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到

和朋友讨论王青松，看见了朋友的某种恼火（或者仅是不屑）。假如我表示出对这种恼火（不屑）不同的理解大概就要会被他反讽。可我仍然觉得，我们被这时代的媒体，或者说这时代出于某种目的——而强迫我们进入的——一象征世界陷溺得太深了。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种事情摆脱评价者身份也许很重要。评价者更多陷入象征程序的是非，也仅在象征的层面解决（例如我们是否可以明确的知道，轰动的审药事件同时是不是一个有一定谋划性的，象征性的激发并解决民众怨气的通道）。
实际上，我们通过媒体报道，是媒体在事先规范当事人以及其他人（比如我们作为听闻者）进入这件事的角度（媒体问你喜欢苹果还是橘子，你就不能说你喜欢西瓜）。最初，是唐师曾博客报道，（随着竞相转载）之后是王青松出山的采访，这些可能是一条龙炒作的套路，然而我并不希奇。那是关于睽闪众目的处理方法（陶渊明与诺贝尔之路），新闻报道擅长消挂具体生存提供一个描述套路，有针对性地使听闻者把自己带入事件，好比A片一样。我认为这和王青松之为王青松自己无关。
我不认识王青松，但至少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一个向公众讲话（写作）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康德所谓“私下运用理性”的职业人，所以他的“言-心”之间，我不完全听信他的（媒体呈现出来的）谈论。原因是我看到照片。照片里面的那个人，是个假不了的干很多农活的人——干十来年的农活的庄稼汉，完全没有博士样子。这个劳作与身体的关系，比干十年的大学老师拥有的大学老师的样子要本质：一个自我直接劳作消费（原始意义上的农耕）的简单循环要比一个复杂循环更使自我接近自我的主体。这里我承认我心目中主体的含义很严厉。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给自足的庄稼汉在劳作中建立的主体性要更加坚固（或谓才称得上一个与肉身相应的主体，而现今的大多数农民是在技术体制下一种职业人，不能叫做庄稼汉，因他们不能够留种子也即不能自给）。与之相对的，是市民阶层（指没有终极决策权力的城市人群），市民阶层不具备（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一切操之在他人，近乎奴隶，其是否具有一种可称作主体性的主体性很值得怀疑。他们经常是，随着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的配给情况转换自己的主体性。比如陈丹青还在清华的时候，除了正常上课和 “像个傻X似的（陈自述）”在例会上讨论教学而外，他无法获得一种像今天这样对当时环境作出（某种程度的）公开批评（乃至去改变）的可能。然而当今天他还是会有不能公开批评的东西，如艺术的资本运作，他正身处其中。
《骇客帝国》中，系统摘种电池人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的脑袋里植入象征程序，使他们在巨大的玉米人田里不省人事却感觉活得有滋有味。影片中的赛弗（和史密斯谈判出卖墨菲斯，企图同系统换得一个虚拟的精彩人生）的逻辑是，宁愿在虚拟的世界中吃假牛排（他吃的是程序激发的感觉），也不愿在真实世界喝鼻涕粥。我觉得赛弗形象就是市民阶层新“主体性”的表征，是感受和行为的分离（对此我很难接受）。对于王青松，我以为他不是一个奴隶，也不是一个生存评价者，而是一个主体行动者。这是我赞叹王青松来则来去则去的思想基础。而其实，我认为他出山比进山还要困难（他所要做的事情，其结果是他的作为和外部世界交搭后的复杂情形，里面谁也无法保证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我会同意朋友的判断，王的行动也许会被这个现实搞砸）。
朋友认为，这个简单循环和复杂循环比较的基础不可靠，可以颠倒过来。我的坚持是，不可以颠倒（不能有赛弗式的颠倒）。我觉得朋友的意见是主体性的歧路（虽然他评价的现实并非不正确，但是没有王青松式的主体显明），也就是海德格所谓“闲言”层面。当然抱海德格大腿也是闲言之一种，可我非常认定海氏所说：“我们有时使用对某事‘有所领会’这种说法，它的含义是‘能够领受某事’、‘会某事’或‘胜任某事’、‘能做某事’。”如就这一点，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有能力谈论。海德格认为闲言是无根基的，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牢靠的认识根基，所以王青松才对我有这样的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