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关于长沙娱乐业的评论
这期《南都娱乐周刊》的封面报道是，长沙：娱乐第二城？
编辑朱白兄，是我一直仰慕的文学书评人，上次在广州我们一起喝了两天酒
他找我写两篇评论来填版面，我是业务不熟，多日没动笔，但推辞不得。所以就只好老生常谈，写了一篇关于超女，一篇关于本土明星的。
发这里存个档案。
【超女】
超女危机：革命精神背后的性格缺陷
文|袁复生
2005年，春哥当选超女扛把子。我在广州新市墟的河涌边，狠狠地抽完一支烟，决定从此回到湖南。
记得春哥唱歌的时候，我正买了一盒蚊香走向新市云霄楼的住处，一路上的四川小饭馆老板娘、超市少女员工都在拿手机投票，他们的拇指让我激动。我以为，娱乐将引领着民意，开启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当我回到了家乡，这种民意大概只剩下了表面上的延续，最后超女或者快男的舞台，成就的却是那些一路拥有生杀大权的“毒舌评委”。我回长沙认识的朋友，零散地去做过那些舞台的评委，却从未和我谈论过任何激动人心的变化。我也并未因为“家国情怀”与超女团队再有往来。
我的意思是，在文化的意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我们曾将超女赋予了过高的解读和盼望，我们希望“超女进村”带来一种另类的民主或曰民意表达。民众们自然会乐于看到自己拇指的力量能成就一个偶像。这种成就，就是偶像工业的一种革命性变化。
当年，就是这些，成了我返乡从业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有一种更深的历史渊源所在，那是晚晴以降的湖南，在无所不在的教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现实的示范中，不断强化的“革命精神”，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还是毛泽东的红军，对湖南人的影响，可谓从幼儿园到坟墓。所谓革命精神，用湖南话表达约等于“霸蛮”，一是在冲击旧规则的创新，二是要狠、要强悍执行力、要强势、要“我说了算”。
用那句俗到爆的句式说，有一千个超女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让我激动的哈姆雷特是娱乐工业的民意规则。而对于那些超女工业的制造者来说，他们的哈姆雷特也许完全不在这里：在前期，那是强悍执行力彪悍创意力生产出的新偶像群体。在后期，则在于那一纸同样强悍无比、我说了算的充满“霸蛮式革命精神”的合约。
双刃剑的“革命精神”在超女工业的后期，屡屡出现了意外，选手的控诉和解约，乃至新人拒绝继续参赛的故事。合约的具体条款，我不得而知，但从结果往前推，不难窥见革命精神的影子。这种影子的后面，则是商业精神的缺位：合理规则、分享精神、平等交易……这些东西，在“革命精神”面前，如果毫无一席之地，以一种“恩主”的心态介入利润分配期，一拍两散的故事，恐怕会越来越多。而竞争对手一旦掌握更激动人心的分配机制，那釜底抽薪的危机也就飘然而至了。
当然，这种危机并不是仅存于超女，而是整个湖南的社会与企业，那又是另一个长故事了。
【本土明星】
湖南明星：方言是平的时代，那些外省青年
文|袁复生
包括汪涵在内，湖南娱乐界的明星，都有一口标签式的湘潭风味的普通话或者长沙塑料普通话。
没错，这些方言都是出现在电视上的。
本土著名笑星，曾长期与汪涵搭档“越策越开心”节目的“陈英俊”（王湘平），就有一句标志性的名言“喝杯白酒，交个朋友”，这句无厘头，是通过宁乡方言说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听到宁乡话版的，你就无法理解它天线宝宝式的流行。
汪涵本人亦与我说过几次，他想办一本杂志《莫学洋范》，文章用方言来写，情趣与故事都是地方风味的。
全国人民最早时耳熟能详的湖南声音，大概是奇志大兵在“金盆洗脚城”里的捧和逗，这是与京派相声的“说学逗唱”迥异的一种发笑原料。周卫星、何晶晶，亦是如此。
演电影的左小青、廖凡，则不在此列。因为电影这种全国市场的产品中，湖南人并未占据优势。但以电视为主的市场里，湖南明星就能够用方言味浓郁的塑料普通话流行起来。
方言这几年并不寂寞的。
《南方人物周刊》这样的纸媒力捧四川名笑星，李伯清；盗版碟市场力捧海派清口周立波；视频网站力捧天津郭德纲；新浪微博也不断流传北京小王爷王自健的犀利。
长沙明星，算是赶上了一个早集。
一是占了方言本身的便宜：在人们开始觉悟到CCTV和东北土话并没那么值得让你去笑的时候，粤语、上海话的方言毕竟太难懂了，长沙话一般十句听明白六句还是问题不大。另一个原因自然是有湖南的电视这个强势的媒体群在滚动播出他们节目。
我曾试图从湖南历史传统上去找其中的“秘密”，本土历史学家谭伯牛也告诉我：“我看曾胡诸位大佬书信，还是有不少段子的。”这毕竟很难说通，一个农耕传统为主的地方，究竟能培育出多少市井幽默感。
靠谱的解释只能是，观众烦了念文件式的CC某V，观众烦了口味重的东北玩笑了。“方言是平的年代”，人话更受欢迎，方言是最适合讲人话的。湖南人率先摘了个果子。
此果子之后，有流行度更高、冲击力更大的果子，无论是周立波、郭德纲、王自健，他们共通的地方，不仅是“演绎市井生活、呈现人生百态”，他们被媒体和观众记住的东西，更是那些涉及公共话题的段子、是嬉笑怒骂中的世界情怀、是那或者投巧或者自觉的批判精神。
而这些东西，在外省青年的世界中，不是第一位，甚至不是需要的。
时代不一样，光靠自嘲与促狭，掌声会越来越少，人们除了关心姑娘和粮食，也有关心天气和大地的内在需求。
作为外省青年的湖南明星们，也因此未能更上一层楼，在全国观众面前，树立一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美誉度。
这遗憾，同样适用于整体概念上的湖南广电。
编辑朱白兄，是我一直仰慕的文学书评人，上次在广州我们一起喝了两天酒
他找我写两篇评论来填版面，我是业务不熟，多日没动笔，但推辞不得。所以就只好老生常谈，写了一篇关于超女，一篇关于本土明星的。
发这里存个档案。
【超女】
超女危机：革命精神背后的性格缺陷
文|袁复生
2005年，春哥当选超女扛把子。我在广州新市墟的河涌边，狠狠地抽完一支烟，决定从此回到湖南。
记得春哥唱歌的时候，我正买了一盒蚊香走向新市云霄楼的住处，一路上的四川小饭馆老板娘、超市少女员工都在拿手机投票，他们的拇指让我激动。我以为，娱乐将引领着民意，开启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当我回到了家乡，这种民意大概只剩下了表面上的延续，最后超女或者快男的舞台，成就的却是那些一路拥有生杀大权的“毒舌评委”。我回长沙认识的朋友，零散地去做过那些舞台的评委，却从未和我谈论过任何激动人心的变化。我也并未因为“家国情怀”与超女团队再有往来。
我的意思是，在文化的意义、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我们曾将超女赋予了过高的解读和盼望，我们希望“超女进村”带来一种另类的民主或曰民意表达。民众们自然会乐于看到自己拇指的力量能成就一个偶像。这种成就，就是偶像工业的一种革命性变化。
当年，就是这些，成了我返乡从业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有一种更深的历史渊源所在，那是晚晴以降的湖南，在无所不在的教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现实的示范中，不断强化的“革命精神”，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还是毛泽东的红军，对湖南人的影响，可谓从幼儿园到坟墓。所谓革命精神，用湖南话表达约等于“霸蛮”，一是在冲击旧规则的创新，二是要狠、要强悍执行力、要强势、要“我说了算”。
用那句俗到爆的句式说，有一千个超女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让我激动的哈姆雷特是娱乐工业的民意规则。而对于那些超女工业的制造者来说，他们的哈姆雷特也许完全不在这里：在前期，那是强悍执行力彪悍创意力生产出的新偶像群体。在后期，则在于那一纸同样强悍无比、我说了算的充满“霸蛮式革命精神”的合约。
双刃剑的“革命精神”在超女工业的后期，屡屡出现了意外，选手的控诉和解约，乃至新人拒绝继续参赛的故事。合约的具体条款，我不得而知，但从结果往前推，不难窥见革命精神的影子。这种影子的后面，则是商业精神的缺位：合理规则、分享精神、平等交易……这些东西，在“革命精神”面前，如果毫无一席之地，以一种“恩主”的心态介入利润分配期，一拍两散的故事，恐怕会越来越多。而竞争对手一旦掌握更激动人心的分配机制，那釜底抽薪的危机也就飘然而至了。
当然，这种危机并不是仅存于超女，而是整个湖南的社会与企业，那又是另一个长故事了。
【本土明星】
湖南明星：方言是平的时代，那些外省青年
文|袁复生
包括汪涵在内，湖南娱乐界的明星，都有一口标签式的湘潭风味的普通话或者长沙塑料普通话。
没错，这些方言都是出现在电视上的。
本土著名笑星，曾长期与汪涵搭档“越策越开心”节目的“陈英俊”（王湘平），就有一句标志性的名言“喝杯白酒，交个朋友”，这句无厘头，是通过宁乡方言说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听到宁乡话版的，你就无法理解它天线宝宝式的流行。
汪涵本人亦与我说过几次，他想办一本杂志《莫学洋范》，文章用方言来写，情趣与故事都是地方风味的。
全国人民最早时耳熟能详的湖南声音，大概是奇志大兵在“金盆洗脚城”里的捧和逗，这是与京派相声的“说学逗唱”迥异的一种发笑原料。周卫星、何晶晶，亦是如此。
演电影的左小青、廖凡，则不在此列。因为电影这种全国市场的产品中，湖南人并未占据优势。但以电视为主的市场里，湖南明星就能够用方言味浓郁的塑料普通话流行起来。
方言这几年并不寂寞的。
《南方人物周刊》这样的纸媒力捧四川名笑星，李伯清；盗版碟市场力捧海派清口周立波；视频网站力捧天津郭德纲；新浪微博也不断流传北京小王爷王自健的犀利。
长沙明星，算是赶上了一个早集。
一是占了方言本身的便宜：在人们开始觉悟到CCTV和东北土话并没那么值得让你去笑的时候，粤语、上海话的方言毕竟太难懂了，长沙话一般十句听明白六句还是问题不大。另一个原因自然是有湖南的电视这个强势的媒体群在滚动播出他们节目。
我曾试图从湖南历史传统上去找其中的“秘密”，本土历史学家谭伯牛也告诉我：“我看曾胡诸位大佬书信，还是有不少段子的。”这毕竟很难说通，一个农耕传统为主的地方，究竟能培育出多少市井幽默感。
靠谱的解释只能是，观众烦了念文件式的CC某V，观众烦了口味重的东北玩笑了。“方言是平的年代”，人话更受欢迎，方言是最适合讲人话的。湖南人率先摘了个果子。
此果子之后，有流行度更高、冲击力更大的果子，无论是周立波、郭德纲、王自健，他们共通的地方，不仅是“演绎市井生活、呈现人生百态”，他们被媒体和观众记住的东西，更是那些涉及公共话题的段子、是嬉笑怒骂中的世界情怀、是那或者投巧或者自觉的批判精神。
而这些东西，在外省青年的世界中，不是第一位，甚至不是需要的。
时代不一样，光靠自嘲与促狭，掌声会越来越少，人们除了关心姑娘和粮食，也有关心天气和大地的内在需求。
作为外省青年的湖南明星们，也因此未能更上一层楼，在全国观众面前，树立一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美誉度。
这遗憾，同样适用于整体概念上的湖南广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