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关怀什么？——当代作家、批评家与北师大学生见面会实录
整理：郑静宜 黄昕宇
摄影/戚云雷
四月的尾巴上，“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再次在北师大拉开帷幕，国内外著名诗人、作家、批评家们一时齐集铁狮子坟。
德国汉学家顾彬持着不输中国学者的严谨和坚持，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的前行尽心竭力，从外部的视野给以中国文坛以提醒和思考。4月29日,当作家李洱、东西、朱文颖，批评家吴俊、施战军、张柠、千野拓政等齐聚励耘学术报告厅对话、激辩、争论，“我写作中关怀的”这个主题变得含蕴丰富。文学应该关怀什么、在变与不变之间文学需要抱持如何特质……他们的观点互相印证、矛盾，在对话的互文中，提供了对文学进行解释的多种可能性。本期学术版面将以作家、批评家见面会实录和对学者顾彬的专访，为讨论中国文学及其海外传播提供又一种视角。
李洱
李洱：作家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都是我关怀的。我关心所有人的一颦一笑，关心所有发言的人、听讲课的人。知识分子们的学习、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生活。有人批评我的经验是一种二手经验，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并不是认为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直接到底层、直接去收垃圾才能称为一手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同样也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生活。
东西
东西：我这几年写作中比较关心的是我自己在现实中的体验。最近我在《作家》上发了小说《双份老赵》，写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做什么都要双份，最后把自己的家庭也克隆成双份。这个形象直接来自我的内心。现实里我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出差的时候生怕纽扣会崩落掉、生怕我的东西会掉，我时常紧张。同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负面的报道，很多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让我们更加没有安全感。
朱文颖
朱文颖：我觉得其实作家都是有特殊含义的弱者。作家在生活里常常是失败者。东西写了《后悔录》，而不是《我的成功》。苏童在回忆他少年时代的那场病，他在一个阴湿的南方小屋里看着天花板，听着外面的雨声。如果没有少年时期的这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就没有今天的苏童。很多作家都有带着阴影的童年背景。我从我的生活经历里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管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个体，最关心的应该是自己。我们不该取消一个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培养。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身的完成是更重要的。
吴俊
吴俊：我关心文学，这是我的职业。当你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经验，经历过文革记忆,就会发现，我们对文学的把握能力越来越差。十年前，比尔·盖茨曾预测，说世界上个人电脑达到多少亿部的时候，电脑的拥有就达到饱和，一年不到，这个数字就被超过了。当你感到博客很厉害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还会有更厉害的微博，微博以后会有什么，没有人会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会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网络文学的兴起，把传统的文学标准全部改变了。我们往往说情景交融，是好的文学标准，但是你用这套标准再去看网络兴起之后的文学，这套传统的美学概念没用了。因为网络文学没有情，没有景，没有心理描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很深的危机感。当下这个时代，因为某种技术的产生，对文学在学界的研究标准、美学标准发生冲击，我们用什么标准、什么经验去看待和从事现在的文学实践？
施战军
施战军：和自己共生的这一代文学的生长状况是我关心最多的地方。因为我们无法去体味我们父兄辈的体验， 他们对于文学的想法和理想。但对于我们同代的文学，从理想到功利性的考虑，我们会有一些切身的体会，我们彼此能够互相提醒。
这个时代的文学的传播力量、文学的载体等等，我们用常规的经典性文学的尺度来看这些新的现象甚至乱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危机感，会感觉到，我们执守了几十年的东西，正在面临一个式微的态势。但我倒不那么悲观，我也认识一点国外创作的朋友，那些国家经济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性比我们要跃进一步，但是他们似乎不像中国这样，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体、新的载体时马上就把它看成一种至高无上、不可战胜的东西。比如说对微博的评价。事实上有那么厉害吗？和文学有关系吗？我觉得文学有它永远恒定不变的东西。
历朝历代的作家都是向已经过去的历史致敬才会去写东西,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这样，孔子是向着《周礼》致敬而做《论语》；唐宋八大家他们也是向前面的文学进行学习的。五四虽然砸烂了以前的东西，但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回到了传统的链条上。如果我们的目标还是在往前走，还是进行一个链条式的、线性的一种前方崇拜的话，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文学最危险的势头。
张柠
张柠：我关心什么？醒来第一件事情，自问：活着吗？活着。第二问：亲人在身边吗？一看，在身边。第三件问：我们这个世界安全吗？赶紧打开报纸、上网。一看，可靠，出去自由地散步。可是偏有人说：“不允许走左边，只能走右边。”有人说：“你走的姿势不对。”有很多管制，没有办法，只好符合他。然后去菜场买菜，问：“这个菜安全吗？”……
我最想关心的是：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但是我所身处的环境和背景，迫使我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关心安全问题，尽管非常无聊。当我的批评仅仅是为了保护我的生存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来写，我的批评就没有意义了。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文笔用于保护我们的安全，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被异化的最头疼的事情。
吴俊：现在我们文学写作和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几百万人在读郭敬明、韩寒作品的时候，一个时代的文学读者已经由这批作家养成了。这就是扭转整个社会文学观念的最基本力量，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对网络、手机为载体的新文学做价值判断，第一没有共识，第二为时过早。今后的文学怎么样，是由这一类的文学和当下存在的文学博弈的结果。这就像一百年前，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写作书面语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一样。虽然这种变化是由工具、表达载体发生的变化，但谁说工具、表达载体不会对对象的性质产生影响？不过影响的结果如何现在还是未知。
李洱：郭敬明、韩寒的作品翻译到国外之后，是没人看的。韩寒在韩国的读者，不会多于东西先生，甚至不会多于我。为什么呢？就翻译本身而言，翻译家可能是不愿意翻译的，但出版商觉得它在中国发行量非常大，所以想当然地认为它在另外一个国家发行量会非常大，结果惨败。为什么呢？以韩国为例，这些作品相当于韩国七十年代的作品。而且韩国七十年代那些作品中的那些元素：宗教感、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等等，要比韩寒、郭敬明作品要丰富得多，并且是与城市生活背景、青春后期等等元素结合在一起的。
网络文学就是文学的卡拉OK。所有被推崇的网络文学作家恰恰是不看网络文学而看传统文学的。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很多网络文学作家看我的作品。那些非常好的网络文学作家照样要看托尔斯泰。当他们进行写作时，照样要从传统文学中获取资源。我不知道现在的批评家，是否试图把皇帝的新衣这个事实指出来。
吴俊：我所说的八零后作家——韩寒郭敬明他们，塑造的不是韩国读者、日本读者，他们塑造的就是中国读者，是中国的文学基础。
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博弈这个概念。仍以文言文和白话文为例，林琴南当年称（白话文）为“引车买浆之流所操之语”，是最下等人说的话，就是他说的卡拉OK。但是你没有想到，转瞬之间它就成为文学正宗。对历史，我们不可轻下断言。
千野拓政
千野拓政：青春小说、校园小说等新文学在中国已经不能忽视了，甚至远远超过传统的当代文学中我们所喜欢的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日本也有这样的状况。在日本，村上春树的《1Q84》卖出四百多万册，读者主要是年轻人。把范畴稍微扩展到轻小说，谷川流的《凉宫春日》系列，售出五百万，比村上春树还厉害。现在日本的纯文学作家中不少作家是获得芥川文学奖或直木文学奖的作家，不少是从轻小说和青春小说出身。
现在年轻人阅读文本的方式已经有了变化。以前我们关注文学作品的思想或者文体，现在的年轻人则看重作品中角色的形象。人和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对文学作品期待的是，通过作品接触到人或社会的真实。看郭敬明的青春小说则不是这样。作品的深度不再是唯一的标准、最重要的标准。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与拥有共同爱好的人组成圈子，通过网络或面对面等方式交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参与群体的感觉。在圈子里如果自己发表的意见好，会有很大的反响，那么他们就能从中获得某种找到自己位置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有可能跟作品的深度同等甚至更重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动漫，或者是对 轻小说、青春小说热衷，跟他们喜欢同人活动的原因一样。
村上春树的流行，也跟这种变化有关系。我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五个城市做过调查，村上的爱好者对他的作品期待的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村上的作品中孤独的、闭塞的、虚无的感觉，他们对这种东西感到共鸣。在村上的作品中，这种感觉是被允许的，是必须的体会。所以读者读他的作品会感到某种疗愈的解脱。这点和同人活动、青春小说的读者对作品期待的东西比较相似。对这点来看，读者已经开始变化。我对现在的作家期待的是：他是要写灵魂或生活都可以，但是要考虑到读者需求的变化。
施战军：《古文论》有句话叫“文变染乎世情” ，这个文指的就是文风技巧之类的东西，不是“质”。“文”的变化是必然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点细微的变化，最后有一个大一点的变化，这是一定的。
近代以来，我们渐渐地有了一种对进化的崇拜。只要是进化着的、向前方变的东西就是不可战胜的，就应该认同。这样一种思维害了中国。
中国很多教授、学者、作家在面对新东西的时候是欢欣鼓舞的，但同时也有别的声音。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中国华裔——哈金先生，他就不屑于把美国人自己的传统作为参照系， 他心里面的参照系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他教导他的学生研读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他向伟大的经典作家致敬。这种创作观念在那样相对发达的一个国家里面，在英语世界里面有它的立足之地。
鲁迅文学院办过四期网络作家培训班，那些知名的网络作家们在鲁院都过了一遍。唐家三少、金子、《遍地狼烟》的作者菜刀姓李等等，我跟他们都有切身的交谈，他们告诉我他们读的确实是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学。“传统文学”这个词汇是网络公司提出的观念，但从高校学者到专业作家居然都认同了这个概念。网络公司提出这个观念是因为它想让李洱这批人成为过去的作家，像文言文一样的过去的事物，然后让现在这个商业运营的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的唯一。这样的观念有商业运营的理念在里面。我们这些靠文学吃饭的人傻就傻在特别容易接受新观念新名词，很快接受并使用了这个词。我们为什么要认同一个商人给你的像口袋一样的概念，把你自己装进去？为什么会把构不成对手的人当成对手？现在在我们的观念里，网络文学和所谓的传统文学完全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块！但实际上网络作家们确实是对我们常规的文学充满敬意。一个写清代穿越小说非常棒的网络文学作家说，之前他读过很多二月河的小说，后来发现他可以写得比他更好，于是就开始在网上连载小说。又因为和网络公司签约，每天被逼着更新上万字。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文字成为作家，另外一方面他们是网络公司的雇员。他们必须每天要完成这些字数和点击量才拿到相应的报酬。其中当然有像唐家三少这样非常有战斗力的人，可以一年换辆好车。但大多数签约作家不是这样。
我所说的文学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无论哪一个时代，最后都是指向个人所体验的心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其他人的关系，内心世界的隐秘等等。
吴俊：不变的东西是文学特有的东西吗？如果你把人类共有的不变的东西当成文学的特质，文学的特质在哪里？
[李洱，作家，代表作《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东西，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等；朱文颖，作家，代表作《戴女士与蓝》《重瞳》等；吴俊，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传媒研究等；施战军，作家、文学批评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张柠，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千野拓政，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致力于村上春树与中日文化研究。]
摄影/戚云雷
四月的尾巴上，“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再次在北师大拉开帷幕，国内外著名诗人、作家、批评家们一时齐集铁狮子坟。
德国汉学家顾彬持着不输中国学者的严谨和坚持，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的前行尽心竭力，从外部的视野给以中国文坛以提醒和思考。4月29日,当作家李洱、东西、朱文颖，批评家吴俊、施战军、张柠、千野拓政等齐聚励耘学术报告厅对话、激辩、争论，“我写作中关怀的”这个主题变得含蕴丰富。文学应该关怀什么、在变与不变之间文学需要抱持如何特质……他们的观点互相印证、矛盾，在对话的互文中，提供了对文学进行解释的多种可能性。本期学术版面将以作家、批评家见面会实录和对学者顾彬的专访，为讨论中国文学及其海外传播提供又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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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
李洱：作家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都是我关怀的。我关心所有人的一颦一笑，关心所有发言的人、听讲课的人。知识分子们的学习、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生活。有人批评我的经验是一种二手经验，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并不是认为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直接到底层、直接去收垃圾才能称为一手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同样也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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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东西：我这几年写作中比较关心的是我自己在现实中的体验。最近我在《作家》上发了小说《双份老赵》，写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做什么都要双份，最后把自己的家庭也克隆成双份。这个形象直接来自我的内心。现实里我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出差的时候生怕纽扣会崩落掉、生怕我的东西会掉，我时常紧张。同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负面的报道，很多现实中发生的故事让我们更加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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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颖
朱文颖：我觉得其实作家都是有特殊含义的弱者。作家在生活里常常是失败者。东西写了《后悔录》，而不是《我的成功》。苏童在回忆他少年时代的那场病，他在一个阴湿的南方小屋里看着天花板，听着外面的雨声。如果没有少年时期的这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就没有今天的苏童。很多作家都有带着阴影的童年背景。我从我的生活经历里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管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个体，最关心的应该是自己。我们不该取消一个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培养。所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身的完成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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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
吴俊：我关心文学，这是我的职业。当你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经验，经历过文革记忆,就会发现，我们对文学的把握能力越来越差。十年前，比尔·盖茨曾预测，说世界上个人电脑达到多少亿部的时候，电脑的拥有就达到饱和，一年不到，这个数字就被超过了。当你感到博客很厉害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还会有更厉害的微博，微博以后会有什么，没有人会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会走向哪里，我们不知道。网络文学的兴起，把传统的文学标准全部改变了。我们往往说情景交融，是好的文学标准，但是你用这套标准再去看网络兴起之后的文学，这套传统的美学概念没用了。因为网络文学没有情，没有景，没有心理描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很深的危机感。当下这个时代，因为某种技术的产生，对文学在学界的研究标准、美学标准发生冲击，我们用什么标准、什么经验去看待和从事现在的文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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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战军
施战军：和自己共生的这一代文学的生长状况是我关心最多的地方。因为我们无法去体味我们父兄辈的体验， 他们对于文学的想法和理想。但对于我们同代的文学，从理想到功利性的考虑，我们会有一些切身的体会，我们彼此能够互相提醒。
这个时代的文学的传播力量、文学的载体等等，我们用常规的经典性文学的尺度来看这些新的现象甚至乱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危机感，会感觉到，我们执守了几十年的东西，正在面临一个式微的态势。但我倒不那么悲观，我也认识一点国外创作的朋友，那些国家经济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复杂性比我们要跃进一步，但是他们似乎不像中国这样，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体、新的载体时马上就把它看成一种至高无上、不可战胜的东西。比如说对微博的评价。事实上有那么厉害吗？和文学有关系吗？我觉得文学有它永远恒定不变的东西。
历朝历代的作家都是向已经过去的历史致敬才会去写东西,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这样，孔子是向着《周礼》致敬而做《论语》；唐宋八大家他们也是向前面的文学进行学习的。五四虽然砸烂了以前的东西，但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回到了传统的链条上。如果我们的目标还是在往前走，还是进行一个链条式的、线性的一种前方崇拜的话，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文学最危险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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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
张柠：我关心什么？醒来第一件事情，自问：活着吗？活着。第二问：亲人在身边吗？一看，在身边。第三件问：我们这个世界安全吗？赶紧打开报纸、上网。一看，可靠，出去自由地散步。可是偏有人说：“不允许走左边，只能走右边。”有人说：“你走的姿势不对。”有很多管制，没有办法，只好符合他。然后去菜场买菜，问：“这个菜安全吗？”……
我最想关心的是：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但是我所身处的环境和背景，迫使我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关心安全问题，尽管非常无聊。当我的批评仅仅是为了保护我的生存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来写，我的批评就没有意义了。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文笔用于保护我们的安全，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被异化的最头疼的事情。
吴俊：现在我们文学写作和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几百万人在读郭敬明、韩寒作品的时候，一个时代的文学读者已经由这批作家养成了。这就是扭转整个社会文学观念的最基本力量，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对网络、手机为载体的新文学做价值判断，第一没有共识，第二为时过早。今后的文学怎么样，是由这一类的文学和当下存在的文学博弈的结果。这就像一百年前，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写作书面语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一样。虽然这种变化是由工具、表达载体发生的变化，但谁说工具、表达载体不会对对象的性质产生影响？不过影响的结果如何现在还是未知。
李洱：郭敬明、韩寒的作品翻译到国外之后，是没人看的。韩寒在韩国的读者，不会多于东西先生，甚至不会多于我。为什么呢？就翻译本身而言，翻译家可能是不愿意翻译的，但出版商觉得它在中国发行量非常大，所以想当然地认为它在另外一个国家发行量会非常大，结果惨败。为什么呢？以韩国为例，这些作品相当于韩国七十年代的作品。而且韩国七十年代那些作品中的那些元素：宗教感、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等等，要比韩寒、郭敬明作品要丰富得多，并且是与城市生活背景、青春后期等等元素结合在一起的。
网络文学就是文学的卡拉OK。所有被推崇的网络文学作家恰恰是不看网络文学而看传统文学的。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很多网络文学作家看我的作品。那些非常好的网络文学作家照样要看托尔斯泰。当他们进行写作时，照样要从传统文学中获取资源。我不知道现在的批评家，是否试图把皇帝的新衣这个事实指出来。
吴俊：我所说的八零后作家——韩寒郭敬明他们，塑造的不是韩国读者、日本读者，他们塑造的就是中国读者，是中国的文学基础。
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博弈这个概念。仍以文言文和白话文为例，林琴南当年称（白话文）为“引车买浆之流所操之语”，是最下等人说的话，就是他说的卡拉OK。但是你没有想到，转瞬之间它就成为文学正宗。对历史，我们不可轻下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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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野拓政
千野拓政：青春小说、校园小说等新文学在中国已经不能忽视了，甚至远远超过传统的当代文学中我们所喜欢的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日本也有这样的状况。在日本，村上春树的《1Q84》卖出四百多万册，读者主要是年轻人。把范畴稍微扩展到轻小说，谷川流的《凉宫春日》系列，售出五百万，比村上春树还厉害。现在日本的纯文学作家中不少作家是获得芥川文学奖或直木文学奖的作家，不少是从轻小说和青春小说出身。
现在年轻人阅读文本的方式已经有了变化。以前我们关注文学作品的思想或者文体，现在的年轻人则看重作品中角色的形象。人和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对文学作品期待的是，通过作品接触到人或社会的真实。看郭敬明的青春小说则不是这样。作品的深度不再是唯一的标准、最重要的标准。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与拥有共同爱好的人组成圈子，通过网络或面对面等方式交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参与群体的感觉。在圈子里如果自己发表的意见好，会有很大的反响，那么他们就能从中获得某种找到自己位置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有可能跟作品的深度同等甚至更重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动漫，或者是对 轻小说、青春小说热衷，跟他们喜欢同人活动的原因一样。
村上春树的流行，也跟这种变化有关系。我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五个城市做过调查，村上的爱好者对他的作品期待的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村上的作品中孤独的、闭塞的、虚无的感觉，他们对这种东西感到共鸣。在村上的作品中，这种感觉是被允许的，是必须的体会。所以读者读他的作品会感到某种疗愈的解脱。这点和同人活动、青春小说的读者对作品期待的东西比较相似。对这点来看，读者已经开始变化。我对现在的作家期待的是：他是要写灵魂或生活都可以，但是要考虑到读者需求的变化。
施战军：《古文论》有句话叫“文变染乎世情” ，这个文指的就是文风技巧之类的东西，不是“质”。“文”的变化是必然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点细微的变化，最后有一个大一点的变化，这是一定的。
近代以来，我们渐渐地有了一种对进化的崇拜。只要是进化着的、向前方变的东西就是不可战胜的，就应该认同。这样一种思维害了中国。
中国很多教授、学者、作家在面对新东西的时候是欢欣鼓舞的，但同时也有别的声音。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中国华裔——哈金先生，他就不屑于把美国人自己的传统作为参照系， 他心里面的参照系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他教导他的学生研读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他向伟大的经典作家致敬。这种创作观念在那样相对发达的一个国家里面，在英语世界里面有它的立足之地。
鲁迅文学院办过四期网络作家培训班，那些知名的网络作家们在鲁院都过了一遍。唐家三少、金子、《遍地狼烟》的作者菜刀姓李等等，我跟他们都有切身的交谈，他们告诉我他们读的确实是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学。“传统文学”这个词汇是网络公司提出的观念，但从高校学者到专业作家居然都认同了这个概念。网络公司提出这个观念是因为它想让李洱这批人成为过去的作家，像文言文一样的过去的事物，然后让现在这个商业运营的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的唯一。这样的观念有商业运营的理念在里面。我们这些靠文学吃饭的人傻就傻在特别容易接受新观念新名词，很快接受并使用了这个词。我们为什么要认同一个商人给你的像口袋一样的概念，把你自己装进去？为什么会把构不成对手的人当成对手？现在在我们的观念里，网络文学和所谓的传统文学完全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块！但实际上网络作家们确实是对我们常规的文学充满敬意。一个写清代穿越小说非常棒的网络文学作家说，之前他读过很多二月河的小说，后来发现他可以写得比他更好，于是就开始在网上连载小说。又因为和网络公司签约，每天被逼着更新上万字。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文字成为作家，另外一方面他们是网络公司的雇员。他们必须每天要完成这些字数和点击量才拿到相应的报酬。其中当然有像唐家三少这样非常有战斗力的人，可以一年换辆好车。但大多数签约作家不是这样。
我所说的文学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无论哪一个时代，最后都是指向个人所体验的心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其他人的关系，内心世界的隐秘等等。
吴俊：不变的东西是文学特有的东西吗？如果你把人类共有的不变的东西当成文学的特质，文学的特质在哪里？
[李洱，作家，代表作《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东西，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等；朱文颖，作家，代表作《戴女士与蓝》《重瞳》等；吴俊，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传媒研究等；施战军，作家、文学批评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张柠，文学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大众文化研究；千野拓政，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致力于村上春树与中日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