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的“三大法宝”

                
                
2011年第6期《文史知识》“下期预告”请大家关注第7期的“近代中国的租界”专题。当时就在想，会是哪些人来写关于租界研究的小文，大意猜到肯定熊老先生什么的会出现的。因着他不是跟周武还编了本上海的编年史著作么？熊老先生在那本书里面写了四章，其中就有一节是“租界辟设”。
今天开信箱，一看来了第7期，翻开目录倒是乐了。戴先生的文章非常醒目的排在最上面，被列为“特别关注”，另外收入的两篇是熊老先生和档案馆马先生的，还要一篇是写“近代上海租界诗”的，被收入在“诗文欣赏”之下。戴先生写的是《租界与上海城郊农村》，区别与以往更多着眼于“租界与近代上海城市关系的互动发展”，本文视角切入的是“租界与城郊农村的关系”，颇有新意。略加回顾戴先生的治史经历，倒是有些发现，之前研究港口－腹地关系，与这个小文传递的意图，似乎是一贯的。
刊载于《文史知识》上的文章虽小，但仔细比较，还是能发现谁更有功力的。比如此文，虽是小文一则，无从添加注释，戴先生还是在几处加了引注。就是从这几处引注中，看出他与其他治租界史的人略带不同的治史路径。（除了之前说的二位治租界史的先进，尚有费先生亦是租界史专家）
一是对《申报》及《北华捷报》等的引征。前一种用的人现在很多，而且有专门的索引可以查关键词，可以节约很多查申报的时间。后一种，大家转引的比较多，因为之前编那几种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时候，很多人都来上海查过《北华捷报》以及《字林西报》等。但是专门利用《北华捷报》的，不是太多：一来系英文报刊，二来似乎没有影印出版，需要去查档。
二是比较重视地方志中的史料。比如在这篇文字里，就引了民国《川沙县志》的记载。这一点，之前也在three的blog里得到印证，戴先生对于地方志的利用，确实比较多且有相当功力。尤其是一些地方志的修撰，本身就是史学大家所为，更加有其价值可利用。不过，近人编纂之方志可用，今人编写之方志，不可滥用也。盖因为我这样“不学无术”之人，也忝列方志编纂的人员名单，可见质量何其粗糙。
三是文章引述了《1892年至1902年海关报告》，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除非专治海关史，我倒是没怎么在租界研究文章里面见到利用海关档案的。不过，海关档案确实是一块非常宝贵的资料，尽管也是英文居多，但最近几年已经影印出版了很多套大部头的资料汇编，其中有京华出版社的，也有中国海关出版社的，且比较大的图书馆都会有收藏。
简言之，报刊，方志，档案，这三种大概就是治史的“三大法宝”。
PS：话说我真不喜欢熊老先生和马先生的文章，不是不好，不对胃口。还是戴先生文章写得好，颇有几分“小题大做”的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