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整理续记
史金波 王菡
一、缘起
百年之前，俄国探险队首次在黑水城发掘出了西夏文献，从此西夏研究正式成为学术界瞩目的重大课题。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以重金购买了宁夏出土的西夏文献，成为国内西夏文献庋藏最丰富的所在。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刊出了西夏研究专号 ，体现了当时西夏研究的最高和最全面的成就。70 年来，该专号一直是西夏研究的必备书。70 年来，西夏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出土了一批又一批西夏文献，推动了西夏研究。特别是近年将存于俄国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予以整理影印，使国内的西夏学研究者和宋金辽史研究者可方便地利用。1973年和1982年史金波先生曾经抽出时间，认真地翻阅了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和黄润华先生一起整理了一份简目，1985年史、黄二人联名在《文献》季刊上发表《北京图书馆西夏文佛经整理记》。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夏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学刊》合作，再次出版西夏研究专号，文章内容包括建筑、考古、语言、宗教诸多方面，其中并有一“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2002年这次整理仍以史金波先生领衔，以1985年简目为基础，参加者还有王菡、林世田和全桂花。是本文以续记为名。
二、文献种类再认识
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西夏文献还依刚入藏本馆时候的状态，先以油纸包裹，若干油纸包用一白布再包起来，形成若干大白布包。70－80年代整理时，馆藏西夏文献的种类已不同于1932年周叔迦先生整理的目录，1932年时认为共有十三种，1985年“整理记”认为有十九种文献。此次新发现一种不知名的经文和一卷华严经（卷六十五），加上裱纸上的汉文、西夏文文书，可以说有二十余种文献 。第三包和第四包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主，此经的有些卷帙重复，仔细考察相同的两卷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纸质，一种纸较细而绵软，一种纸较粗脆，新发现的《华严经》卷六十五就是纸粗脆的一种。
除《华严经》卷六十五之外，新发现的文献几乎都在裱纸上。有文字的裱纸部分仍在原封面或封底上，有些则是早年的整理者已经将之揭为散页。无论裱纸上是汉文或西夏文，主要内容为二种，一为社会文书，一为经文。社会文书多以草书细心写就，史金波先生在没有充裕时间细细考察的条件下，已经认定了部分帐簿，比如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二百八十一的封底裱纸上有户籍文书。这无疑是西夏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裱纸上的经文，均为残片。多数可借助技术手段查得所属之经，有一种是汉文《禅宗灯录》，一种是汉文《金刚经》，一种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些经文残片，或有活字印刷，但其字体、间距与已知的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不同，间距稍大，字体稍小而秀丽 。
三、元代河西字大藏经的刻工与印刷地点
1227年西夏王朝被蒙古军队所灭，50年之后南宋政权也被蒙古军消灭。蒙元时期的统治者，虽然消灭了西夏王国，但是对西夏的上层人士及西夏的僧人仍有相当宽容的民族政策，党项族成为色目人的一种，地位高于汉族人。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无论佛、道、甚至基督教，均采取了宽松的的态度。 从这一大背景出发， 元代政府出资刻印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的考虑。
到元代皇庆元年（1312），江浙一帶刊刻的《大藏经》，至少有始刊于南宋时的《碛砂藏》補版印刷以及《普宁藏》、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西蕃字(藏文)佛經數種 。
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刊西夏文献雕版印刷，经折装，经卷接纸处即书耳上有用汉字俗省字刻的经名、卷数、纸数、刻字数及刻工名，一个书耳上不一定同时有这些项，这些项是陆续、错落地出现在诸纸的接缝处。刻工名在两纸接缝处，如同宋元版书刻工在版心下方，有全名，有省称，如有单一个字“周”，亦有全名“王子任”。他们留下的名字少数可考知，是浙江良工。
年代可考的且有刻工姓名的西夏文佛经，一部为元大德六-十一年间（1303-1307）所刻《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之图《梁皇宝忏图》刊工“俞声”，序文叶面下方记刊工“何森秀”。另一部是皇庆元年（1312）所刻《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其刻工名“台周”。《大悲经》虽然没有记载刊刻年代，但其上的刻工为“周子俊”、“王子正”、“台周”，而《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亦是未见刊刻年代，记有刻工“周子俊”、“任”。从此我们可以推算：既然皇庆元年台周刊刻《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那么《大悲经》的刊刻时间当在与皇庆元年相近的年代，同理，《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应与《大悲经》的刊刻时间接近，也就是说，周子俊、台周应生活同一时代，年龄差距不会超过四十年；《大悲经》和《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俱为皇庆元年左右刊刻。《梁皇宝忏图》的刊工俞声，乃元代杭州地区著名刊工，除《梁皇宝忏图》，还为宋两浙茶盐司刊《礼记正义》补版刊工，为宋杭州本《尔雅疏》补版刊工 。见下表。
除年代可考的佛经及完整姓名的刻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西夏文佛经上还留有部分刻工姓名的单字。如《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卷第五》诸纸接缝处有刻工：“王”、“英”、“毛”、“ （或为倪）”。
北图藏西夏佛经年代小考
元大德六-十一年间（1303-1307）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西夏文）
《梁皇宝忏图》刊工“俞声”，忏文刊工“何森秀”
元大德十一年
悲华经
封面里有一印，疑为巴思八文印。
刻工“周”，“”。
大德十一年
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卷
毛、王、英
皇庆元年（1312）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西夏文）
台周、
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西夏文）（
多人施经，汉文墨书于卷末
周子俊、任
大悲经（西夏文）
周子俊、王子正、台周
整理過程中，善本部李济宁先生取出元至元年间（1264-1294）的《普宁藏》中与西夏佛经有关的二卷佛经，一为《不空绢羂陀罗尼经》，该卷卷首和卷末均有朱印“李大德光明禅师”，“大德”二字乃西夏文；亦各有两个牌记，其一为汉文(14.7×4.5厘米)：“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财印造诣十二大藏经散诸方普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其二为雕版西夏文牌记（22×8.5厘米），有上覆莲叶下托莲花之雕饰，共四行文字，行19-20字，共71字，据史金波先生识读，译文为“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圆和尚李惠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及五十四部《华严》，又抄写金银字中《华严》一部、《金觉》、《莲华》、《般若》、《菩萨戒》经契、《行信论》等。” （附图）基本内容同汉文牌记。第十六纸接缝处记刻工“陈政”。《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宋绍熙二年（1191）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刊本《礼记正义》之补版刊工有陈政。这和前面提到的俞声是同一部书的补版刊工。尽管《普宁藏》与大德至皇庆年间雕印的西夏佛经的内在关系不甚明了，但是刊工们曾经共事的事实似乎可以肯定了。关于李惠月禅师刊刻佛经之事，还可以参见李际宁曾经发表于《文献》季刊上的文章“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 。
所有的河西字《大藏经》都是在杭州刊印吗？《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序文最后一行下有西夏文双行小字刻款，每行11字，经过反复斟酌，译文为“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南宋和元代都曾设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但南宋与西夏各为王朝，西夏是从宋朝分裂出去而建立的国家，宋夏关系历来紧张，曾发生多次战争。宋朝不仅不承认西夏是独立王朝，还不承认其文字。双方战争中宋朝还以西夏文书作为战利品。康定初（1040年），宋大将仁福攻陷西夏白豹城“悉焚其伪署李太尉衙署、酒税务、粮仓、草场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积聚诸将分破族帐四十一……虏牛、马、羊、橐驼七千余头，器械三百余事，印记六面，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 所谓“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应指西夏文字文献。西夏以西夏文上表，宋朝拒不接受。宋元丰元年（1078年）西夏使臣到宋朝，“以蕃书附之入谢”。“蕃书”即西夏文。宋接待官员赵戡收下谢表，宋神宗下诏毁书表，并令开封府治赵戡之罪。 可见宋朝对西夏文的忌讳。有宋一代，从未见在宋朝境内刊印西夏文文献。因此宋朝不可能在建康府印西夏文佛经。蒙元时期西夏故地已成元朝的一部分，党项民族是当时主要民族之一，西夏文依旧流行，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在大都北居庸关的通道上，修筑了一座著名的过街塔。在过街塔门洞内的高大石壁上，用六种文字镌刻了陀罗尼经，西夏文为其中一种，有77行。其余五种是汉文、梵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无独有偶，元代另一方有西夏文字的六体石刻，即莫高窟速来蛮西宁王的梵、藏、汉、西夏、蒙古、回鹘文的六字真言碑，建于至正八年（1348年） 。 这是元代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笔者曾到甘肃省永昌县的西夏圣容寺附近考察，其山冈左侧河崖山石上也见以西夏文等上述六种文字镌刻的六字 真言。这些石刻反映出元代多民族文化的典型特质，表现出党项人及其文化在元朝的地位，说明当时汉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都是国家认可的通用文 字。
因此可以肯定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是在元代雕印。“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所谓“出处”、“集”者，应为集结印刷出版之意。前述《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管主八发愿文记印造河西字大藏经外，还印“《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其中的《梁皇宝忏》即《慈悲道场忏罪法》，证明元代确实印过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馆藏《慈悲道场忏罪法》或许即是管主八当时所印之一。《华严道场忏仪》即是前述一行沙门慧觉，曾集《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长遍礼忏仪》，仅存汉文本，未见西夏文本传世。
三、有关活字印刷品与版画
关于西夏文《华严经》多为活字，已是周知之事。此次整理，有机会见到著名的木活字版《华严经》，雕版《慈悲道场忏罪法经》和《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版画，以及数张汉文大藏经残片，眼福不浅。
木活字版《华严经》已有多人论述，在研究专号中的插页中特意安排了卷四十的卷末题款，即“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以提供印刷史资料，此不赘 。此番整理，特别注意了活字印刷工艺某些细节问题，比如活字版补字的现象，一种情况，某一版面这个字或这个词使用频率特别高，没有这么多备用字，于是留下空白，印刷完一版另外捺印。之所以说是后来捺印，其一是因为这些字的纸背明显墨色淡，似是捺印着力不如整版刷印；其二是这些字没有上下其他字摆得正，有的笔画甚至压住了上面字的笔画，活字版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这种现象，显然是后来补印。另一种情况，纸面有破损，或是印错剜去或是纸面原有破洞，补救的方法为先从背面补上一块小纸，再于正面捺印需补之字。之所以能分出工序的先后，是因为有的补纸已脱落，仍可从正面看到残余的笔画。
馆藏西夏佛经中有两部《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每卷末均有手写墨书西夏文发愿者人名，并同有“李慧胜”、“赐食者王氏”字样（史金波先生释文） ，可视为同时期的印刷品。其一有著名的“译经图”，史金波先生曾有专文介绍考订 。自魏晉佛教大興，譯經場景常在文獻中提及，所有人物分別任職，比如主译、助译、笔受、证梵、润文等等，西夏譯經並無兩樣，但中土譯經僅有文字記載，向無繪圖演示其場面。据史金波先生以题款记载姓名推测，白智光可能是龟兹僧人或汉人，助译者中至少有四位党项人，并有汉族人，这是一幅多民族合作译经图。（附图）另一件卷首的插图边框处有“圆满功德兰州周道安刊”数字，或是以西夏时期的印刷品为元代刊经之底本的证据。另一部《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之发愿文是西夏译经史及元代杭州刊刻河西字《大藏经》综述，史金波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初就进行解读研究 ，該文所述歷史事實，可與管主八在《磧砂藏》中《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題記 意义等同重要，促进对本馆所藏西夏文献深入认识，当然更加开拓西夏研究视野。元刊西夏佛经中另一部很有特色的就是《慈悲道场忏罪法》，卷首为《梁皇宝忏图》（附图），刊工“俞声”，图中所绘梁武帝郄后死后化蛇，复又生为天人故事。有机会将两幅著名版画同观，尤其是译经图，尽管是元代刊本，也可以感受到西夏时期政教合一庄重气氛。一般佛经扉画以说经场景为主，也有各种护法神像，但以上两幅版画与现存宋代刊刻佛经扉画内容有所区别，应该是西夏刊经特点之一。
结合整理本馆的西夏文献，我们也同时将俄罗斯所藏黑水城文献纳入视野。鉴于上述两幅版画具有情节意义，后来我们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金光明經》卷首有“冥報記”版畫。《金光明經》以《冥報記》為引說，衆所周知，不過中原地區所刊《金光明經》一般沒有以《冥報記》為内容的卷首扉畫，而今存俄羅斯黑水城西夏刊本則有标题下方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扉畫，共五面，將《冥報記》中世俗生活、冥間感悟，用圖畫生動體現，情節鮮明，故事完整，類似連環畫。（附图）。该图年代为12世纪，尺寸为24 х58厘米，细致地表现了《冥報記》内容，分上、下行左右分布。《冥報記》中讲述了温州张居道在女儿出嫁期间，宰杀了大量的羊、猪、鸡、鹅、鸭，卒得重病，因而将死。经三夜却活过来，给人们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故事：其所宰杀的羊、猪等与之结怨，讼于阎罗王，要求把他转生为动物……，因此居道必须抄写《金光明经》，以为自己赎罪，并超度其宰杀他动物，使他们可以再次转生为人。此扉画得之于本馆与圣彼得堡东方学会联合召开西域文献座谈会俄国代表披露资料，根据她的文章，似乎俄藏西夏文献中《金光明经》的木版画不止这一种，我们也期待进一步掌握更多西夏版画资料。自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以来，部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时期的汉文文献逐渐面世，部分流入西夏地区的宋金时期文献也随之面世，为印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西夏时期西夏当地汉文文献中的雕版印刷品以佛经为主，内中也记录了部分刻工，显然是西夏地区人氏 。流入西夏地区的宋金时期文献既有佛经又有一般社会用书，近年渐渐引起关注。
书耳上的经名，有的是简称，如“本母经”。有的与西夏经名颇有出入，例悲华经卷第九的书耳上刻“圣法显长本母九卷”，这大概不是刻工自作主张，或许可为译经研究之参考。《神变真言经》书耳上刻的经名為双语，既有西夏文也有汉文。
四、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馆藏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单独为一布包，内中各册系用宣纸包裹，无黄色油纸，各册外包装纸上无30年代整理时的编号， 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专号”中亦不见其踪迹，显然系后来之物。这些写本共二十一卷，各卷一册，多钤有俄罗斯东亚图书馆藏书印及该馆编号。1985年《文献》上发表的《北京图书馆西夏文佛经整理记》一文中曾略微提及此事。至今尚不清楚这些写本何时进入我馆。
这些写本，淡墨色手绘行格（有的无行格），上下单栏，面6-7行，行18-20字。书写规整。多数经卷卷末处有西夏文“一遍校同”四个字。其中一册卷首有木刻扉画二幅。如果这些写本源自黑水城，那么很有可能为西夏时期写本。
五、钤印
以往关于西夏的印鉴的认识多集中在对官印的收集和释读6，此次整理过程中，看到几方钤印，记录于此。大德十一年的刻本《悲华经》封面内叶有一枚钤印，史金波先生认为印文或为巴思八文。上面提到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有译经图者），其裱衬纸系《华严经》，此《华严经》的某一页上，竟然钤有一枚朱色塔形大印，底边长约4-5厘米，朱色依旧鲜艳，印文乃梵文。（附图）大约在2004年，某次本馆召开学术会议，我们有机会向北京大学段晴先生请教，得知该印梵文内容系咒语，且为13世纪之际书写。无独有偶，李际宁先生在给我们展示前面提到的《普宁藏》的同时，还取出两件源自敦煌地区的唐卡，唐卡背面有塔形钤印和几个西夏文字，但十分模糊，难以辨析，此塔形钤印与《华严经》残片上的钤印形制、文字均类似。本馆还藏有两件“瓜州审案纪录”，其一上有两方朱文印，另一件上有三方朱文印，并有年款“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俄藏西夏文献中有一件乾佑二十年雕版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汉文），其上有“温家寺印经院”印记。结合前面所述《普宁藏》上李惠月钤印的中文与西夏文合璧的朱印“李大德光明禅师”，我们可以看到官印之外的其他钤印，特别是加盖于佛经上的塔形钤印，从另一方面说明藏传佛教与西域文化在西夏地区共同交流。
六、结语
2002年《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出版之际，国家图书馆举办“神秘的西夏王国”展览，不仅展出本馆藏多件珍贵文献，宁夏西夏博物馆也送来珍贵文物，如西夏时期货币及西夏王陵残碑等。展览之后，善本部积极申请资助，全面修复馆藏西夏文献 ，并且进行高清晰度数字化扫描，最后形成内容丰富、名为“西夏碎金”数据库 ，方便研究者使用。
本次整理，以上世纪30年代研究成果和70-80年代整理的简目为基础，出版专号之后又绵延数年，反复揣摩馆藏西夏文献的内容，对于这批文献种类、所属各个时期（西夏时期、蒙元时期、元代甚至明代）予以尽可能仔细分辨，对元代印刷西夏文佛经地点亦有新認識。本次整理工作，不仅对这批西夏文献有进一步正确认识，也对西夏民族留存状态增进认识。同时尽量细致精确记录，如封面封底、题签、行款、科文、题款、佛画以及一些特别之处，如某些刊题，某些经末手写汉人姓名等，较之专号中的“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又有深入考量。
以上是本次整理后初步梳理。
一、缘起
百年之前，俄国探险队首次在黑水城发掘出了西夏文献，从此西夏研究正式成为学术界瞩目的重大课题。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以重金购买了宁夏出土的西夏文献，成为国内西夏文献庋藏最丰富的所在。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刊出了西夏研究专号 ，体现了当时西夏研究的最高和最全面的成就。70 年来，该专号一直是西夏研究的必备书。70 年来，西夏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出土了一批又一批西夏文献，推动了西夏研究。特别是近年将存于俄国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予以整理影印，使国内的西夏学研究者和宋金辽史研究者可方便地利用。1973年和1982年史金波先生曾经抽出时间，认真地翻阅了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和黄润华先生一起整理了一份简目，1985年史、黄二人联名在《文献》季刊上发表《北京图书馆西夏文佛经整理记》。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夏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学刊》合作，再次出版西夏研究专号，文章内容包括建筑、考古、语言、宗教诸多方面，其中并有一“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2002年这次整理仍以史金波先生领衔，以1985年简目为基础，参加者还有王菡、林世田和全桂花。是本文以续记为名。
二、文献种类再认识
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西夏文献还依刚入藏本馆时候的状态，先以油纸包裹，若干油纸包用一白布再包起来，形成若干大白布包。70－80年代整理时，馆藏西夏文献的种类已不同于1932年周叔迦先生整理的目录，1932年时认为共有十三种，1985年“整理记”认为有十九种文献。此次新发现一种不知名的经文和一卷华严经（卷六十五），加上裱纸上的汉文、西夏文文书，可以说有二十余种文献 。第三包和第四包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主，此经的有些卷帙重复，仔细考察相同的两卷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纸质，一种纸较细而绵软，一种纸较粗脆，新发现的《华严经》卷六十五就是纸粗脆的一种。
除《华严经》卷六十五之外，新发现的文献几乎都在裱纸上。有文字的裱纸部分仍在原封面或封底上，有些则是早年的整理者已经将之揭为散页。无论裱纸上是汉文或西夏文，主要内容为二种，一为社会文书，一为经文。社会文书多以草书细心写就，史金波先生在没有充裕时间细细考察的条件下，已经认定了部分帐簿，比如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二百八十一的封底裱纸上有户籍文书。这无疑是西夏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裱纸上的经文，均为残片。多数可借助技术手段查得所属之经，有一种是汉文《禅宗灯录》，一种是汉文《金刚经》，一种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些经文残片，或有活字印刷，但其字体、间距与已知的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不同，间距稍大，字体稍小而秀丽 。
三、元代河西字大藏经的刻工与印刷地点
1227年西夏王朝被蒙古军队所灭，50年之后南宋政权也被蒙古军消灭。蒙元时期的统治者，虽然消灭了西夏王国，但是对西夏的上层人士及西夏的僧人仍有相当宽容的民族政策，党项族成为色目人的一种，地位高于汉族人。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无论佛、道、甚至基督教，均采取了宽松的的态度。 从这一大背景出发， 元代政府出资刻印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的考虑。
到元代皇庆元年（1312），江浙一帶刊刻的《大藏经》，至少有始刊于南宋时的《碛砂藏》補版印刷以及《普宁藏》、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西蕃字(藏文)佛經數種 。
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刊西夏文献雕版印刷，经折装，经卷接纸处即书耳上有用汉字俗省字刻的经名、卷数、纸数、刻字数及刻工名，一个书耳上不一定同时有这些项，这些项是陆续、错落地出现在诸纸的接缝处。刻工名在两纸接缝处，如同宋元版书刻工在版心下方，有全名，有省称，如有单一个字“周”，亦有全名“王子任”。他们留下的名字少数可考知，是浙江良工。
年代可考的且有刻工姓名的西夏文佛经，一部为元大德六-十一年间（1303-1307）所刻《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之图《梁皇宝忏图》刊工“俞声”，序文叶面下方记刊工“何森秀”。另一部是皇庆元年（1312）所刻《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其刻工名“台周”。《大悲经》虽然没有记载刊刻年代，但其上的刻工为“周子俊”、“王子正”、“台周”，而《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亦是未见刊刻年代，记有刻工“周子俊”、“任”。从此我们可以推算：既然皇庆元年台周刊刻《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那么《大悲经》的刊刻时间当在与皇庆元年相近的年代，同理，《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应与《大悲经》的刊刻时间接近，也就是说，周子俊、台周应生活同一时代，年龄差距不会超过四十年；《大悲经》和《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俱为皇庆元年左右刊刻。《梁皇宝忏图》的刊工俞声，乃元代杭州地区著名刊工，除《梁皇宝忏图》，还为宋两浙茶盐司刊《礼记正义》补版刊工，为宋杭州本《尔雅疏》补版刊工 。见下表。
除年代可考的佛经及完整姓名的刻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西夏文佛经上还留有部分刻工姓名的单字。如《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卷第五》诸纸接缝处有刻工：“王”、“英”、“毛”、“ （或为倪）”。
北图藏西夏佛经年代小考
元大德六-十一年间（1303-1307）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西夏文）
《梁皇宝忏图》刊工“俞声”，忏文刊工“何森秀”
元大德十一年
悲华经
封面里有一印，疑为巴思八文印。
刻工“周”，“”。
大德十一年
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卷
毛、王、英
皇庆元年（1312）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西夏文）
台周、
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西夏文）（
多人施经，汉文墨书于卷末
周子俊、任
大悲经（西夏文）
周子俊、王子正、台周
整理過程中，善本部李济宁先生取出元至元年间（1264-1294）的《普宁藏》中与西夏佛经有关的二卷佛经，一为《不空绢羂陀罗尼经》，该卷卷首和卷末均有朱印“李大德光明禅师”，“大德”二字乃西夏文；亦各有两个牌记，其一为汉文(14.7×4.5厘米)：“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财印造诣十二大藏经散诸方普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其二为雕版西夏文牌记（22×8.5厘米），有上覆莲叶下托莲花之雕饰，共四行文字，行19-20字，共71字，据史金波先生识读，译文为“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圆和尚李惠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及五十四部《华严》，又抄写金银字中《华严》一部、《金觉》、《莲华》、《般若》、《菩萨戒》经契、《行信论》等。” （附图）基本内容同汉文牌记。第十六纸接缝处记刻工“陈政”。《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记宋绍熙二年（1191）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刊本《礼记正义》之补版刊工有陈政。这和前面提到的俞声是同一部书的补版刊工。尽管《普宁藏》与大德至皇庆年间雕印的西夏佛经的内在关系不甚明了，但是刊工们曾经共事的事实似乎可以肯定了。关于李惠月禅师刊刻佛经之事，还可以参见李际宁曾经发表于《文献》季刊上的文章“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 。
所有的河西字《大藏经》都是在杭州刊印吗？《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序文最后一行下有西夏文双行小字刻款，每行11字，经过反复斟酌，译文为“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南宋和元代都曾设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但南宋与西夏各为王朝，西夏是从宋朝分裂出去而建立的国家，宋夏关系历来紧张，曾发生多次战争。宋朝不仅不承认西夏是独立王朝，还不承认其文字。双方战争中宋朝还以西夏文书作为战利品。康定初（1040年），宋大将仁福攻陷西夏白豹城“悉焚其伪署李太尉衙署、酒税务、粮仓、草场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积聚诸将分破族帐四十一……虏牛、马、羊、橐驼七千余头，器械三百余事，印记六面，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 所谓“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应指西夏文字文献。西夏以西夏文上表，宋朝拒不接受。宋元丰元年（1078年）西夏使臣到宋朝，“以蕃书附之入谢”。“蕃书”即西夏文。宋接待官员赵戡收下谢表，宋神宗下诏毁书表，并令开封府治赵戡之罪。 可见宋朝对西夏文的忌讳。有宋一代，从未见在宋朝境内刊印西夏文文献。因此宋朝不可能在建康府印西夏文佛经。蒙元时期西夏故地已成元朝的一部分，党项民族是当时主要民族之一，西夏文依旧流行，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在大都北居庸关的通道上，修筑了一座著名的过街塔。在过街塔门洞内的高大石壁上，用六种文字镌刻了陀罗尼经，西夏文为其中一种，有77行。其余五种是汉文、梵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无独有偶，元代另一方有西夏文字的六体石刻，即莫高窟速来蛮西宁王的梵、藏、汉、西夏、蒙古、回鹘文的六字真言碑，建于至正八年（1348年） 。 这是元代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笔者曾到甘肃省永昌县的西夏圣容寺附近考察，其山冈左侧河崖山石上也见以西夏文等上述六种文字镌刻的六字 真言。这些石刻反映出元代多民族文化的典型特质，表现出党项人及其文化在元朝的地位，说明当时汉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都是国家认可的通用文 字。
因此可以肯定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是在元代雕印。“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所谓“出处”、“集”者，应为集结印刷出版之意。前述《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管主八发愿文记印造河西字大藏经外，还印“《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其中的《梁皇宝忏》即《慈悲道场忏罪法》，证明元代确实印过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馆藏《慈悲道场忏罪法》或许即是管主八当时所印之一。《华严道场忏仪》即是前述一行沙门慧觉，曾集《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长遍礼忏仪》，仅存汉文本，未见西夏文本传世。
三、有关活字印刷品与版画
关于西夏文《华严经》多为活字，已是周知之事。此次整理，有机会见到著名的木活字版《华严经》，雕版《慈悲道场忏罪法经》和《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版画，以及数张汉文大藏经残片，眼福不浅。
木活字版《华严经》已有多人论述，在研究专号中的插页中特意安排了卷四十的卷末题款，即“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复愿一切随喜者皆共成佛道”，以提供印刷史资料，此不赘 。此番整理，特别注意了活字印刷工艺某些细节问题，比如活字版补字的现象，一种情况，某一版面这个字或这个词使用频率特别高，没有这么多备用字，于是留下空白，印刷完一版另外捺印。之所以说是后来捺印，其一是因为这些字的纸背明显墨色淡，似是捺印着力不如整版刷印；其二是这些字没有上下其他字摆得正，有的笔画甚至压住了上面字的笔画，活字版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这种现象，显然是后来补印。另一种情况，纸面有破损，或是印错剜去或是纸面原有破洞，补救的方法为先从背面补上一块小纸，再于正面捺印需补之字。之所以能分出工序的先后，是因为有的补纸已脱落，仍可从正面看到残余的笔画。
馆藏西夏佛经中有两部《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每卷末均有手写墨书西夏文发愿者人名，并同有“李慧胜”、“赐食者王氏”字样（史金波先生释文） ，可视为同时期的印刷品。其一有著名的“译经图”，史金波先生曾有专文介绍考订 。自魏晉佛教大興，譯經場景常在文獻中提及，所有人物分別任職，比如主译、助译、笔受、证梵、润文等等，西夏譯經並無兩樣，但中土譯經僅有文字記載，向無繪圖演示其場面。据史金波先生以题款记载姓名推测，白智光可能是龟兹僧人或汉人，助译者中至少有四位党项人，并有汉族人，这是一幅多民族合作译经图。（附图）另一件卷首的插图边框处有“圆满功德兰州周道安刊”数字，或是以西夏时期的印刷品为元代刊经之底本的证据。另一部《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之发愿文是西夏译经史及元代杭州刊刻河西字《大藏经》综述，史金波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初就进行解读研究 ，該文所述歷史事實，可與管主八在《磧砂藏》中《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題記 意义等同重要，促进对本馆所藏西夏文献深入认识，当然更加开拓西夏研究视野。元刊西夏佛经中另一部很有特色的就是《慈悲道场忏罪法》，卷首为《梁皇宝忏图》（附图），刊工“俞声”，图中所绘梁武帝郄后死后化蛇，复又生为天人故事。有机会将两幅著名版画同观，尤其是译经图，尽管是元代刊本，也可以感受到西夏时期政教合一庄重气氛。一般佛经扉画以说经场景为主，也有各种护法神像，但以上两幅版画与现存宋代刊刻佛经扉画内容有所区别，应该是西夏刊经特点之一。
结合整理本馆的西夏文献，我们也同时将俄罗斯所藏黑水城文献纳入视野。鉴于上述两幅版画具有情节意义，后来我们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金光明經》卷首有“冥報記”版畫。《金光明經》以《冥報記》為引說，衆所周知，不過中原地區所刊《金光明經》一般沒有以《冥報記》為内容的卷首扉畫，而今存俄羅斯黑水城西夏刊本則有标题下方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扉畫，共五面，將《冥報記》中世俗生活、冥間感悟，用圖畫生動體現，情節鮮明，故事完整，類似連環畫。（附图）。该图年代为12世纪，尺寸为24 х58厘米，细致地表现了《冥報記》内容，分上、下行左右分布。《冥報記》中讲述了温州张居道在女儿出嫁期间，宰杀了大量的羊、猪、鸡、鹅、鸭，卒得重病，因而将死。经三夜却活过来，给人们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故事：其所宰杀的羊、猪等与之结怨，讼于阎罗王，要求把他转生为动物……，因此居道必须抄写《金光明经》，以为自己赎罪，并超度其宰杀他动物，使他们可以再次转生为人。此扉画得之于本馆与圣彼得堡东方学会联合召开西域文献座谈会俄国代表披露资料，根据她的文章，似乎俄藏西夏文献中《金光明经》的木版画不止这一种，我们也期待进一步掌握更多西夏版画资料。自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以来，部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时期的汉文文献逐渐面世，部分流入西夏地区的宋金时期文献也随之面世，为印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西夏时期西夏当地汉文文献中的雕版印刷品以佛经为主，内中也记录了部分刻工，显然是西夏地区人氏 。流入西夏地区的宋金时期文献既有佛经又有一般社会用书，近年渐渐引起关注。
书耳上的经名，有的是简称，如“本母经”。有的与西夏经名颇有出入，例悲华经卷第九的书耳上刻“圣法显长本母九卷”，这大概不是刻工自作主张，或许可为译经研究之参考。《神变真言经》书耳上刻的经名為双语，既有西夏文也有汉文。
四、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馆藏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单独为一布包，内中各册系用宣纸包裹，无黄色油纸，各册外包装纸上无30年代整理时的编号， 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专号”中亦不见其踪迹，显然系后来之物。这些写本共二十一卷，各卷一册，多钤有俄罗斯东亚图书馆藏书印及该馆编号。1985年《文献》上发表的《北京图书馆西夏文佛经整理记》一文中曾略微提及此事。至今尚不清楚这些写本何时进入我馆。
这些写本，淡墨色手绘行格（有的无行格），上下单栏，面6-7行，行18-20字。书写规整。多数经卷卷末处有西夏文“一遍校同”四个字。其中一册卷首有木刻扉画二幅。如果这些写本源自黑水城，那么很有可能为西夏时期写本。
五、钤印
以往关于西夏的印鉴的认识多集中在对官印的收集和释读6，此次整理过程中，看到几方钤印，记录于此。大德十一年的刻本《悲华经》封面内叶有一枚钤印，史金波先生认为印文或为巴思八文。上面提到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有译经图者），其裱衬纸系《华严经》，此《华严经》的某一页上，竟然钤有一枚朱色塔形大印，底边长约4-5厘米，朱色依旧鲜艳，印文乃梵文。（附图）大约在2004年，某次本馆召开学术会议，我们有机会向北京大学段晴先生请教，得知该印梵文内容系咒语，且为13世纪之际书写。无独有偶，李际宁先生在给我们展示前面提到的《普宁藏》的同时，还取出两件源自敦煌地区的唐卡，唐卡背面有塔形钤印和几个西夏文字，但十分模糊，难以辨析，此塔形钤印与《华严经》残片上的钤印形制、文字均类似。本馆还藏有两件“瓜州审案纪录”，其一上有两方朱文印，另一件上有三方朱文印，并有年款“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69）”。俄藏西夏文献中有一件乾佑二十年雕版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汉文），其上有“温家寺印经院”印记。结合前面所述《普宁藏》上李惠月钤印的中文与西夏文合璧的朱印“李大德光明禅师”，我们可以看到官印之外的其他钤印，特别是加盖于佛经上的塔形钤印，从另一方面说明藏传佛教与西域文化在西夏地区共同交流。
六、结语
2002年《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出版之际，国家图书馆举办“神秘的西夏王国”展览，不仅展出本馆藏多件珍贵文献，宁夏西夏博物馆也送来珍贵文物，如西夏时期货币及西夏王陵残碑等。展览之后，善本部积极申请资助，全面修复馆藏西夏文献 ，并且进行高清晰度数字化扫描，最后形成内容丰富、名为“西夏碎金”数据库 ，方便研究者使用。
本次整理，以上世纪30年代研究成果和70-80年代整理的简目为基础，出版专号之后又绵延数年，反复揣摩馆藏西夏文献的内容，对于这批文献种类、所属各个时期（西夏时期、蒙元时期、元代甚至明代）予以尽可能仔细分辨，对元代印刷西夏文佛经地点亦有新認識。本次整理工作，不仅对这批西夏文献有进一步正确认识，也对西夏民族留存状态增进认识。同时尽量细致精确记录，如封面封底、题签、行款、科文、题款、佛画以及一些特别之处，如某些刊题，某些经末手写汉人姓名等，较之专号中的“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又有深入考量。
以上是本次整理后初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