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4 史无定法
经济学的出身加上在传统而又传统的北大历史系的受训，把我搞得多少是有些人格分裂的，做经济史的时候，各种看他们互相谩骂，历史系的人指责经济系的人第一不晓得哪些数据是正确的就随便乱用，第二过分迷信近几十年来本来就发展的很不正常的经济学数学化以至于多少脱离了实践；经济系的人指责历史系的人就晓得考据，纠结于无意义的概念，思维保守落后，甚至不晓得理论。
今天开始听李伯重的课，撇开其他东西不言，至少他还算是历史学界中比较开放的学者，尽管不做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计量研究，但可以发现，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是相当熟稔的，毕竟人家多少算是从库兹涅茨——吴承明这一系下来。这位老先生自然是老而有风度的，他鄙视经济系出身的经济史学家不懂如何选取正确历史数据这一点倒是我颇为赞同也颇为惶恐的一点，毕竟我生怕自己成了那样的人。
经院08有个小盆友也在做经济史，和这个孩子聊了聊，发现他倒是多少有些经济系的定量研究偏执，而鄙视历史系偏重定性的经济史研究，这与管、颜二位老师的影响颇为相关；他甚至觉得去历史系受教多少是浪费时间的。而于我而言，尽管在经济史之路上也主要受教于这两位老师，但并不赞同这样一种自负的情绪。
事实上，尽管美帝经济系中的经济史研究的确如Solow所观：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然而即便是经济系所做的经济史，也绝非只用定量方法，早些年的熊彼特、诺斯之流颇为重视经济史的定性研究，而近年来，可以称得上国际经济史学界一把手的，甚至有望得诺奖的斯坦福的格雷夫在其著作《大裂变》中，也并未使用计量方法，而是使用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进行分析；前些天来北大的科罗拉多大学的Ann Calos教授，在进行计量研究的同时，也注重于经济学理论与历史事实的定性联系。
李伯重先生的一个观念窃以为是极好的，即“史无定法”，对于一个经济史议题而言，要根据该议题寻找合适的方法。因此很难讲经济史必定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是偏重经济的还是偏重历史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本来就在经济史研究当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而又都不可或缺，经济学的理论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只能限于某些可以用作定量研究的理论。
而如此这般，好的经济史家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双重学科素养，于是倍感压力巨大。
做计量史学的时候，各种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做成只有计量的技术活儿，那里面必须有漂亮的经济理论所解释的历史故事。
今天开始听李伯重的课，撇开其他东西不言，至少他还算是历史学界中比较开放的学者，尽管不做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计量研究，但可以发现，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是相当熟稔的，毕竟人家多少算是从库兹涅茨——吴承明这一系下来。这位老先生自然是老而有风度的，他鄙视经济系出身的经济史学家不懂如何选取正确历史数据这一点倒是我颇为赞同也颇为惶恐的一点，毕竟我生怕自己成了那样的人。
经院08有个小盆友也在做经济史，和这个孩子聊了聊，发现他倒是多少有些经济系的定量研究偏执，而鄙视历史系偏重定性的经济史研究，这与管、颜二位老师的影响颇为相关；他甚至觉得去历史系受教多少是浪费时间的。而于我而言，尽管在经济史之路上也主要受教于这两位老师，但并不赞同这样一种自负的情绪。
事实上，尽管美帝经济系中的经济史研究的确如Solow所观：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然而即便是经济系所做的经济史，也绝非只用定量方法，早些年的熊彼特、诺斯之流颇为重视经济史的定性研究，而近年来，可以称得上国际经济史学界一把手的，甚至有望得诺奖的斯坦福的格雷夫在其著作《大裂变》中，也并未使用计量方法，而是使用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进行分析；前些天来北大的科罗拉多大学的Ann Calos教授，在进行计量研究的同时，也注重于经济学理论与历史事实的定性联系。
李伯重先生的一个观念窃以为是极好的，即“史无定法”，对于一个经济史议题而言，要根据该议题寻找合适的方法。因此很难讲经济史必定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是偏重经济的还是偏重历史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本来就在经济史研究当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而又都不可或缺，经济学的理论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只能限于某些可以用作定量研究的理论。
而如此这般，好的经济史家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双重学科素养，于是倍感压力巨大。
做计量史学的时候，各种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做成只有计量的技术活儿，那里面必须有漂亮的经济理论所解释的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