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书的故事
文/胡洪侠
吴藕汀
刚刚出版的文化老人吴藕汀《药窗诗话》大可消暑。老人一生远离世事，将自己隐于书海，藏之笔端。先生去世前，许宏泉去嘉兴看他，见老人身边还堆放着《袁氏当国》等新书数卷。老人曾对秀州书局的范笑我说：我死后，你们有了好书，帮我留着，放在我的书架上。
唐弢
唐弢先生专藏现代文学书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淘书买书写书读书凡六十余年，一生的命运都与书相纠结。
藏书家勇于借书给别人者，其心理必先有承受“书难”之准备，否则难避“死去活来”之苦痛。唐弢先生堪称“借书勇者”。上世纪50年代，组织上要参加莱比锡图书展，唐弢收藏的德法两国著作早期中译本被借去参展。结果，出了家门的书仿佛出征的士兵，不知是“战死沙场”还是当了“俘虏”,反正再没有回家的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批示说，“一定追查，还给唐先生”，终是没有下落。
朱自清
旧书价格的高低，一来随行就市，二来因卖书人而异，实难有一定之规。同一部书，往往有价格悬殊甚巨者。朱自清回忆自己买书经历时说，某日一书铺持高丽本《杜率分韵》登门求售，两册书索价300元。“书极不相干而索价如此之高，荒谬之至”。熟料次日又有书铺送来同一套书，要价仅两元。遂立刻买下。
叶灵凤
老上海北四川路添福书庄的广东老板既不太懂书，又时常喝醉，当时许多爱书人都在这里捡过便宜，戴望舒捡过，叶灵凤也捡过。一册巴黎版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一部“只合藏在枕函中”的《香园》，老板给叶灵凤的卖价是一块四。叶灵凤自己都不敢相信，“如果他那时知道《尤利西斯》的定价是10美元，而且还无从买得，《香园》的定价更是100法郎以上，他真要懊丧得烂醉三天了”。
黄裳
全本《金瓶梅》现在还算是“禁书”，想得一套影印本并不容易，可是黄裳先生说，早些年，《金瓶梅》实在算不得什么宝书，几乎随手可得，即使崇祯本所附全图，也有极初印的本子在。那年冬天，他在北京琉璃厂访书，走进来熏阁，“架子上书满满的，却没有什么可看，记得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就塞了半架”。
汪曾祺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常常断顿，朱德熙一见他日高不起，便料定午饭又没着落，于是就挟一本字典进宿舍，喊道：“起来起来，去吃饭！”他们先去昆明的文明街，找一家旧书店把字典卖掉，然后俩人吃一顿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外加二两酒。原来，文明街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书不甚内行，收书全看是否整齐，厚厚的工具书更是一手交书，一手给钱，价格还不低。
宗璞
作者宗璞家里的新旧书籍满坑满谷，不得以只好以卖书换空间。他们选中要卖线装一千卷的《全唐文》，此书虽经“文革”洗礼，然无污损、无缺失，或许能卖个好价钱。书店的人上门估价，说是只能出价1000元。取书那天，宗璞随意取出一册全唐文把玩，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心中有难舍之意。书贾劝道，这价钱也差不多了，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能上去；现在不讲究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宗璞遂请他们立刻拿去。
姜德明
1958年，既讲炼钢铁，又讲炼人。一次会议上，有人批评藏书家姜德明“年纪轻，思想旧，受了30年代文艺的影响”。姜觉得委屈，决定卖掉一批书，包括良友、晨光的“文学丛书”和老舍先生全集，还有几十本《良友画报》和整套的林语堂编《论语》《宇宙风》，还有《寸草心》《北平情歌》等一批毛边书。下班以后，保姆罗大娘高兴地说：“书店来人了，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您的书原来这么值钱哪。瞧，留下100元呢！”姜德明苦笑，暗想：“老太太，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旧书店拉走的是我的梦、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泪水啊……”
林斤澜
林斤澜在《劫中书话》中说，所谓“十年浩劫”是从“书之劫”开始的。他发现，运动一开始，单位图书的书籍一批批下架。某日，茅盾的《子夜》也不见了。他就问图书管理人员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革命名著，可不敢随便处理，是照着单子下的。林问：单子上怎么说？答曰：只有分类，别无罗嗦。又问：归在什么类？管理人员一查，说：黄色类。林先生说，得知这个答案后，“众生皆成丈二和尚”。
孙犁
孙犁的藏书“文革”初期被抄，1973年发还。当时孙犁在白洋淀写剧本，无法回天津将藏书运回旧居，只好委托《天津日报》文艺组同仁帮忙。于是就有了一句新“谚语”：文艺组的编采人员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中国读书人啃书煮字生涯中，“书”与“输”确实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也难怪大款富商忌讳别人给他“送书”了。
刘文典
抗战期间，刘文典教授转徙云南执教，同校常有青年教师前来借书。某日，一青年教师发现书中夹有一张刘教授亲笔所画老鼠像，遂问其详。刘文典大笑，述其缘由：“一天夜深人静，我还在油灯下看书，老鼠爬到油盘上，好像没看到我这个大活人，不停地吃着盘上的油。当时真想打死它，转念又想老鼠也是在讨生活，何必打它呢？让它吃吧。为了记下这件事，我随即用毛笔为它写生，然后将画有老鼠的棉纸放在书中。”
吴藕汀
刚刚出版的文化老人吴藕汀《药窗诗话》大可消暑。老人一生远离世事，将自己隐于书海，藏之笔端。先生去世前，许宏泉去嘉兴看他，见老人身边还堆放着《袁氏当国》等新书数卷。老人曾对秀州书局的范笑我说：我死后，你们有了好书，帮我留着，放在我的书架上。
唐弢
唐弢先生专藏现代文学书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淘书买书写书读书凡六十余年，一生的命运都与书相纠结。
藏书家勇于借书给别人者，其心理必先有承受“书难”之准备，否则难避“死去活来”之苦痛。唐弢先生堪称“借书勇者”。上世纪50年代，组织上要参加莱比锡图书展，唐弢收藏的德法两国著作早期中译本被借去参展。结果，出了家门的书仿佛出征的士兵，不知是“战死沙场”还是当了“俘虏”,反正再没有回家的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批示说，“一定追查，还给唐先生”，终是没有下落。
朱自清
旧书价格的高低，一来随行就市，二来因卖书人而异，实难有一定之规。同一部书，往往有价格悬殊甚巨者。朱自清回忆自己买书经历时说，某日一书铺持高丽本《杜率分韵》登门求售，两册书索价300元。“书极不相干而索价如此之高，荒谬之至”。熟料次日又有书铺送来同一套书，要价仅两元。遂立刻买下。
叶灵凤
老上海北四川路添福书庄的广东老板既不太懂书，又时常喝醉，当时许多爱书人都在这里捡过便宜，戴望舒捡过，叶灵凤也捡过。一册巴黎版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一部“只合藏在枕函中”的《香园》，老板给叶灵凤的卖价是一块四。叶灵凤自己都不敢相信，“如果他那时知道《尤利西斯》的定价是10美元，而且还无从买得，《香园》的定价更是100法郎以上，他真要懊丧得烂醉三天了”。
黄裳
全本《金瓶梅》现在还算是“禁书”，想得一套影印本并不容易，可是黄裳先生说，早些年，《金瓶梅》实在算不得什么宝书，几乎随手可得，即使崇祯本所附全图，也有极初印的本子在。那年冬天，他在北京琉璃厂访书，走进来熏阁，“架子上书满满的，却没有什么可看，记得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就塞了半架”。
汪曾祺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常常断顿，朱德熙一见他日高不起，便料定午饭又没着落，于是就挟一本字典进宿舍，喊道：“起来起来，去吃饭！”他们先去昆明的文明街，找一家旧书店把字典卖掉，然后俩人吃一顿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外加二两酒。原来，文明街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书不甚内行，收书全看是否整齐，厚厚的工具书更是一手交书，一手给钱，价格还不低。
宗璞
作者宗璞家里的新旧书籍满坑满谷，不得以只好以卖书换空间。他们选中要卖线装一千卷的《全唐文》，此书虽经“文革”洗礼，然无污损、无缺失，或许能卖个好价钱。书店的人上门估价，说是只能出价1000元。取书那天，宗璞随意取出一册全唐文把玩，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心中有难舍之意。书贾劝道，这价钱也差不多了，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能上去；现在不讲究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宗璞遂请他们立刻拿去。
姜德明
1958年，既讲炼钢铁，又讲炼人。一次会议上，有人批评藏书家姜德明“年纪轻，思想旧，受了30年代文艺的影响”。姜觉得委屈，决定卖掉一批书，包括良友、晨光的“文学丛书”和老舍先生全集，还有几十本《良友画报》和整套的林语堂编《论语》《宇宙风》，还有《寸草心》《北平情歌》等一批毛边书。下班以后，保姆罗大娘高兴地说：“书店来人了，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您的书原来这么值钱哪。瞧，留下100元呢！”姜德明苦笑，暗想：“老太太，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旧书店拉走的是我的梦、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泪水啊……”
林斤澜
林斤澜在《劫中书话》中说，所谓“十年浩劫”是从“书之劫”开始的。他发现，运动一开始，单位图书的书籍一批批下架。某日，茅盾的《子夜》也不见了。他就问图书管理人员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革命名著，可不敢随便处理，是照着单子下的。林问：单子上怎么说？答曰：只有分类，别无罗嗦。又问：归在什么类？管理人员一查，说：黄色类。林先生说，得知这个答案后，“众生皆成丈二和尚”。
孙犁
孙犁的藏书“文革”初期被抄，1973年发还。当时孙犁在白洋淀写剧本，无法回天津将藏书运回旧居，只好委托《天津日报》文艺组同仁帮忙。于是就有了一句新“谚语”：文艺组的编采人员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中国读书人啃书煮字生涯中，“书”与“输”确实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也难怪大款富商忌讳别人给他“送书”了。
刘文典
抗战期间，刘文典教授转徙云南执教，同校常有青年教师前来借书。某日，一青年教师发现书中夹有一张刘教授亲笔所画老鼠像，遂问其详。刘文典大笑，述其缘由：“一天夜深人静，我还在油灯下看书，老鼠爬到油盘上，好像没看到我这个大活人，不停地吃着盘上的油。当时真想打死它，转念又想老鼠也是在讨生活，何必打它呢？让它吃吧。为了记下这件事，我随即用毛笔为它写生，然后将画有老鼠的棉纸放在书中。”
