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远去的回响”的自序
整理BLOG的时候发现四年前录入的片段，重看一遍还是觉得好心酸！
不过近二年上译厂的确已经有了起色，虽然还不够强、还不够让人惊艳，但起码已经回到了正轨，曾经的辉煌请再度重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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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回响》·自序——曹雷著
我向来喜欢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喜欢他的文笔，喜欢他的长篇和短篇。
最近重看了他的短篇小说《质量》，忽然引发我长久的思索。
《质量》写的是一位老鞋匠，和他哥哥一起，开了一家制作靴子的鞋铺。他只定做，不卖现货。只靠口碑，不作广告。他会把来店做靴的顾客的脚反复摸捏透了，画出样子，再用最好的皮子细细加工。
“这可是艺术！”他说。
他做一双靴子的时间，比成批的机器制作的靴子要长得多，但是穿他做的靴子，无比舒服。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脚，他会要求退回重做，做不好，不收顾客的钱。不过因为每一双都保证了最好的质量，很久都穿不坏，到他那里定做靴子的人，常常要过很久才会去再做一双，所以他的顾客不可能很多。
随着机器制鞋越来越发达，老鞋匠竞争不过别人，但他仍对那些从百货商店货架上买来的鞋不屑一顾。“破烂儿！”他说，“这些大公司一点自尊心都没有……”
店铺从两间单门面缩小到了一间。他哥哥想不开，抑郁致死；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为上门的顾客做最好的靴子。这是完成的艺术品，是他终生追求的一个梦。他把买面包的钱，拿去买最好的皮子，做出最好的靴子，他在这中间倾注的是他的灵魂。
最后，当作者收到定做了的四双最上乘的靴子以后不到三星期，老鞋匠死了。
他是饿死的。
……
重新看完《质量》，我久久地愣在那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译制配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直干到退休，退休以后也未曾停歇，直至今日。当初，正是因为喜爱这门艺术，我跨进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大门。和许多上译厂的前辈一样，没想到靠它出名，也没指望干这行发财，全是出于钟爱，兢兢业业，把译制配音的每一部电影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做，投入了自己的感情，投入了自己的心血和多少年的生命。
全身心的投入，也确有丰厚的回报，那就是留下了一批经得起流逝的时光冲刷、淘洗、考验的经过译制的电影和电视片。它们留在了观众的记忆深处，从当时的年轻人，到今天的年轻人。
当中国越来越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国际间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曾迎来译制片的黄金时期。不同国别、不同风格的影片，让我们大开眼界，我甚至译导过来自丹麦、新西兰、泰国、叙利亚的电影。
但是，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冲击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越来越多的市场需求，需要越来越多的译制工作者。竞争开始了。
市场需要成批加工的鞋子。很少有人再想着去定做一双皮靴。
我甚至看到过，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不再需要翻译者在译剧本时细细琢磨。导演不做口型本照样可以找演员来配音。演员不看全片照样可以配戏。至于研究影片风格、人物个性等等，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搞艺术”成了讽刺语，“赶场子”才是配音演员的正常生活。
上映期的限制、工作周期的缩短、影片中技术含量的增加，也逼得我们非加快节奏不可。
老一辈译制工作者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一整套严谨、科学的创作方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尽管还有人努力在新的形势下摸索道路，努力在适应，包括我，也努力地想在这快节奏的工作中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上坚持精耕细作，几乎比在当年物质条件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还要困难。
译制片肯定不会消亡，但“译制艺术”呢？……
我一点没有责怪哪个人的意思，也许这是大环境使然。正像那个老鞋匠，一定要把制作皮靴当成艺术品，最后只能饿死。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初，正是把译制影片当作艺术创作，才爱上这一行的。因为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带给了我无限乐趣，充实了我的生活。这是无法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一旦失去了这种创作的乐趣，失去了心中追求的梦，让每天进棚开口录音沦为一种流水线式的机械加工，成了一种单纯的挣钱手段，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记起一件事：那时我们每天录音，都会在演员候场室墙上贴一张表，表上是每一班的录音计划。每当棚里录完一段，现场剧务就会把表上标出的那一段划去。有一次，演员施融看着表，感慨地说：“这每一段，都是我们的生命啊，每划去一段，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也就短了一截。”也许他说这话一半带着玩笑，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深一层想，既然付出了一段生命，又没能做一些有意思的、自己觉得有趣的事，走进录音棚，连录的是什么戏，配的是什么人物都没有弄清；走出录音棚，既没给自己，也没给观众留下一些什么，那，岂不是在糟蹋自己的生命吗？
我确实很矛盾，也很困惑。
但是，近来在观众中间掀起的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译制片的怀旧热，老前辈苏秀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又售得那么火爆，这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只有艺术品，才有收藏价值，观众是需要艺术品的。好的译制片观众自会收藏，收藏在书架上的碟片里，更收藏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些影片的声音，仍在他们心里回响。
这样，我才有了写下这本书里的那些文字的勇气。我重新阅读了那些年断断续续留下的笔记，把它们整理出来，只是想告诉人们，有那么一个时期，有那么小小的一群人，成天躲在不见天日的录音棚里，琢磨着怎样把一部部外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尽可能完好地、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奉献给中国的观众。
时光不会倒流，时代不会逆转。
这只是当年的声音在我心中的回响，尽管已经渐行渐远。
“这可是艺术！”
这本书即将发行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有一批年轻人正在努力地振兴译制事业，他们正努力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作着新的探索，立场要在今天的环境中做出高质量的译制片来。我衷心祝愿他们成功！
－自序完－
不过近二年上译厂的确已经有了起色，虽然还不够强、还不够让人惊艳，但起码已经回到了正轨，曾经的辉煌请再度重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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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回响》·自序——曹雷著
我向来喜欢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的作品，喜欢他的文笔，喜欢他的长篇和短篇。
最近重看了他的短篇小说《质量》，忽然引发我长久的思索。
《质量》写的是一位老鞋匠，和他哥哥一起，开了一家制作靴子的鞋铺。他只定做，不卖现货。只靠口碑，不作广告。他会把来店做靴的顾客的脚反复摸捏透了，画出样子，再用最好的皮子细细加工。
“这可是艺术！”他说。
他做一双靴子的时间，比成批的机器制作的靴子要长得多，但是穿他做的靴子，无比舒服。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脚，他会要求退回重做，做不好，不收顾客的钱。不过因为每一双都保证了最好的质量，很久都穿不坏，到他那里定做靴子的人，常常要过很久才会去再做一双，所以他的顾客不可能很多。
随着机器制鞋越来越发达，老鞋匠竞争不过别人，但他仍对那些从百货商店货架上买来的鞋不屑一顾。“破烂儿！”他说，“这些大公司一点自尊心都没有……”
店铺从两间单门面缩小到了一间。他哥哥想不开，抑郁致死；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为上门的顾客做最好的靴子。这是完成的艺术品，是他终生追求的一个梦。他把买面包的钱，拿去买最好的皮子，做出最好的靴子，他在这中间倾注的是他的灵魂。
最后，当作者收到定做了的四双最上乘的靴子以后不到三星期，老鞋匠死了。
他是饿死的。
……
重新看完《质量》，我久久地愣在那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译制配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直干到退休，退休以后也未曾停歇，直至今日。当初，正是因为喜爱这门艺术，我跨进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大门。和许多上译厂的前辈一样，没想到靠它出名，也没指望干这行发财，全是出于钟爱，兢兢业业，把译制配音的每一部电影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做，投入了自己的感情，投入了自己的心血和多少年的生命。
全身心的投入，也确有丰厚的回报，那就是留下了一批经得起流逝的时光冲刷、淘洗、考验的经过译制的电影和电视片。它们留在了观众的记忆深处，从当时的年轻人，到今天的年轻人。
当中国越来越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国际间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曾迎来译制片的黄金时期。不同国别、不同风格的影片，让我们大开眼界，我甚至译导过来自丹麦、新西兰、泰国、叙利亚的电影。
但是，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冲击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角落。越来越多的市场需求，需要越来越多的译制工作者。竞争开始了。
市场需要成批加工的鞋子。很少有人再想着去定做一双皮靴。
我甚至看到过，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不再需要翻译者在译剧本时细细琢磨。导演不做口型本照样可以找演员来配音。演员不看全片照样可以配戏。至于研究影片风格、人物个性等等，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搞艺术”成了讽刺语，“赶场子”才是配音演员的正常生活。
上映期的限制、工作周期的缩短、影片中技术含量的增加，也逼得我们非加快节奏不可。
老一辈译制工作者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一整套严谨、科学的创作方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尽管还有人努力在新的形势下摸索道路，努力在适应，包括我，也努力地想在这快节奏的工作中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上坚持精耕细作，几乎比在当年物质条件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还要困难。
译制片肯定不会消亡，但“译制艺术”呢？……
我一点没有责怪哪个人的意思，也许这是大环境使然。正像那个老鞋匠，一定要把制作皮靴当成艺术品，最后只能饿死。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初，正是把译制影片当作艺术创作，才爱上这一行的。因为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带给了我无限乐趣，充实了我的生活。这是无法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一旦失去了这种创作的乐趣，失去了心中追求的梦，让每天进棚开口录音沦为一种流水线式的机械加工，成了一种单纯的挣钱手段，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记起一件事：那时我们每天录音，都会在演员候场室墙上贴一张表，表上是每一班的录音计划。每当棚里录完一段，现场剧务就会把表上标出的那一段划去。有一次，演员施融看着表，感慨地说：“这每一段，都是我们的生命啊，每划去一段，意味着我们的生命也就短了一截。”也许他说这话一半带着玩笑，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深一层想，既然付出了一段生命，又没能做一些有意思的、自己觉得有趣的事，走进录音棚，连录的是什么戏，配的是什么人物都没有弄清；走出录音棚，既没给自己，也没给观众留下一些什么，那，岂不是在糟蹋自己的生命吗？
我确实很矛盾，也很困惑。
但是，近来在观众中间掀起的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译制片的怀旧热，老前辈苏秀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又售得那么火爆，这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只有艺术品，才有收藏价值，观众是需要艺术品的。好的译制片观众自会收藏，收藏在书架上的碟片里，更收藏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些影片的声音，仍在他们心里回响。
这样，我才有了写下这本书里的那些文字的勇气。我重新阅读了那些年断断续续留下的笔记，把它们整理出来，只是想告诉人们，有那么一个时期，有那么小小的一群人，成天躲在不见天日的录音棚里，琢磨着怎样把一部部外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尽可能完好地、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奉献给中国的观众。
时光不会倒流，时代不会逆转。
这只是当年的声音在我心中的回响，尽管已经渐行渐远。
“这可是艺术！”
这本书即将发行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有一批年轻人正在努力地振兴译制事业，他们正努力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作着新的探索，立场要在今天的环境中做出高质量的译制片来。我衷心祝愿他们成功！
－自序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