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惨剧——卖子救夫
今天（2008年8月2日）的《南方都市报》A19版有一篇报道《地铁口旁卖子救夫》，看完之后，不免惨然。
据报道，昨天上午，在地铁岗顶站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出口处，有一妇女书写“卖子救夫”大字，身旁的孩子是个4个月大的男婴。观者甚众，然并无真正有意买孩子的。最后还是警察过来，说卖孩子是违法的，将女子劝走。
记者找到这位姓张的女子，才知他们乃是清远浸潭镇人，丈夫黄鹏飞乃广州一广告公司职员，月入3000元。今年2月，其夫患黄疸型肝炎，至今花费已经12万元，无力继续治疗。无奈，才出此下策，准备卖儿救夫，希望能卖儿10－15万元。记者看到病床前的黄先生，只是默默流泪。
读此新闻，不但为这一家人感到悲哀，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感到悲哀。
为这一家子悲哀，若此人间惨剧，读者谁能不动容？无须多言。但是为这个社会感到悲哀，为什么呢？
其一，我虽不懂医学，但也知道黄疸型肝炎，乃一种急病，何以竟然会拖这么长时间，花这么多钱？我过去没少在中山三院看病，感觉基本都不甚好，服务很差。十年前，有一个学生患抑郁症，在那里住院一个月，毫无起色，看病看不好，这可以理解的，有些病就是难以治疗的。可是态度和方法很重要，心理疾病，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应当用心理疗法。我常去医院看那个学生，就只看到医生一味在开药，从未见他们做过心理上的治疗。数年前，我感到胳膊麻木，去到中山三院，一个中年女医生，只是听我说了几句，就告诉我，你大脑前区已经坏死，必须马上办理住院手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的心理，本来觉得不过是偶尔不适，听到这些，那时心里一片冰凉。回家后，考虑一下，她还什么都没看，就如此绝对下判断，恐怕有问题。对这里的医生并不信任，就去了中山一院，一个老教授，给敲了敲关节处，说什么事情也不会有。这几年，果然没有什么事情。当时若是听了那个女医生的话，可能没病都要给治成大病。当时非常愤怒，很想找那个混蛋女医生大骂一顿，为了挣昧心钱，毫无职业道德。后来，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争又能争出什么结果呢？
我无意败坏中山三院的名声，因为不少同事说，三院其实还不错。但我碰到的几次，都令人不快。张女士的丈夫，并不算大病，竟然花费如此之巨款，除了过去一次次听说，医院挣昧心钱以外，我想不出别的理由。这或许是我主观了。但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总不是我在这里造谣吧。
就黄先生这个病来说，大概主要还在没有看对医院和医生。换上一家负责的医院和医生，或许早就治好了，而且也不用花费那么多。
其二，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即医疗保障制度。国内现在的医疗保障体系，覆盖率很低，而且保障明显不足。特别是那些大病和慢性病，缺乏普遍的、长期的、有效的保障。我们听多下面这种说法，白领阶层因为大病，一夜返贫；农民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等等说法。这些是不是现在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我相信是真实的。
黄先生月收入3000元，在广州并不算高，大概也就仅仅够维持一家三口的普通的生活而已。但是，他们一家在社会结构中，恐怕还要算是中间阶层。比他们收入低的人，可谓比比皆是。因此，如此遭遇，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难避免的。如果有人说，那穷人、普通百姓，活该你没本事，活该就这个命运。对这样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强梁的逻辑，最终会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危险的境地。稍有人心者，只怕都不会这样想的。
因病返贫，因病导致家破人亡，而且这样的威胁，威胁到的是社会中的大多数，这就绝对不是一个现代社会负责任的政府所当为。如何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比如，如何重新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医院的风气好转？如何监督药品生产和流通？如何建立一个大病、重病的保障机制？如何把全民医保得以切实实行，让人民免除后顾之忧？
这些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实在很困难，远非我等在此随便说上几句那么简单。但是，在这个国家，普通公民的命虽然不算什么，但这些问题看不到切实解决的努力和希望，却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积聚到一定程度，恐怕就会演变成大的社会动荡。
据报道，昨天上午，在地铁岗顶站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出口处，有一妇女书写“卖子救夫”大字，身旁的孩子是个4个月大的男婴。观者甚众，然并无真正有意买孩子的。最后还是警察过来，说卖孩子是违法的，将女子劝走。
记者找到这位姓张的女子，才知他们乃是清远浸潭镇人，丈夫黄鹏飞乃广州一广告公司职员，月入3000元。今年2月，其夫患黄疸型肝炎，至今花费已经12万元，无力继续治疗。无奈，才出此下策，准备卖儿救夫，希望能卖儿10－15万元。记者看到病床前的黄先生，只是默默流泪。
读此新闻，不但为这一家人感到悲哀，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感到悲哀。
为这一家子悲哀，若此人间惨剧，读者谁能不动容？无须多言。但是为这个社会感到悲哀，为什么呢？
其一，我虽不懂医学，但也知道黄疸型肝炎，乃一种急病，何以竟然会拖这么长时间，花这么多钱？我过去没少在中山三院看病，感觉基本都不甚好，服务很差。十年前，有一个学生患抑郁症，在那里住院一个月，毫无起色，看病看不好，这可以理解的，有些病就是难以治疗的。可是态度和方法很重要，心理疾病，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应当用心理疗法。我常去医院看那个学生，就只看到医生一味在开药，从未见他们做过心理上的治疗。数年前，我感到胳膊麻木，去到中山三院，一个中年女医生，只是听我说了几句，就告诉我，你大脑前区已经坏死，必须马上办理住院手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的心理，本来觉得不过是偶尔不适，听到这些，那时心里一片冰凉。回家后，考虑一下，她还什么都没看，就如此绝对下判断，恐怕有问题。对这里的医生并不信任，就去了中山一院，一个老教授，给敲了敲关节处，说什么事情也不会有。这几年，果然没有什么事情。当时若是听了那个女医生的话，可能没病都要给治成大病。当时非常愤怒，很想找那个混蛋女医生大骂一顿，为了挣昧心钱，毫无职业道德。后来，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争又能争出什么结果呢？
我无意败坏中山三院的名声，因为不少同事说，三院其实还不错。但我碰到的几次，都令人不快。张女士的丈夫，并不算大病，竟然花费如此之巨款，除了过去一次次听说，医院挣昧心钱以外，我想不出别的理由。这或许是我主观了。但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总不是我在这里造谣吧。
就黄先生这个病来说，大概主要还在没有看对医院和医生。换上一家负责的医院和医生，或许早就治好了，而且也不用花费那么多。
其二，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即医疗保障制度。国内现在的医疗保障体系，覆盖率很低，而且保障明显不足。特别是那些大病和慢性病，缺乏普遍的、长期的、有效的保障。我们听多下面这种说法，白领阶层因为大病，一夜返贫；农民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等等说法。这些是不是现在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我相信是真实的。
黄先生月收入3000元，在广州并不算高，大概也就仅仅够维持一家三口的普通的生活而已。但是，他们一家在社会结构中，恐怕还要算是中间阶层。比他们收入低的人，可谓比比皆是。因此，如此遭遇，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难避免的。如果有人说，那穷人、普通百姓，活该你没本事，活该就这个命运。对这样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强梁的逻辑，最终会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危险的境地。稍有人心者，只怕都不会这样想的。
因病返贫，因病导致家破人亡，而且这样的威胁，威胁到的是社会中的大多数，这就绝对不是一个现代社会负责任的政府所当为。如何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比如，如何重新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医院的风气好转？如何监督药品生产和流通？如何建立一个大病、重病的保障机制？如何把全民医保得以切实实行，让人民免除后顾之忧？
这些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实在很困难，远非我等在此随便说上几句那么简单。但是，在这个国家，普通公民的命虽然不算什么，但这些问题看不到切实解决的努力和希望，却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积聚到一定程度，恐怕就会演变成大的社会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