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你写论文，你写它有啥用？
0
朋友拉我来做一个博士生学术课题的研究。研究结项的方法很简单，写一篇论文即可。
论文并不困难，搜集了些许资料，朋友匆匆写好，没有什么底气，便投到了这个学科中较为底层的核心期刊。几天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稿子可以发，先交3000块钱。
朋友和我说的时候，我还很不解。水平够了自然可以发，不够便退回来，哪有投稿者还要自掏腰包这回事？
于是被笑幼稚。此项费用被称为“版面费”。你不花钱，想花钱的人多得是。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为了靠论文晋升职位、完成课题，种种目的看来，这几千块钱的花销，实在值得。
于是稍作了一些调查，导师与我说，这个学科内，收费的期刊多得很，不收费的倒是少数。即使这样，这些期刊也很难完全按照论文的质量来进行评审。道理很简单，没有了“金钱”方面的纠结，就开始耍起了人情债。
首先，学术杂志要为自己学校的老师留出版面，总不能逼得自家人掏钱去外面发稿；其次，各种关系扑面而来，各种领导的亲戚朋友，指望着发论文评职称，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都是难以免俗的事情。
1
这一切权力寻租的闹剧，无非是源于中国的学术评价标准。
在大学中，评价学术成果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在质量层面的评价基本被堵死了，即使可行，在这样一个污浊的学术氛围里，也难免变成人情债泛滥的又一个出口。于是还不如大家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咱们比谁发论文发的多。数量总是一个相互比较最公正的方法了吧。
于是论文成了青年学者天天发愁的烦心事。数量多的，质量一般都不怎么样；质量好的，数量肯定难以保证。就在这样一个堆砌数字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在数以万计地制造着学术垃圾。
别的圈子我不敢多言，新闻传播学中，我已经看过太多拍脑袋想出来的狗屁“论文”。这种论文的写作不需要任何科学方法的支撑，不过是空洞无物的套话堆积。比如要解决“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大多数论文的结论就是加强政治资源建设、广泛深入开展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综合改善国家形象、发挥传媒功能，优化中国形象等等说了等于没说的话。当然，也源于学术的不自由，真相往往会被排除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中。
另一类论文变成了规定动作的不断重复。这种论文几乎是八股文式的，我们看多了，习惯开玩笑地把它称作“比较A和B在报道C上面的区别——以D事件为例”。比如经典的傻逼论文套路便是比较“《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在中国形象上的框架——以西藏事件为例”。研究者们喜欢这样的调调，但从来不会多想哪怕一个问题，比较出来又如何？我们的论文，几乎有一半都经不起一个简单的追问：so what？你写完了又如何，又能解决什么理论和现实问题？
很少人会问自己这些问题，除了对学术的不严肃之外，大部分原因也在于，现实的论文数量指标逼迫学者们只能迈开步子往前走，完成任务便是王道了。
2
近几年，“土”博士们找工作是一个发愁的老大难问题。找到工作的呢，也不一定是学术能力强的，原因很简单，接收毕业生的大学所看重的，并不只有学术研究能力。或者说，学术能力这个东西，要多虚就有多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我认识一位两位女博士，其中一个做的历史研究，功底深厚，毕业的论文得了优秀；另一位纯属混世魔王，各种胡扯，我记得和她吃饭的时候聊到了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她激动地说，神话啊，我懂，这个东西应该好好研究，中国的神话故事很多啊……面对一个连符号学都没有入门的博士，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这个话题，只能笑着点点头。
结果并不意外，做历史研究的那位博士到处找工作碰壁；而混世魔王姐姐顺利找到了一个重点大学的教职。原因在于她社交能力极强，各种关系走动，再加上愿意把自己手中的项目转到那个学校去做。院领导听到了很开心，这个见面礼不错，学院又一个成果，又有一笔经费。
大家忙着如同“高铁”一样疯狂制造论文，学术抄袭就不可避免。我在读本科时的一位老师，出了一本亚洲电视概况的介绍，竟然抄了一堆百度百科。这家伙实在懒惰，您好歹也用点wiki。这个人学术抄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学院一直往下压这个事情。很简单，被捅出来，学院的面子也不好看。不过也许是因为这位老师实在水平有限，据说那本书第一章说的是“朝鲜”，这样的人，不打假，也没什么人搭理。姑且自生自灭吧。
其实，在大陆，这些学术的课题，大多数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大大小小无数课题在研究媒体责任，但新闻都不自由，何谈责任；一堆人扎堆在讨论如何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你自己国家总干丢脸的事情，我们用什么技巧能挽回？公共关系的真谛是：do good, and tell them。城管天天打折小贩的腿；各种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高铁救出一个人就敢说“这是奇迹”，然后你还想别人觉得你形象好。
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3
一个出国留学的朋友，本来性情也很叛逆，经常炮轰国内的学术体制。这是一个死水一滩的圈子。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格尔茨，他带着家人跑到东南亚的一个小岛上，和岛民生活在一起，观看岛民斗鸡，然后写出了影响整个文化研究进程的史诗性论文；
还有一个学者，叫斯科特，同样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小村子里，观察当地各种小人物的生活，观察游手好闲的“盲流”如何被人排挤，观察村民们如何在农作中偷懒，然后写了一本《弱者的武器》，给社会运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等等等等，在大陆都是天方夜谭的童话。你去东南亚待一年，且不说谁给你报销，回来之后一看，自己所在的“派系”已经在学院的内斗中失势了，这下自己的前途怎么办？学院之间教授的内斗，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了当官，知识分子耍起流氓来，可比一般人还高级，并且手段还恶心。学校早就不是一片净土。
你说，我无欲无求，不参与。不是这个逻辑，因为你不参与，别人也会把你拉进来，你要再不参与，你就两边都不讨好。退一步说，我不管了，我要追求学术研究的梦想。谁来付账呢？在现在的大陆学术圈，你申请一个“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的课题简单得很，因为政府需要你去老老实实做这些事情。你想批判性的研究一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就差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批判研究”总是开展不起来；当然，你要想研究一下威权国家中农民如何在生活中反抗政府，很抱歉，把这个课题申报上去，会被同僚们笑掉大牙。
这是一个出不了大师的学术界。这是一个一个不自由的学术界，一个浮躁的学术界，一个充满了权力和欲望的群体。如果能出现一两位优秀且正直的学者，那一定是奇迹。
这回，任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4
但也不是全是绝望，也不全是抱怨，因为涉世本来不深，还保留着纯洁的梦想，我们就该继续坚持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毕竟，留在大学校园里，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看到很多美好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方舟子对贺卫方教授的指责，一下子觉得很不解。我并不想对方舟子的为人有过多评价，我只是觉得此人在“学术打假”的路上有些标准不一。方舟子攻击学术制度的腐败，却用他眼中“腐败的”制度来攻击贺先生。如同下着下着军棋，方舟子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对大王，喊着“老子炸了你丫的”。不好意思，即使您要批判，也要了解军棋的本来逻辑，您得按套路出牌。想打斗地主，出门左转，人多得很。
我想说，写不写够一定数量的论文，本来就不能作为评价一位学者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圈子中。钱钟书写过几篇论文？再从网易上随便抄来几个案例：比如哈耶克，多数研究都在1950年前完成，战后去了美国之后几乎很少写论文，而是集中精力写书，最终以《通向奴役之路》闻名世界；近10年乔姆斯基参与论文4篇，但不妨碍其成为“20世纪全世界前10位最伟大科学家”之一；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甚至从未发表过学术论文。
我并非强调论文不重要。反之，如果相比较的话，我认为重要性上，学术的质量远胜于数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先生傻逼兮兮地吹嘘着我国学术研究能力世界名列前茅时，举出我国每年论文数量来做论据一样。真的，郝部长，别瞎闹了。你看这些论文，有几篇被西方有人认为是有价值的，甚至，有几篇人家能看得到？
我写下以上这些，并非源于对贺卫方先生的支持，我不敢说我了解这个人，但按照方舟子的逻辑，依据论文数量把贺卫方先生打假打掉，恐怕逻辑上不怎么通顺。反而，我所知道的，贺卫方先生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对法学是有益的，更是对这个国家有益的。
顺带一个比喻来阐述我的想法：当你身处一个每个人都放屁的屋子里，突然看到一个人，他坚持不放屁，还不可思议地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并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能敢说出这个屋子是臭的。
这样的人，其实是国家的希望。
朋友拉我来做一个博士生学术课题的研究。研究结项的方法很简单，写一篇论文即可。
论文并不困难，搜集了些许资料，朋友匆匆写好，没有什么底气，便投到了这个学科中较为底层的核心期刊。几天之后接到了一个电话：稿子可以发，先交3000块钱。
朋友和我说的时候，我还很不解。水平够了自然可以发，不够便退回来，哪有投稿者还要自掏腰包这回事？
于是被笑幼稚。此项费用被称为“版面费”。你不花钱，想花钱的人多得是。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为了靠论文晋升职位、完成课题，种种目的看来，这几千块钱的花销，实在值得。
于是稍作了一些调查，导师与我说，这个学科内，收费的期刊多得很，不收费的倒是少数。即使这样，这些期刊也很难完全按照论文的质量来进行评审。道理很简单，没有了“金钱”方面的纠结，就开始耍起了人情债。
首先，学术杂志要为自己学校的老师留出版面，总不能逼得自家人掏钱去外面发稿；其次，各种关系扑面而来，各种领导的亲戚朋友，指望着发论文评职称，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都是难以免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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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权力寻租的闹剧，无非是源于中国的学术评价标准。
在大学中，评价学术成果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在质量层面的评价基本被堵死了，即使可行，在这样一个污浊的学术氛围里，也难免变成人情债泛滥的又一个出口。于是还不如大家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咱们比谁发论文发的多。数量总是一个相互比较最公正的方法了吧。
于是论文成了青年学者天天发愁的烦心事。数量多的，质量一般都不怎么样；质量好的，数量肯定难以保证。就在这样一个堆砌数字的学术环境中，我们在数以万计地制造着学术垃圾。
别的圈子我不敢多言，新闻传播学中，我已经看过太多拍脑袋想出来的狗屁“论文”。这种论文的写作不需要任何科学方法的支撑，不过是空洞无物的套话堆积。比如要解决“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大多数论文的结论就是加强政治资源建设、广泛深入开展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综合改善国家形象、发挥传媒功能，优化中国形象等等说了等于没说的话。当然，也源于学术的不自由，真相往往会被排除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中。
另一类论文变成了规定动作的不断重复。这种论文几乎是八股文式的，我们看多了，习惯开玩笑地把它称作“比较A和B在报道C上面的区别——以D事件为例”。比如经典的傻逼论文套路便是比较“《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在中国形象上的框架——以西藏事件为例”。研究者们喜欢这样的调调，但从来不会多想哪怕一个问题，比较出来又如何？我们的论文，几乎有一半都经不起一个简单的追问：so what？你写完了又如何，又能解决什么理论和现实问题？
很少人会问自己这些问题，除了对学术的不严肃之外，大部分原因也在于，现实的论文数量指标逼迫学者们只能迈开步子往前走，完成任务便是王道了。
2
近几年，“土”博士们找工作是一个发愁的老大难问题。找到工作的呢，也不一定是学术能力强的，原因很简单，接收毕业生的大学所看重的，并不只有学术研究能力。或者说，学术能力这个东西，要多虚就有多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我认识一位两位女博士，其中一个做的历史研究，功底深厚，毕业的论文得了优秀；另一位纯属混世魔王，各种胡扯，我记得和她吃饭的时候聊到了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她激动地说，神话啊，我懂，这个东西应该好好研究，中国的神话故事很多啊……面对一个连符号学都没有入门的博士，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这个话题，只能笑着点点头。
结果并不意外，做历史研究的那位博士到处找工作碰壁；而混世魔王姐姐顺利找到了一个重点大学的教职。原因在于她社交能力极强，各种关系走动，再加上愿意把自己手中的项目转到那个学校去做。院领导听到了很开心，这个见面礼不错，学院又一个成果，又有一笔经费。
大家忙着如同“高铁”一样疯狂制造论文，学术抄袭就不可避免。我在读本科时的一位老师，出了一本亚洲电视概况的介绍，竟然抄了一堆百度百科。这家伙实在懒惰，您好歹也用点wiki。这个人学术抄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学院一直往下压这个事情。很简单，被捅出来，学院的面子也不好看。不过也许是因为这位老师实在水平有限，据说那本书第一章说的是“朝鲜”，这样的人，不打假，也没什么人搭理。姑且自生自灭吧。
其实，在大陆，这些学术的课题，大多数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大大小小无数课题在研究媒体责任，但新闻都不自由，何谈责任；一堆人扎堆在讨论如何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你自己国家总干丢脸的事情，我们用什么技巧能挽回？公共关系的真谛是：do good, and tell them。城管天天打折小贩的腿；各种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高铁救出一个人就敢说“这是奇迹”，然后你还想别人觉得你形象好。
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3
一个出国留学的朋友，本来性情也很叛逆，经常炮轰国内的学术体制。这是一个死水一滩的圈子。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格尔茨，他带着家人跑到东南亚的一个小岛上，和岛民生活在一起，观看岛民斗鸡，然后写出了影响整个文化研究进程的史诗性论文；
还有一个学者，叫斯科特，同样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小村子里，观察当地各种小人物的生活，观察游手好闲的“盲流”如何被人排挤，观察村民们如何在农作中偷懒，然后写了一本《弱者的武器》，给社会运动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等等等等，在大陆都是天方夜谭的童话。你去东南亚待一年，且不说谁给你报销，回来之后一看，自己所在的“派系”已经在学院的内斗中失势了，这下自己的前途怎么办？学院之间教授的内斗，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了当官，知识分子耍起流氓来，可比一般人还高级，并且手段还恶心。学校早就不是一片净土。
你说，我无欲无求，不参与。不是这个逻辑，因为你不参与，别人也会把你拉进来，你要再不参与，你就两边都不讨好。退一步说，我不管了，我要追求学术研究的梦想。谁来付账呢？在现在的大陆学术圈，你申请一个“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的课题简单得很，因为政府需要你去老老实实做这些事情。你想批判性的研究一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就差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批判研究”总是开展不起来；当然，你要想研究一下威权国家中农民如何在生活中反抗政府，很抱歉，把这个课题申报上去，会被同僚们笑掉大牙。
这是一个出不了大师的学术界。这是一个一个不自由的学术界，一个浮躁的学术界，一个充满了权力和欲望的群体。如果能出现一两位优秀且正直的学者，那一定是奇迹。
这回，任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4
但也不是全是绝望，也不全是抱怨，因为涉世本来不深，还保留着纯洁的梦想，我们就该继续坚持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毕竟，留在大学校园里，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看到很多美好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方舟子对贺卫方教授的指责，一下子觉得很不解。我并不想对方舟子的为人有过多评价，我只是觉得此人在“学术打假”的路上有些标准不一。方舟子攻击学术制度的腐败，却用他眼中“腐败的”制度来攻击贺先生。如同下着下着军棋，方舟子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对大王，喊着“老子炸了你丫的”。不好意思，即使您要批判，也要了解军棋的本来逻辑，您得按套路出牌。想打斗地主，出门左转，人多得很。
我想说，写不写够一定数量的论文，本来就不能作为评价一位学者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圈子中。钱钟书写过几篇论文？再从网易上随便抄来几个案例：比如哈耶克，多数研究都在1950年前完成，战后去了美国之后几乎很少写论文，而是集中精力写书，最终以《通向奴役之路》闻名世界；近10年乔姆斯基参与论文4篇，但不妨碍其成为“20世纪全世界前10位最伟大科学家”之一；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甚至从未发表过学术论文。
我并非强调论文不重要。反之，如果相比较的话，我认为重要性上，学术的质量远胜于数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先生傻逼兮兮地吹嘘着我国学术研究能力世界名列前茅时，举出我国每年论文数量来做论据一样。真的，郝部长，别瞎闹了。你看这些论文，有几篇被西方有人认为是有价值的，甚至，有几篇人家能看得到？
我写下以上这些，并非源于对贺卫方先生的支持，我不敢说我了解这个人，但按照方舟子的逻辑，依据论文数量把贺卫方先生打假打掉，恐怕逻辑上不怎么通顺。反而，我所知道的，贺卫方先生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对法学是有益的，更是对这个国家有益的。
顺带一个比喻来阐述我的想法：当你身处一个每个人都放屁的屋子里，突然看到一个人，他坚持不放屁，还不可思议地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并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能敢说出这个屋子是臭的。
这样的人，其实是国家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