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与加缪
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名声大噪的是他拒领诺贝尔文学奖一事。1964年，萨特凭自传体小说《词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当萨特确切地知道这一消息以后，拒绝了诺贝尔奖。其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同时还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问题。萨特为此发表拒领诺贝尔奖声明《我为甚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萨特还说：“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我无法想象谁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个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在萨特看来，文学写作是个人的选择，写出好作品是作家的职责，不需要他人的赞赏来为之增光添彩。这一清醒的看法和拒绝诺贝尔奖的行动，萨特获得比得奖更大的名声，在社会公众中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萨特一生充满了悖论：名气如日中天影响巨大，却终身只是一个中学教师而未能在大学谋得教席；他是法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数不多的作家，但却拒绝领奖而一度传为佳话；坚持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却不被包括海德格在内的多数存在哲学家所认同；终生对女性保持热情并泛爱太多被人诟病，却只有波伏娃一人对他矢志不渝；一生疯狂写作著作等身，却因为横跨哲学和文学两界并倡导介入政治和现实，而不被学院派承认其是纯粹的哲学家；醉心于精英写作并在逻辑论证和概念推演之中过文字生涯，却又将存在主义普及为一种大众紧密相关的人生哲学；在生前孤独奋斗以至于同好友加缪决裂而孤独万分，[1]但死后却有五万人自发为其送葬。[2]总之，萨特的一生是充满疑问和非议的一生，[3]他的文艺理论思想尽管有诸多矛盾，但却最深刻地表征出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症候。
最初，萨特是以创作小说《恶心》(1930)开始思考人的存在问题的，并以文学形式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在萨特看来，“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自我本质的选择。在自我世界里因没有上帝而被判定为自由的，当我被偶然抛到这个世界时就获得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我承担起我选择的责任。由于“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将对象“内在化”才获得自我本质，人是命定在自由中展开自我潜力与可能性的。
人的本质是自己的选择行动形成的，现成的供人选择的价值标准是矛盾而相对的，因此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人在自由、选择和责任面前，必定处于孤独、烦恼、绝望的存在状态。人的未来并非已经命定，而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选择，而“选择”的自由恰恰是人的存在的权利所在。越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人越是需要不放弃选择，而是按自己的意志独立思考并进行选择，因为“存在”即“自我”，“本质”是由“存在”的不断展开而获得。获得自我本质成型的过程，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我存在的意义的过程。
作为文本写作高手的萨特，善于运用文学方式传达自己的哲学思考，尤其是善于运用小说和戏剧的形象化优势阐释其思想学说，使其传播面更为广泛。他以文学作品直接介入当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哲理性极强的戏剧冲突，将生命虚无和个体选择的两难置于戏剧冲突的中心，具有存在主义的对抗性和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萨特的文学理论观与其哲学观紧密相连。1947年萨特发表的《什么是文学?》[4]当是最能代表其文论立场的著作。在书中，萨特进一步体系化了“文学介入说”，坚持作家必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精神。“介入”既是哲学概念又是政治学概念，萨特在文学领域中推进“介入”观念，事实上是将文学纳入了哲学政治学范围进行思考。[5]
在萨特看来，作家写作是和读者阅读都是自我自由的选择。写作和阅读是主体的人双方之间的“一个慷慨大度的契约”。真正有责任心的作家向他者的自由发出吁求，而读者在阅读中通过自己的选择展示自己的自由，也再度体现和实现了作家的自由。创作是一种引导读者的创造，阅读是在作者引导下的二度创造。文学创造过程具有二维性——作者与读者共同体验并完成了作品的意义。
对知识分子而言，介入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必须为他本人和所有人要求一种具体的自由，赋予自由一种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既是质料又是形式的自由。他认为，文学比任何时候都更必须介入，作家与小说家所能够做的惟一事情，就是表现为人的解放而努力的过程，揭示人所处的环境危险及其改变环境的可能性。文学必须干预当代生活并成为生活的向导，作家对当代重大走向问题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采取的个体的行动。
萨特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而主张“为他人的艺术”，认为写作便是揭露，揭露带来变革，因而写作就是介入。介入文学与自由紧密相关：从写作动机看，写作是某种寻求自由的方式，是人为完成自由而进行的努力；从创作主体看，写作是作家主体自由通过作品中介吁请读者主体的自由；从作品的意义欣赏看，作品须有读者参预才最后完成，作家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才能感受到作品的本质呈现，进而使自己成为本质的存在；从文学价值看，作家的目的是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并从中传达哲学思想和审美感受，这使得存在主义文学总是通过主体心理的感受，去表现荒谬世界中个人的孤独失望、痛苦恐惧、烦闷恶心等情绪。[6]这种状态其实是由《什么是文学》的四个文学本体论命题所构成的各章中呈示出来：
其一，在“什么是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写什么”。萨特区分了文字与绘画、雕塑和音乐等其他艺术之间的不同，说明文学中诗歌和散文在介入上的差异，坚持散文介入的精神性和确定性，使其具有明确的精神指向性和明晰的文学意义，为文学介入奠定了基础。在进行介入的散文和非介入的诗歌、音乐、绘画等进行区分时，必须清楚介入意味着自我意识到话语的力量。比如，诗歌只抒情而没有明确的提问和回答，因此也不能介入；而散文必须介入，散文作者的行动方式就是通过揭露而行动，而揭露就是介入。其他艺术形式因其意义的模糊性和理解的朦胧性，使人们在理解意义中难以准确无误地把捉意义，因而在介入问题上具有不确定性。
语词作为符号往往具有一种行动的意向，语言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不能离开行动去简单地理解它。“既然我们主张作家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他的作品，不是使自己处于一种腐败的被动状态，陈列自己的恶习、不幸和弱点，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当作生存这项总体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项事业——，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头捡起这个问题，并我们也应该自问：人们为什么写作？”[7]可以说，萨特的“介入”说，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当代意义承担，另一方面，要求文学知识分子对人类苦难和精神痛苦的勇毅担当。面对写什么的问题，萨特的回答是“写今天”！
其二，在“为什么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为谁写”。在写作实践中有一个根本性问题需要明晰：作家究竟写什么与为谁写？因为作家不可能为自己写作或者自己阅读，他呕心沥血写出作品需要被读者阅读，只有为了他人才有艺术创作的激情，只有通过他人才有艺术交流对话。“作家做出的选择是召唤其他人的自由，它们各有要求通过这些要求在双方引起的牵连，他们就把存在的整体归还给人，并用人性去包笼世界”。[8]在萨特那里，写作小说和散文不仅意味着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介入本身就意味着放弃了作品永恒的幻想，在抵制为后世写作的诱惑中坚持只为今天写作。作家是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反过来也要求读者承认他的创作自由。散文介入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意义，写作就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即使具体的优势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9]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总是召唤人们的参与。介入意味着必须为时代而写作，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主张写真实，写出人物的最真实而不是最典型化的方面。
萨特认为，“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10]因此，当一个作家开始用语词进行写作时，他借着犀利的语言权力开始了自己的政治介入行动。这个时候甚至沉默也是在说话，因为沉默也是一种姿态，是在拒绝言说中表达自己独特精神意向：“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11]换言之，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的自由被承认，写作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自由的重要方式。作家会使文字和事物具有一种新维度，作家说的每句话都会有助于揭露世界，而揭露世界就是改变世界的开始。介入的作家之所以坚持介入行动，就是说明他已经抛弃课身后扬名的幻想，只为今天而写。萨特对“为谁写”的回答是：为今天而写！
其三，在“为谁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写给谁看”？一般而言，作家是为自己的读者而写作的。从中世纪到十七世纪，都可以看到作家依附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作家和读者形成良好的对话交流；十八世纪的作家们有了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同样真实的读者群，他可以随意依靠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出现了“人民”这样一个潜在的庞大读者群。“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有一个意义。”[12]
萨特不满意已往贵族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脱离现实生活而无视读者大众，他鼓励作家关注时代，为广大的公众写作。“作家的真正读者权的范围若能扩大到他潜在的读者群的边缘，这就会在他的意识里调和敌对的倾向，于是文学获得彻底解放，将代表作为介入过程中一个必要瞬间的否定性。但是据我所知这一类型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而且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可能存在。所以冲突仍然存在，他就是我称之为作家及其负疚的良心的种种灾难的根源”。[13]面对作家“写作何为”的问题，萨特的回答是：写给多数人看。
其四，在《1947年作家的处境》一章中，萨特将论述的话题同法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介入”或“介入文学”之类的概念在此部分内容中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处境”、“处境文学”、“实践文学”等概念。萨特分析了二十世纪法国作家分为三代的基本情况：第一代创作层很早而已经功成名就依附于资产阶级；第二代作家创作层主要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们群；而包括萨特在内的第三代作家群，意识到工人阶级成为了潜在的读者群，但是作家与工人之间却有一道铁幕彼此隔开。作家应该使文学从抽象否定性过渡到具体的建设性，重新使文学纳入社会整体而深化写作的本质。介入的作家不仅思想的形式自由与政治民主是重合的，他的风格本可以重新得到某种内在张力，他应对所有大众读者群说话。
萨特相当珍惜文学语词的精神健康，提出：“作家以直言不讳为职能。如果词语得了病，治愈他们是我们的责任。许多作家思不及此，却以词语的疾病为生，现代文学在许多场合是词语的癌症。……如果我们要使词语恢复其能力，那就必须做双重工作：一方面是分析性的扫除，以便清除词语的蔓生意义，另一方面是综合性的扩展，以便它们适应于历史形势。加入单独一位作者现身于这项任务，他毕生的精力也不够用。如果我们一起动手，我们不必费多大劲就能达到目的。”[14]归根结底，写作就是选择自由并获得自己的本质的活动。如果写作艺术变成纯粹宣传或纯粹娱乐，那么，社会就会再次坠入感官直接性和意义虚无的病态和困境之中。
不妨说，当萨特在“介入”的层面上思考问题时，他的立场在哲学家和政治家之间滑动，他通过概念的转换，萨特在文学平台上已悄悄完成了从抽象哲学思考到具体政治关注的位移。萨特逐渐从理论体系建立热情中淡化出来，摆脱了对文学的痴迷状态，不再认为文学具有不朽价值，而是更多地进入介入实践的进程，开始了自己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折。他意识到，文学不能拯救人，但抛弃文学而投身政治活动，也不能够解决自我存在意义问题。萨特张扬的“文学介入说”，事实上部分地落空了。1968年，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概念，意味着萨特经历了文学的迷狂和政治介入热情以后，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中明确了知识分子身份立场。
1973年以后，萨特因为眼疾处于半失明状态，只得停止阅读和写作，并于1980年4月15日与世长辞。萨特的一生是全力思考和疯狂写作的一生。在写作的疯狂状态中，萨特甚至经常大剂量地服用兴奋剂，来刺激自己写作中的灵感，这无疑极大地伤害他的神经和身体。其作品众多涉及面很广，可以说，萨特每天存在的方式就是写作，无论是小说、戏剧、评论，还是哲学、自传、主编刊物，他都全力以赴，每天都要写出上万的文字，“无日不写”是其座右铭。他曾不无自负地说：“写作不仅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职业”。
萨特作为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享有“世纪的良心”的赞誉。其存在主义学说一度对欧美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六十年代后，存在主义思潮被法国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新文论流派所掩盖，其影响大打折扣。晚年的萨特被告知，当时的法国青年知识分子更多阅读德里达、福柯、拉康、德勒兹等解构主义者的著作。解构主义不再把“行动介入”作为自己的纲领，而是在文本世界和心理世界中掀起一场话语风暴。
萨特被边缘化了。在萨特死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对他的存在哲学论、文学介入论、政治造反论、私生活问题、与加缪、梅洛·庞蒂之间的恩怨纠葛等，一一加以严厉地批评，有的尖锐到几乎全盘否定的地步。当然，这也是不够客观而有欠历史公允的。因此，重新评价萨特哲学和文学理论思想的功过，是学术思想史应有之题。
萨特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中国学术界仍然在不断谈论萨特。[15]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多么新潮或者厚重，而是因为他在面对世界和人生存在时与传统思想有了重大区分，并对中国的20世纪后半期思想变革和个体生存话语关注有着重要的价值。就思想的锐度和广度而言，萨特确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哲学研究的对象论上，萨特不再像苏格拉底那样对客观对象加以哲学思考，而是运用现象学思考“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在研究方法论上，从客观世界抽身而出转向主观世界，将个人非理性意识活动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重建存在主义对世界的认识；在存在本质论论域，反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而坚持存在主义的“我在故我思”，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学作品不在于描写什么，而在于强调内心复杂而虚无的感受，体验没有意义荒诞痛苦的人生。
--------------------------------------------------------------------------------
[1] 1943年，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首次谋面，从而结成思想和政治的盟友。其后由于思想的分裂和对东西方不同的看法，二人在政治变革的道路、哲学的观念、知识分子责任、文学的功能等方面的出现全面裂痕，导致了1952年公开决裂和相互攻讦，这一势不两立的立场一直持续到1960年加缪逝世。
[2] 1980年4月19日萨特的葬礼中，跟在灵柩车后的是五万多自发地为萨特送葬的巨大人流。其后，尽管有人对萨特的生活有非议，但萨特给人类文化思想的贡献仍是主要的。
[3] 萨特是“左岸”知识分子中的重要人物，但后来同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亚瑟·凯斯特莱、莫里斯·梅洛-庞蒂等好友一直争论不休，关系持续恶化。
[4] 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载《萨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萨特对当代社会政治抱有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他在20世纪30年代声援保卫西班牙的斗争，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被俘获释后参与“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运动，二战后他反对美国侵略印度支那和朝鲜，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参加罗素组织的“战犯审判法庭”，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支持学生造反等。
[6] 萨特存在主义的“选择”与“介入”文艺理论还在其戏剧作品得到充分体现。萨特的许多剧本上演时都曾引起一时轰动，其中尤以《苍蝇》（1943）、《禁闭》（1944）和《死无葬身之地》（1946）等作品影响很大。
然而，当萨特确切地知道这一消息以后，拒绝了诺贝尔奖。其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同时还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问题。萨特为此发表拒领诺贝尔奖声明《我为甚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萨特还说：“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我无法想象谁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个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在萨特看来，文学写作是个人的选择，写出好作品是作家的职责，不需要他人的赞赏来为之增光添彩。这一清醒的看法和拒绝诺贝尔奖的行动，萨特获得比得奖更大的名声，在社会公众中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萨特一生充满了悖论：名气如日中天影响巨大，却终身只是一个中学教师而未能在大学谋得教席；他是法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为数不多的作家，但却拒绝领奖而一度传为佳话；坚持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却不被包括海德格在内的多数存在哲学家所认同；终生对女性保持热情并泛爱太多被人诟病，却只有波伏娃一人对他矢志不渝；一生疯狂写作著作等身，却因为横跨哲学和文学两界并倡导介入政治和现实，而不被学院派承认其是纯粹的哲学家；醉心于精英写作并在逻辑论证和概念推演之中过文字生涯，却又将存在主义普及为一种大众紧密相关的人生哲学；在生前孤独奋斗以至于同好友加缪决裂而孤独万分，[1]但死后却有五万人自发为其送葬。[2]总之，萨特的一生是充满疑问和非议的一生，[3]他的文艺理论思想尽管有诸多矛盾，但却最深刻地表征出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症候。
最初，萨特是以创作小说《恶心》(1930)开始思考人的存在问题的，并以文学形式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在萨特看来，“存在先于本质”，这意味着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自我本质的选择。在自我世界里因没有上帝而被判定为自由的，当我被偶然抛到这个世界时就获得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我承担起我选择的责任。由于“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将对象“内在化”才获得自我本质，人是命定在自由中展开自我潜力与可能性的。
人的本质是自己的选择行动形成的，现成的供人选择的价值标准是矛盾而相对的，因此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人在自由、选择和责任面前，必定处于孤独、烦恼、绝望的存在状态。人的未来并非已经命定，而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选择，而“选择”的自由恰恰是人的存在的权利所在。越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人越是需要不放弃选择，而是按自己的意志独立思考并进行选择，因为“存在”即“自我”，“本质”是由“存在”的不断展开而获得。获得自我本质成型的过程，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我存在的意义的过程。
作为文本写作高手的萨特，善于运用文学方式传达自己的哲学思考，尤其是善于运用小说和戏剧的形象化优势阐释其思想学说，使其传播面更为广泛。他以文学作品直接介入当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哲理性极强的戏剧冲突，将生命虚无和个体选择的两难置于戏剧冲突的中心，具有存在主义的对抗性和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萨特的文学理论观与其哲学观紧密相连。1947年萨特发表的《什么是文学?》[4]当是最能代表其文论立场的著作。在书中，萨特进一步体系化了“文学介入说”，坚持作家必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精神。“介入”既是哲学概念又是政治学概念，萨特在文学领域中推进“介入”观念，事实上是将文学纳入了哲学政治学范围进行思考。[5]
在萨特看来，作家写作是和读者阅读都是自我自由的选择。写作和阅读是主体的人双方之间的“一个慷慨大度的契约”。真正有责任心的作家向他者的自由发出吁求，而读者在阅读中通过自己的选择展示自己的自由，也再度体现和实现了作家的自由。创作是一种引导读者的创造，阅读是在作者引导下的二度创造。文学创造过程具有二维性——作者与读者共同体验并完成了作品的意义。
对知识分子而言，介入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必须为他本人和所有人要求一种具体的自由，赋予自由一种具体的内容，使之成为既是质料又是形式的自由。他认为，文学比任何时候都更必须介入，作家与小说家所能够做的惟一事情，就是表现为人的解放而努力的过程，揭示人所处的环境危险及其改变环境的可能性。文学必须干预当代生活并成为生活的向导，作家对当代重大走向问题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采取的个体的行动。
萨特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而主张“为他人的艺术”，认为写作便是揭露，揭露带来变革，因而写作就是介入。介入文学与自由紧密相关：从写作动机看，写作是某种寻求自由的方式，是人为完成自由而进行的努力；从创作主体看，写作是作家主体自由通过作品中介吁请读者主体的自由；从作品的意义欣赏看，作品须有读者参预才最后完成，作家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才能感受到作品的本质呈现，进而使自己成为本质的存在；从文学价值看，作家的目的是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并从中传达哲学思想和审美感受，这使得存在主义文学总是通过主体心理的感受，去表现荒谬世界中个人的孤独失望、痛苦恐惧、烦闷恶心等情绪。[6]这种状态其实是由《什么是文学》的四个文学本体论命题所构成的各章中呈示出来：
其一，在“什么是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写什么”。萨特区分了文字与绘画、雕塑和音乐等其他艺术之间的不同，说明文学中诗歌和散文在介入上的差异，坚持散文介入的精神性和确定性，使其具有明确的精神指向性和明晰的文学意义，为文学介入奠定了基础。在进行介入的散文和非介入的诗歌、音乐、绘画等进行区分时，必须清楚介入意味着自我意识到话语的力量。比如，诗歌只抒情而没有明确的提问和回答，因此也不能介入；而散文必须介入，散文作者的行动方式就是通过揭露而行动，而揭露就是介入。其他艺术形式因其意义的模糊性和理解的朦胧性，使人们在理解意义中难以准确无误地把捉意义，因而在介入问题上具有不确定性。
语词作为符号往往具有一种行动的意向，语言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不能离开行动去简单地理解它。“既然我们主张作家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他的作品，不是使自己处于一种腐败的被动状态，陈列自己的恶习、不幸和弱点，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坚毅的意志，一种选择，当作生存这项总体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项事业——，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头捡起这个问题，并我们也应该自问：人们为什么写作？”[7]可以说，萨特的“介入”说，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当代意义承担，另一方面，要求文学知识分子对人类苦难和精神痛苦的勇毅担当。面对写什么的问题，萨特的回答是“写今天”！
其二，在“为什么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为谁写”。在写作实践中有一个根本性问题需要明晰：作家究竟写什么与为谁写？因为作家不可能为自己写作或者自己阅读，他呕心沥血写出作品需要被读者阅读，只有为了他人才有艺术创作的激情，只有通过他人才有艺术交流对话。“作家做出的选择是召唤其他人的自由，它们各有要求通过这些要求在双方引起的牵连，他们就把存在的整体归还给人，并用人性去包笼世界”。[8]在萨特那里，写作小说和散文不仅意味着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介入本身就意味着放弃了作品永恒的幻想，在抵制为后世写作的诱惑中坚持只为今天写作。作家是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反过来也要求读者承认他的创作自由。散文介入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意义，写作就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在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精神产品这个即使具体的优势想象出来的客体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9]艺术品是价值，因为它总是召唤人们的参与。介入意味着必须为时代而写作，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主张写真实，写出人物的最真实而不是最典型化的方面。
萨特认为，“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10]因此，当一个作家开始用语词进行写作时，他借着犀利的语言权力开始了自己的政治介入行动。这个时候甚至沉默也是在说话，因为沉默也是一种姿态，是在拒绝言说中表达自己独特精神意向：“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11]换言之，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的自由被承认，写作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自由的重要方式。作家会使文字和事物具有一种新维度，作家说的每句话都会有助于揭露世界，而揭露世界就是改变世界的开始。介入的作家之所以坚持介入行动，就是说明他已经抛弃课身后扬名的幻想，只为今天而写。萨特对“为谁写”的回答是：为今天而写！
其三，在“为谁写作？”一章中追问的是“写给谁看”？一般而言，作家是为自己的读者而写作的。从中世纪到十七世纪，都可以看到作家依附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作家和读者形成良好的对话交流；十八世纪的作家们有了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同样真实的读者群，他可以随意依靠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出现了“人民”这样一个潜在的庞大读者群。“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有一个意义。”[12]
萨特不满意已往贵族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脱离现实生活而无视读者大众，他鼓励作家关注时代，为广大的公众写作。“作家的真正读者权的范围若能扩大到他潜在的读者群的边缘，这就会在他的意识里调和敌对的倾向，于是文学获得彻底解放，将代表作为介入过程中一个必要瞬间的否定性。但是据我所知这一类型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而且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可能存在。所以冲突仍然存在，他就是我称之为作家及其负疚的良心的种种灾难的根源”。[13]面对作家“写作何为”的问题，萨特的回答是：写给多数人看。
其四，在《1947年作家的处境》一章中，萨特将论述的话题同法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介入”或“介入文学”之类的概念在此部分内容中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处境”、“处境文学”、“实践文学”等概念。萨特分析了二十世纪法国作家分为三代的基本情况：第一代创作层很早而已经功成名就依附于资产阶级；第二代作家创作层主要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们群；而包括萨特在内的第三代作家群，意识到工人阶级成为了潜在的读者群，但是作家与工人之间却有一道铁幕彼此隔开。作家应该使文学从抽象否定性过渡到具体的建设性，重新使文学纳入社会整体而深化写作的本质。介入的作家不仅思想的形式自由与政治民主是重合的，他的风格本可以重新得到某种内在张力，他应对所有大众读者群说话。
萨特相当珍惜文学语词的精神健康，提出：“作家以直言不讳为职能。如果词语得了病，治愈他们是我们的责任。许多作家思不及此，却以词语的疾病为生，现代文学在许多场合是词语的癌症。……如果我们要使词语恢复其能力，那就必须做双重工作：一方面是分析性的扫除，以便清除词语的蔓生意义，另一方面是综合性的扩展，以便它们适应于历史形势。加入单独一位作者现身于这项任务，他毕生的精力也不够用。如果我们一起动手，我们不必费多大劲就能达到目的。”[14]归根结底，写作就是选择自由并获得自己的本质的活动。如果写作艺术变成纯粹宣传或纯粹娱乐，那么，社会就会再次坠入感官直接性和意义虚无的病态和困境之中。
不妨说，当萨特在“介入”的层面上思考问题时，他的立场在哲学家和政治家之间滑动，他通过概念的转换，萨特在文学平台上已悄悄完成了从抽象哲学思考到具体政治关注的位移。萨特逐渐从理论体系建立热情中淡化出来，摆脱了对文学的痴迷状态，不再认为文学具有不朽价值，而是更多地进入介入实践的进程，开始了自己的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折。他意识到，文学不能拯救人，但抛弃文学而投身政治活动，也不能够解决自我存在意义问题。萨特张扬的“文学介入说”，事实上部分地落空了。1968年，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概念，意味着萨特经历了文学的迷狂和政治介入热情以后，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中明确了知识分子身份立场。
1973年以后，萨特因为眼疾处于半失明状态，只得停止阅读和写作，并于1980年4月15日与世长辞。萨特的一生是全力思考和疯狂写作的一生。在写作的疯狂状态中，萨特甚至经常大剂量地服用兴奋剂，来刺激自己写作中的灵感，这无疑极大地伤害他的神经和身体。其作品众多涉及面很广，可以说，萨特每天存在的方式就是写作，无论是小说、戏剧、评论，还是哲学、自传、主编刊物，他都全力以赴，每天都要写出上万的文字，“无日不写”是其座右铭。他曾不无自负地说：“写作不仅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职业”。
萨特作为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享有“世纪的良心”的赞誉。其存在主义学说一度对欧美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六十年代后，存在主义思潮被法国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新文论流派所掩盖，其影响大打折扣。晚年的萨特被告知，当时的法国青年知识分子更多阅读德里达、福柯、拉康、德勒兹等解构主义者的著作。解构主义不再把“行动介入”作为自己的纲领，而是在文本世界和心理世界中掀起一场话语风暴。
萨特被边缘化了。在萨特死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对他的存在哲学论、文学介入论、政治造反论、私生活问题、与加缪、梅洛·庞蒂之间的恩怨纠葛等，一一加以严厉地批评，有的尖锐到几乎全盘否定的地步。当然，这也是不够客观而有欠历史公允的。因此，重新评价萨特哲学和文学理论思想的功过，是学术思想史应有之题。
萨特已经去世多年，但是中国学术界仍然在不断谈论萨特。[15]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多么新潮或者厚重，而是因为他在面对世界和人生存在时与传统思想有了重大区分，并对中国的20世纪后半期思想变革和个体生存话语关注有着重要的价值。就思想的锐度和广度而言，萨特确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哲学研究的对象论上，萨特不再像苏格拉底那样对客观对象加以哲学思考，而是运用现象学思考“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在研究方法论上，从客观世界抽身而出转向主观世界，将个人非理性意识活动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重建存在主义对世界的认识；在存在本质论论域，反对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而坚持存在主义的“我在故我思”，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学作品不在于描写什么，而在于强调内心复杂而虚无的感受，体验没有意义荒诞痛苦的人生。
--------------------------------------------------------------------------------
[1] 1943年，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首次谋面，从而结成思想和政治的盟友。其后由于思想的分裂和对东西方不同的看法，二人在政治变革的道路、哲学的观念、知识分子责任、文学的功能等方面的出现全面裂痕，导致了1952年公开决裂和相互攻讦，这一势不两立的立场一直持续到1960年加缪逝世。
[2] 1980年4月19日萨特的葬礼中，跟在灵柩车后的是五万多自发地为萨特送葬的巨大人流。其后，尽管有人对萨特的生活有非议，但萨特给人类文化思想的贡献仍是主要的。
[3] 萨特是“左岸”知识分子中的重要人物，但后来同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亚瑟·凯斯特莱、莫里斯·梅洛-庞蒂等好友一直争论不休，关系持续恶化。
[4] 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载《萨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萨特对当代社会政治抱有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他在20世纪30年代声援保卫西班牙的斗争，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被俘获释后参与“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运动，二战后他反对美国侵略印度支那和朝鲜，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参加罗素组织的“战犯审判法庭”，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支持学生造反等。
[6] 萨特存在主义的“选择”与“介入”文艺理论还在其戏剧作品得到充分体现。萨特的许多剧本上演时都曾引起一时轰动，其中尤以《苍蝇》（1943）、《禁闭》（1944）和《死无葬身之地》（1946）等作品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