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的文字 抄录
按：昨日大雨，去一家广告公司面试，他说：我们的文案策划是需要三年的广告公司经验的。我心里想冲他一句：既然你们要三年的广告公司经验为什么叫我来面试？但还是憋着没说。临走前，他客套的说：你亲自跑过来也很感谢你的诚意，我就不送了。我说：不必。
出门，依然大雨，坐上公车，不知去何处。手机上网，查到正好上海书展，只听说香港书展，没想到上海也有书展，遂决定去看个究竟。没买门票，混入场。满目望去，全是莘莘学子，人群聚集处是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签名售书，莘莘学子人手一本，排队等候，手上握的如同《圣经》，还有上海电视台的采访。我还看到下午有专场演讲，没有兴趣，遂离去。
除却工作人员，居然看不到一个与我同龄的。拐角处，有卖“e人e本”电子书的促销小姑娘，给我宣传页，说“e人e本”，我说我已经有“一本”，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也懒得去理。在《文史参考》杂志处，看到寥寥几位老者，如同发现新大陆，正在翻阅，我仔细看了下出版社，《人民日报》编辑部，心中疑虑。老者中有人掏腰包欲购买之，因为价格实惠。
吃完日本超市全家的快餐，遂决定回去，在外面行走，鞋已湿透。心情又抑郁，不是因为下雨，不是因为面试。而是这一段时间很少与人交往，有些自闭，再加上找工作的事始终不顺。给好友发去短信，约短叙，未有回复。回家做饭，饭罢。听《教父》原声音乐，心情渐渐舒展。
晚间，接到母亲电话，问我工作情况，我如实汇报。母亲问我最近是否回去，我答说等找好工作后回去。母亲又提到姑奶（母亲的姑妈）病倒，肺癌，晚期，躺在床上已数月。我责怪她为何到今天才告诉我。姑奶信基督，因为我近几年的不顺，姑奶也劝我信基督，说信了之后运会转。我没有说话。我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顺。我想回去看她。但又怕见了面她反而担心我的工作，婚姻，给她徒增烦恼。母亲还提到最近家乡邻里有几人相继得了癌症，又说，人真的没有意思。我没有说话，想到家乡的化工厂。
挂了电话，读高尔泰文字。说我们这群人是烟雾深处人精堆里的理想主义傻子，感慨良多。遂第二天抄录一小部分如下。
2011年8月18日
高尔泰《没有地址的信》 抄录
一九八五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着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高尔泰《杏花春雨江南》 抄录
分别后我们一直通信。她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天赋和气质都极好，表达能力很强，信写得特有深度。我至今确信，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或研究机构，她一定会成为杰出人才。流离中我曾看到，许多天才没没无闻甚至死于非命，许多低能的小人却享有显赫的声名，对此已不再那么扼腕掀心。我想，对于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渺小个人来说，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胜似寻求公平。
…… ……
我用两个纸箱子，把所有我珍爱的书全部装起来寄给了她。其中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也有老子、庄子和李、杜、苏、辛的集子，甚至还有一本尼采的《查拉斯图如是说》，和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颠沛流离几十年，我别无长物，它们是我唯一的财富。我相信她一定会理解它们对于我的价值，一定会感动和高兴。我相信以她的聪明，读这些书也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快乐，以后在一起还可以讨论讨论。寄这些书邮费二十多元，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但我花得高兴。
收到书，她给我回了个信，告诉我没时间看，以后别寄了。第二年回去探亲，发现那些书塞在床下，日久生霉，有些粘连了，有些借给别人，没要回来，丢了。
她不是存心的，只是忽略了，正如许多她所珍视的东西，我也忽略了。
翻检那些书，里面有两本《美学问题讨论集》。其中我有的《论美》和《论美感的绝对性》两文。我找了出来，请她看看。
她说，算了，我没心情看。
我没说话。她又说，我不用看就知道，那些文章不怎么样。文章是人写的，我只要看看你这个人就知道了。身边小事你都弄不清楚，怎么反而到有本事说出个大道理来？我就不信。
我没说话，望着她的脸，突然感到它陌生而又遥远。
我知道，她不是存心要侮辱我。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是一种天籁。我在想，人，有可能同一个瞧不起自己的人共同生活吗？人，有可能爱上一个自己瞧不起的人吗？
我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回答说，不，可，能！
…… ……
女儿高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了和解与幸福的希望。那年我回到淳溪镇，看到孩子是那么可爱那么文静，相信她必然会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心灵交通的桥梁。
继卿带这孩子，也真是不容易。外婆眼睛看不见，放在家里不放心，她到厂里上班，都要抱着孩子去。每天步行来回十几里路，风雨寒暑，从不稍懈。孩子也乖，母亲做工时，她在旁边不吵不闹，躺在襁褓里吮手指，自得其乐。
我有在干校带高林的经验，知道其中的甘苦。很感动，也很感激。我探亲假期，她照常上班，清早就抱着孩子走了。工人请假要扣工资，也难怪。但我还是不高兴。第二天早上我问她，抱着孩子送你一程可以吗？她说不，路上都是厂里的人，别让人看笑话。知道她说一不二，我也不坚持，每天她走后，就到我母亲那边过一整天。晚上她下班了，我再回去。
她知道我对她的不请假很恼火，但不在乎。我知道她对我的成天往“那边”跑很恼火，也不在乎。晚上见了，都不快乐。
那天我回来晚了，她们在等我吃饭，饭菜摆在桌上，都凉了。她郁积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进门她就问我，还把这个家当个家不？究竟家在那边还是这边？
我不知该说什么，没开口。厚着脸皮过去，坐到饭桌边。
她母亲在摇摇篮，她在封煤炉，没有人坐到饭桌上来，我一个人坐着，又不能独吃，很尴尬，百静中只听到灯火的阴影里，摇篮在咯隆咚咯隆咚地闷响。
越坐越难受，我说，结婚几年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是个有家的人。
她说我知道你，你就是不把人当人。
我说家里没人，当什么人？晚上有人了，我就来了。
她说不要脸不要脸，越说越不要脸了。人家玩女人给钱，你呢，结婚的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不置，结婚以后白吃人家的白喝人家的，还要把人家不当人。说你有一点点良心么。
我给她的钱，的确太少了。降三级后我每月的工资是52元，给母亲，高林，高筠各寄十元，剩余的刚够吃饭。我心算了一下，小孩子一个月十块钱不够用，探亲假回来一个月，在她家吃饭的钱也全是她开销，她骂得有理。理穷辞拙，加上惭愧，我就缄默。
孩子在摇篮里哭。她抱起孩子，一面拍，一面说，我不是嫌你没钱，嫌你没钱不会嫁给你。但你把家不当个家，还要自己的孩子不抚养，反而去抚养别人家的孩子，那就太怪了。以前你一个人，爱怎么怪你怪去，那是你的事。现在拖家带口的，就是害人了。我不能由着你们这么害下去，我得想想办法。
她母亲催我们吃饭，我哪里还吃得下？孩子在她怀里又睡着了，背向我，小小的，粉红色的脚掌微微地一动一动。我心里直犯愁，不禁要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保证下一代将来的幸福，他有权利生孩子吗？
把孩子放回摇篮，她似乎平静些了。好像是回答我心里的问题似的，她说，一个人家没有个男孩子不行，我们还得再生一个。
我一怔，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说，现在家里人多了，再生一个就更多了。这边住不下，我们得回家去住。
我很惊讶，说，这不是家吗？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妈的房子，我们的家不在桥头那边吗？
我真的不知道，根本没朝那方面想过。我说那边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我们去怎么挤得下？
她说你姐一家在这里没户口，他们的户口在秦溪，秦溪大队给了他们房子，他们不是没处去，他们可以到那边去。
我说那不是农村里了吗？她说农村里怎么啦？农民都别活啦？
我说二姐被下放农村，是受的政治迫害，能顶住就该顶住。不然，孩子们去了上不到学，将来都没前途。她说不，那是陶家的困难，应该由姓陶的去解决，不应当转嫁给高家。
我说现在是解决不了，她是我姐姐，哪能不管。
她说你管了你姐姐，管我了吗？！
我一下噎住了，答不上来。她没再说话，又听到摇篮的有节奏的闷响。
我告诉她交通局说那房子妨碍交通，早就在逼着拆迁了。她说她知道，那时候再说那时候的话。我这才明白，她要的不是房子，她要的是“家”。
我劝她和她母亲一起，跟我到西北去。我说我在那里，熟人多些，你有这样的技术，去了找个好些的工作也不难。我说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在家乡最受欺侮，在外面五湖四海，回旋的余地要大的多，起码比在家乡要好混得多。
她说不，太远了。
我说你们在这里，又靠近些什么呀？
她也一下子噎住了，答不上来。
…… ……
她们也会使我惊讶。高山问我，晚上睡一觉，今天就没了，哪里去了？我说变成昨天了。她没明白，思索的样子。又问，又有个今天哪里来的？我说明天变来的。她又问明天哪里来的？我无法回答。一个四岁的孩子，提出如此抽象的问题，我只有惊讶。惊讶之余，又深深忧虑，因为这种天赋潜能，如果得不到培养，很容易消失。
…………
从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和樊继卿的婚姻长达十五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应该是十五个月。除去打离婚官司前后的分居，实际上是七个月。七个月中她几乎每天上班，下班才见面。见面后争吵不息，欢乐的时刻是很少的。
为了在黑暗年代里那些星星点点的欢乐时光，我仍然对她心存感激。她聪明能干，勤劳本分，虽贫贱而自尊自爱，不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很可敬。但是她不理解我，我也无法理解她，事事反着干，互相成为地狱，十五年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比她要幸运得多。置身在激流漩涡之中，惊弦雁避，骇浪船还，事事都可以分心。用我的笔，与暴政斗争，纵然艰难险阻，纵然被群犬追逐，也时时能体验到，或一种生之美丽。而她，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重复着同一种机械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了无生意，婚姻和家庭成了唯一的寄托，对那种连我都难以忍受的局面，自然会倍觉苦痛。离婚，更是重大的不幸。
我曾自问，对于她的不幸，我有多少责任？这个问题常常变为：假如我牺牲自己，不离婚，她会幸福吗？这个问题又变为：离婚前她幸福吗？想着想着，当时那种面对铜墙铁壁的无力感、孤独感、失落感和噩梦一般的荒诞感就都会重新来到心头。
出门，依然大雨，坐上公车，不知去何处。手机上网，查到正好上海书展，只听说香港书展，没想到上海也有书展，遂决定去看个究竟。没买门票，混入场。满目望去，全是莘莘学子，人群聚集处是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签名售书，莘莘学子人手一本，排队等候，手上握的如同《圣经》，还有上海电视台的采访。我还看到下午有专场演讲，没有兴趣，遂离去。
除却工作人员，居然看不到一个与我同龄的。拐角处，有卖“e人e本”电子书的促销小姑娘，给我宣传页，说“e人e本”，我说我已经有“一本”，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也懒得去理。在《文史参考》杂志处，看到寥寥几位老者，如同发现新大陆，正在翻阅，我仔细看了下出版社，《人民日报》编辑部，心中疑虑。老者中有人掏腰包欲购买之，因为价格实惠。
吃完日本超市全家的快餐，遂决定回去，在外面行走，鞋已湿透。心情又抑郁，不是因为下雨，不是因为面试。而是这一段时间很少与人交往，有些自闭，再加上找工作的事始终不顺。给好友发去短信，约短叙，未有回复。回家做饭，饭罢。听《教父》原声音乐，心情渐渐舒展。
晚间，接到母亲电话，问我工作情况，我如实汇报。母亲问我最近是否回去，我答说等找好工作后回去。母亲又提到姑奶（母亲的姑妈）病倒，肺癌，晚期，躺在床上已数月。我责怪她为何到今天才告诉我。姑奶信基督，因为我近几年的不顺，姑奶也劝我信基督，说信了之后运会转。我没有说话。我当然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顺。我想回去看她。但又怕见了面她反而担心我的工作，婚姻，给她徒增烦恼。母亲还提到最近家乡邻里有几人相继得了癌症，又说，人真的没有意思。我没有说话，想到家乡的化工厂。
挂了电话，读高尔泰文字。说我们这群人是烟雾深处人精堆里的理想主义傻子，感慨良多。遂第二天抄录一小部分如下。
2011年8月18日
高尔泰《没有地址的信》 抄录
一九八五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着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高尔泰《杏花春雨江南》 抄录
分别后我们一直通信。她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天赋和气质都极好，表达能力很强，信写得特有深度。我至今确信，如果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或研究机构，她一定会成为杰出人才。流离中我曾看到，许多天才没没无闻甚至死于非命，许多低能的小人却享有显赫的声名，对此已不再那么扼腕掀心。我想，对于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渺小个人来说，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胜似寻求公平。
…… ……
我用两个纸箱子，把所有我珍爱的书全部装起来寄给了她。其中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也有老子、庄子和李、杜、苏、辛的集子，甚至还有一本尼采的《查拉斯图如是说》，和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颠沛流离几十年，我别无长物，它们是我唯一的财富。我相信她一定会理解它们对于我的价值，一定会感动和高兴。我相信以她的聪明，读这些书也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快乐，以后在一起还可以讨论讨论。寄这些书邮费二十多元，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但我花得高兴。
收到书，她给我回了个信，告诉我没时间看，以后别寄了。第二年回去探亲，发现那些书塞在床下，日久生霉，有些粘连了，有些借给别人，没要回来，丢了。
她不是存心的，只是忽略了，正如许多她所珍视的东西，我也忽略了。
翻检那些书，里面有两本《美学问题讨论集》。其中我有的《论美》和《论美感的绝对性》两文。我找了出来，请她看看。
她说，算了，我没心情看。
我没说话。她又说，我不用看就知道，那些文章不怎么样。文章是人写的，我只要看看你这个人就知道了。身边小事你都弄不清楚，怎么反而到有本事说出个大道理来？我就不信。
我没说话，望着她的脸，突然感到它陌生而又遥远。
我知道，她不是存心要侮辱我。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是一种天籁。我在想，人，有可能同一个瞧不起自己的人共同生活吗？人，有可能爱上一个自己瞧不起的人吗？
我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回答说，不，可，能！
…… ……
女儿高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了和解与幸福的希望。那年我回到淳溪镇，看到孩子是那么可爱那么文静，相信她必然会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心灵交通的桥梁。
继卿带这孩子，也真是不容易。外婆眼睛看不见，放在家里不放心，她到厂里上班，都要抱着孩子去。每天步行来回十几里路，风雨寒暑，从不稍懈。孩子也乖，母亲做工时，她在旁边不吵不闹，躺在襁褓里吮手指，自得其乐。
我有在干校带高林的经验，知道其中的甘苦。很感动，也很感激。我探亲假期，她照常上班，清早就抱着孩子走了。工人请假要扣工资，也难怪。但我还是不高兴。第二天早上我问她，抱着孩子送你一程可以吗？她说不，路上都是厂里的人，别让人看笑话。知道她说一不二，我也不坚持，每天她走后，就到我母亲那边过一整天。晚上她下班了，我再回去。
她知道我对她的不请假很恼火，但不在乎。我知道她对我的成天往“那边”跑很恼火，也不在乎。晚上见了，都不快乐。
那天我回来晚了，她们在等我吃饭，饭菜摆在桌上，都凉了。她郁积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进门她就问我，还把这个家当个家不？究竟家在那边还是这边？
我不知该说什么，没开口。厚着脸皮过去，坐到饭桌边。
她母亲在摇摇篮，她在封煤炉，没有人坐到饭桌上来，我一个人坐着，又不能独吃，很尴尬，百静中只听到灯火的阴影里，摇篮在咯隆咚咯隆咚地闷响。
越坐越难受，我说，结婚几年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自己是个有家的人。
她说我知道你，你就是不把人当人。
我说家里没人，当什么人？晚上有人了，我就来了。
她说不要脸不要脸，越说越不要脸了。人家玩女人给钱，你呢，结婚的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不置，结婚以后白吃人家的白喝人家的，还要把人家不当人。说你有一点点良心么。
我给她的钱，的确太少了。降三级后我每月的工资是52元，给母亲，高林，高筠各寄十元，剩余的刚够吃饭。我心算了一下，小孩子一个月十块钱不够用，探亲假回来一个月，在她家吃饭的钱也全是她开销，她骂得有理。理穷辞拙，加上惭愧，我就缄默。
孩子在摇篮里哭。她抱起孩子，一面拍，一面说，我不是嫌你没钱，嫌你没钱不会嫁给你。但你把家不当个家，还要自己的孩子不抚养，反而去抚养别人家的孩子，那就太怪了。以前你一个人，爱怎么怪你怪去，那是你的事。现在拖家带口的，就是害人了。我不能由着你们这么害下去，我得想想办法。
她母亲催我们吃饭，我哪里还吃得下？孩子在她怀里又睡着了，背向我，小小的，粉红色的脚掌微微地一动一动。我心里直犯愁，不禁要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保证下一代将来的幸福，他有权利生孩子吗？
把孩子放回摇篮，她似乎平静些了。好像是回答我心里的问题似的，她说，一个人家没有个男孩子不行，我们还得再生一个。
我一怔，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说，现在家里人多了，再生一个就更多了。这边住不下，我们得回家去住。
我很惊讶，说，这不是家吗？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妈的房子，我们的家不在桥头那边吗？
我真的不知道，根本没朝那方面想过。我说那边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我们去怎么挤得下？
她说你姐一家在这里没户口，他们的户口在秦溪，秦溪大队给了他们房子，他们不是没处去，他们可以到那边去。
我说那不是农村里了吗？她说农村里怎么啦？农民都别活啦？
我说二姐被下放农村，是受的政治迫害，能顶住就该顶住。不然，孩子们去了上不到学，将来都没前途。她说不，那是陶家的困难，应该由姓陶的去解决，不应当转嫁给高家。
我说现在是解决不了，她是我姐姐，哪能不管。
她说你管了你姐姐，管我了吗？！
我一下噎住了，答不上来。她没再说话，又听到摇篮的有节奏的闷响。
我告诉她交通局说那房子妨碍交通，早就在逼着拆迁了。她说她知道，那时候再说那时候的话。我这才明白，她要的不是房子，她要的是“家”。
我劝她和她母亲一起，跟我到西北去。我说我在那里，熟人多些，你有这样的技术，去了找个好些的工作也不难。我说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在家乡最受欺侮，在外面五湖四海，回旋的余地要大的多，起码比在家乡要好混得多。
她说不，太远了。
我说你们在这里，又靠近些什么呀？
她也一下子噎住了，答不上来。
…… ……
她们也会使我惊讶。高山问我，晚上睡一觉，今天就没了，哪里去了？我说变成昨天了。她没明白，思索的样子。又问，又有个今天哪里来的？我说明天变来的。她又问明天哪里来的？我无法回答。一个四岁的孩子，提出如此抽象的问题，我只有惊讶。惊讶之余，又深深忧虑，因为这种天赋潜能，如果得不到培养，很容易消失。
…………
从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和樊继卿的婚姻长达十五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应该是十五个月。除去打离婚官司前后的分居，实际上是七个月。七个月中她几乎每天上班，下班才见面。见面后争吵不息，欢乐的时刻是很少的。
为了在黑暗年代里那些星星点点的欢乐时光，我仍然对她心存感激。她聪明能干，勤劳本分，虽贫贱而自尊自爱，不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很可敬。但是她不理解我，我也无法理解她，事事反着干，互相成为地狱，十五年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比她要幸运得多。置身在激流漩涡之中，惊弦雁避，骇浪船还，事事都可以分心。用我的笔，与暴政斗争，纵然艰难险阻，纵然被群犬追逐，也时时能体验到，或一种生之美丽。而她，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重复着同一种机械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了无生意，婚姻和家庭成了唯一的寄托，对那种连我都难以忍受的局面，自然会倍觉苦痛。离婚，更是重大的不幸。
我曾自问，对于她的不幸，我有多少责任？这个问题常常变为：假如我牺牲自己，不离婚，她会幸福吗？这个问题又变为：离婚前她幸福吗？想着想着，当时那种面对铜墙铁壁的无力感、孤独感、失落感和噩梦一般的荒诞感就都会重新来到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