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庆幸，我经历了八十年代——（转载）《信息时报》专访赵玫
以下文字转载自2008年6月29日《信息时报》 作者：卢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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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印象中你出了一些传记类小说，为什么会对传记类小说情有独钟？同时你传记作品多为女性传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选择？
赵玫：我的传记作品主要是唐宫三部曲，第一本是《武则天》，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写现实主义小说，从来没有想过去写历史小说，后来张艺谋在1993年的时候打算拍一部关于武则天的电影，也许因为我对女性心理把握的比较多，所以选择了我。而我自己也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就接受了。
《高阳公主》是在我读过大量史料后决定写的，那是一个震撼着我的故事，写完这个，出版社对我说，既然这样，不如你再写本《上官婉儿》……
信息时报：那为什么接下来又写了《胡蝶》和《阮玲玉》呢？
赵玫：这两部小说是有人准备拍电视剧，其实是剧本小说。可能他们是读了我的唐宫三部曲，认为我适合这项工作。在此前我也知道一些胡蝶和阮玲玉的故事，她们都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她们生命灿烂，命运多劫。为她们写传记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她们的人生值得我们这些平庸的人来分享。
信息时报：在你眼中什么样的写作才是女性写作，女性写作一定与身体相关吗？在没有提出身体写作这个概念之前，女性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赵玫：伍尔芙认为，女性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性别才能在各种领域里做到尽善尽美。你必须站在女性角度去思维，这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前提。女性小说不可能只写女性，也不是女性作家就必须要书写女性，但是这个世界只有男女两种性别，我觉得女性由于身体差异难以真正的理解男性，而女人之间却非常容易达成共识，比如一个女教授和女清洁工待的时间长了，她们也会产生共同的女人话题，在女人的话题上不存在地位和学识的差异。
我不抵触女性写作这个概念，这和女权没有什么关系，我写《武则天》，大家认为我在宣扬女权，实际上武则天并不代表女权，那依然皇权，她是一位皇帝，她本身就拥有了权利。
在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前我并没有女性写作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在那时见到一些女权主义作家。相比来说中国的女权运动在理论上并不牢固，作家和学者也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思路并不是十分清晰。
女性写作是纯粹的写身体那是无稽之谈。我在写女人的时候也有好的女人，也有很坏的女人，这些都是小说的需要，和女权及女性没有关系。
让作家也被边缘化吧
信息时报：你参加过一些国家化的妇女大会，与一些世界女权主义者有过接触，但回国后你的日常生活很低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赵玫：写作是一种私人化的过程，你要面对的是笔、纸张、计算机，你应该是一个文学的人而不是一个泛文化的人。我经常拒绝一些社会活动，因为我觉得参与其中时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唯一结果就是浪费了时间。
安静的生活让我有一种幸福感，文学需要寂寞和孤独，但是能忍受寂寞和孤独的人却不多。我平时不看报纸，也不想去了解任何小道消息，我只想写自己要写的东西，这要求我过一种低调的生活。其实一个作家不需要参加活动所带来的那些功利性的东西，如果我参与了，就会在乎，比如为什么给他开研讨会却不给我开，为什么我开研讨会的时候某某不到场上次别人开他却去了，整天思考这些问题人会变的浮躁。我非常害怕失去现在的生活状态，可以安静的读书写作，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或者我已经患上了一种交往综合症，社交场合使我感到紧张和局促不安。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让作家也被边缘化吧，我希望是这样的（笑）……现在人们不喜欢用思考这个词，却喜欢用思路，一种行进的感觉，一种结果的展现。所以我必须远离话语中心，起码做一个安静的人。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下的写作和文化环境与80年代相比有什么区别？你写的《朗园》在当时是一部比较有颠覆感的作品，能否谈一下你后来的创作思路？
赵玫：80年代对中国当前的文学来说是很重要的时期，人们的思想从封闭突然进入一种非常开放的状态，西方意识冲击了中国作家的心灵。我们应该感谢中国那些翻译家，他们的敏感和辛劳让我们得以见到许多优秀的作品。在西蒙没有获诺奖的时候，他的《弗兰德公路》已经被引进，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也是在那个时代被翻译进来。在此前，我接受的顶多就是前苏联的革命浪漫主义（笑），我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在80年代，我被引导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时国内的文学也轮番上阵，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意识流、朦胧诗，一直到后来王朔的“痞子文学”，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形式和流行性的东西，而是一阵阵剧烈的冲击。
有人说那时的每一个作家身后都站着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子，每一次浪潮后都有一次外国文化运动的原形，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尽管那些年我们是在学习，但依然是一个非常灿烂非常宏大的过程，包括批评界，那时的批评是严肃的，货真价实的。当时我在《文学自由谈》做编辑，后来我因为进行小说创作而进入文学生活，即使现在回忆起来，那个阶段仍让我激动不已，那是一个文学可以引起众生喧哗的年代。80年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化发展的基础，不可缺少，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为自己能赶上这个时代庆幸。
对当下的写作和文化环境我只想提出一个质疑，就是他们是否创作出了新的东西，是否有新的思维，没有这些，谈何进步。每一次文化浪潮都有旗手，狂飙时代的歌德、新小说的罗伯•格里耶、新浪潮电影的戈达尔甚至包括存在主义的萨特，现在可以称之为文学旗手的人是谁呢？
在80年代的王蒙、刘索拉、王朔、阿城等确实做到了对以前写作的颠覆，如今这样的人物没有出现。
关于《朗园》，它确实和我前面写的短篇小说不同，我喜欢形式，语言就像积木一样，对于当代小说，形式的发展是近一百年来小说发展的主要方面。我渴望自己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有所不同，这十几年我仍然在试图改变自己。《朗园》是因为我生长在天津，那些建筑、那些居住在里面的人都是我熟悉的，留着毕生的印象。
我不掩饰自己对外国文学的偏爱，我喜欢杜拉斯，喜欢福克纳，喜欢伍尔芙，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已经在我的心里烂熟，成为一种文化流进我的血液里。所以一些人认为我的历史小说也是非常另类的，实际上我不是随便去写的，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我尊重历史，只是表现的手法和他们不同。
《欲望旅程》是我写的一本有关性爱的生活随笔，从社会学角度阐述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后来四川出版集团重印了这本书，改名为《爱一次或者很多次》。
《秋天死于冬季》让我从历史小说的写作状态中脱离出来，其实那是一部由系列短篇构成的长篇，故事独立，人物交叉，整体读下来你会发现那是一体的。因为我认为人是由各种个人史堆积成的。
另外我还计划写文革，因为我觉得文革前后人们的非正常状态可以展现人性，相信那段人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斑驳的。在文革时期一些人遭遇的迫害不亚于二战时期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变故后，我们应该更成熟一些，整个民族的素质在事后也应该有一种提高。
我一直认为思考比感性更为重要，我希望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
呼唤精英文化
信息时报：你觉得中国当下文学现状如何？文学市场化的形成对文学是有利还是有弊，你对中国的评论家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赵玫：文学市场化给每个作家提出了问题，让作家去选择。其实一些书商自己也知道自己做的书很糟糕。商业是文学被边缘化的罪魁祸首，作家抗拒不了诱惑随后被扼制，这对中国文学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因此我呼吁精英文化，没有五四运动，没有鲁迅、没有胡适这些精英我们如今的文化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梁启超在当年对新文化发展的构想放到现在也不会过时，正是这些精英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关于文学批评我曾经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包括现在我还会写一些书评。但说到文学批评，我依然只能怀念80年代，那时候经常有些文学会议会聚集一些批评家，比如吴亮、程德培等，当时文化批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批评家热情公正，很少有“捧臭脚”的。如今批评家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一些批评家为钱去开会，可怕的金钱成为文学的杠杆，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悲的，也是可怕的。在国外，比较严肃的评奖非常讲究公信力，不公正的批评也许会被起诉，是一种对文化的消费者的误导，这是极不道德的。
信息时报：你有许多政治身份，也会参加一些非文学的政治会议，这与你的文学生活是否有冲突？
赵玫：我是以知识分子身份参与这些活动，和我一起的是另一些知识分子。这些身份并非是我争取的，但我也不回避它，一年几天的会议不会耽误我的写作，同时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渠道，给我一个观察社会细节的机会。比如一些调研活动，我可以到工厂或者农村去，这些都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在这之前我是没有机会接触的。
同时我有机会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建设精英文化，每次我都会准备一份认真的发言，通过这样的机会我可以为文化事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在经济繁荣的前提下，我们提到了文化复兴，我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就会从另一种角度去思考它。
政治身份不会耗费我太多时间，也不会改变我清醒的头脑，我会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信息时报：我们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你用什么写作？在网上有你一个博客，里面只有一篇文章，你对网络文学持什么态度？
赵玫：我只能用笔和纸来写作，面对电脑我缺乏激情，无法顺畅的表达。因此我现在写作分三个过程，先用笔写，然后敲入电脑，然后在电脑上修改。那个博客是网站管理员一直和我说，我开始觉得好玩，就答应了，事后觉得总是贴文章让别人来关注显得特没意思，就不管了，我每天会上一下网，就像每天会看眼电视一样。
网络文学比纸媒更自由，其实是开拓了一种新的写作领域，没有太多羁绊的写作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情，所以我相信网络上有好作品。
并且我看到了那么多人都在写作，感到非常高兴，作为传统作家，我们应该包容网络文学，包容80后，只要存在了，就是合理的。
赵玫 满族，作家，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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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印象中你出了一些传记类小说，为什么会对传记类小说情有独钟？同时你传记作品多为女性传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选择？
赵玫：我的传记作品主要是唐宫三部曲，第一本是《武则天》，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写现实主义小说，从来没有想过去写历史小说，后来张艺谋在1993年的时候打算拍一部关于武则天的电影，也许因为我对女性心理把握的比较多，所以选择了我。而我自己也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就接受了。
《高阳公主》是在我读过大量史料后决定写的，那是一个震撼着我的故事，写完这个，出版社对我说，既然这样，不如你再写本《上官婉儿》……
信息时报：那为什么接下来又写了《胡蝶》和《阮玲玉》呢？
赵玫：这两部小说是有人准备拍电视剧，其实是剧本小说。可能他们是读了我的唐宫三部曲，认为我适合这项工作。在此前我也知道一些胡蝶和阮玲玉的故事，她们都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她们生命灿烂，命运多劫。为她们写传记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她们的人生值得我们这些平庸的人来分享。
信息时报：在你眼中什么样的写作才是女性写作，女性写作一定与身体相关吗？在没有提出身体写作这个概念之前，女性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赵玫：伍尔芙认为，女性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性别才能在各种领域里做到尽善尽美。你必须站在女性角度去思维，这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前提。女性小说不可能只写女性，也不是女性作家就必须要书写女性，但是这个世界只有男女两种性别，我觉得女性由于身体差异难以真正的理解男性，而女人之间却非常容易达成共识，比如一个女教授和女清洁工待的时间长了，她们也会产生共同的女人话题，在女人的话题上不存在地位和学识的差异。
我不抵触女性写作这个概念，这和女权没有什么关系，我写《武则天》，大家认为我在宣扬女权，实际上武则天并不代表女权，那依然皇权，她是一位皇帝，她本身就拥有了权利。
在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前我并没有女性写作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在那时见到一些女权主义作家。相比来说中国的女权运动在理论上并不牢固，作家和学者也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思路并不是十分清晰。
女性写作是纯粹的写身体那是无稽之谈。我在写女人的时候也有好的女人，也有很坏的女人，这些都是小说的需要，和女权及女性没有关系。
让作家也被边缘化吧
信息时报：你参加过一些国家化的妇女大会，与一些世界女权主义者有过接触，但回国后你的日常生活很低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赵玫：写作是一种私人化的过程，你要面对的是笔、纸张、计算机，你应该是一个文学的人而不是一个泛文化的人。我经常拒绝一些社会活动，因为我觉得参与其中时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唯一结果就是浪费了时间。
安静的生活让我有一种幸福感，文学需要寂寞和孤独，但是能忍受寂寞和孤独的人却不多。我平时不看报纸，也不想去了解任何小道消息，我只想写自己要写的东西，这要求我过一种低调的生活。其实一个作家不需要参加活动所带来的那些功利性的东西，如果我参与了，就会在乎，比如为什么给他开研讨会却不给我开，为什么我开研讨会的时候某某不到场上次别人开他却去了，整天思考这些问题人会变的浮躁。我非常害怕失去现在的生活状态，可以安静的读书写作，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
或者我已经患上了一种交往综合症，社交场合使我感到紧张和局促不安。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让作家也被边缘化吧，我希望是这样的（笑）……现在人们不喜欢用思考这个词，却喜欢用思路，一种行进的感觉，一种结果的展现。所以我必须远离话语中心，起码做一个安静的人。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下的写作和文化环境与80年代相比有什么区别？你写的《朗园》在当时是一部比较有颠覆感的作品，能否谈一下你后来的创作思路？
赵玫：80年代对中国当前的文学来说是很重要的时期，人们的思想从封闭突然进入一种非常开放的状态，西方意识冲击了中国作家的心灵。我们应该感谢中国那些翻译家，他们的敏感和辛劳让我们得以见到许多优秀的作品。在西蒙没有获诺奖的时候，他的《弗兰德公路》已经被引进，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也是在那个时代被翻译进来。在此前，我接受的顶多就是前苏联的革命浪漫主义（笑），我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在80年代，我被引导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时国内的文学也轮番上阵，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意识流、朦胧诗，一直到后来王朔的“痞子文学”，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形式和流行性的东西，而是一阵阵剧烈的冲击。
有人说那时的每一个作家身后都站着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子，每一次浪潮后都有一次外国文化运动的原形，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尽管那些年我们是在学习，但依然是一个非常灿烂非常宏大的过程，包括批评界，那时的批评是严肃的，货真价实的。当时我在《文学自由谈》做编辑，后来我因为进行小说创作而进入文学生活，即使现在回忆起来，那个阶段仍让我激动不已，那是一个文学可以引起众生喧哗的年代。80年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化发展的基础，不可缺少，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为自己能赶上这个时代庆幸。
对当下的写作和文化环境我只想提出一个质疑，就是他们是否创作出了新的东西，是否有新的思维，没有这些，谈何进步。每一次文化浪潮都有旗手，狂飙时代的歌德、新小说的罗伯•格里耶、新浪潮电影的戈达尔甚至包括存在主义的萨特，现在可以称之为文学旗手的人是谁呢？
在80年代的王蒙、刘索拉、王朔、阿城等确实做到了对以前写作的颠覆，如今这样的人物没有出现。
关于《朗园》，它确实和我前面写的短篇小说不同，我喜欢形式，语言就像积木一样，对于当代小说，形式的发展是近一百年来小说发展的主要方面。我渴望自己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有所不同，这十几年我仍然在试图改变自己。《朗园》是因为我生长在天津，那些建筑、那些居住在里面的人都是我熟悉的，留着毕生的印象。
我不掩饰自己对外国文学的偏爱，我喜欢杜拉斯，喜欢福克纳，喜欢伍尔芙，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已经在我的心里烂熟，成为一种文化流进我的血液里。所以一些人认为我的历史小说也是非常另类的，实际上我不是随便去写的，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我尊重历史，只是表现的手法和他们不同。
《欲望旅程》是我写的一本有关性爱的生活随笔，从社会学角度阐述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后来四川出版集团重印了这本书，改名为《爱一次或者很多次》。
《秋天死于冬季》让我从历史小说的写作状态中脱离出来，其实那是一部由系列短篇构成的长篇，故事独立，人物交叉，整体读下来你会发现那是一体的。因为我认为人是由各种个人史堆积成的。
另外我还计划写文革，因为我觉得文革前后人们的非正常状态可以展现人性，相信那段人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斑驳的。在文革时期一些人遭遇的迫害不亚于二战时期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变故后，我们应该更成熟一些，整个民族的素质在事后也应该有一种提高。
我一直认为思考比感性更为重要，我希望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
呼唤精英文化
信息时报：你觉得中国当下文学现状如何？文学市场化的形成对文学是有利还是有弊，你对中国的评论家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赵玫：文学市场化给每个作家提出了问题，让作家去选择。其实一些书商自己也知道自己做的书很糟糕。商业是文学被边缘化的罪魁祸首，作家抗拒不了诱惑随后被扼制，这对中国文学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因此我呼吁精英文化，没有五四运动，没有鲁迅、没有胡适这些精英我们如今的文化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梁启超在当年对新文化发展的构想放到现在也不会过时，正是这些精英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关于文学批评我曾经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包括现在我还会写一些书评。但说到文学批评，我依然只能怀念80年代，那时候经常有些文学会议会聚集一些批评家，比如吴亮、程德培等，当时文化批评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批评家热情公正，很少有“捧臭脚”的。如今批评家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一些批评家为钱去开会，可怕的金钱成为文学的杠杆，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悲的，也是可怕的。在国外，比较严肃的评奖非常讲究公信力，不公正的批评也许会被起诉，是一种对文化的消费者的误导，这是极不道德的。
信息时报：你有许多政治身份，也会参加一些非文学的政治会议，这与你的文学生活是否有冲突？
赵玫：我是以知识分子身份参与这些活动，和我一起的是另一些知识分子。这些身份并非是我争取的，但我也不回避它，一年几天的会议不会耽误我的写作，同时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渠道，给我一个观察社会细节的机会。比如一些调研活动，我可以到工厂或者农村去，这些都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在这之前我是没有机会接触的。
同时我有机会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建设精英文化，每次我都会准备一份认真的发言，通过这样的机会我可以为文化事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在经济繁荣的前提下，我们提到了文化复兴，我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就会从另一种角度去思考它。
政治身份不会耗费我太多时间，也不会改变我清醒的头脑，我会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信息时报：我们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你用什么写作？在网上有你一个博客，里面只有一篇文章，你对网络文学持什么态度？
赵玫：我只能用笔和纸来写作，面对电脑我缺乏激情，无法顺畅的表达。因此我现在写作分三个过程，先用笔写，然后敲入电脑，然后在电脑上修改。那个博客是网站管理员一直和我说，我开始觉得好玩，就答应了，事后觉得总是贴文章让别人来关注显得特没意思，就不管了，我每天会上一下网，就像每天会看眼电视一样。
网络文学比纸媒更自由，其实是开拓了一种新的写作领域，没有太多羁绊的写作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情，所以我相信网络上有好作品。
并且我看到了那么多人都在写作，感到非常高兴，作为传统作家，我们应该包容网络文学，包容80后，只要存在了，就是合理的。
赵玫 满族，作家，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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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玫新作（1） 《阮玲玉》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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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玫新作（2） 《胡蝶》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7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