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的平行阅读（二）：柯布西耶、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
Said, E.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Çelik, Z, (1992). "Le Corbusier, Orientalism, Colonialism", Assemblage, No. 17, pp. 58-77.
“东方主义”如果可以成为一道照亮建筑学某些领域的光，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把它从比较文学领域折射过来？这样做的话会产生怎样神奇的效果，又会遇到怎样的困境？Zeynep Çelik 的一个有关柯布西耶的小小研究，我觉得是个精彩的例子。
去年夏天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见到的Çelik，是一枚风趣知性的土耳其老太太，1980年代Berkeley出品PhD，新泽西理工学院建筑史教授，她是当代殖民建筑和城市领域重要的作者，主要关注北非和伊斯兰殖民城市，她整理出版过Spiro Kostof的遗作Street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ublic Space (1994)，撰写的著作有：
The Remaking of Istanbul: Portrait of an Ottoman 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6)
Displaying the Orient: Architecture of Islam at Nineteenth-Century World's Fairs (1992)
Urban Forms and Colonial Confrontations: Algiers Under French Rule (1997)
Empire, Architecture, and the City: French-Ottoman Encounters, 1830-1914 (2008)
“柯布西耶、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这个小小的研究发表于1992年，分析了柯布西耶作于1932年的从未实现过的不太经常被人讨论的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规划“Obus Plan”。
自从1987年柯布西耶的东方旅行日记(Le Voyage d' Orient)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之后，学术界开始大规模关注柯布西耶的“东方之旅”对他观点和作品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有关柯布早期小住宅与地中海伊斯兰住宅的平面相似性研究，还是奥托曼建筑的内庭院、体块感、白墙和室内布置对柯布现代主义建筑观的影响，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并试图强化这个假设：柯布西耶是一个从“东方”汲取灵感和素材的现代主义者。
Çelik的研究所要做的事情，是要走出这个强大的假说造成的心智边界。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试图运用新近展开的‘后殖民话语’，转换一个视角去重新解读柯布西耶这个现代主义阵营中最模棱两可的人物”，这篇文章里这里所谓的“后殖民话语”，显然是指由赛义德开了个头的“东方主义”话语。
从以下两个方面，Çelik运用“东方主义”的视野将有关柯布西耶研究的陈词滥调(stereotype)引向了新的方向。
第一，柯布西耶被当做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同时，也可以同时当做一个东方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来理解。需要注意的是，“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肯定是一个中性词，在赛义德那里也是一个中性词，而Celik老太太也是将它们作为中性词在用；
第二，分析的案例从那些已经被广泛讨论的立足于西方社会的建筑和规划概念，转向了较少人关注的柯布西耶为法属殖民地做的规划。
同时，“东方主义”的方法论启发了Çelik对柯布西耶“东方旅行笔记”的再阅读。
赛义德在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指出，随着拿破仑远征、殖民地扩张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东方旅行”（主要指北非和土耳其）对于欧洲人而言不再危险和遥远，因此成了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最时髦的文化活动，雨果、福楼拜这样的人文主义的东方主义者，以及很多重要的东方学者，都热衷于这种旅行，他们的“旅行日记”成为当时欧洲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内容成为广大人民心中的“东方”意象的来源。柯布西耶作为拿破仑、雨果、福楼拜的同胞、作为一名20世纪初的法国知识分子，没有道理对这些文学作品以及整个的社会风气一无所知；他的“东方旅行”，没有道理是一种特立独行的个人行为；他的沿途所见所画所写，也没有道理是在记录个人无知的眼睛看到的完全陌生的画面，而必然受到前人的视角和描画的影响（或者说是丰富）。
于是赛义德运用的“将文本与其所述的对象分离，去考察两者的复杂关系；通过将文本与文本的传播分离，去考察其传播的途径、方法和结果”的分析方法，Çelik拿着用来分析柯布西耶的日记文本，当然柯布除了写文章，还画了很多速写，所以“图像分析”的方法被引入进来，分析柯布西耶在观察和记录阿尔及尔和伊斯坦布尔两座城市的时候，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心态。
对于伊斯坦布尔，柯布西耶采取的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姿态。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方”的最后堡垒，神圣得不得了。15世纪之后被默罕默德占领，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这个强悍的“东方”帝国在500年间牢牢挡住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让欧洲人民不寒而栗。虽然到了1911年柯布西耶到那里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已经露出了破烂的真面目，但是由此前的东方主义者们描画出的一个大帝国的余威，显然继续在人们的头脑中发生着作用。表现在柯布身上，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远远望去的小小的天际线，是清真寺和帕夏王宫的鸟瞰轴测图，是远远望去的戴着面纱的神秘的女子。
对于阿尔及尔，当时阿尔及尔正在被规划成大法兰西帝国(la grande France)在北非殖民地的首府，从柯布西耶兴致勃勃地参加1931年在巴黎举行的“殖民地城市国际会议”，到他兴致勃勃地参与这起殖民首府的规划，可以看出，柯布西耶无疑是殖民事业的忠实的拥护者和富于激情的行动者。他作为殖民者中的一员在对殖民地的记录过程中的那种自信和自负，必须被看成是Obus Plan的一部分。
要在“殖民主义”已经被申讨得声名狼藉的今天，带着同情心去理解和解释柯布西耶的殖民地规划，没有1980年代“东方主义”的研究和讨论成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东方主义”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文本在历史环境下的深刻分析，帮助我们回到1930年代，去设想一个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他们国家的殖民地，又想为殖民地做些什么。
赛义德的书中曾经隐晦地指出、后来在其他作者的书中被概念化的一个事实是，“东方主义”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文本建构，将伊斯兰东方简化成了三件事情的代称：异教、极权和性。这最后一件事情尤其为文人和艺术家所津津乐道，因此也对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这里所指的“性”，应该又包括两层意思：第一，由于伊斯兰教的多妻制和伊斯兰“闺房”的绝对私密性，导致了西方人幻想伊斯兰的私人领域中充斥着无节制的淫乱，莫扎特的歌剧“后宫逃逸”是个很著名的例子；第二，19世纪之后作为成功的殖民者的西方人，喜欢把自己想象成男人，而将殖民地想象成女人，也就是说，男人比女人优越，男人控制女人，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被动的，男人是清醒的女人是糊涂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女人只有被男人干预了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有魅力的女人。。。
于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在20世纪初的殖民者中，除了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希望通过西方文明对殖民地东方的干预，来“保存、激发和强化”潜在的东方之美，他们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义务和能力来干好这件事，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来干这件事，柯布西耶是这一部分人中的一个。
有意思的是，柯布西耶在描述阿尔及尔时与伊斯坦布尔时所采用的完全不同的视角：伊斯坦布尔是远方神圣的天际线和空中望下去的清真寺，阿尔及尔则是置身于其中的密密麻麻的街巷和侧影；伊斯坦布尔的女子是远处带着面纱喝着咖啡的倩影，阿尔及尔的女子则是被柯布西耶命令脱了衣服乖乖被画的窑子里的姐姐，没有了标志性的阿拉伯长袍和面纱，她们的身份也就无从辨认。
他给Obus Plan的封面画的插图，亦是一个长着翅膀的羊头裸女，被一只和她的身体一样大的大手抚摸着肩膀，远方是新的阿尔及尔的天际线。柯布西耶为这座城市设计了一道优美的滨水天际线，主要的公共建筑都是曲线，他自己解释说灵感源自当地海中出产的特殊的贝类Obus，Çelik老太太觉得是他画多了裸女得到的灵感。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从他的旅行日记中察觉出来的，就是柯布觉得阿尔及尔这座城市具有异性的神秘的、非理性的美，所以和曲线会比较般配一点。
这样一个小小的研究，当我们把它和赛义德的原著放在一起平行阅读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种理论是如何被高水平地吸收和转化，无声无息地融解到一个全新的研究中去的。通过研究建筑师的文字和速写来扑捉他潜藏在作品以外的建筑思想，本来是建筑学惯常的研究方法，尤其对于柯布西耶这样一个文字和画作都如此之丰富和有趣的人而言。但是如果将“东方主义”的讨论溶解于建筑学，而不是生硬的套用和验证，却让我们看到了柯布西耶这个“最模棱两可的现代主义者”的更丰富的层面。正如Çelik在结语中说道：柯布西耶的阿尔及尔项目，不仅仅是一个1930年代的产物，而是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东方主义”背景下的产物；柯布西耶的规划，不仅仅是他个人以“现代主义”挑战“殖民主义”的行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殖民事业”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规划如果与当时其他的殖民地规划放在一起比对，可以看出柯布西耶明显在用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法，去执行“东方主义者”梦想中的“保存、激发和强化”东方之美。
Çelik, Z, (1992). "Le Corbusier, Orientalism, Colonialism", Assemblage, No. 17, pp. 58-77.
“东方主义”如果可以成为一道照亮建筑学某些领域的光，那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把它从比较文学领域折射过来？这样做的话会产生怎样神奇的效果，又会遇到怎样的困境？Zeynep Çelik 的一个有关柯布西耶的小小研究，我觉得是个精彩的例子。
去年夏天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见到的Çelik，是一枚风趣知性的土耳其老太太，1980年代Berkeley出品PhD，新泽西理工学院建筑史教授，她是当代殖民建筑和城市领域重要的作者，主要关注北非和伊斯兰殖民城市，她整理出版过Spiro Kostof的遗作Street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ublic Space (1994)，撰写的著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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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making of Istanbul: Portrait of an Ottoman 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6)
Displaying the Orient: Architecture of Islam at Nineteenth-Century World's Fairs (1992)
Urban Forms and Colonial Confrontations: Algiers Under French Rule (1997)
Empire, Architecture, and the City: French-Ottoman Encounters, 1830-1914 (2008)
“柯布西耶、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这个小小的研究发表于1992年，分析了柯布西耶作于1932年的从未实现过的不太经常被人讨论的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规划“Obus Plan”。
自从1987年柯布西耶的东方旅行日记(Le Voyage d' Orient)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之后，学术界开始大规模关注柯布西耶的“东方之旅”对他观点和作品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有关柯布早期小住宅与地中海伊斯兰住宅的平面相似性研究，还是奥托曼建筑的内庭院、体块感、白墙和室内布置对柯布现代主义建筑观的影响，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并试图强化这个假设：柯布西耶是一个从“东方”汲取灵感和素材的现代主义者。
Çelik的研究所要做的事情，是要走出这个强大的假说造成的心智边界。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试图运用新近展开的‘后殖民话语’，转换一个视角去重新解读柯布西耶这个现代主义阵营中最模棱两可的人物”，这篇文章里这里所谓的“后殖民话语”，显然是指由赛义德开了个头的“东方主义”话语。
从以下两个方面，Çelik运用“东方主义”的视野将有关柯布西耶研究的陈词滥调(stereotype)引向了新的方向。
第一，柯布西耶被当做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同时，也可以同时当做一个东方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来理解。需要注意的是，“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肯定是一个中性词，在赛义德那里也是一个中性词，而Celik老太太也是将它们作为中性词在用；
第二，分析的案例从那些已经被广泛讨论的立足于西方社会的建筑和规划概念，转向了较少人关注的柯布西耶为法属殖民地做的规划。
同时，“东方主义”的方法论启发了Çelik对柯布西耶“东方旅行笔记”的再阅读。
赛义德在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指出，随着拿破仑远征、殖民地扩张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东方旅行”（主要指北非和土耳其）对于欧洲人而言不再危险和遥远，因此成了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最时髦的文化活动，雨果、福楼拜这样的人文主义的东方主义者，以及很多重要的东方学者，都热衷于这种旅行，他们的“旅行日记”成为当时欧洲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内容成为广大人民心中的“东方”意象的来源。柯布西耶作为拿破仑、雨果、福楼拜的同胞、作为一名20世纪初的法国知识分子，没有道理对这些文学作品以及整个的社会风气一无所知；他的“东方旅行”，没有道理是一种特立独行的个人行为；他的沿途所见所画所写，也没有道理是在记录个人无知的眼睛看到的完全陌生的画面，而必然受到前人的视角和描画的影响（或者说是丰富）。
于是赛义德运用的“将文本与其所述的对象分离，去考察两者的复杂关系；通过将文本与文本的传播分离，去考察其传播的途径、方法和结果”的分析方法，Çelik拿着用来分析柯布西耶的日记文本，当然柯布除了写文章，还画了很多速写，所以“图像分析”的方法被引入进来，分析柯布西耶在观察和记录阿尔及尔和伊斯坦布尔两座城市的时候，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心态。
对于伊斯坦布尔，柯布西耶采取的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姿态。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方”的最后堡垒，神圣得不得了。15世纪之后被默罕默德占领，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这个强悍的“东方”帝国在500年间牢牢挡住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让欧洲人民不寒而栗。虽然到了1911年柯布西耶到那里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已经露出了破烂的真面目，但是由此前的东方主义者们描画出的一个大帝国的余威，显然继续在人们的头脑中发生着作用。表现在柯布身上，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远远望去的小小的天际线，是清真寺和帕夏王宫的鸟瞰轴测图，是远远望去的戴着面纱的神秘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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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rbusier, sketch of Istanbul viewed from the s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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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rbusier, sketch of a tile in the Valide Mosque, Istanbul |
对于阿尔及尔，当时阿尔及尔正在被规划成大法兰西帝国(la grande France)在北非殖民地的首府，从柯布西耶兴致勃勃地参加1931年在巴黎举行的“殖民地城市国际会议”，到他兴致勃勃地参与这起殖民首府的规划，可以看出，柯布西耶无疑是殖民事业的忠实的拥护者和富于激情的行动者。他作为殖民者中的一员在对殖民地的记录过程中的那种自信和自负，必须被看成是Obus Plan的一部分。
要在“殖民主义”已经被申讨得声名狼藉的今天，带着同情心去理解和解释柯布西耶的殖民地规划，没有1980年代“东方主义”的研究和讨论成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东方主义”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文本在历史环境下的深刻分析，帮助我们回到1930年代，去设想一个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他们国家的殖民地，又想为殖民地做些什么。
赛义德的书中曾经隐晦地指出、后来在其他作者的书中被概念化的一个事实是，“东方主义”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文本建构，将伊斯兰东方简化成了三件事情的代称：异教、极权和性。这最后一件事情尤其为文人和艺术家所津津乐道，因此也对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这里所指的“性”，应该又包括两层意思：第一，由于伊斯兰教的多妻制和伊斯兰“闺房”的绝对私密性，导致了西方人幻想伊斯兰的私人领域中充斥着无节制的淫乱，莫扎特的歌剧“后宫逃逸”是个很著名的例子；第二，19世纪之后作为成功的殖民者的西方人，喜欢把自己想象成男人，而将殖民地想象成女人，也就是说，男人比女人优越，男人控制女人，男人是主动的女人是被动的，男人是清醒的女人是糊涂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女人只有被男人干预了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有魅力的女人。。。
于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在20世纪初的殖民者中，除了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希望通过西方文明对殖民地东方的干预，来“保存、激发和强化”潜在的东方之美，他们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义务和能力来干好这件事，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来干这件事，柯布西耶是这一部分人中的一个。
有意思的是，柯布西耶在描述阿尔及尔时与伊斯坦布尔时所采用的完全不同的视角：伊斯坦布尔是远方神圣的天际线和空中望下去的清真寺，阿尔及尔则是置身于其中的密密麻麻的街巷和侧影；伊斯坦布尔的女子是远处带着面纱喝着咖啡的倩影，阿尔及尔的女子则是被柯布西耶命令脱了衣服乖乖被画的窑子里的姐姐，没有了标志性的阿拉伯长袍和面纱，她们的身份也就无从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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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rbusier, sketch of Turkish women, Istanbul (left);Sketch of Algerian women (right) |
他给Obus Plan的封面画的插图，亦是一个长着翅膀的羊头裸女，被一只和她的身体一样大的大手抚摸着肩膀，远方是新的阿尔及尔的天际线。柯布西耶为这座城市设计了一道优美的滨水天际线，主要的公共建筑都是曲线，他自己解释说灵感源自当地海中出产的特殊的贝类Obus，Çelik老太太觉得是他画多了裸女得到的灵感。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从他的旅行日记中察觉出来的，就是柯布觉得阿尔及尔这座城市具有异性的神秘的、非理性的美，所以和曲线会比较般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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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rbusier, sketch for the cover of Poesie sur Al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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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rbusier, three views of the Obus plans |
这样一个小小的研究，当我们把它和赛义德的原著放在一起平行阅读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种理论是如何被高水平地吸收和转化，无声无息地融解到一个全新的研究中去的。通过研究建筑师的文字和速写来扑捉他潜藏在作品以外的建筑思想，本来是建筑学惯常的研究方法，尤其对于柯布西耶这样一个文字和画作都如此之丰富和有趣的人而言。但是如果将“东方主义”的讨论溶解于建筑学，而不是生硬的套用和验证，却让我们看到了柯布西耶这个“最模棱两可的现代主义者”的更丰富的层面。正如Çelik在结语中说道：柯布西耶的阿尔及尔项目，不仅仅是一个1930年代的产物，而是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东方主义”背景下的产物；柯布西耶的规划，不仅仅是他个人以“现代主义”挑战“殖民主义”的行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殖民事业”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个规划如果与当时其他的殖民地规划放在一起比对，可以看出柯布西耶明显在用一种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法，去执行“东方主义者”梦想中的“保存、激发和强化”东方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