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南余北周”是典型的文学瞎话
“南余北周”是典型的文学瞎话 (2006-03-01 12:29:37)
分类：散文讲稿
[ 从“南余北周”（“南有余秋雨北有周涛”的简称）这样粗糙的命名中，不难发现当代文学潜藏的混乱情形。稍微读过这两人的作品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散文作家：余秋雨有缜密的思维、文雅的语言和独特的历史洞察力，而这恰恰是周涛所匮乏的，周涛的长处是在于作品中有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余秋雨的散文在情感上常常大起大落，周涛散文的情感起伏则往往过于平淡。]
余秋雨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崇尚大文化散文的阶段。——如何像余秋雨那样，从历史活动中升华出一种较为开阔的散文精神来，一直是一些人在散文写作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也有人跟在余秋雨的身后开始摸索，小有所成。但始作俑者余秋雨却受到了严厉的攻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此之前中国散文的境况，就会知道，余秋雨在散文的文体、气象和语言上的探索，确实为当代的散文写作提供了诸多新鲜的经验，也部分改变了当时那种腐朽、僵化、小气的散文路径。至少，在阅读的愉悦性上，余秋雨的散文是其他人所难以匹敌的。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很多人对余秋雨的散文大加讨伐，其中一个重要罪证就是余氏散文过于煽情，并据此认为，他散文中的一些史实纰漏也是因为煽情的结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要追问的是，散文作为一种话语性的精神活动，难道只能遵循史实逻辑，而不能遵循情感逻辑？难道作家的笔触要处处都符合历史和理性的标准？我看不一定。毕竟，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有其独立的价值，并常常超越于历史和理性之上，哪怕夸张一点也是常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历代的文学作品，恐怕没有几部是禁得起推敲的。——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卡夫卡的人变甲虫，又何曾有丝毫符合历史和理性的地方？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常识问题。所以，我们若能将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和作为学者与明星的余秋雨区别开来，就不难获得关于余氏散文的客观认识。
说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散文，指的是他的散文在视野、气势和深度上，都超越了现有的模式，气象上较为大而开阔，确有过人之处。尽管他后来的几本书越来越弱，水分也越来越多，但他对于大散文的概念被慢慢确立为散文的某种正统，还是有贡献的。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周涛的散文居然也被划归到了大散文的行列中，甚至为此还有“南余北周”（南有余秋雨北有周涛）的说法。——从如此粗糙的命名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文学潜藏的混乱情形。稍微读过这两人的作品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散文作家：余秋雨有缜密的思维、文雅的语言和独特的历史洞察力，而这恰恰是周涛所匮乏的，周涛的长处是在于作品中有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余秋雨的散文在情感上常常大起大落，周涛散文的情感起伏则往往过于平淡。
我当然知道，周涛在散文上也曾作过追求“大”的努力，但坦率地说，他的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俗常所说的大散文，需要的是有深度的哲思，而非周涛这种淡定的情思；在语言上，它要的是那种有内在前进力度的语言，而不是周涛这种静而松弛的语言。遗憾的是，周涛自己在这点上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自觉。他大概受外面的声音影响太大，容易迷失在这种散文之“大”里，这从《游牧长城》和《山河判断》这样的书名，就可看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散文的“大”，是指作家所关注的物质时空的“大”；其实，散文真正意义上的“大”，指的是精神空间、思想境界的开阔与深邃。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思想的能力，却硬要去把握一个大的题材，最终除了“空”之外，我估计不会有其他的收获。周涛与余秋雨的区别正在于此。比如，同样是写山西，余秋雨在《抱愧山西》里，就有那个能力，通过对山西历史的梳理而贯注自己对这个地理区域人文状况的独特思索；但周涛在《老家在山西》、《酒一样的乡情醋一般酸》和《老父还乡》这些涉及山西的文字中，写得好的部分是带着感情的现实人事，而决非对山西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可周涛偏偏不甘心自己的笔触一直沉迷于现实事象，他总想将自己的思绪扬起来，于是，散文中的感慨之心顿起。比如，他在《老父还乡》中这样写道：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故乡呢？从空间上讲，故乡已与我们的生活相距甚远；从时间上讲，故乡早与我们相隔数十载，相会不过两日，匆匆又将离去；从环境上讲，故乡还很贫困，远不如我们生活的那座边城。
这段话，作者显然是想用来提升“还乡”的意义，以深化这篇散文的力度的，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对整篇散文真实情愫的破坏，因为这段话除了空洞的抒情之外，实在是过于平庸而肤浅了，它根本不能承载起作者要它承载的任何“意义”。我以为，与其用类似的肤浅议论来转换散文的精神指向，还不如保持散文该有的诚实作风，以情动人。周涛自己似乎不这样看，以致这种有意的“升华”成了他散文写作中的基本的话语方式。《老父还乡》（这算得上是周涛写得比较好的散文之一了）的整个行文，可以说就一次次地失败在这个地方。就连“我”带“我父亲”经过北京，作者也没忘记重重地抒情一回：
北京对我父亲来说是个什么地方呢？是陌生，是熟悉。是拥有，是失去；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是一段情缘两相弃。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你还是我们生命历程这部大书的一篇总序言，打开这一页，整部书里的各个章节历历在目。
这是典型的过度升华。我以为，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散文家，应该知道，过度升华是现代散文的大忌。像“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这样的刻意升华，看起来是为了使散文走向“大”，实际的效果却不仅平庸，而且空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并不欣赏散文界一段时间来盛行的尚“大”之风，它使许多人的散文变得轻浮，离自己的心却越来越远，好像大家都在为远方写作，惟独没有人关心自己身边的细节和经验，没有人注意最为日常的精神发现。
散文离开了诚实的面貌和真实的内心，仅仅依靠一些阔大的感叹，难道就能抵达理想的境界吗？我表示怀疑。阔大的感叹只会落入社会公论和人云亦云之中，惟有透彻的个人感悟和锐利的精神发现，才是维护散文个性的重要力量。因此，散文写作与其追求空洞的“大”，还不如从实在的“小”处进入，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尖锐地表现事物本身，这未尝不能企及大散文的境界。
周涛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这就是他的新作《狗狗备忘录》。——以我看，它是周涛近年来最优秀的散文篇章之一。它的成功，很明显，就是因着我上面所说的“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尖锐地表现事物本身”的缘故。在《狗狗备忘录》里，周涛有效地克制了自己的升华欲望，从而把笔触的重点转移到对“狗狗”的细节摹写上，并在这种摹写中进一步发现狗与人的微妙关系。由于有了大量从日常观察而来的细节、经验，周涛可谓将一只“狗狗”给写活了，角度虽小，但力量一旦集中起来，却能将“狗狗”身上潜藏的内涵给逼示出来，至终，一只“狗狗”也成了有锐利发现的精神个案。试看下面这段话：
人在决定养什么狗的时候（偶然收养的不算），总是以自己的品味、性情、审美眼光来挑选的，可以说，是挑选更像自己的狗。人是在养一个非己的自己，生活在一起，沟通，解闷；狗呢，调动起全部的生存本能和聪明才智，适应你，讨好你，依赖你；本来是为了有骨头啃，渐渐成为习惯和本能，代代遗传，代代进化，以至成为人类的保镖、门将、战士、仆从和弄臣。
同样是带着升华性质的议论性话语，为什么在《狗狗备忘录》一文里，我们读起来感觉不会像《老父还乡》里的议论文字那样空洞？原因在于，它的背后是以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和经验作基础的，而且，这段话也充满了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这二者一结合，散文的境界就会突然敞开，变得开阔起来。这样的散文，看起来作者所择定的视角是小的，切入点也是小的，但因为作者所选择的点可以准确地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可以在事物的本质里面长驱直入，散文所需要的精神深度就能得以建立。因此，从小处进入的散文，同样有可能是大散文。这个时候的散文之大，不在于散文的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而好的散文的深度，靠的正是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来最终完成的。
所以，当代的散文要重获大的美学境界和精神空间，光在外面求“大”是无济于事的。那不过是一个假象。已经有太多的人，为了使自己的散文看起来是“大”的，不仅篇幅越写越长，而且在主题选择上，也显得刻意而张扬，好像只有以纵横上下五千年的方式来写敦煌、沙漠、历史古迹、寂寞文人等，才符合所谓的“大散文”的模式。——余秋雨在这方面的成功太显著了，其他人自然就趋之若骛。余秋雨身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解读历史文化、感叹自身情怀的散文赝品。要想从这种状况里突围，我想，首先必须转变我们的散文观念：不要一味地求“大”，相反，我更愿意鼓励散文作者用真实的“小”来对抗虚假的“大”；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并尖锐地进入到这个点的深处，它同样能够达到散文之“大”境界。
说到底，散文之“大”，不在于某种外表，而在于它深处所敞开的精神秘密有多少，它里面所隐藏的个人感悟有多少，以及作者的心灵敏感和语言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这些相结合所形成的内在的精神气势，才是最终衡量一个散文家是“大”是“小”的根本尺度。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对周涛散文的总体评价可能刚好与现成的文坛结论相反：周涛那些试图写“大”的散文，往往容易显得空洞而刻意；反而他那些从“小”处集中力量的篇章，更见他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我愿意将他后一种散文谓之为“大”。
分类：散文讲稿
[ 从“南余北周”（“南有余秋雨北有周涛”的简称）这样粗糙的命名中，不难发现当代文学潜藏的混乱情形。稍微读过这两人的作品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散文作家：余秋雨有缜密的思维、文雅的语言和独特的历史洞察力，而这恰恰是周涛所匮乏的，周涛的长处是在于作品中有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余秋雨的散文在情感上常常大起大落，周涛散文的情感起伏则往往过于平淡。]
余秋雨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崇尚大文化散文的阶段。——如何像余秋雨那样，从历史活动中升华出一种较为开阔的散文精神来，一直是一些人在散文写作中悬而未决的难题；也有人跟在余秋雨的身后开始摸索，小有所成。但始作俑者余秋雨却受到了严厉的攻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此之前中国散文的境况，就会知道，余秋雨在散文的文体、气象和语言上的探索，确实为当代的散文写作提供了诸多新鲜的经验，也部分改变了当时那种腐朽、僵化、小气的散文路径。至少，在阅读的愉悦性上，余秋雨的散文是其他人所难以匹敌的。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很多人对余秋雨的散文大加讨伐，其中一个重要罪证就是余氏散文过于煽情，并据此认为，他散文中的一些史实纰漏也是因为煽情的结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要追问的是，散文作为一种话语性的精神活动，难道只能遵循史实逻辑，而不能遵循情感逻辑？难道作家的笔触要处处都符合历史和理性的标准？我看不一定。毕竟，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有其独立的价值，并常常超越于历史和理性之上，哪怕夸张一点也是常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历代的文学作品，恐怕没有几部是禁得起推敲的。——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卡夫卡的人变甲虫，又何曾有丝毫符合历史和理性的地方？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常识问题。所以，我们若能将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和作为学者与明星的余秋雨区别开来，就不难获得关于余氏散文的客观认识。
说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散文，指的是他的散文在视野、气势和深度上，都超越了现有的模式，气象上较为大而开阔，确有过人之处。尽管他后来的几本书越来越弱，水分也越来越多，但他对于大散文的概念被慢慢确立为散文的某种正统，还是有贡献的。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周涛的散文居然也被划归到了大散文的行列中，甚至为此还有“南余北周”（南有余秋雨北有周涛）的说法。——从如此粗糙的命名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文学潜藏的混乱情形。稍微读过这两人的作品的人，应该都能看出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散文作家：余秋雨有缜密的思维、文雅的语言和独特的历史洞察力，而这恰恰是周涛所匮乏的，周涛的长处是在于作品中有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余秋雨的散文在情感上常常大起大落，周涛散文的情感起伏则往往过于平淡。
我当然知道，周涛在散文上也曾作过追求“大”的努力，但坦率地说，他的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俗常所说的大散文，需要的是有深度的哲思，而非周涛这种淡定的情思；在语言上，它要的是那种有内在前进力度的语言，而不是周涛这种静而松弛的语言。遗憾的是，周涛自己在这点上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自觉。他大概受外面的声音影响太大，容易迷失在这种散文之“大”里，这从《游牧长城》和《山河判断》这样的书名，就可看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散文的“大”，是指作家所关注的物质时空的“大”；其实，散文真正意义上的“大”，指的是精神空间、思想境界的开阔与深邃。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思想的能力，却硬要去把握一个大的题材，最终除了“空”之外，我估计不会有其他的收获。周涛与余秋雨的区别正在于此。比如，同样是写山西，余秋雨在《抱愧山西》里，就有那个能力，通过对山西历史的梳理而贯注自己对这个地理区域人文状况的独特思索；但周涛在《老家在山西》、《酒一样的乡情醋一般酸》和《老父还乡》这些涉及山西的文字中，写得好的部分是带着感情的现实人事，而决非对山西进行整体性的观照；可周涛偏偏不甘心自己的笔触一直沉迷于现实事象，他总想将自己的思绪扬起来，于是，散文中的感慨之心顿起。比如，他在《老父还乡》中这样写道：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故乡呢？从空间上讲，故乡已与我们的生活相距甚远；从时间上讲，故乡早与我们相隔数十载，相会不过两日，匆匆又将离去；从环境上讲，故乡还很贫困，远不如我们生活的那座边城。
这段话，作者显然是想用来提升“还乡”的意义，以深化这篇散文的力度的，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对整篇散文真实情愫的破坏，因为这段话除了空洞的抒情之外，实在是过于平庸而肤浅了，它根本不能承载起作者要它承载的任何“意义”。我以为，与其用类似的肤浅议论来转换散文的精神指向，还不如保持散文该有的诚实作风，以情动人。周涛自己似乎不这样看，以致这种有意的“升华”成了他散文写作中的基本的话语方式。《老父还乡》（这算得上是周涛写得比较好的散文之一了）的整个行文，可以说就一次次地失败在这个地方。就连“我”带“我父亲”经过北京，作者也没忘记重重地抒情一回：
北京对我父亲来说是个什么地方呢？是陌生，是熟悉。是拥有，是失去；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是一段情缘两相弃。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你还是我们生命历程这部大书的一篇总序言，打开这一页，整部书里的各个章节历历在目。
这是典型的过度升华。我以为，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散文家，应该知道，过度升华是现代散文的大忌。像“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这样的刻意升华，看起来是为了使散文走向“大”，实际的效果却不仅平庸，而且空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并不欣赏散文界一段时间来盛行的尚“大”之风，它使许多人的散文变得轻浮，离自己的心却越来越远，好像大家都在为远方写作，惟独没有人关心自己身边的细节和经验，没有人注意最为日常的精神发现。
散文离开了诚实的面貌和真实的内心，仅仅依靠一些阔大的感叹，难道就能抵达理想的境界吗？我表示怀疑。阔大的感叹只会落入社会公论和人云亦云之中，惟有透彻的个人感悟和锐利的精神发现，才是维护散文个性的重要力量。因此，散文写作与其追求空洞的“大”，还不如从实在的“小”处进入，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尖锐地表现事物本身，这未尝不能企及大散文的境界。
周涛同样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这就是他的新作《狗狗备忘录》。——以我看，它是周涛近年来最优秀的散文篇章之一。它的成功，很明显，就是因着我上面所说的“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尖锐地表现事物本身”的缘故。在《狗狗备忘录》里，周涛有效地克制了自己的升华欲望，从而把笔触的重点转移到对“狗狗”的细节摹写上，并在这种摹写中进一步发现狗与人的微妙关系。由于有了大量从日常观察而来的细节、经验，周涛可谓将一只“狗狗”给写活了，角度虽小，但力量一旦集中起来，却能将“狗狗”身上潜藏的内涵给逼示出来，至终，一只“狗狗”也成了有锐利发现的精神个案。试看下面这段话：
人在决定养什么狗的时候（偶然收养的不算），总是以自己的品味、性情、审美眼光来挑选的，可以说，是挑选更像自己的狗。人是在养一个非己的自己，生活在一起，沟通，解闷；狗呢，调动起全部的生存本能和聪明才智，适应你，讨好你，依赖你；本来是为了有骨头啃，渐渐成为习惯和本能，代代遗传，代代进化，以至成为人类的保镖、门将、战士、仆从和弄臣。
同样是带着升华性质的议论性话语，为什么在《狗狗备忘录》一文里，我们读起来感觉不会像《老父还乡》里的议论文字那样空洞？原因在于，它的背后是以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和经验作基础的，而且，这段话也充满了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这二者一结合，散文的境界就会突然敞开，变得开阔起来。这样的散文，看起来作者所择定的视角是小的，切入点也是小的，但因为作者所选择的点可以准确地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可以在事物的本质里面长驱直入，散文所需要的精神深度就能得以建立。因此，从小处进入的散文，同样有可能是大散文。这个时候的散文之大，不在于散文的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而好的散文的深度，靠的正是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来最终完成的。
所以，当代的散文要重获大的美学境界和精神空间，光在外面求“大”是无济于事的。那不过是一个假象。已经有太多的人，为了使自己的散文看起来是“大”的，不仅篇幅越写越长，而且在主题选择上，也显得刻意而张扬，好像只有以纵横上下五千年的方式来写敦煌、沙漠、历史古迹、寂寞文人等，才符合所谓的“大散文”的模式。——余秋雨在这方面的成功太显著了，其他人自然就趋之若骛。余秋雨身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解读历史文化、感叹自身情怀的散文赝品。要想从这种状况里突围，我想，首先必须转变我们的散文观念：不要一味地求“大”，相反，我更愿意鼓励散文作者用真实的“小”来对抗虚假的“大”；把力量集中在一点上，并尖锐地进入到这个点的深处，它同样能够达到散文之“大”境界。
说到底，散文之“大”，不在于某种外表，而在于它深处所敞开的精神秘密有多少，它里面所隐藏的个人感悟有多少，以及作者的心灵敏感和语言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这些相结合所形成的内在的精神气势，才是最终衡量一个散文家是“大”是“小”的根本尺度。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对周涛散文的总体评价可能刚好与现成的文坛结论相反：周涛那些试图写“大”的散文，往往容易显得空洞而刻意；反而他那些从“小”处集中力量的篇章，更见他松弛的心性和自由的情思。我愿意将他后一种散文谓之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