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时隔15年大修 有望排除刑讯逼供证据
“排除刑讯逼供证据”有望入法
刑事诉讼法将迎15年来首次修改，专家建议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去掉“如实供述”表述
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王敏远
刑事诉讼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 专家建议
“如实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中策
不强迫自证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
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
在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
下策
废除“如实供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以求宽大处理。
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在海淀区检察院等地已经取消。
新京报：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但很快学界就呼吁再次大修，这比较罕见，是不是说当时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远：修改的积极意义还是应当肯定的，例如确立了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都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确实留下了不少问题和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是正常的。还有后来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现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
新京报：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敏远：当时还没有公约意识。研究讨论过程中很少提到国际公约。即使有人提出，也没有任何反应，反对的没有，赞成的也没有，就像没听见一样。
新京报：刑诉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远：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比如羁押的司法审查等，但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报：以公约为底线是否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敏远：我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的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如实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报：哪些公约的规则可能会纳入刑诉法修改？
王敏远：据我所知，这次修改中对公约的很多内容是予以考虑的，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解决我国刑诉法的“如实供述”与公约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选择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兰达规则相似的沉默权，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新京报：我们会选择中策？
王敏远：有中策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了。当然，这也有现实基础。前些时间我去参观一些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有的已经不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说明有的侦查机关的破案，审讯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把撬开嘴巴作为侦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报：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上，我们已经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远：去年“两院三部”颁布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比较彻底了，与禁止酷刑公约一致，禁止酷刑公约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没有要求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对非法实物证据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绝对排除。当社会具备相应的条件时，通过修改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方式促进侦查机关改变破案方式。
并非因冤案才反对刑讯逼供
新京报：改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句话，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王敏远：强迫自证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诉法也是不应该允许的。刑讯逼供本来就是我们禁止的。
新京报：为何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王敏远：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
作为一种现象，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这和超期羁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审讯破案、靠口供找线索，这种侦查模式没有改变，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也有人说，刑讯逼供的确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远：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但并不是刑讯逼供一定会造成冤假错案。如果认为刑讯逼供一定导致冤假错案，那就是把侦查人员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坏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审讯时律师在场可减少刑讯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监督的问题，解决看守所监督和审讯时律师在场这两个问题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远：刑讯逼供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解决。重要的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要停滞，更不应阻碍这个过程。如制定审讯时律师在场的规则，虽然连律师一起打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毕竟大多数情况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报：什么是阻碍这个过程？
王敏远：有一种观念认为，侦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职能部门没有个人的私利，是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发现、揭露、惩罚犯罪，所以强调程序公正，禁止刑讯逼供就给我捆住手脚，就难以办案了。这是错误的观念。
新京报：在刑诉法修改中应该如何操作？
王敏远：刑讯逼供原因很复杂，但法律上的对策没那么复杂，规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全程录音录像，审讯时律师在场等，再规定适当的法律后果就够了。
证人作证不公开是秘密审判
新京报：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证人出庭很少。
王敏远：证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争议就得出庭。此外，特别的证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证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关键证人的证言决定人的生死，人命关天，就算没有争议，也必须要出庭。办案警察和鉴定人要出庭，因为警察办案过程的情况对发现真相有很大影响，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审讯的。
新京报：有的案件在审判中，证人拒绝回答问题。
王敏远：这时法官要裁定，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伪证还要追究责任。没有有效质证，这种出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最重要，简单地提高证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报：如果有的证人坚持不出庭怎么办？
王敏远：要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该证人的证词就不能采信。
新京报：那侦查机关恐怕会反对。
王敏远：证人作证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秘密审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错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的实现，而且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新京报：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敏远：和刑法修改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刑诉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协调，涉及公、检、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职能，是个艰难的过程，是个大家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使得刑诉法修改的难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这次修法得以顺利推进。
■ 链接
刑法和刑诉法区别
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也就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而刑事诉讼法是规定追诉犯罪过程中的相关规则与步骤,规定的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检、法、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进行诉讼的规范。
■ 近年刑讯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1994年，佘妻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害。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199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佘妻张在玉突然出现。法院重新开庭，宣判佘祥林无罪。2005年9月，佘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和补助。
赵作海案
2010年5月，因“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随后，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补助65万元。（本报记者 杨华云）
刑事诉讼法将迎15年来首次修改，专家建议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去掉“如实供述”表述
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王敏远
刑事诉讼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 专家建议
“如实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中策
不强迫自证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
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
在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
下策
废除“如实供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以求宽大处理。
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在海淀区检察院等地已经取消。
新京报：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但很快学界就呼吁再次大修，这比较罕见，是不是说当时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远：修改的积极意义还是应当肯定的，例如确立了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都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确实留下了不少问题和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是正常的。还有后来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现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
新京报：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敏远：当时还没有公约意识。研究讨论过程中很少提到国际公约。即使有人提出，也没有任何反应，反对的没有，赞成的也没有，就像没听见一样。
新京报：刑诉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远：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比如羁押的司法审查等，但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报：以公约为底线是否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敏远：我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的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如实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报：哪些公约的规则可能会纳入刑诉法修改？
王敏远：据我所知，这次修改中对公约的很多内容是予以考虑的，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解决我国刑诉法的“如实供述”与公约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选择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兰达规则相似的沉默权，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新京报：我们会选择中策？
王敏远：有中策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了。当然，这也有现实基础。前些时间我去参观一些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有的已经不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说明有的侦查机关的破案，审讯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把撬开嘴巴作为侦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报：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上，我们已经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远：去年“两院三部”颁布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比较彻底了，与禁止酷刑公约一致，禁止酷刑公约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没有要求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对非法实物证据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绝对排除。当社会具备相应的条件时，通过修改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方式促进侦查机关改变破案方式。
并非因冤案才反对刑讯逼供
新京报：改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句话，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王敏远：强迫自证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诉法也是不应该允许的。刑讯逼供本来就是我们禁止的。
新京报：为何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王敏远：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
作为一种现象，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这和超期羁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审讯破案、靠口供找线索，这种侦查模式没有改变，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也有人说，刑讯逼供的确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远：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但并不是刑讯逼供一定会造成冤假错案。如果认为刑讯逼供一定导致冤假错案，那就是把侦查人员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坏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审讯时律师在场可减少刑讯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监督的问题，解决看守所监督和审讯时律师在场这两个问题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远：刑讯逼供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解决。重要的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要停滞，更不应阻碍这个过程。如制定审讯时律师在场的规则，虽然连律师一起打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毕竟大多数情况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报：什么是阻碍这个过程？
王敏远：有一种观念认为，侦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职能部门没有个人的私利，是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发现、揭露、惩罚犯罪，所以强调程序公正，禁止刑讯逼供就给我捆住手脚，就难以办案了。这是错误的观念。
新京报：在刑诉法修改中应该如何操作？
王敏远：刑讯逼供原因很复杂，但法律上的对策没那么复杂，规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全程录音录像，审讯时律师在场等，再规定适当的法律后果就够了。
证人作证不公开是秘密审判
新京报：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证人出庭很少。
王敏远：证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争议就得出庭。此外，特别的证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证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关键证人的证言决定人的生死，人命关天，就算没有争议，也必须要出庭。办案警察和鉴定人要出庭，因为警察办案过程的情况对发现真相有很大影响，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审讯的。
新京报：有的案件在审判中，证人拒绝回答问题。
王敏远：这时法官要裁定，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伪证还要追究责任。没有有效质证，这种出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最重要，简单地提高证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报：如果有的证人坚持不出庭怎么办？
王敏远：要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该证人的证词就不能采信。
新京报：那侦查机关恐怕会反对。
王敏远：证人作证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秘密审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错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的实现，而且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新京报：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敏远：和刑法修改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刑诉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协调，涉及公、检、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职能，是个艰难的过程，是个大家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使得刑诉法修改的难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这次修法得以顺利推进。
■ 链接
刑法和刑诉法区别
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也就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而刑事诉讼法是规定追诉犯罪过程中的相关规则与步骤,规定的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检、法、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进行诉讼的规范。
■ 近年刑讯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1994年，佘妻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害。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199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佘妻张在玉突然出现。法院重新开庭，宣判佘祥林无罪。2005年9月，佘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和补助。
赵作海案
2010年5月，因“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随后，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补助65万元。（本报记者 杨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