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的表达与实践
最近读了两本书，一本叫drama king，一本叫marrow of the nation。读完以后，对于两书中的两个名词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国剧和国术。这不由令我想起了去年看的桑兵教授及其弟子们所汇编的《国学的历史》以及桑教授曾经在中山大学一组文章的导言中提到的近代以来关于带过的术语可能除了国学以外，其他的研究还没有充分的展开。而从罗志田、桑兵等教授对于国学和国故的研究到近年来王东杰、桑兵对于近代语言的关注，随着其逻辑顺序的展开，其中必定会涉及到另一个与国有关的词，那就是国语。另外再加上国父这个名词，由此组织了一副国的网络。表达与实践则是借自黄宗智先生处。
形而上的抽象名词可以说是国学（国故）、国语、国剧、国术(其实中医也有国医的性质，只是以目前我之所见，对此并不了解）。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对于这些抽象名词的具体落实，这似乎又可以分作如下一个层次，一是组织和机构，比如国学的研究和推广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究院，其中著名者如清华国学研究院，北大国学门，无锡国学馆等。比如国语的推广由全国国语统一促进会。再比如国术的研究和推广则有中央国术馆以及其各种分支机构。二是各种报刊、杂志和书籍，这些杂志或者报纸，往往是各机构的工作的体现，而且也不断的在发挥着作用，尤其是为我们研究提够了遗迹。不管是机构也好，还是报刊、杂志以及书籍也罢，其运作其实还是要靠人，由此再各条战线上，出现了不少的领路人当然更有为数众多的人为他们的推广在默默的做出贡献。比如国学运动中的胡适、顾颉刚，比如国语运动中的黎锦熙，再比如国术运动中张之江，国剧中的齐如山与梅兰芳。
然而最成问题的就是“国”的混合性，它是一个混合性的词语（hybrid term). 国学，国语，国剧，国术的混合性体现在他们是借用旧的形式和内容，或者说是以中国本有的东西，然后加入外国的各种因素，从而造就成一种新的国。关键就是这种外国的因素移入以后会发生什么作用，会导致原有的东西本质上的改变吗？胡适想将科学移入国学，在五四后开始了整理国故运动，但是事情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经典，让经典变得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可读，这个目标到如今仍然是一个人们在不断的讨论和实践的问题。胡适看出了在当时采用这种旧瓶的巨大危险性，而且整理国故有可以使一些被科学派认为是旧学的人咸鱼翻身的可能性，所以胡适终止了这种尝试。而在今天呢？这种尝试，有一次再进行当中。这个问题其实有回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套，按罗教授的说法近代则是走向了“西学为用，中学不能为体”的路径。那么进一步说，也就是“西学为用，必导致西学为体。”而在以上所说的国学，国语，国剧中，则存在着试图“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尝试，这样最终则可能导致，中学为用，西学不能为体。这些说来说去，似乎太绕口了，其实质则是到底体用可以合一，还是体用可以分离。也就是有何体，必由何用？还是有何体，未必有何用。另一个问题是，到底是用能决定体，还是体能决定用。
此后的实践似乎给我们提供的只是矛盾的答案，一方面国学，国剧，国术不断的走向没落，一方面国语通过词语的变化成为语文而抵制住了拉丁化字母、世界语、大众语等的冲击，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而人们的一些基本的处事准则和观念似乎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轮冲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说谦虚，某节课上某老师举例子，民国时期，蒋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推辞了一次就答应了，然后等着任命书，但是始终未到，后来胡适打听，才知道蒋在等着他的第二次推辞，然后再任命。然而如今，某主任要提拔某教授当副主任，他谦虚的说不能胜任，然后就没有机会了，这个事情反映了新的观念的改变。）这里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根本还在吗？如果还在的，那就只有语言还在了，那么中文是根本吗？语言似乎是一个为用的工具，但是可能它却在不断的为用的基础上，潜移默化中占到了根本的位置上了。
说到这里，已经离原来的题目已经十万八七里远了。对于民国时期各种国字打头的词语借着观念史的春风，正在展开，不知道我固守的读经问题，是否能借此风的一点光。当然此风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潮流，还要拭目以待。
形而上的抽象名词可以说是国学（国故）、国语、国剧、国术(其实中医也有国医的性质，只是以目前我之所见，对此并不了解）。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对于这些抽象名词的具体落实，这似乎又可以分作如下一个层次，一是组织和机构，比如国学的研究和推广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究院，其中著名者如清华国学研究院，北大国学门，无锡国学馆等。比如国语的推广由全国国语统一促进会。再比如国术的研究和推广则有中央国术馆以及其各种分支机构。二是各种报刊、杂志和书籍，这些杂志或者报纸，往往是各机构的工作的体现，而且也不断的在发挥着作用，尤其是为我们研究提够了遗迹。不管是机构也好，还是报刊、杂志以及书籍也罢，其运作其实还是要靠人，由此再各条战线上，出现了不少的领路人当然更有为数众多的人为他们的推广在默默的做出贡献。比如国学运动中的胡适、顾颉刚，比如国语运动中的黎锦熙，再比如国术运动中张之江，国剧中的齐如山与梅兰芳。
然而最成问题的就是“国”的混合性，它是一个混合性的词语（hybrid term). 国学，国语，国剧，国术的混合性体现在他们是借用旧的形式和内容，或者说是以中国本有的东西，然后加入外国的各种因素，从而造就成一种新的国。关键就是这种外国的因素移入以后会发生什么作用，会导致原有的东西本质上的改变吗？胡适想将科学移入国学，在五四后开始了整理国故运动，但是事情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经典，让经典变得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可读，这个目标到如今仍然是一个人们在不断的讨论和实践的问题。胡适看出了在当时采用这种旧瓶的巨大危险性，而且整理国故有可以使一些被科学派认为是旧学的人咸鱼翻身的可能性，所以胡适终止了这种尝试。而在今天呢？这种尝试，有一次再进行当中。这个问题其实有回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套，按罗教授的说法近代则是走向了“西学为用，中学不能为体”的路径。那么进一步说，也就是“西学为用，必导致西学为体。”而在以上所说的国学，国语，国剧中，则存在着试图“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尝试，这样最终则可能导致，中学为用，西学不能为体。这些说来说去，似乎太绕口了，其实质则是到底体用可以合一，还是体用可以分离。也就是有何体，必由何用？还是有何体，未必有何用。另一个问题是，到底是用能决定体，还是体能决定用。
此后的实践似乎给我们提供的只是矛盾的答案，一方面国学，国剧，国术不断的走向没落，一方面国语通过词语的变化成为语文而抵制住了拉丁化字母、世界语、大众语等的冲击，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而人们的一些基本的处事准则和观念似乎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一轮冲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说谦虚，某节课上某老师举例子，民国时期，蒋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推辞了一次就答应了，然后等着任命书，但是始终未到，后来胡适打听，才知道蒋在等着他的第二次推辞，然后再任命。然而如今，某主任要提拔某教授当副主任，他谦虚的说不能胜任，然后就没有机会了，这个事情反映了新的观念的改变。）这里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根本还在吗？如果还在的，那就只有语言还在了，那么中文是根本吗？语言似乎是一个为用的工具，但是可能它却在不断的为用的基础上，潜移默化中占到了根本的位置上了。
说到这里，已经离原来的题目已经十万八七里远了。对于民国时期各种国字打头的词语借着观念史的春风，正在展开，不知道我固守的读经问题，是否能借此风的一点光。当然此风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潮流，还要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