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富强的“六绝招”
作者：林行止
来源：东方早报书评周刊
来源日期：2011-5-8
富格逊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因为她近年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把西方的科技、医学据为己用，同时以物质诱因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和成为消费者。纠正了过去数十年忽视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兴旺可期。
2009年5月间，笔者曾评介过富格逊（Niall Ferguson）于前一年年底出版的《世界金融史》（《细说〈钱世〉》，载《上海书评》2009年5月10日）。富格逊为当世“学识卓越地位显赫的学者之一”（one of the world's most eminent scholars，本学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此为该大学网站的介绍词），领哈佛大学两个（史学及商业行政学）讲座衔.他仪表出众、口才便给，频上电视，且曾为美国参议员麦肯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顾问，同时在《新闻周刊》辟有评论时政的专栏。他不但身兼多职，收入甚丰（传去年收入五百万美元[他本人强烈否认]，在学界这是天文数字），还于2009至2010年间闹出英美传媒（“小报”）广泛报道（令他大为光火）的“桃色事件”——与结婚十六载的原英国《星期日快报》总编辑离婚，和“海盗大国”索马里裔（其肤色比美国黑人还黑）荷兰籍该国前议员现为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及穆斯林批评者（她因此要接受警方全天候保护）阿英（Ayaan Hirsi Ali）同居；这种关系肯定对富格逊的写作有积极影响，不然他不会把这本书献给她。阿英毕业于荷兰Leiden大学政治学系，显然大有学问，富格逊在新书序言中说“她比任何我认识的人更了解西方文明”并非盲目吹捧之词。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在“公私猬结”教学撰文上电视搞婚外情之间，富格逊还于去年出版了厚近五百八十页的《金融巨擘华宝》（High Financier-The Lives and Times of Siegmund Warburg）。他写传记真有一手，这从数年前基辛格让他“自由阅读”其档案可见，料《基辛格传》不久后可出版。富格逊对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与金融业甚有研究，其于1999年出版的《财阀罗思财》（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中译本《罗斯柴尔德家族》2009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海书评》2010年11月7日刊发梁小民的书评《还原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收获多项大奖，长居畅销书榜，罗思财银行至今尚以之馈赠客户。《华宝》亦是畅销书，只是这两本书笔者均未细读。
说富格逊对犹太人研究有素，除罗思财及华宝俱为犹太人之外，还可于其新书中缕列一些经过特别汇集整理的有关资料见之，比如他指出犹太人占全球人口不足百分之零点二、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二弱，但犹太人获百分之二点二的诺贝尔奖，百分之二十的菲尔兹奖（数学最高荣誉奖），百分之六十七的克拉克奖（颁给四十岁以下的美籍经济学家，笔者曾撰有《克拉克奖的克拉克》长文专记此事，收《经济家学》一书中）；犹太人又获百分之三十八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百分之二十的普利策奖（新闻写作）、百分之十三的格莱美终身成就奖……《财富十大（2003）》的CEO百分之十为犹太人，《福布斯四百》的犹太人CEO更占百分之二十三；而新科技公司戴尔、谷歌、英特尔（Intel）及甲骨文（Oracle）的创办人（或共同创办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不成比例”的成就，证明犹太人确是“上帝精挑的子民”。
上面说的新书，是3月初与BBC制作由作者“担纲演出”（一如《钱世》）的电视节目（及DVD）同时推出的《文明世界——西方和其他》（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笔者本拟译为《西方及非西方》，但由于富格逊创出resterner这个与westerner对立的新词，非西方人便不及其他人﹝若译为非我族类则带有贬义﹞，因有斯译）。和《钱世》一样，本书亦流畅易读（不计参考书目及索引与插图大概只有三百页），其文风明快文笔优雅，似胜从前，加以穿插许多前所未闻的政经逸闻及恰到好处到处点缀有画龙点睛之妙的统计数据（如有关犹太人的资料，便为他处所未见），而其对西方文明崛兴与东方沦落的新观点新解释，均发人猛省，相信此书必会畅销且有好评。北京的智囊更要细细读之。
本书的主题鲜明突出，此为何以几个西欧国家（西方）会突然冒起，并在过去大约五百年间通过直接占领或殖民怀柔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富格逊指出，在1500年前后，欧洲这些未来世界霸主控制全球约百分之十的土地、百分之十六的人口，经济生产约占世界五分之二弱。在第一章“庸碌王国”（Mediocre Kingdom）的一节，富格逊仔细描绘了十五世纪初叶明成祖当朝时南京的繁华景象，正如《明史》所说，朱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不但“天下大治”且开拓海外交流，遂造就了“永乐（成祖的年号）盛世”。成祖建紫禁城（1420年落成，翌年迁都北京），整顿吏治、完善文官体制（建立了内阁制雏形），集合两千多学者，纂修成一万一千余卷的《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1404年11月编成，其规模到2007年维基百科面世时才被打破；此外又对外用兵，迫使蒙古称臣纳贡。更于1405年（永乐三年）派宦官郑和率官兵（水手）两万七千八百多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郑和下西洋）。《明史》指明成祖当朝时“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与此同期，伦敦只是泰晤士河畔的小商港，虽然对外商贸繁忙（当年伦敦市长是布匹出口商），但难称为城市（was barely a town），人口不及南京十分之一（1349年爆发的黑死病令伦敦人口下降至不足四万），当年伦敦没有地下水渠（阴沟），当然更无“卫生设备”，粪便便倾倒在“街”上，全城臭气冲天（stank to high heaven；此事笔者数年前写“便便系列”时记之颇详），其时中国城市已有专人收集粪便以为农肥。在1540年至1800年间，英国人平均寿命三十七岁，伦敦的甚且低至二十岁（！），英国婴儿夭折率为五比一，伦敦更达三比一……至西方文明高峰期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欧亚）十一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俄罗斯及美国）控制全球约五分之三的土地、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口和百分之七十九的GDP（其中百分之十八来自这些国家的殖民地）！
在1500年前后，世上最大城市为人口在六十万至七十万之间的北京，当时欧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只有人口不足二十万的巴黎，伦敦连十大都排不上。至1900年，情势逆变，其时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亚洲只有东京，伦敦则成为世界大都会（Megalopolis），人口达六百五十余万。而北美的冒起尤为显著，是年美国人均财富，以2010年的货币购买力计，已达中国的七十三倍（富格逊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推算，见注17）。
西方世界何以有此成绩？东方世界何以一沉难起？正是富格逊的着力点。
英国史学家罗伯思（J. M. Roberts）于1985年出版《西方大获全胜》（The Triumph of the West；有作者主持的BBC纪录片）之后，研究西方压倒东方的著作渐多，《文明世界》在最后一章对此说之甚详；中国读者较熟识的有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徳（Jared M. Diamond）于1997年写成的《武器、细菌及钢铁——人类的宿命》（Guns, Germs and Steel -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译本《枪支、细菌与钢铁》200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纸风行后，西方学者研究何以西方亮东方不亮的专著，可说如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几乎所有的角度都有学者切入并写成皇皇巨著。事实上，这个命题实在太重要，因为中国经济崛兴但能否于一二十年后发展为强盛大国，已成为世人关注且为西方国家忧惧的重大事件。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西方在中世纪后茁壮而中国则衰蔽且可说一沉未起的学问，成为“显学”，是顺应潮流的事。
《文明世界》开宗明义地说，这不是另一本令作者“自我感觉良好”、一面倒歌颂“西方价值”、述说何以“西方大获全胜”式的书籍，富格逊要展示的“不仅仅是何以西方有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优势，同时分析西方国家对手的偶发弱点（fortuitous weakness）”。接着，他花了相当笔墨，以晚明为例，说明“偶发弱点”为害之烈遗祸之深。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财政及货币危机，加上天气骤变与瘟疫肆虐，导致民变把明朝推翻，而这种巨变与西方的影响完全无关。同理，奥斯曼帝国的覆亡，亦是内发而非受外部因素所冲击。更明显的是北美政治走上康庄大道而南美则一塌糊涂（festered），十八世纪领导南美人民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人民英雄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alivar, 1753-1830，曾兼任委内瑞拉〔1813-1814〕、哥伦比亚〔1819-1830〕、玻利维亚〔1825.8-1825.12〕及秘鲁〔1824-1827〕的总统），英雄盖世，威名远播，备受南美人尊崇敬畏的程度，尤甚美国人之于“国父”华盛顿，但玻利瓦尔无法在天主教独尊的南美建立如美国般的合众国，所以如此，并非“外国佬”（gringo，南美人对北美及英国人的称谓）的介入或破坏，而是制度本身的缺失及未受新教伦理道德影响有以致之！
那么，为什么西方会慢慢崛兴富民强兵，而包括中国、南美诸国在内的其他地区，则突然走上兴盛——衰落——积弱之路？在缕述种种前人之说后，富格逊“读史有得”，并把他的心得“归纳为六点意念和行为”，可说是“六绝招”（six killer app〔application〕s），本书便据此分为六章。这六项造成东西方贫富悬殊的“要点”为：一、竞争（Competition）；二、科学（Science）；三、私有产权（Property right）；四、医学（Medicine）；五、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和六、工作伦理（The work ethic）。没有资本主义、法治、自由和民主这些常见的原则（或已成陈腔的大道理），甚至不包括武器、细菌和钢铁这些“杀人利器”，即只要搞好“六绝招”，便会繁荣富强。如此的论述，“读者哗然”，势所必然。然而，此反应早在富格逊预期之中，他因此要读者耐心细读文章内容，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融合在“六绝招”之中，只是它们并非致富的最重要因素，遂隐而不显。
平心而论，如今放眼世界，岂不见有不少贯征民主、自由、法治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贫困吗（菲律宾、葡萄牙及希腊皆是）？而仅有武器、细菌（向外散播疾病如西班牙人把“欧洲风土病”传至南美）和重工业，仅说明拥有这些条件的国家有力量征服他国，但不等于能使被征服国富裕起来。富格逊的看法不无道理，大家应仔细咀嚼！
可以富国裕民强兵的“六绝招”已如上述，笔者试作以下的解读。
竞争 在十五世纪，中国是世上最富裕和有高度文明（Advanced civilization）的国家，其时欧洲经济穷困社会死气沉沉（backwater）。到十八世纪，一切逆转，中国的落伍衰败，连远在苏格兰的亚当·斯密从道听途说中便得出中国“长期呆滞滞后”的结论。所以如此，富格逊认为是这两三百年间欧洲经历文艺复兴、政治改革（君主立宪）、科学革命（理性主义抬头）、宗教改革（打破天主教的垄断）、法国和美洲革命、工业革命及建构选举制度，连串革新令欧洲政治百花齐放、各阶层自由竞争，各有所成；同时鼓励欧洲人冒险赴“遥远的地方”找寻（随着坚船利炮而去许多时成为抢掠）财富。另一方面，中国走向闭关自守之路，形成无进有退的格局，而东西方的鸿沟亦愈来愈大。
科学 十六和十七世纪是“科学年代”（age of science），其间出现的科学突破，数不胜数，据富格逊开列的“清单”，这类“科学突破”绝大部分发生在欧洲（wholly european）。曾有过辉煌成就（如古代四大发明）的中国，因为政治腐败而无所成。至于穆斯林世界，则因神权高张，禁止《可兰经》以外的知识传播，科学开倒车，不难理解。与此同期，1440年左右德国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后，启迪心智的科学和人文著作在欧洲广泛流传，大大提高欧洲人的知识水平。科学的突破与普及，最后令武器性能大幅提高（期内的大杀伤力武器皆为欧洲人所发明），令“西风压倒东风”之势日益强烈。
产权 有关论述读者早已了然，富格逊强调的是大家比较陌生的例子，即：十七世纪英国在美洲殖民，其政经发展之所以远胜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诸国，主要理由是与英国殖民者带去源自英国大儒洛克（J. Locke，1632-1704）致力鼓吹的保障私产及民主哲学有关。非常明显，南美政治权力及经济财富高度集中的结果，扼杀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和生产潜力，是为南美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落伍穷困的根源。
医学 富格逊认为现代医学是“西欧科学非凡成就”（most remarkable killer app），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医术进步、药物发明，大大提高人寿、减轻甚至消灭疾病及降低夭折率，人类生理上日益健康，令全世界包括欧洲众多殖民地人民受惠。富格逊特别指出法国“帝国使命衍生的崇高理想”，令其西非殖民地获得有效医疗及充分药物供应，杜绝了为害该区数百年的黄热病及天花！
消费 富格逊指出西方支配、控制甚至统治其他地区，并非纯粹是武力优势使然，与通过市场操纵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军事加经济侵略？）。十八及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典型的消费者社会（Consumerist Society），而其影响无远弗届（这可从如今人人[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穿“西装”着革履可见）。消费者社会与工业社会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富格逊认为，若没有“时装业”刺激消费者购买衣着并且季季更新，纺织业无法兴旺而工业革命便难成气候。
工作伦理 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奠基者韦伯（Max Webber，1864-1920）在传世巨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的新教工作伦理——努力工作、储蓄（资本累积）和广泛阅读（按“新教工作伦理”源自挑战梵蒂冈教廷权威的法国神学家加尔文〔J. Calvin，1509-1564〕的倡议）；可惜，随着宗教信仰在欧洲的式微，欧洲人失去工作干劲，经济遂走下坡。富格逊陈列不少显示欧洲人口中有上帝心中无上帝视周日上教堂为畏途的数据（主要是各类相关的民意调查），认为这是欧洲人失却“工作伦理”，令欧洲成为“懒惰者世界”（Idlers of the world，世上最懒惰的人），而这正是欧洲经济疲不能兴盛况不再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富格逊不但指出美国人仍然有很强的“新教工作伦理”（美国人的平均工时远在欧洲人之上），其经济前景遂胜欧洲（按现在富格逊认为财赤过巨将令美国“沉沦”），中国特别是温州人具有浓厚的“新教工作伦理”，温州经济蓬勃、温州人经济活力超强，富格逊亦因而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
贯彻“六绝招”令西方文明在十五世纪以降五百余年支配整个世界，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期内成为世界霸主，无论在经济、社会、文教以至政治和军事层面，其优势均远远抛离东方世界。
西方的公共机构如有限公司、自由市场和独立国家（Nation State），成为经济兴旺政治清明的标准，为实行市场经济及民选政制国家争相仿效。科学发明是无可取代的“范式”，若非尾随其后逐步“科学化”，便会落于其后，成为今人所说的“后进国”。医学与医药不仅使巫医巫术成为愚昧、落后的象征，求神拜佛治病的迷信也因此被彻底打破。而最重要的是，西方的工业生产及大众化消费，令其他一切形式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显得那么不济事。富格逊认为计划经济最失败之处在忽略了可以刺激经济向前的大众消费，因为他们看不到工人和农民同时亦是消费者的事实！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文明“领袖群伦”的地位依然巍然屹立，其时西方五大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合共拥有全球百分之四十四的工业产量；而西方国家的科研机构特别是附设于高等学府的研究所，其科研成果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未变。其间导致柏林围墙拆除及苏联变成俄罗斯的欧洲民主革命，以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经济开放改革，均可视为西方文明的最大也许是最后胜利！这种翻天覆地之变，令代表西方消费文明的可口可乐、麦当劳、李维斯牛仔裤深入世界每一角落……
可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文明迭遭重大挫折，两次金融泡沫爆破的危机，令人对西方行之有年的金融制度和银行体制存疑；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的尾大不掉，更在许多政客和军事专家意料之外；众多先进工业国至今仍未能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而日本的久衰不起以至中国的崛兴且已在经济产量上超越日本，令西方文明好像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上述种种，令人不禁要问，过去五百余年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地位是否已到尽头？！
历史上，以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公元27年至476年）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便因经济危机、瘟疫流行、难（移）民涌入及外敌如波斯、哥特人（Goth，日耳曼的一支）及匈奴等的入侵而元气大伤以至分崩离析；现在西方国家会否蹈此覆辙？一般人当然认为不可能，然而，富格逊以为可能性存在，以西方经济深受财赤之困、难以自拔，看不到出路，而部分“其他”（The Rest）地区则以过往未见的速度增长同时累积了庞大财富，不但经济上此消彼长，不少西方国家还有“移民的隐患”，因为这些国家移民聚居地区已成为培养“恐怖分子”的温床，而配备先进武器的恐怖袭击，对伦敦或纽约的破坏，可能甚于哥特人之于罗马（公元410年攻陷后大事抢掠三天把罗马城“掏空”）。与此同时，被部分西方政客视为“敌对帝国”（rival empire）的中国已快速壮大、富国强兵，在未来二十至二十五年内，如果目前的发展速度持续，中国将成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在军事实力上亦有与美国一较雄长的本钱。
讨论“西方崛起”，不能不谈的是发轫于十六世纪、导致基督教一分为二（天主教及新教[所以称为Protestant，皆因这一教派的狂热分子不断在议会和“上街”反对天主教独大的抗争而得名]）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大部分是为了生活而工作（worked to live），新教伦理则令人为工作而活（lived to work），这种人生态度之变，令新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画上等号。新教兴起之后，经济力量及财富慢慢从天主教国家像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转移至信奉新教的英国、荷兰及今之德国的普鲁士和萨克森（Saxony）。非常明显，新教国家的经济成就远在天主教国家之上（至今仍甚明显[对仍以天主教为主信仰的国家而言]），何以致此，那是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使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天才儿童，十三岁献给双亲的礼物是题为《从皇帝及教宗的位置看德国历史进程》这篇后之学者认为意见新锐的论文）是在1904年赴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开会时，乘搭火车眼见铁道两旁的城镇井然有序及有兴旺之象，从而思索何以美国会繁荣进而得出主要是勤奋工作、量入为出和自由阅读之功（他那本由一系列散论组成的巨构写成于1904年至1905年之间）。这种令他眼前一亮的景象，他指出是“宗教改革”其中一项意想不到的结果（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富格逊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因为她近年已“全盘西化”，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天皇1869至1912年在位），把西方的科技、医学据为己用，同时以物质诱因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和成为消费者——不仅仅指为了温饱的日常消耗，而是已及耐用物品如置业和买车等。纠正了过去数十年忽视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兴旺可期。
更有意思的是，富格逊认为新教终于在开放改革后的中国茁长！中国历史上数度排拒基督徒的“入侵”，令西方人陆续来华宣扬基督的努力功败垂成。基督徒来华“第一波”始于七世纪的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接着的天主教（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建成于1299年），惟它们在明朝时相继消失。“第二波”始于十七世纪利玛窦来华，在他努力下，当时中国约有三十万名教徒，教堂三百座以上，但因福建地方官上疏指控“教士敛聚民财修建教堂并使男女混杂，败坏风气”，清雍正遂于登基后不久的1724年下驱逐令并没收教会财产。“第三波”是十九世纪由“英国差会”（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y）发起，数以百计的英国传教士来华传“福音”，于传扬基督教义及沟通东西文化上起了一定作用（中译《圣经》、《拉丁中文字典》及《广东方言词汇》等皆成于这段时期），可惜“英国差会”的使命因洪秀全自命为耶稣幼弟搞太平天国革命而凶终隙末……
解放后基督教受到多方规限，但“奇迹”终于在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市出现（温州的商业地位则被称为“亚洲的曼彻斯特”）。温州是中国的工业重镇，经济活力居全国之冠、繁荣旺盛在内地首屈一指，这些均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唯其成因，据富格逊的考证，则与新教伦理不可分割。温州人工作时间比西方国家中最勤奋的美国人还要长，而且储存大部分收入。一百五十年前“英国差会”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开花结果，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原文在此前加上China Pertner，料为纽约大学与华师大在上海合办的大学）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有约四千万名新教徒（1949年只有不及五十万），而一些民间估计更在七千五百万至一亿一千万之间，加上约两千万名天主教徒，内地基督徒人数可达一亿三千万，这已比欧洲的虔诚（Practising）基督徒多；而内地教堂兴建速度且为全球之冠，南京爱德基金会（www.amityfoundation.org，内地基督徒创办非宗教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版部（Nanking Amity Printing Press）是世界最大的《圣经》出版商，自从1986年开业以来，印刷的《圣经》已达七千万余本。
基督教在温州特别兴旺，在文化大革命前，温州有四百八十间教堂，现在增至一千三百三十九间，这些是“政府立案”的，“地下教堂”还不在此列。2002年，有百分之十四的温州人是基督徒，此比例现在肯定更高。温州商人大多对官员贪腐同业欺诈工人监守自盗甚感痛心及无奈，但他们认为基督徒勤劳且诚信可靠……这也许是教会大兴的潜在要素。
富格逊指出中国正在照搬“六绝招”，又举出连串“经济成就”（页316以下），他因此认为“假以时日”，中国在经济上取代新教伦理日渐衰落的西方，是完全可能的。笔者对富格逊的论断有保留，理由有二。其一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经济损耗，很快便会浮现；其二是，假如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绝招”，仅仅仿效西方，是无法超越西方的！还有，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完善全面的自我调整机制，反省既快，复兴能力极强，加上她还是世无其匹的军事强权，她是不会坐以待任何国家超前的，这好比一个武功高强又蛮不讲理（只讲他的“普世价值”）的人，在必要时为了本身利益会“滥杀无辜”以自保的。
再说几句题外话。略识中文的西方学者写中国事务，一抛书包便很易露马脚，贤如富格逊，称朱元璋为War-lord Yuanzhang（页44），若非注明年期，真不知所指何人（他大概还以为元璋是姓氏）；在谈及内地的《圣经》时，他指已出版了七千万册，其中有五千万册是Mandarin，余下的则为“其他中国语言”（页278），这当然不确不通，以Mandarin是“官话”、“官阶”及柑橘而非文字。这位大学者闹此常识笑话，会否为引文所误？笔者完稿后查艾克明的《耶稣在北京》（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在141页看到这样的记述（意译）：1987年以后二十年，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出版了四千万册简体字《圣经》，同时以拉祜、苗、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了一批（无确数）。艾克明的说法，笔者将信将疑，请教上海有学问的友人，知满族、彝族、拉祜族（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等少数民族文字只译过《圣经》片段，全本没译过。此说应正确无误。准此，艾克明和富格逊都有这样那样的错失。
本书的插图搭配颇见心思，书前部刊出英使马戛尔尼单膝跪地见乾隆的漫画；书后部（最后一帧图片）则为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奥巴马见温家宝的相片，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一八五公分）的美国总统很自然地欠身像行礼似的和中国总理握手，后者腰板挺直面露招牌式的笑容，好像在说“免礼”。 ■
来源：东方早报书评周刊
来源日期：2011-5-8
富格逊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因为她近年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把西方的科技、医学据为己用，同时以物质诱因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和成为消费者。纠正了过去数十年忽视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兴旺可期。
2009年5月间，笔者曾评介过富格逊（Niall Ferguson）于前一年年底出版的《世界金融史》（《细说〈钱世〉》，载《上海书评》2009年5月10日）。富格逊为当世“学识卓越地位显赫的学者之一”（one of the world's most eminent scholars，本学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此为该大学网站的介绍词），领哈佛大学两个（史学及商业行政学）讲座衔.他仪表出众、口才便给，频上电视，且曾为美国参议员麦肯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顾问，同时在《新闻周刊》辟有评论时政的专栏。他不但身兼多职，收入甚丰（传去年收入五百万美元[他本人强烈否认]，在学界这是天文数字），还于2009至2010年间闹出英美传媒（“小报”）广泛报道（令他大为光火）的“桃色事件”——与结婚十六载的原英国《星期日快报》总编辑离婚，和“海盗大国”索马里裔（其肤色比美国黑人还黑）荷兰籍该国前议员现为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及穆斯林批评者（她因此要接受警方全天候保护）阿英（Ayaan Hirsi Ali）同居；这种关系肯定对富格逊的写作有积极影响，不然他不会把这本书献给她。阿英毕业于荷兰Leiden大学政治学系，显然大有学问，富格逊在新书序言中说“她比任何我认识的人更了解西方文明”并非盲目吹捧之词。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在“公私猬结”教学撰文上电视搞婚外情之间，富格逊还于去年出版了厚近五百八十页的《金融巨擘华宝》（High Financier-The Lives and Times of Siegmund Warburg）。他写传记真有一手，这从数年前基辛格让他“自由阅读”其档案可见，料《基辛格传》不久后可出版。富格逊对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与金融业甚有研究，其于1999年出版的《财阀罗思财》（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中译本《罗斯柴尔德家族》2009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海书评》2010年11月7日刊发梁小民的书评《还原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收获多项大奖，长居畅销书榜，罗思财银行至今尚以之馈赠客户。《华宝》亦是畅销书，只是这两本书笔者均未细读。
说富格逊对犹太人研究有素，除罗思财及华宝俱为犹太人之外，还可于其新书中缕列一些经过特别汇集整理的有关资料见之，比如他指出犹太人占全球人口不足百分之零点二、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二弱，但犹太人获百分之二点二的诺贝尔奖，百分之二十的菲尔兹奖（数学最高荣誉奖），百分之六十七的克拉克奖（颁给四十岁以下的美籍经济学家，笔者曾撰有《克拉克奖的克拉克》长文专记此事，收《经济家学》一书中）；犹太人又获百分之三十八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百分之二十的普利策奖（新闻写作）、百分之十三的格莱美终身成就奖……《财富十大（2003）》的CEO百分之十为犹太人，《福布斯四百》的犹太人CEO更占百分之二十三；而新科技公司戴尔、谷歌、英特尔（Intel）及甲骨文（Oracle）的创办人（或共同创办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不成比例”的成就，证明犹太人确是“上帝精挑的子民”。
上面说的新书，是3月初与BBC制作由作者“担纲演出”（一如《钱世》）的电视节目（及DVD）同时推出的《文明世界——西方和其他》（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笔者本拟译为《西方及非西方》，但由于富格逊创出resterner这个与westerner对立的新词，非西方人便不及其他人﹝若译为非我族类则带有贬义﹞，因有斯译）。和《钱世》一样，本书亦流畅易读（不计参考书目及索引与插图大概只有三百页），其文风明快文笔优雅，似胜从前，加以穿插许多前所未闻的政经逸闻及恰到好处到处点缀有画龙点睛之妙的统计数据（如有关犹太人的资料，便为他处所未见），而其对西方文明崛兴与东方沦落的新观点新解释，均发人猛省，相信此书必会畅销且有好评。北京的智囊更要细细读之。
本书的主题鲜明突出，此为何以几个西欧国家（西方）会突然冒起，并在过去大约五百年间通过直接占领或殖民怀柔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富格逊指出，在1500年前后，欧洲这些未来世界霸主控制全球约百分之十的土地、百分之十六的人口，经济生产约占世界五分之二弱。在第一章“庸碌王国”（Mediocre Kingdom）的一节，富格逊仔细描绘了十五世纪初叶明成祖当朝时南京的繁华景象，正如《明史》所说，朱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不但“天下大治”且开拓海外交流，遂造就了“永乐（成祖的年号）盛世”。成祖建紫禁城（1420年落成，翌年迁都北京），整顿吏治、完善文官体制（建立了内阁制雏形），集合两千多学者，纂修成一万一千余卷的《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1404年11月编成，其规模到2007年维基百科面世时才被打破；此外又对外用兵，迫使蒙古称臣纳贡。更于1405年（永乐三年）派宦官郑和率官兵（水手）两万七千八百多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郑和下西洋）。《明史》指明成祖当朝时“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与此同期，伦敦只是泰晤士河畔的小商港，虽然对外商贸繁忙（当年伦敦市长是布匹出口商），但难称为城市（was barely a town），人口不及南京十分之一（1349年爆发的黑死病令伦敦人口下降至不足四万），当年伦敦没有地下水渠（阴沟），当然更无“卫生设备”，粪便便倾倒在“街”上，全城臭气冲天（stank to high heaven；此事笔者数年前写“便便系列”时记之颇详），其时中国城市已有专人收集粪便以为农肥。在1540年至1800年间，英国人平均寿命三十七岁，伦敦的甚且低至二十岁（！），英国婴儿夭折率为五比一，伦敦更达三比一……至西方文明高峰期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欧亚）十一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俄罗斯及美国）控制全球约五分之三的土地、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口和百分之七十九的GDP（其中百分之十八来自这些国家的殖民地）！
在1500年前后，世上最大城市为人口在六十万至七十万之间的北京，当时欧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只有人口不足二十万的巴黎，伦敦连十大都排不上。至1900年，情势逆变，其时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亚洲只有东京，伦敦则成为世界大都会（Megalopolis），人口达六百五十余万。而北美的冒起尤为显著，是年美国人均财富，以2010年的货币购买力计，已达中国的七十三倍（富格逊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推算，见注17）。
西方世界何以有此成绩？东方世界何以一沉难起？正是富格逊的着力点。
英国史学家罗伯思（J. M. Roberts）于1985年出版《西方大获全胜》（The Triumph of the West；有作者主持的BBC纪录片）之后，研究西方压倒东方的著作渐多，《文明世界》在最后一章对此说之甚详；中国读者较熟识的有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徳（Jared M. Diamond）于1997年写成的《武器、细菌及钢铁——人类的宿命》（Guns, Germs and Steel -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译本《枪支、细菌与钢铁》200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纸风行后，西方学者研究何以西方亮东方不亮的专著，可说如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几乎所有的角度都有学者切入并写成皇皇巨著。事实上，这个命题实在太重要，因为中国经济崛兴但能否于一二十年后发展为强盛大国，已成为世人关注且为西方国家忧惧的重大事件。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西方在中世纪后茁壮而中国则衰蔽且可说一沉未起的学问，成为“显学”，是顺应潮流的事。
《文明世界》开宗明义地说，这不是另一本令作者“自我感觉良好”、一面倒歌颂“西方价值”、述说何以“西方大获全胜”式的书籍，富格逊要展示的“不仅仅是何以西方有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优势，同时分析西方国家对手的偶发弱点（fortuitous weakness）”。接着，他花了相当笔墨，以晚明为例，说明“偶发弱点”为害之烈遗祸之深。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财政及货币危机，加上天气骤变与瘟疫肆虐，导致民变把明朝推翻，而这种巨变与西方的影响完全无关。同理，奥斯曼帝国的覆亡，亦是内发而非受外部因素所冲击。更明显的是北美政治走上康庄大道而南美则一塌糊涂（festered），十八世纪领导南美人民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人民英雄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alivar, 1753-1830，曾兼任委内瑞拉〔1813-1814〕、哥伦比亚〔1819-1830〕、玻利维亚〔1825.8-1825.12〕及秘鲁〔1824-1827〕的总统），英雄盖世，威名远播，备受南美人尊崇敬畏的程度，尤甚美国人之于“国父”华盛顿，但玻利瓦尔无法在天主教独尊的南美建立如美国般的合众国，所以如此，并非“外国佬”（gringo，南美人对北美及英国人的称谓）的介入或破坏，而是制度本身的缺失及未受新教伦理道德影响有以致之！
那么，为什么西方会慢慢崛兴富民强兵，而包括中国、南美诸国在内的其他地区，则突然走上兴盛——衰落——积弱之路？在缕述种种前人之说后，富格逊“读史有得”，并把他的心得“归纳为六点意念和行为”，可说是“六绝招”（six killer app〔application〕s），本书便据此分为六章。这六项造成东西方贫富悬殊的“要点”为：一、竞争（Competition）；二、科学（Science）；三、私有产权（Property right）；四、医学（Medicine）；五、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和六、工作伦理（The work ethic）。没有资本主义、法治、自由和民主这些常见的原则（或已成陈腔的大道理），甚至不包括武器、细菌和钢铁这些“杀人利器”，即只要搞好“六绝招”，便会繁荣富强。如此的论述，“读者哗然”，势所必然。然而，此反应早在富格逊预期之中，他因此要读者耐心细读文章内容，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融合在“六绝招”之中，只是它们并非致富的最重要因素，遂隐而不显。
平心而论，如今放眼世界，岂不见有不少贯征民主、自由、法治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贫困吗（菲律宾、葡萄牙及希腊皆是）？而仅有武器、细菌（向外散播疾病如西班牙人把“欧洲风土病”传至南美）和重工业，仅说明拥有这些条件的国家有力量征服他国，但不等于能使被征服国富裕起来。富格逊的看法不无道理，大家应仔细咀嚼！
可以富国裕民强兵的“六绝招”已如上述，笔者试作以下的解读。
竞争 在十五世纪，中国是世上最富裕和有高度文明（Advanced civilization）的国家，其时欧洲经济穷困社会死气沉沉（backwater）。到十八世纪，一切逆转，中国的落伍衰败，连远在苏格兰的亚当·斯密从道听途说中便得出中国“长期呆滞滞后”的结论。所以如此，富格逊认为是这两三百年间欧洲经历文艺复兴、政治改革（君主立宪）、科学革命（理性主义抬头）、宗教改革（打破天主教的垄断）、法国和美洲革命、工业革命及建构选举制度，连串革新令欧洲政治百花齐放、各阶层自由竞争，各有所成；同时鼓励欧洲人冒险赴“遥远的地方”找寻（随着坚船利炮而去许多时成为抢掠）财富。另一方面，中国走向闭关自守之路，形成无进有退的格局，而东西方的鸿沟亦愈来愈大。
科学 十六和十七世纪是“科学年代”（age of science），其间出现的科学突破，数不胜数，据富格逊开列的“清单”，这类“科学突破”绝大部分发生在欧洲（wholly european）。曾有过辉煌成就（如古代四大发明）的中国，因为政治腐败而无所成。至于穆斯林世界，则因神权高张，禁止《可兰经》以外的知识传播，科学开倒车，不难理解。与此同期，1440年左右德国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后，启迪心智的科学和人文著作在欧洲广泛流传，大大提高欧洲人的知识水平。科学的突破与普及，最后令武器性能大幅提高（期内的大杀伤力武器皆为欧洲人所发明），令“西风压倒东风”之势日益强烈。
产权 有关论述读者早已了然，富格逊强调的是大家比较陌生的例子，即：十七世纪英国在美洲殖民，其政经发展之所以远胜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诸国，主要理由是与英国殖民者带去源自英国大儒洛克（J. Locke，1632-1704）致力鼓吹的保障私产及民主哲学有关。非常明显，南美政治权力及经济财富高度集中的结果，扼杀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和生产潜力，是为南美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落伍穷困的根源。
医学 富格逊认为现代医学是“西欧科学非凡成就”（most remarkable killer app），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医术进步、药物发明，大大提高人寿、减轻甚至消灭疾病及降低夭折率，人类生理上日益健康，令全世界包括欧洲众多殖民地人民受惠。富格逊特别指出法国“帝国使命衍生的崇高理想”，令其西非殖民地获得有效医疗及充分药物供应，杜绝了为害该区数百年的黄热病及天花！
消费 富格逊指出西方支配、控制甚至统治其他地区，并非纯粹是武力优势使然，与通过市场操纵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军事加经济侵略？）。十八及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为典型的消费者社会（Consumerist Society），而其影响无远弗届（这可从如今人人[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穿“西装”着革履可见）。消费者社会与工业社会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富格逊认为，若没有“时装业”刺激消费者购买衣着并且季季更新，纺织业无法兴旺而工业革命便难成气候。
工作伦理 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学奠基者韦伯（Max Webber，1864-1920）在传世巨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的新教工作伦理——努力工作、储蓄（资本累积）和广泛阅读（按“新教工作伦理”源自挑战梵蒂冈教廷权威的法国神学家加尔文〔J. Calvin，1509-1564〕的倡议）；可惜，随着宗教信仰在欧洲的式微，欧洲人失去工作干劲，经济遂走下坡。富格逊陈列不少显示欧洲人口中有上帝心中无上帝视周日上教堂为畏途的数据（主要是各类相关的民意调查），认为这是欧洲人失却“工作伦理”，令欧洲成为“懒惰者世界”（Idlers of the world，世上最懒惰的人），而这正是欧洲经济疲不能兴盛况不再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富格逊不但指出美国人仍然有很强的“新教工作伦理”（美国人的平均工时远在欧洲人之上），其经济前景遂胜欧洲（按现在富格逊认为财赤过巨将令美国“沉沦”），中国特别是温州人具有浓厚的“新教工作伦理”，温州经济蓬勃、温州人经济活力超强，富格逊亦因而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
贯彻“六绝招”令西方文明在十五世纪以降五百余年支配整个世界，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期内成为世界霸主，无论在经济、社会、文教以至政治和军事层面，其优势均远远抛离东方世界。
西方的公共机构如有限公司、自由市场和独立国家（Nation State），成为经济兴旺政治清明的标准，为实行市场经济及民选政制国家争相仿效。科学发明是无可取代的“范式”，若非尾随其后逐步“科学化”，便会落于其后，成为今人所说的“后进国”。医学与医药不仅使巫医巫术成为愚昧、落后的象征，求神拜佛治病的迷信也因此被彻底打破。而最重要的是，西方的工业生产及大众化消费，令其他一切形式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显得那么不济事。富格逊认为计划经济最失败之处在忽略了可以刺激经济向前的大众消费，因为他们看不到工人和农民同时亦是消费者的事实！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文明“领袖群伦”的地位依然巍然屹立，其时西方五大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合共拥有全球百分之四十四的工业产量；而西方国家的科研机构特别是附设于高等学府的研究所，其科研成果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未变。其间导致柏林围墙拆除及苏联变成俄罗斯的欧洲民主革命，以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经济开放改革，均可视为西方文明的最大也许是最后胜利！这种翻天覆地之变，令代表西方消费文明的可口可乐、麦当劳、李维斯牛仔裤深入世界每一角落……
可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文明迭遭重大挫折，两次金融泡沫爆破的危机，令人对西方行之有年的金融制度和银行体制存疑；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的尾大不掉，更在许多政客和军事专家意料之外；众多先进工业国至今仍未能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而日本的久衰不起以至中国的崛兴且已在经济产量上超越日本，令西方文明好像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上述种种，令人不禁要问，过去五百余年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地位是否已到尽头？！
历史上，以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公元27年至476年）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便因经济危机、瘟疫流行、难（移）民涌入及外敌如波斯、哥特人（Goth，日耳曼的一支）及匈奴等的入侵而元气大伤以至分崩离析；现在西方国家会否蹈此覆辙？一般人当然认为不可能，然而，富格逊以为可能性存在，以西方经济深受财赤之困、难以自拔，看不到出路，而部分“其他”（The Rest）地区则以过往未见的速度增长同时累积了庞大财富，不但经济上此消彼长，不少西方国家还有“移民的隐患”，因为这些国家移民聚居地区已成为培养“恐怖分子”的温床，而配备先进武器的恐怖袭击，对伦敦或纽约的破坏，可能甚于哥特人之于罗马（公元410年攻陷后大事抢掠三天把罗马城“掏空”）。与此同时，被部分西方政客视为“敌对帝国”（rival empire）的中国已快速壮大、富国强兵，在未来二十至二十五年内，如果目前的发展速度持续，中国将成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在军事实力上亦有与美国一较雄长的本钱。
讨论“西方崛起”，不能不谈的是发轫于十六世纪、导致基督教一分为二（天主教及新教[所以称为Protestant，皆因这一教派的狂热分子不断在议会和“上街”反对天主教独大的抗争而得名]）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大部分是为了生活而工作（worked to live），新教伦理则令人为工作而活（lived to work），这种人生态度之变，令新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画上等号。新教兴起之后，经济力量及财富慢慢从天主教国家像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转移至信奉新教的英国、荷兰及今之德国的普鲁士和萨克森（Saxony）。非常明显，新教国家的经济成就远在天主教国家之上（至今仍甚明显[对仍以天主教为主信仰的国家而言]），何以致此，那是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使然。值得注意的是，韦伯（天才儿童，十三岁献给双亲的礼物是题为《从皇帝及教宗的位置看德国历史进程》这篇后之学者认为意见新锐的论文）是在1904年赴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开会时，乘搭火车眼见铁道两旁的城镇井然有序及有兴旺之象，从而思索何以美国会繁荣进而得出主要是勤奋工作、量入为出和自由阅读之功（他那本由一系列散论组成的巨构写成于1904年至1905年之间）。这种令他眼前一亮的景象，他指出是“宗教改革”其中一项意想不到的结果（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富格逊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因为她近年已“全盘西化”，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天皇1869至1912年在位），把西方的科技、医学据为己用，同时以物质诱因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和成为消费者——不仅仅指为了温饱的日常消耗，而是已及耐用物品如置业和买车等。纠正了过去数十年忽视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兴旺可期。
更有意思的是，富格逊认为新教终于在开放改革后的中国茁长！中国历史上数度排拒基督徒的“入侵”，令西方人陆续来华宣扬基督的努力功败垂成。基督徒来华“第一波”始于七世纪的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接着的天主教（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建成于1299年），惟它们在明朝时相继消失。“第二波”始于十七世纪利玛窦来华，在他努力下，当时中国约有三十万名教徒，教堂三百座以上，但因福建地方官上疏指控“教士敛聚民财修建教堂并使男女混杂，败坏风气”，清雍正遂于登基后不久的1724年下驱逐令并没收教会财产。“第三波”是十九世纪由“英国差会”（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y）发起，数以百计的英国传教士来华传“福音”，于传扬基督教义及沟通东西文化上起了一定作用（中译《圣经》、《拉丁中文字典》及《广东方言词汇》等皆成于这段时期），可惜“英国差会”的使命因洪秀全自命为耶稣幼弟搞太平天国革命而凶终隙末……
解放后基督教受到多方规限，但“奇迹”终于在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市出现（温州的商业地位则被称为“亚洲的曼彻斯特”）。温州是中国的工业重镇，经济活力居全国之冠、繁荣旺盛在内地首屈一指，这些均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唯其成因，据富格逊的考证，则与新教伦理不可分割。温州人工作时间比西方国家中最勤奋的美国人还要长，而且储存大部分收入。一百五十年前“英国差会”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开花结果，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原文在此前加上China Pertner，料为纽约大学与华师大在上海合办的大学）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有约四千万名新教徒（1949年只有不及五十万），而一些民间估计更在七千五百万至一亿一千万之间，加上约两千万名天主教徒，内地基督徒人数可达一亿三千万，这已比欧洲的虔诚（Practising）基督徒多；而内地教堂兴建速度且为全球之冠，南京爱德基金会（www.amityfoundation.org，内地基督徒创办非宗教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版部（Nanking Amity Printing Press）是世界最大的《圣经》出版商，自从1986年开业以来，印刷的《圣经》已达七千万余本。
基督教在温州特别兴旺，在文化大革命前，温州有四百八十间教堂，现在增至一千三百三十九间，这些是“政府立案”的，“地下教堂”还不在此列。2002年，有百分之十四的温州人是基督徒，此比例现在肯定更高。温州商人大多对官员贪腐同业欺诈工人监守自盗甚感痛心及无奈，但他们认为基督徒勤劳且诚信可靠……这也许是教会大兴的潜在要素。
富格逊指出中国正在照搬“六绝招”，又举出连串“经济成就”（页316以下），他因此认为“假以时日”，中国在经济上取代新教伦理日渐衰落的西方，是完全可能的。笔者对富格逊的论断有保留，理由有二。其一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经济损耗，很快便会浮现；其二是，假如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绝招”，仅仅仿效西方，是无法超越西方的！还有，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完善全面的自我调整机制，反省既快，复兴能力极强，加上她还是世无其匹的军事强权，她是不会坐以待任何国家超前的，这好比一个武功高强又蛮不讲理（只讲他的“普世价值”）的人，在必要时为了本身利益会“滥杀无辜”以自保的。
再说几句题外话。略识中文的西方学者写中国事务，一抛书包便很易露马脚，贤如富格逊，称朱元璋为War-lord Yuanzhang（页44），若非注明年期，真不知所指何人（他大概还以为元璋是姓氏）；在谈及内地的《圣经》时，他指已出版了七千万册，其中有五千万册是Mandarin，余下的则为“其他中国语言”（页278），这当然不确不通，以Mandarin是“官话”、“官阶”及柑橘而非文字。这位大学者闹此常识笑话，会否为引文所误？笔者完稿后查艾克明的《耶稣在北京》（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在141页看到这样的记述（意译）：1987年以后二十年，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出版了四千万册简体字《圣经》，同时以拉祜、苗、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了一批（无确数）。艾克明的说法，笔者将信将疑，请教上海有学问的友人，知满族、彝族、拉祜族（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等少数民族文字只译过《圣经》片段，全本没译过。此说应正确无误。准此，艾克明和富格逊都有这样那样的错失。
本书的插图搭配颇见心思，书前部刊出英使马戛尔尼单膝跪地见乾隆的漫画；书后部（最后一帧图片）则为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奥巴马见温家宝的相片，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一八五公分）的美国总统很自然地欠身像行礼似的和中国总理握手，后者腰板挺直面露招牌式的笑容，好像在说“免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