出这些作家用语言将女性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经济体系”。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她再次指出：“男人们说有两样东西是无法表现的：死亡和女性。那是因为他们需要把死亡与女性联结起来。”[6]
对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敏感，促使她积极支持和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尤其是在1975年至1977年间，她发表了一系列以女性写作为中心的论文和著作，探索女性文本、女性气质、女性写与女性解放等诸多女性主义方面的问题。这些论述除了《新诞生的青年女子》（1975）、《美杜莎的笑声》（1975），还包括《阉割还是斩首》（Le Sexe ou la tête?，1976）、《谈谈写作》（La Venue à l'écriture，1977）等。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托里尔·莫瓦评价道：“大部分由于埃莱娜·西苏的努力，‘女性写作’(écriture feminine)问题得以占据70年代法国的政治与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7]
西苏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女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代表正面价值，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是被排除在男权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证明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和符号。男人为维护这种二元对立始终需要压制与排斥女性。女性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们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们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们被迫保持沉默。巨大的压力一直使她们处于黑暗之中，她们的历史就是黑暗的历史。
因此，要消解顽固的二元对立并推翻父权制的压制，就要从语言的解构和批判，从写作开始。西苏认为，写作，是一种改变主体的颠覆性力量，因为社会变革必然是主体的变革，而影响和控制主体思维和行动的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每一件事都决定于语词：每一件事都是语词，并且只能是语词……我们应该把文化置于它的语词中，正如文化把我们纳入它的语词和语音中一样……任何政治思想都必须用语言来表现，都要凭借语言发挥作用，因为我们自降生人世便进入语言，语言对我们说话，施展它的规则……甚至说出一句话的瞬间，我们都逃不脱某种男性欲望的控制。”[8] 她相信，任何社会变化无不与语言的变化同行。因此，女性要改变这个社会就必须写作。她认为：“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9]
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与女性觉醒和女性解放息息相关。她在《美杜莎的微笑》中反复强调了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和作用：
 
她必须写她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当她的解放之时到来时在，这写作将使她实现她历史上必不可少的决裂与变革。
     ……
     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在其中她一直占据一席留给罪人的位置（事事有罪，处处有罪：因为有欲望和没有欲望而负罪；因为太冷淡和太“热烈”而负罪；因为既不冷淡又不“热烈”而负罪；因为太过分的母性和不足够的母性而负罪；因为生孩子和不生孩子而负罪；因为抚养孩子和不抚养孩子而负罪……）。通过研究探索、分析启发工作和解放她自身非凡的本文等途径使她挣脱，她急需学会讲话。一个没有身体，既盲又哑的妇女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斗士的。这样的女人只能沦为好斗的男人的奴婢和影子。…… （193-194）
 
根据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女性只有通过写作才能改变被奴役的历史地位：“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不是那种保留在象征符号里并由象征符号来保留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是沉默的地位。妇女应该冲出沉默的罗网。她们不应该受骗上当去接受一块其实只是边缘地带或闺房后宫的活动领域”（195）。
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意义还在于解放被束缚和压抑的女性身体，“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压制了。”（193-194）而获得自由和解放了的女性身体可以无疑会使女性释放和发挥无限的潜能和力量。“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我们的气息（naphtha）将布满全世界，不用美元（黑色的或金色的），无法估量的价值将改变老一套的规矩”（194）。
西苏还认为，在以菲乐斯语言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她们只有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语言：“它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195）。因此，西苏提出 “躯体写作”的观点，并且呼吁女性打破沉默，勇敢地拿起笔来书写自己、书写自己的躯体和欲望这些过去一直是由男性谈论的话题。“几乎一切有关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200-202）
躯体写作使得文本与肉体的愉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使得女性回到前俄狄浦斯阶段，回到了与母亲合而为一的阶段，[10] 回到了未经父权制扭曲的女性自我。于是，女性被压制已久的创造力爆发了，她的内心也存满了欢乐和自信。
这种描写躯体、表现女性欲望的女性写作，这种让女性欢乐又自信的写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男性写作的创造。它是女性独特的，也是女性的优势。“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们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们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的写作。”（202）而这种“躯体写作”可以创造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它是反理性、无规范、具有破坏性的语言，它破坏和颠覆着父权制文化。
不过，这种颠覆性的语言并不是对男性话语的全盘拒绝。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是以实现“双性同体”为目标的女性主义理论。在西苏看来，女性是具有无尽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同体，她能通过模糊男女界限、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用女性语言打乱男性话语的秩序：“炸毁它、扭转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她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她自己创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202）。这种女性语言，是一种包容男性语言在内的双性同体式语言，一种可以颠覆父权制中心话语的“新”语言。
因此，西苏充满激情地一再号召妇女拿起笔来写作：“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 写吧，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法阻止你，不要让男人、让蠢笨的资本主义机器阻止你，……也不要让你自己阻止自己”（190）。“写吧！这样，你寻找自我的文本将了解自己甚过了解自己的血肉。这是一个由飞舞的色彩、树叶和我们哺育的涌入大海的河流构成的鲜活的组合”（205）。
西苏相信女性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这样的写作，女性的想象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驱力的机制是巨大非凡的”；女性文本像火山一样，能引起旧性质外壳的打动荡。她还相信女性的解放将不仅是改变力量关系，而且“将在人类关系上、思想上和一切常规惯例上引起一场突变”。她预言：“新的历史即将来到——这不是梦”（197）。
显然，在西苏的女性写作思想中，女性写作被赋予了女性解放的特殊功能和意义。她的女性写作理论希望通过女性写作活动引导女性走出历史的黑暗，获得真正的女性解放。她相信，男性和女性现在的这种称谓最终会被一个没有性别含义的表述所替代。虽然这种女性写作理论可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这种具有颠覆作用的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主流文化和语言、促进女性觉悟和解放等方面有一定现实意义。[11]
 
其实，西苏的贡献并不局限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上的著述；作为一个作家，她还一直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奉行和实践着自由平等的宗旨和女性解放的思想，这构成了其创作鲜明的主题。西苏的其文学作品涉及的领域很广：既从心理分析方面探讨个性解放的必要，又表现出对女性、第三世界、集中营等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她似乎在不断探索解放自己和他人的新途径，以及“生命的奥秘”。她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的主题无不与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思索紧密相连。
例如，在小说《内部》（Dedans，1969）以及三部曲《第三个躯体》（Le Troisième Corps，1970年）、《开始》（Les Commencements，1970）和《中性》（Neutre, 1972）, 她借助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理论，通过自己的文笔，向特权体系提出质疑，并且倡导自我解放的写作，即通过写作来解放自我。这些作品将不少似乎相互矛盾的理论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强调主体的解放和压抑的消解，另一方面强调对遭受压抑的女性、身体、写作进行重新评价。女性的身体快乐，这个一直是男性把持的禁区，成为她笔下的中心议题。
在《呼吸》（Souffles，1975）中，她从母女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写作的成因。她指出：男权社会使女性变得歇斯底里、削弱了女性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的联系。因此，她强调身体是写作的源泉，就像是身体发出的歌声。她还在《呼吸》中提出，要从女性的视角修订西方古老神话、《圣经》和文学史。
1977年的小说《抑郁症》（Angst），则是作家亲身经历的写照。该作品以一种非常抽象的方式表达了爱情关系破裂后的痛苦和忧伤。该作品标志着她在女性问题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以后的几年中，她以更加有战斗力的语言支持妇女的解放事业。这期间，她结识了一个十分有争议但也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团体。她这一时期的作品几乎都是由《妇女》出版社出版。虽然她在作品中并不排除男性，不过，她对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她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女性解放必须来自女性。
《普罗米修斯之歌》（Le Livre de Promethea，1983；英译本The Book of Promethea，1990)，是她对女性情谊的歌咏，也是女性对西方经典文学中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改写。该作品表达了她对激情以及对语言力量的追求。在她笔下普罗米修斯神话中解放全世界的宏伟场景，变成了常人的感情，变成了集市上的鲜花和水果。
除了小说，她在戏剧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多拉的画像》（Portrait de Dora, 1976）、《柬埔寨国王诺若敦·西哈努克，一个可怕而未结束的故事》（L'Histoire terrible mais inachevée de Norodom Sihanouk, roi du Cambodge，1985），体现了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肉体和精神压制的立场。《梦中的印度》（L'Indiade ou l'lnde de leurs rêves，1986），涉及殖民地问题、印度的解放和非暴力反抗等主题。《阿赫玛托娃》(Akhmatova，1990)，描写俄国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在俄国大革命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该剧同样融合了她的自由观和创作观。电视剧作品《神奇之夜》（La Nuit miraculeuse，1989），标志着她的影响也开始进入了影视世界。
作为作家和理论家，西苏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的地方，除了她对人类自由和女性写作的执著以外，还在于她在写作方法和语言艺术上的不断实践和探索上。在她笔下，不同声音的对话以及不同作品间的互文性取代了作家自己的独白，使得其作品呈现出一种开放式形态。例如，在《第三个躯体》中主要人物的声音与其它小说中同类型人物的声音遥相呼应。此外，西苏还一直用自己的写作活动来实践女性写作的理论思想。至今，她还在继续在小说和文论方面进行着写作实践和探索。例如，她在小说《阿卡松之战 》（La Bataille d'Arcachon，1987）就大胆采用了将缺席和在场、自我和他者有机结合的新方法。此外，论文集《进入写作》（Entre l'écriture，1986）、散文集《岁月》（Jours de l'an，1990）、演说系列《写作的三个台阶》（Three Steps on the Ladder of Writing，1993年）也都记载了她关于作家与写作等方面的进一步思考。
除了大量的写作活动，西苏还长期在大学任教。1962年开始在波多尔大学任助教。1965年 至 1967年 在索尔那大学任讲师，196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被委派去创办巴黎第八大学（简称巴大）。此后，她一直在巴大担任英国文学教授，是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而她在文学和学术领域的贡献，除了她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上的建树，还包括1974年她在巴大创建了法国第一个妇女学研究中心并一直担任该中心主席，以及她于1969年与两位同行共同创办的《诗学》，该刊物在学术界至今享有很高的声誉。她的这些成就无疑也扩大了她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的影响。
现在，埃莱娜·西苏名字已为中外学者所熟知，关于她的研究资料也越来越丰富。在法国，她的作品全集和关于她的传记都已经出版，关于她的评论文章也陆续发表在法国许多期刊杂志上。她的作品和论述在世界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她涉及女性主义方面的文论在英美两国倍受重视。在英国，托里尔·莫瓦早就在著名的《性别/文本政治》（Sexual/Textual Politics）中以“西苏：一个想象的乌托邦”（Cixous: An Imaginary Utopia）为题，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1989年，关于西苏的专题研讨会在英国利物浦召开了；英国还出版了关于西苏的论文集《躯体与文本：关于埃莱娜·西苏的阅读与教学》（Body and the Text: Hélène Cixous Reading and Teaching (1990)，该论文集系统汇编了研究埃莱娜·西苏的论文。在美国，关于她的评论专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多，而且，所有重要的当代文学理论书籍，都会介绍和收录她关于写作（尤其是女性写作）方面的论述，而介绍和收录率最高的当属《美杜莎的笑声》。在中国，《美杜莎的笑声》往往是各种当代西方文论集的必选篇目，它的译文也至少已经有了两个版本。显然，埃莱娜·西苏已经将美杜莎的笑声带给了这个由男性和女性组成的世界，而《美杜莎的笑声》也正在将埃莱娜·西苏的名字传遍这个有待于男性和女性携手共建的世界。
[1] 埃莱娜·西苏《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陈锡麟等翻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页。
[2] 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陈锡麟等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3] 埃莱娜·西苏《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转引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9-220页。
[4] 同上，第227页。
[5] 当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犹太移民歌德曼被判犯有谋杀罪。
[6]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7] 托里·莫瓦《性与文本的政治》，转引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8] 转引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
[9]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1992年），第188页。文中涉及《美杜莎的笑声》的引文，皆转引自该版本，不再另注，只在文中标明页码。
[10] 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重新阐释了母亲的含义，并指出女儿与母亲的内在联系。在另一著述《谈谈写作》中，她将女性写作的源泉归于母亲的声音和身体。
[11] 有关对西苏女性写作理论的评论，参见Ramam Selde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ition,1997); 托里·莫瓦《性与文本的政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