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的两张面孔
邓正来的两张面孔
吴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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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的华东师范大学，紧连着举办了两场学术讲座：6月13日下午我作了一场题为《“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拉康、幽灵学与当代激进左翼》的学术报告；6月14日上午邓正来教授则演讲了这样一个话题：《中国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无论怎样去联想，这两个学术报告的主题都似乎毫不相干，直到我看到邓先生的另一张“面孔”：那一时刻我心头“格登”一震：如果当代中国思想界内也有拉康主义意义上的实践型的激进左翼，非这个“老邓”莫属。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她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即是从其著述中所透出的那张“脸”。邓正来对哈耶克（von Hayek）的细致研究、对学术翻译的一丝不苟、以及他对杂志编辑的学术规范理念，使我印象中的那个邓正来，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学者；对于这样的学者来说，即使在知识关怀之外具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她也会将其放在知识的脉络中来表达。所以尽管我在邓先生演讲之前并未阅读他已发表的对“中国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的论文，我也大致能感觉到演讲者的这一反思所会采取的进路。
演讲开始后，才知自己完全料错！等到演讲结束，好几位朋友对我说，他们感到失望：因为演讲者只描述了中国大学体制内的诸种恶劣现象、以及学术上还不错的知名学者们每天实际上在干着的那些勾当（不管是乐在其中、还是受体制逼迫）；而这些现象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演讲者并没有提供深入的知识层面上的反思与论证。我笑一笑，心里则继续为邓先生的演讲大力鼓着掌（尽管今天所看到的他的那张面孔，和我熟悉的那张全然不同）：这些情况对于大学体制内部的人来说，也许根本不新鲜，也许私下饭桌上大家也经常数落某些名字、猛批这个体制；但这个著述大半辈子、晚近才刚正式进入这个“中国知识生产体制”、当上教授的“老邓”，却在公共演讲中拍着桌子，数落大学体制里那群搞研究的知识生产者，都甘愿受“知识规划”，即争先恐后“抢受”自上而下的各种所谓重点研究项目的“政治规划”、和大学外面企业老板们的“经济规划”；两位学术研究上非常优秀的上海学者，却都不得不全力忙着为争抢同一个博士点名额而明争暗斗、乃至看人脸色、请人吃饭；北京大学一个王姓学者，凭着给出版社送钱出书也能当上教授，而钱则是从体制给的“研究项目”经费里来；更严重的是，体制内占领学术资源的 “学霸们”，通过分立“山头”、只培植对自己胃口的研究路数，已能左右一个甚至几个学科的发展；至于那些拿不出知识产品的大量学者们，则还在只会怨怪外部（所谓的意识形态控制太严）或内部（所谓的学术规范未建立），就是不想想自己在干什么……老邓恨恨地说：那些看到问题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但就是没人站出来说话！相反，他们选择“无奈地”在这套体制中混着，最后自己对它越来越脱离不了。在老邓看来，那些人根本就是体制的“同谋”，一个也逃不了干系！
老邓的演讲，对于那些被点名以及未被点名的体制内学者（即使是老邓的朋友们）来说，铁定带来的是纯粹的“不快”。“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乃是拉康主义激进左翼的根本性敌人，因为正是它，使得人们安于在早已千疮百孔、到处都是腐烂性创口的体制内“混着”，因为这样 “混”至少能使他们彼此避免去遭遇“不快”，大家“happy together”。在这个意义上，“快乐原则”实乃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镇山之宝，使所有腐烂性创口不见、使美丽的“太平盛世”浮现。而在从弗洛伊德（S. Freud）到拉康（J. Lacan）的精神分析里，同“快乐原则”相对的则是“死亡驱力”（death drive）。激进左翼与现实体制的战斗，正是“死亡驱力”与“快乐原则”的对抗。因此，要成为拉康主义激进左翼，必须要先“死去”才行——这不是生物性的死亡，而是符号性死亡（Symbolic death）。在电影《矩阵》（Matrix）中，当Neo吃下Morpheus给他的那颗药丸时，他就死了——在“现实世界”（矩阵）中，“Mr. Anderson”已经不复存在，那个符号已经死亡。自此，他就成为了游荡在Matrix（即人们所居身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幽灵，不断进行着对 Matrix最激进的批判。换言之，只有死亡——即变成齐泽克（S. Žižek）所说的“死了的活人”，斩断同现实体制（Matrix）的一切利益关联而成为一个游荡在Matrix内部的幽灵——才能使一个对现实体制的反思者，最终取得激进批判的立场。
再来看看邓正来那张学术著述外的“面孔”：那个根本不在乎“教授”头衔、从来便是“三无人员”、毫无羞色自称“盲流”的老邓，早就跨过了成为激进左翼的最大难关——死一次。从前有个小孩子对着耀武扬威的国王说，“你什么也没穿啊！”旁边的大人连忙捂住小孩子的嘴，“国王当然穿得高贵华丽！”当这次人们要来捂邓正来的嘴、争取把他吸纳入体制、一起happy时，他却趁机跑到体制内部，对“国王”作“近距离观察”，揭露得更犀利、让人“不快”得更钻心。这个宁死不肯“改宗”的老邓非但没有成为“金鱼缸里的金鱼”，反而成为缸里的幽灵，像Neo一样自由游荡Matrix（缸）中，左突右冲，将一个个“快乐原则”掩盖下的腐烂性伤口重新撕裂、使之成为永无法“愈合”的开放性伤口（open wounds）。当演讲的提问部分中有人表示“这些事情只有你邓老师能做，别人做不了”时，老邓瞪大眼睛说：我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便不可以？正如很多朋友告诉我的那样，老邓演讲中所揭露的种种体制内的腐烂性创口实非新鲜之事。因此在这里，问题并不出在“知道”（knowing）这一边，而是在于“做” （doing）这一边。所有的伦理-政治问题在这里就只有一个：做，还是不做！其余则统统是犬儒之言——老邓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便不可以？！
我在13日自己的演讲伊始曾分析道：在当下中国思想界的政治哲学热潮中我们可以分梳出两个思想源头——右翼的施特劳斯主义与中流砥柱的康德主义政治哲学，但尚不见激进左翼的拉康主义政治哲学。但在领略了邓正来在其学术著作之外的那张脸后，我要为我那已完成的学术报告补上一句：尽管中国思想界尚没有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我的大半个演讲即在讨论拉康主义政治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但（实践中的）激进左翼却早已有了！几百年来，左翼所诉诸的内容与目标一直在变，然一以贯之的便是批判的态度与（言行一致的）批判实践。历史上自由主义者曾是扫荡王权等级制度的左翼群体，在今天常被归为自由主义者的邓正来，比起这场讲座中提及的不少躲在知识体制里不敢站出来对其批判的自称的学翼学者们，恰恰正是一个一马当先的实践着的激进左翼，一个名副其实的启蒙之批判传统的当代传人。
来源：学术中国
吴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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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的华东师范大学，紧连着举办了两场学术讲座：6月13日下午我作了一场题为《“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拉康、幽灵学与当代激进左翼》的学术报告；6月14日上午邓正来教授则演讲了这样一个话题：《中国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无论怎样去联想，这两个学术报告的主题都似乎毫不相干，直到我看到邓先生的另一张“面孔”：那一时刻我心头“格登”一震：如果当代中国思想界内也有拉康主义意义上的实践型的激进左翼，非这个“老邓”莫属。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她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即是从其著述中所透出的那张“脸”。邓正来对哈耶克（von Hayek）的细致研究、对学术翻译的一丝不苟、以及他对杂志编辑的学术规范理念，使我印象中的那个邓正来，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学者；对于这样的学者来说，即使在知识关怀之外具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她也会将其放在知识的脉络中来表达。所以尽管我在邓先生演讲之前并未阅读他已发表的对“中国知识生产体制的反思”的论文，我也大致能感觉到演讲者的这一反思所会采取的进路。
演讲开始后，才知自己完全料错！等到演讲结束，好几位朋友对我说，他们感到失望：因为演讲者只描述了中国大学体制内的诸种恶劣现象、以及学术上还不错的知名学者们每天实际上在干着的那些勾当（不管是乐在其中、还是受体制逼迫）；而这些现象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演讲者并没有提供深入的知识层面上的反思与论证。我笑一笑，心里则继续为邓先生的演讲大力鼓着掌（尽管今天所看到的他的那张面孔，和我熟悉的那张全然不同）：这些情况对于大学体制内部的人来说，也许根本不新鲜，也许私下饭桌上大家也经常数落某些名字、猛批这个体制；但这个著述大半辈子、晚近才刚正式进入这个“中国知识生产体制”、当上教授的“老邓”，却在公共演讲中拍着桌子，数落大学体制里那群搞研究的知识生产者，都甘愿受“知识规划”，即争先恐后“抢受”自上而下的各种所谓重点研究项目的“政治规划”、和大学外面企业老板们的“经济规划”；两位学术研究上非常优秀的上海学者，却都不得不全力忙着为争抢同一个博士点名额而明争暗斗、乃至看人脸色、请人吃饭；北京大学一个王姓学者，凭着给出版社送钱出书也能当上教授，而钱则是从体制给的“研究项目”经费里来；更严重的是，体制内占领学术资源的 “学霸们”，通过分立“山头”、只培植对自己胃口的研究路数，已能左右一个甚至几个学科的发展；至于那些拿不出知识产品的大量学者们，则还在只会怨怪外部（所谓的意识形态控制太严）或内部（所谓的学术规范未建立），就是不想想自己在干什么……老邓恨恨地说：那些看到问题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但就是没人站出来说话！相反，他们选择“无奈地”在这套体制中混着，最后自己对它越来越脱离不了。在老邓看来，那些人根本就是体制的“同谋”，一个也逃不了干系！
老邓的演讲，对于那些被点名以及未被点名的体制内学者（即使是老邓的朋友们）来说，铁定带来的是纯粹的“不快”。“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乃是拉康主义激进左翼的根本性敌人，因为正是它，使得人们安于在早已千疮百孔、到处都是腐烂性创口的体制内“混着”，因为这样 “混”至少能使他们彼此避免去遭遇“不快”，大家“happy together”。在这个意义上，“快乐原则”实乃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镇山之宝，使所有腐烂性创口不见、使美丽的“太平盛世”浮现。而在从弗洛伊德（S. Freud）到拉康（J. Lacan）的精神分析里，同“快乐原则”相对的则是“死亡驱力”（death drive）。激进左翼与现实体制的战斗，正是“死亡驱力”与“快乐原则”的对抗。因此，要成为拉康主义激进左翼，必须要先“死去”才行——这不是生物性的死亡，而是符号性死亡（Symbolic death）。在电影《矩阵》（Matrix）中，当Neo吃下Morpheus给他的那颗药丸时，他就死了——在“现实世界”（矩阵）中，“Mr. Anderson”已经不复存在，那个符号已经死亡。自此，他就成为了游荡在Matrix（即人们所居身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幽灵，不断进行着对 Matrix最激进的批判。换言之，只有死亡——即变成齐泽克（S. Žižek）所说的“死了的活人”，斩断同现实体制（Matrix）的一切利益关联而成为一个游荡在Matrix内部的幽灵——才能使一个对现实体制的反思者，最终取得激进批判的立场。
再来看看邓正来那张学术著述外的“面孔”：那个根本不在乎“教授”头衔、从来便是“三无人员”、毫无羞色自称“盲流”的老邓，早就跨过了成为激进左翼的最大难关——死一次。从前有个小孩子对着耀武扬威的国王说，“你什么也没穿啊！”旁边的大人连忙捂住小孩子的嘴，“国王当然穿得高贵华丽！”当这次人们要来捂邓正来的嘴、争取把他吸纳入体制、一起happy时，他却趁机跑到体制内部，对“国王”作“近距离观察”，揭露得更犀利、让人“不快”得更钻心。这个宁死不肯“改宗”的老邓非但没有成为“金鱼缸里的金鱼”，反而成为缸里的幽灵，像Neo一样自由游荡Matrix（缸）中，左突右冲，将一个个“快乐原则”掩盖下的腐烂性伤口重新撕裂、使之成为永无法“愈合”的开放性伤口（open wounds）。当演讲的提问部分中有人表示“这些事情只有你邓老师能做，别人做不了”时，老邓瞪大眼睛说：我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便不可以？正如很多朋友告诉我的那样，老邓演讲中所揭露的种种体制内的腐烂性创口实非新鲜之事。因此在这里，问题并不出在“知道”（knowing）这一边，而是在于“做” （doing）这一边。所有的伦理-政治问题在这里就只有一个：做，还是不做！其余则统统是犬儒之言——老邓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便不可以？！
我在13日自己的演讲伊始曾分析道：在当下中国思想界的政治哲学热潮中我们可以分梳出两个思想源头——右翼的施特劳斯主义与中流砥柱的康德主义政治哲学，但尚不见激进左翼的拉康主义政治哲学。但在领略了邓正来在其学术著作之外的那张脸后，我要为我那已完成的学术报告补上一句：尽管中国思想界尚没有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我的大半个演讲即在讨论拉康主义政治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但（实践中的）激进左翼却早已有了！几百年来，左翼所诉诸的内容与目标一直在变，然一以贯之的便是批判的态度与（言行一致的）批判实践。历史上自由主义者曾是扫荡王权等级制度的左翼群体，在今天常被归为自由主义者的邓正来，比起这场讲座中提及的不少躲在知识体制里不敢站出来对其批判的自称的学翼学者们，恰恰正是一个一马当先的实践着的激进左翼，一个名副其实的启蒙之批判传统的当代传人。
来源：学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