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修史

克罗齐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解释出一层意思：
所有的历史写作，都要受制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这种不得已的取舍就造成了不一样的历史图景。
隔代修史，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写史的人少一些这种不得已的顾虑。
当然，写历史永远是带着镣铐跳舞，总是要受到自觉不自觉的主观性因素的影响。类似于自然科学那种科学实验式的客观性，不必拿来要求历史学。
以党史为例，这个主题仍然是在发生、展开中的，在此条件的限制下，党史、革命史的研究，“当代”特色就太浓厚了。假如跟研究地方党史的人聊天，你可以知道历史书上没有写的N多生动、精彩的故事，知道N倍复杂的人物性格。尽管他们掌握材料，但不会写到书里。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革命史上写下了很多善人、恶人、贤人、不肖之徒。不过，真相往往是，这些因素可以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
党内第一次大分裂，是罗章龙另立中央，旋即被开除党籍，1930年代即从“革命史”上消失了。在他身后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有一节在网上流传，《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里面罗就毫不客气地揭露了向、李诸人的阴暗一面。他说话的时候，那段党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70年前就已经成了历史。
也许将来，党史真正成了“过去”，隔代来修，历史学者所致力的，恐怕正是类似于罗章龙所写的另一面，以此来校正、补核正史之不足。
其实，古代史何尝不是如此，旧唐书，尤其是李唐起家的那一段，一样有很多美化、掩饰的故事，可以从反映不同立场的材料中得到揭示。
不同立场的材料占有越多，我们越是可以穿越前人故布的迷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