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和高瑛
认识艾青之前，高瑛爱艾青的诗；认识艾青之后，她更爱艾青这个人。艾青为人真诚，从不装腔作势，更不会说假话，高瑛说：“他比我还要真实。”艾青认识高瑛后，也为高瑛的率真、美丽所打动。高瑛是一个要强的人，天真、幼稚，不隐瞒任何事情。她的典雅独特的气质，使艾青深深地爱上了她，并开始追求她。
那时，艾青同韦荧感情已经破裂。
高瑛已有过一次婚姻，但并不幸福。
于是，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相爱了，走到了一起。当时，高瑛比艾青小23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高瑛走进了艾青的生活中，四口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56年3月27日，既是艾青的生日，也是他同高瑛结婚的日子。尽管在这之前，艾青在文艺界已开始遭到批评，但深深爱着艾青的高瑛毅然决定宣布他们的婚事。
然而，艾青和高瑛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运动正在向他们逼近，他们爱情与婚姻的序幕，正是苦难生活的开端，并从此决定了他们将相依相伴熬过最苦难的岁月。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
丁玲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作为丁玲的朋友，艾青想不通。虽然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任何攻击党的言论，虽然他只是说了“丁玲并没有反党嘛，她并没有跟国民党走嘛，还是到了延安，跟着共产党走嘛。”他也只在作家协会的党组织生活会上说过“不要一部分人总是整人，一部分人总是被整”的话。所以，艾青只是替丁玲说过话，他只是对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发过牢骚。但他说的是真话，说真话的后果是：被责令检查，接着是一顶“大右派”的帽子，随着是一连串的惩罚：
1957年12月被开除出党；
1958年4月被撤消一切职务。
这还不算，艾青一家人的厄运才开了个头。
作为“大右派”的妻子，高瑛开始受到迫害。单位有人找高瑛谈话，想通过她来检举、揭发艾青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但高瑛什么也交代不出来，她写道：“最近，我因为生孩子，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人还不死心，想逼她就范。
一天， 单位通知高瑛开会，到了会场，高瑛才知道是团总支大会。人很多。
主持会议的人说：“今天这个会，是专门欢迎高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同‘丁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勇敢地检举揭发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
听到这话，高瑛只觉脑子一片空白，耳中嗡嗡作响，她完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啊，她怎么可能出卖自己心爱的丈夫，而且真的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反党言论啊。安静下来后，高瑛发言说：“我首先声明，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我开的。我虽然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我确实没有看到和听到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所以，我没法揭发。”
会场一下乱起来，不少人冲着高瑛大喊大叫，各种难听的话迎面而来。
高瑛思绪万千。她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党教育她实事求是，不能诬陷好人，也不包庇坏人。她没法和艾青划清界限，更不能和艾青离婚。“为了纯洁团的组织，我自动提出退团。”高瑛的决定，令大会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但她说完就站起来，头也不回地逃离会场直奔家里。
回到家中，高瑛抱着艾青大声痛哭：“艾青，我是从会场上逃出来的。”望着伤心的妻子，艾青深感内疚：“高瑛啊，跟着我，让你受苦呵！”
“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什么也不怕，要死，咱们死到一块。”高瑛说。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艾青濒于崩溃。他想不通：自己被打成右派，简直是笑话！我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成为右派？
看到报纸上赫然显示的“反党集团”名单中自己的名字，艾青的精神绝望了，不禁失声痛哭，他有太多太多的委屈啊。
一天半夜，艾青突然从床上蹦起来，手击拍着墙，一边大喊大叫：“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一边用头撞击墙面。高瑛看到丈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的样子，泪只能往心里流，她一把抱住艾青，抚摸着他的头，像哄小孩似的说：“没事了，没事了，你这是做梦。”清醒过来的艾青，抱着高瑛哭道：“高瑛呵，做人太难了，我真想去做鬼！”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高瑛以她女性特有的爱心和细心，在关怀爱护着一个诗人。
她带艾青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看那些老人们下棋；
她陪着艾青去中山公园，去看各种花卉。
一次，他们刚坐上一辆三轮车，神志恍惚的艾青，便用手去打车夫的屁股，大喊道：“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
三轮车夫很恼火：“你这同志怎么打人呢？”
高瑛赶忙解释：“对不起，他精神不好，我多付给你车费，快走！”一边安慰艾青：“我们看花去了看花去了。”
从那以后，为了不再让艾青的精神受到刺激，每天早上，高瑛就站到门口去等报纸，收到报纸后，他总要先检查一番，凡有“反党集团”和“右派”之类字样的报刊杂志，就赶紧扔进垃圾箱里——在那雪雨腥风的年代，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就是这样，用坚贞的爱情支撑着瘦小的身体，使自己站成一道墙，为诗人遮着风、挡着雨……
那时，艾青同韦荧感情已经破裂。
高瑛已有过一次婚姻，但并不幸福。
于是，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相爱了，走到了一起。当时，高瑛比艾青小23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高瑛走进了艾青的生活中，四口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56年3月27日，既是艾青的生日，也是他同高瑛结婚的日子。尽管在这之前，艾青在文艺界已开始遭到批评，但深深爱着艾青的高瑛毅然决定宣布他们的婚事。
然而，艾青和高瑛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运动正在向他们逼近，他们爱情与婚姻的序幕，正是苦难生活的开端，并从此决定了他们将相依相伴熬过最苦难的岁月。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
丁玲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作为丁玲的朋友，艾青想不通。虽然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任何攻击党的言论，虽然他只是说了“丁玲并没有反党嘛，她并没有跟国民党走嘛，还是到了延安，跟着共产党走嘛。”他也只在作家协会的党组织生活会上说过“不要一部分人总是整人，一部分人总是被整”的话。所以，艾青只是替丁玲说过话，他只是对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发过牢骚。但他说的是真话，说真话的后果是：被责令检查，接着是一顶“大右派”的帽子，随着是一连串的惩罚：
1957年12月被开除出党；
1958年4月被撤消一切职务。
这还不算，艾青一家人的厄运才开了个头。
作为“大右派”的妻子，高瑛开始受到迫害。单位有人找高瑛谈话，想通过她来检举、揭发艾青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但高瑛什么也交代不出来，她写道：“最近，我因为生孩子，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人还不死心，想逼她就范。
一天， 单位通知高瑛开会，到了会场，高瑛才知道是团总支大会。人很多。
主持会议的人说：“今天这个会，是专门欢迎高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同‘丁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勇敢地检举揭发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
听到这话，高瑛只觉脑子一片空白，耳中嗡嗡作响，她完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啊，她怎么可能出卖自己心爱的丈夫，而且真的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反党言论啊。安静下来后，高瑛发言说：“我首先声明，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我开的。我虽然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我确实没有看到和听到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所以，我没法揭发。”
会场一下乱起来，不少人冲着高瑛大喊大叫，各种难听的话迎面而来。
高瑛思绪万千。她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党教育她实事求是，不能诬陷好人，也不包庇坏人。她没法和艾青划清界限，更不能和艾青离婚。“为了纯洁团的组织，我自动提出退团。”高瑛的决定，令大会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但她说完就站起来，头也不回地逃离会场直奔家里。
回到家中，高瑛抱着艾青大声痛哭：“艾青，我是从会场上逃出来的。”望着伤心的妻子，艾青深感内疚：“高瑛啊，跟着我，让你受苦呵！”
“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什么也不怕，要死，咱们死到一块。”高瑛说。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艾青濒于崩溃。他想不通：自己被打成右派，简直是笑话！我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成为右派？
看到报纸上赫然显示的“反党集团”名单中自己的名字，艾青的精神绝望了，不禁失声痛哭，他有太多太多的委屈啊。
一天半夜，艾青突然从床上蹦起来，手击拍着墙，一边大喊大叫：“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一边用头撞击墙面。高瑛看到丈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的样子，泪只能往心里流，她一把抱住艾青，抚摸着他的头，像哄小孩似的说：“没事了，没事了，你这是做梦。”清醒过来的艾青，抱着高瑛哭道：“高瑛呵，做人太难了，我真想去做鬼！”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高瑛以她女性特有的爱心和细心，在关怀爱护着一个诗人。
她带艾青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看那些老人们下棋；
她陪着艾青去中山公园，去看各种花卉。
一次，他们刚坐上一辆三轮车，神志恍惚的艾青，便用手去打车夫的屁股，大喊道：“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
三轮车夫很恼火：“你这同志怎么打人呢？”
高瑛赶忙解释：“对不起，他精神不好，我多付给你车费，快走！”一边安慰艾青：“我们看花去了看花去了。”
从那以后，为了不再让艾青的精神受到刺激，每天早上，高瑛就站到门口去等报纸，收到报纸后，他总要先检查一番，凡有“反党集团”和“右派”之类字样的报刊杂志，就赶紧扔进垃圾箱里——在那雪雨腥风的年代，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就是这样，用坚贞的爱情支撑着瘦小的身体，使自己站成一道墙，为诗人遮着风、挡着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