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没打算发出来的东西，也许能达到自杀的目的
写在前面：
本人并不是一个喜欢看历史书或者研究历史的人，因此无论如何不要讲这篇东西看做是炫耀。
只是不喜欢、不了解并不代表没有自己的想法，而纪录下这些不成熟、不到位甚至可能是极其幼稚的东西，也并非是为了给别人看，纯粹给未来的自己留个嘲笑现在的自己一个机会。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愿意向后看，却没有将“现在”看做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喜欢高瞻远瞩，或者高谈阔论，但其中却有很多在下看起来可笑的观点——当然并不是全部。
所以写下这点心得，留给自己，提醒自己——我们身处历史之中，而历史这个概念中唯一的真理，也许就是“变化”。
正因纯粹自我，所以想哪写哪。
前提：本文的依据为一个基本前提：假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方法论是正确的。
一． 未知的前进
科技能够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这是社会学这个大概念中少数的真理，之所以被在下多次引用，是因为它不是空洞的口号，不具备正义或者邪恶这样的“信念”，并且可以作为推断一些东西的真正工具，而不是被“真理”与“正义”包装的意识形态——每当意识形态成为方法论，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前兆，此点暂且不提。
以在下鄙薄之见，以2008年7月11日为界限，人类历史的前半部分属于“未知的前进”，正是由于对于世界的了解程度不够，因此诞生了以各种意识形态的纠缠而踟躇前进的2000年文明史。
没错，我是以民主诞生之时候而记，仅仅是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学与单一专制形式纠葛进行的人类历史，本身便是科学未得发展而产生的愚昧（中性，无贬义）史。
而在理想、信念、信仰之间，人类反复不定，纠缠不清，当一部分人拥有了一个固执的信念、将之奉为真理、并惯以正义之名时，便一定会有另一部分人站在相反的阵营，推举出一个当量几乎完全相同的另一款“正义”与“真理”。
如果说双方各自组织的上层权利者，选择的仅仅是“我需要什么”而并非“我相信什么”，那么这个组织的底层人民又为什么会做出完全相反的选择？原因无非有二：一，我需要的是什么，并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而选择截然相反的阵营；二，确实相信真理、正义的存在，并且因此而选择自己眼中的“正确一方”。
然而，真理从不会因为流血的吨数多少而得到证明，但人类的泰半争斗却缘于此类没有结果的起因。
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无法通过争斗而证明的事情而争斗？
二． 对未知的恐惧导致自我膨胀
这是又一个很没有根据的判断，换句话说，也许我本人正在做的事，便是我一直以来不屑的事情——那就是没有论证而得出结论，不过好歹我能从历史中找到大把的例子，只是~懒得找。
以下的文字基于这样几个判断：
1． 人们希望知道一些事情，希望能够解释自己看到和看不到的一切，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感是人类进步的源动力——当然，至于好奇产生的缘由，不是这里讨论的主题。
2． 当人们无法解释某样东西的时候，便会心生恐惧，而这种恐惧的结果便是试图找到一个解释的方法，并且会无理性的对其予以“相信“。
3． 当人们拥有了不同的信任目标，人和人之间便由于非理性的行为而进行了分裂，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如果人们能够正视“未知”，那么人与人之间便不会拥有意识上的区别。但是在科学本身都能够成为怀疑对象的人类意识领域中，“相信”这个行为存在着必然的心理需求，而与结果相比，论证则显得微不足道。而这些表象行为的背后，心理上的恐惧感便是主要的动力之一，而另一部分则是与之对应的勇敢，以在下看来，其实是恐惧感发展到无以复加时的逆生品。
这很现实。人类就是这样在矛盾之中酝酿前行，发展着属于自己的文明。而恐惧与勇敢这两种矛盾的情绪也并无褒贬之分，人们可能因为对核武器的恐惧而停止大规模征战，却也会因为对于“正义”的献身精神而对异己进行屠戮。
实际上，这种一时狂热一时理性的人类整体情绪体现，也持续往复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之中。一个具体的例子：人们往往以“正义高于生命”而开启一场战争，却以“生命高于一切”结束一场战争。
接下来要谈的是恐惧与勇敢之外的另一对矛盾——懒惰与勤奋。在下看来，这是两对分属不同层次的矛盾，恐惧衍生懒惰，勇敢衍生勤奋。
三.懒惰的滋生品：专制，勤奋的衍生物：民主
就如同恐惧与勇敢都是中性词一样，勤奋与懒惰也并没有褒贬之分——没错，在下眼中，民主与专制并不存在优劣，相对而言，一个能够贯彻民主精神的民主体制领袖往往具备高尚的人格与情操，而这种高尚往往得益于其对民众的负责，以及民众对其发自内心的拥护——他得益于民主，而民主却不能因为个人的高尚而变得伟大，因为这本身就扭曲了民主的精神内核。
之所以将两者并列而谈，源于一个可笑的过程：民主往往是滋生专制的温床，而专制同样是民主诞生的母体。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如果将两者孤立，那么便会出现这样一道难题：一个拥有明智君主的最好的专制体系，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最烂的民主体制，谁更出色？而另一道更难的题便是，如果民众需要一个独裁者的诞生呢？
民主希望共同民众承担并且是均摊社会责任，同时享受平等的权利；而专制君主则因其狂热的责任感希望一人承担所有责任，并享受与之等价的特权。当民众能够以无比的勤奋积极投身民主建设时，民主往往显得颇具活力，但一个明智的君主（或集权组织）同样能够使专制体制生机勃勃。
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其实就是人们有没有勇气分摊社会责任，并承担其带来的一切后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往往专制制度腐败之后，民众的自我意识方能觉醒；而这种勤奋的责任感冷却后，将责任推卸给当权者便成为习惯，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便只有两个：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或者，一个独裁者的诞生。
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循环，自从民主诞生以来，这样的循环就从没有停止。因此民主并不伟大，以民主体制屠戮他国民众的行为时有发生，而专制君主保一方太平盛世的例子则更多了。
其实，能够改变人类社会现有结果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而是处于社会底步的经济，以及其衍生品，科学。
四.科学，与科学之勇气
科学的进步能够以正确的方法论，让人们能够以最接近真相的方式了解世界，它能够真正改变人类面对世界的勇气，并让人们越来越有信心面对生存和死亡。民主能够随着科学的进程而诞生，那么也许今后还会因科学的诞生而产生更为进步的政治形态。
而人类之未来，也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产生不同的变化，这里做两个不那么理智，但应当足够有趣的预言。
如果人类的科学进步在层次上没有本质的飞跃，仅仅是将目前拥有的技术进行量上的扩大，那么人类将拥有更长的寿命、更大的生存空间，但这之于政治并没有本质影响。
而如果科学进步产生了本质的飞跃，比如，一种能够直接读取别人内心想法的技术，又或者，发现了真正的神和至高真理，那么人类将很有可能统一于一体，只是可笑的是，人们只能统一于非人的力量面前。
原因也并不难以理解，前面提到了恐惧与勇敢，勤奋与懒惰。假设就人类整体而言，同样拥有100人的民主体系A与专制体系B所呈现的整体状态是一个近乎接近的标准值，假设为100。
那么拥有100个人的A中可能每个人都承担了1的勇气，而B中99人拥有1分的懒惰，集权者却能够依赖其体制展现出199分勤奋的能力。综观历史，尽管不同时间段的标准值呈现不同的状态，但在同一时间点进行横向比较，便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勤奋与懒惰，在某个人类组织内部，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有人勤奋，便有人懒惰，而当缺乏外部威胁时，内部便必然产生分裂——盖因惰性必然导致一部分人成为勤奋者斗争的工具，小集团因此诞生。
本人并不是一个喜欢看历史书或者研究历史的人，因此无论如何不要讲这篇东西看做是炫耀。
只是不喜欢、不了解并不代表没有自己的想法，而纪录下这些不成熟、不到位甚至可能是极其幼稚的东西，也并非是为了给别人看，纯粹给未来的自己留个嘲笑现在的自己一个机会。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愿意向后看，却没有将“现在”看做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喜欢高瞻远瞩，或者高谈阔论，但其中却有很多在下看起来可笑的观点——当然并不是全部。
所以写下这点心得，留给自己，提醒自己——我们身处历史之中，而历史这个概念中唯一的真理，也许就是“变化”。
正因纯粹自我，所以想哪写哪。
前提：本文的依据为一个基本前提：假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方法论是正确的。
一． 未知的前进
科技能够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这是社会学这个大概念中少数的真理，之所以被在下多次引用，是因为它不是空洞的口号，不具备正义或者邪恶这样的“信念”，并且可以作为推断一些东西的真正工具，而不是被“真理”与“正义”包装的意识形态——每当意识形态成为方法论，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前兆，此点暂且不提。
以在下鄙薄之见，以2008年7月11日为界限，人类历史的前半部分属于“未知的前进”，正是由于对于世界的了解程度不够，因此诞生了以各种意识形态的纠缠而踟躇前进的2000年文明史。
没错，我是以民主诞生之时候而记，仅仅是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学与单一专制形式纠葛进行的人类历史，本身便是科学未得发展而产生的愚昧（中性，无贬义）史。
而在理想、信念、信仰之间，人类反复不定，纠缠不清，当一部分人拥有了一个固执的信念、将之奉为真理、并惯以正义之名时，便一定会有另一部分人站在相反的阵营，推举出一个当量几乎完全相同的另一款“正义”与“真理”。
如果说双方各自组织的上层权利者，选择的仅仅是“我需要什么”而并非“我相信什么”，那么这个组织的底层人民又为什么会做出完全相反的选择？原因无非有二：一，我需要的是什么，并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而选择截然相反的阵营；二，确实相信真理、正义的存在，并且因此而选择自己眼中的“正确一方”。
然而，真理从不会因为流血的吨数多少而得到证明，但人类的泰半争斗却缘于此类没有结果的起因。
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为无法通过争斗而证明的事情而争斗？
二． 对未知的恐惧导致自我膨胀
这是又一个很没有根据的判断，换句话说，也许我本人正在做的事，便是我一直以来不屑的事情——那就是没有论证而得出结论，不过好歹我能从历史中找到大把的例子，只是~懒得找。
以下的文字基于这样几个判断：
1． 人们希望知道一些事情，希望能够解释自己看到和看不到的一切，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感是人类进步的源动力——当然，至于好奇产生的缘由，不是这里讨论的主题。
2． 当人们无法解释某样东西的时候，便会心生恐惧，而这种恐惧的结果便是试图找到一个解释的方法，并且会无理性的对其予以“相信“。
3． 当人们拥有了不同的信任目标，人和人之间便由于非理性的行为而进行了分裂，并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与意识形态。
如果人们能够正视“未知”，那么人与人之间便不会拥有意识上的区别。但是在科学本身都能够成为怀疑对象的人类意识领域中，“相信”这个行为存在着必然的心理需求，而与结果相比，论证则显得微不足道。而这些表象行为的背后，心理上的恐惧感便是主要的动力之一，而另一部分则是与之对应的勇敢，以在下看来，其实是恐惧感发展到无以复加时的逆生品。
这很现实。人类就是这样在矛盾之中酝酿前行，发展着属于自己的文明。而恐惧与勇敢这两种矛盾的情绪也并无褒贬之分，人们可能因为对核武器的恐惧而停止大规模征战，却也会因为对于“正义”的献身精神而对异己进行屠戮。
实际上，这种一时狂热一时理性的人类整体情绪体现，也持续往复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之中。一个具体的例子：人们往往以“正义高于生命”而开启一场战争，却以“生命高于一切”结束一场战争。
接下来要谈的是恐惧与勇敢之外的另一对矛盾——懒惰与勤奋。在下看来，这是两对分属不同层次的矛盾，恐惧衍生懒惰，勇敢衍生勤奋。
三.懒惰的滋生品：专制，勤奋的衍生物：民主
就如同恐惧与勇敢都是中性词一样，勤奋与懒惰也并没有褒贬之分——没错，在下眼中，民主与专制并不存在优劣，相对而言，一个能够贯彻民主精神的民主体制领袖往往具备高尚的人格与情操，而这种高尚往往得益于其对民众的负责，以及民众对其发自内心的拥护——他得益于民主，而民主却不能因为个人的高尚而变得伟大，因为这本身就扭曲了民主的精神内核。
之所以将两者并列而谈，源于一个可笑的过程：民主往往是滋生专制的温床，而专制同样是民主诞生的母体。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如果将两者孤立，那么便会出现这样一道难题：一个拥有明智君主的最好的专制体系，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最烂的民主体制，谁更出色？而另一道更难的题便是，如果民众需要一个独裁者的诞生呢？
民主希望共同民众承担并且是均摊社会责任，同时享受平等的权利；而专制君主则因其狂热的责任感希望一人承担所有责任，并享受与之等价的特权。当民众能够以无比的勤奋积极投身民主建设时，民主往往显得颇具活力，但一个明智的君主（或集权组织）同样能够使专制体制生机勃勃。
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其实就是人们有没有勇气分摊社会责任，并承担其带来的一切后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往往专制制度腐败之后，民众的自我意识方能觉醒；而这种勤奋的责任感冷却后，将责任推卸给当权者便成为习惯，这样的行为带来的后果便只有两个：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或者，一个独裁者的诞生。
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循环，自从民主诞生以来，这样的循环就从没有停止。因此民主并不伟大，以民主体制屠戮他国民众的行为时有发生，而专制君主保一方太平盛世的例子则更多了。
其实，能够改变人类社会现有结果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而是处于社会底步的经济，以及其衍生品，科学。
四.科学，与科学之勇气
科学的进步能够以正确的方法论，让人们能够以最接近真相的方式了解世界，它能够真正改变人类面对世界的勇气，并让人们越来越有信心面对生存和死亡。民主能够随着科学的进程而诞生，那么也许今后还会因科学的诞生而产生更为进步的政治形态。
而人类之未来，也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产生不同的变化，这里做两个不那么理智，但应当足够有趣的预言。
如果人类的科学进步在层次上没有本质的飞跃，仅仅是将目前拥有的技术进行量上的扩大，那么人类将拥有更长的寿命、更大的生存空间，但这之于政治并没有本质影响。
而如果科学进步产生了本质的飞跃，比如，一种能够直接读取别人内心想法的技术，又或者，发现了真正的神和至高真理，那么人类将很有可能统一于一体，只是可笑的是，人们只能统一于非人的力量面前。
原因也并不难以理解，前面提到了恐惧与勇敢，勤奋与懒惰。假设就人类整体而言，同样拥有100人的民主体系A与专制体系B所呈现的整体状态是一个近乎接近的标准值，假设为100。
那么拥有100个人的A中可能每个人都承担了1的勇气，而B中99人拥有1分的懒惰，集权者却能够依赖其体制展现出199分勤奋的能力。综观历史，尽管不同时间段的标准值呈现不同的状态，但在同一时间点进行横向比较，便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勤奋与懒惰，在某个人类组织内部，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有人勤奋，便有人懒惰，而当缺乏外部威胁时，内部便必然产生分裂——盖因惰性必然导致一部分人成为勤奋者斗争的工具，小集团因此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